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认定
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认定【摘要】刑法规定了什么是受贿罪、明确了它的犯罪构成，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不少司法解释指导认定受贿罪。
但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判断退还或者上交收受的财物是否属于《意见》中的“及时”，如何妥当地区分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一直引发诸多争论。
因此对于“及时退交财务”的准确把握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及时退交财务；受贿罪认定；主观故意
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
其中第9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初看该条司法解释，它的确为实务操作部门办理收受财物后又退交财物的受贿案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司法认定依据，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从而导致对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引发了诸多争议。
现实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农业银行某分行的副行长李某，在工程建设和行服定做的招、投标等工作中，于2002年9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分别收受请托人刁某、童某共计美元5万元、人民币10
万元。
2002年12月，另一某分行行长韩某等人被举报涉嫌经济问题而展开对相关人员的调查。
2005年3月，农总行认为韩某等人涉嫌受贿，同年8月司法部门对其进行查处。
2005年春节后，李某在其家中分别退还了童某人民币2万元和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3万元。
另查明，李某被调查询问时，如实坦白了其收受童某人民币3万元和刁某美元2万元、人民币4万元的事实。
该案在审理期间，李某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某于2005年春节后，在自己没有被追查并且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况下主动退还请托人钱
财的行为，符合《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退还的部分款项不应以受贿论处。
但是审判人员认为李某退还请托人的部分款项属于受贿既遂后的财物退还，不应属于《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
［1］究竟该如何去认定该案还需要我们对《意见》第九条规定进行正确全面的理解。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点来理解该条规定：
第一，关于如何认识退还财物的及时性对受贿罪构成的影响，也是理解《意见》第九条规定最为重要的一点，有观点主张，《意见》表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及时退交财物的，就不构成受贿，因为其主观上缺乏故意。
而另有意见则认为，只有立即退交财物的才能认定其缺乏受贿故意。
［2］
我很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我们应当以犯罪构成为指导理解这条司法解释”［3］，不能直接根据该条解释就做出终局裁决。
原因在于虽然司法解释是指导司法实践的，具有法律效力，但司法解释只是对刑法的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司法解释不可能将其解释为无罪；相反，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解释也不能毫无根据的将其解释为犯罪。
换而言之，司法解释不是中国的法律渊源，它的效力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根据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来看，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一旦国家工作人员客观上利用了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主观上又没有明确拒绝的意思表示，一般应当认定为受贿既遂。
判断其是否及时退交财物则属于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无受贿故意的单一性客观事实分析，不能直接据此断定行为人受贿故意存在或缺乏。
第二，关于《意见》第9条第1款的适用对象是只包括贿赂罪中收受财物为他人牟利后或过程中又退还或上交财务的情行，还是也包括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行。
笔者认为，不应该包括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形。
一方面从形式上看解释条文中“收受”一词，它不包括索取受托人财物的情况，另一方面，主动索取财务直接表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受贿故意，违背了《意见》第9条第1款的宗旨和精神。
一旦其利用职务便利，客观上主动索要财物，并收受财物后就受贿罪既遂，其及时退交收受财物并不属于受贿不成立的情况。
若因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收受财物及时退交的，成立受贿既遂，但根据其主动返还财物的情节，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第三，对于如何理解“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很多学者认为，应该以受贿故意为核心扩大解释“关联”、“查处”等要点。
即但凡国家工作人员因为纪检机关查处与本人有工作联系的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或者因本区其他案件纪检机关加强调查力度等原因而担心自己会被查而退交财物的，都应当认定属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
但笔者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与受贿有关联的人、事”应当是指受贿共犯或者行贿的主体或者事实，“查处”应当是指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或者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2］这种对“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的从严理解，对于一些在收受财物后为他人谋利过程中或者之后，由于悔罪、害怕、亲人劝说等因素，最终在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之前的合理时间内主动将财物退交的官员给予了他们最后一次自救机会。
这并不是肯定性评价他们的故意收受财物行为，也不是认定这类之前有受贿故意的行为不具有受贿性质，而是以非犯罪化处置来鼓励国家工作人员悬崖勒马，及时自行纠正错误。
这其实也顺应了法律人性化的趋势要求，达到了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
当然，在案发前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请托人在谋取利益后威胁其若不返还财物将向有关部门告发，怕受到追究而退还的，或者第一次完成权钱交易后，请托人试图继续控制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不
正当利益，国家工作人员为摆脱纠缠而退还或上交收受的财物行为，同样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第四，关于如何正确界定“及时”，理论上和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只有迅速、立刻退还或者上交，才不构成受贿。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论数额多少或退还时间长短，只要“案发前”行为人主动退还的均应属于及时。
笔者认同“对是否属于及时退还或上交，应综合考虑主客观情况加以认定。
只要在合理的期限内，退还或上交行为在客观上足以反映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就可以认定为‘及时退还或上交’”这种观点。
［4］我们不应该简单的从时间上判断行为人收受财物后又退交的行为是否属于“及时上交”，而应该准确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受贿故意。
况且“及时”一词本身具有模糊性，不能凭自我主观将时间具体化。
通过以上分析后再回顾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李某于2005年春节后，在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和没有被追查的情况下主动退还请托人钱财的行为，不符合《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
首先，从及时退交财务对受贿犯罪构成的影响来看，李某主动退交收受财物的行为不能根据《意见》第九条规定直接断定其受贿故意不存在。
它只能说明李某的受贿故意不确定。
其次，因为李某的行为不属于主动索取财物后又退还或上交的情行，故可以适用《意见》第九条规定来具体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
而依据“因自身或者与其
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和“及时”的正确理解来分析李某的行为，其在自己没有被追查时主动退还请托人钱财，并且也不知韩某已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情况虽符合“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但李某收受与退还行为时间间隔一年以上，并且没有说明一年以上时间未予退还的原因以及提供相关证据，以致退还或上交行为不能够从客观上反映出该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因而不属于“及时退交财务”。
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可以得出李某退还请托人部分钱物不应属于《意见》第九条规定的“及时退还”，仍构成受贿罪。
参考文献：
［1］邓维聪.受贿罪中的及时退还财物之认定［n］.人民法院报， 2007-11-14.
［2］闫艳，杨惠新.退交财物型受贿认定疑难问题［j］.江江淮风纪，2010（10）.
［3］张明楷.受贿罪中收受财物后及时退交的问题分析［j］.法学，2012（4）.
［4］刘飞，刘顺昌.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的刑事司法认定［n］.检察时报，2011-01-10：3.。
受贿财物退还、上交的数额认定
受贿财物退还、上交的数额认定【关键词】受贿财物；数额认定对于行为人在受到检察机关的侦查之前将受贿财物退回给行贿人，或者上交给组织的行为如何处理？退回或者上交的财物数额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受贿数额的一部分？由于没有权威的司法或立法解释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学界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司法实践的做法也不一致，有的将之在受贿数额中排除（排除论），有的将之认定为受贿数额（肯定论），还有的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折衷论）。
一、对几种观念的分析（一）肯定说坚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收受贿赂行为一旦完成，受贿犯罪就已经既遂，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职务不可收买性就已受到侵害，无论事后是否退还都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事后退还财物仅仅是一个悔罪表现或退赃表现。
（二）排除说坚持排除说的学者理由有两：其一是从刑事政策上考虑，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回头”的机会，因为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退回财物，说明其确有悔改之心。
刑法不是单纯的惩罚犯罪人，而重在教育改造；其二是从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引申出的“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观点出发，认为既然不能具体确定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就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的角度出发，将之从中扣除，而不能将之作为受贿数额处理。
（三）折衷说持折衷说观点的人认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退还财物都不扣除，也不认为在构成受贿罪基础之上的行为人的受贿数额是因为退回或上交行为而全被扣除的。
笔者赞同这样谨慎处理的做法，我们先分析一下排除说不妥：首先，当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许诺、实施或者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其所体现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经荡然无存，公民对之已失去信赖。
其次、将退回或上交的受贿数额一概排除在外的排除论的观点明显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犯罪既遂标准的明确性相矛盾。
犯罪构成是依我国刑法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
《人民检察》：受贿罪中的“及时退交”如何认定
《人民检察》：受贿罪中的“及时退交”如何认定来源：人民检察2015年第4期，转自：刑事实务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007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这一司法解释为受贿罪的认定提供了一定的标准，但实务操作中对这一司法解释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多分歧，伴随着对惩治腐败力度的加强，如何准确、细致、合理地解读此条文十分必要。
一、法理解读《意见》第九条第一款关于收受财物后及时退交行为的规定是对刑法的解释，其解释的范围应当在刑法所明确的内涵中，而不能脱离刑法作扩张性的解释，这样就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因此，对于《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内容的理解也应当基于刑法对受贿罪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能置罪名的法定要件于不顾，对司法解释进行独立性理解。
（一）收受财物及时退交行为只能限定于不构成受贿罪的行为收受财物及时退交行为只能限定于不构成受贿罪的行为，即只有不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认定为收受财物及时退交。
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来看，受贿罪的犯罪行为分为索贿与收受贿赂，下面就从这两种受贿行为来进行分析。
1．索贿行为不适用《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接受财物之前的索贿行为已经有受贿故意，接受财物时就成立受贿罪。
行为人在履行职务行为时索取财物的行为本身，就已经侵害了职务行为廉洁性，同时具备了受贿罪的主观故意。
行为人如果索取贿赂，即便日后主动退还或是上交，都不影响其受贿罪的认定，对于其主动退还或上交财物的行为只能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索贿行为作为受贿罪中受贿主观故意明显，且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犯罪行为，必须要排除在《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之外。
2．不具有受贿故意的收受财物行为可认定为不是受贿。
《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意在区分罪与非罪，目的是将不构成受贿罪的特殊情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下来，而不是将已经构成受贿罪的行为因具备了某些条件而不作为犯罪处理。
浅析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退还或上交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办理受贿案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涉嫌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请托人财物后，在案发前出于种种原因，又将财物退还或上交给有关部门的情况。
当受贿行为被追究时，犯罪嫌疑人常常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否认受贿罪的成立。
这种无罪辩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的认识。
为了统一认识，在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专门做出了如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应该说，这一规定明确了退还、上交收受财物后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指导意义。
在此，本文将根据《意见》的精神，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认识有所裨益。
一、本条司法解释出台的现实背景一般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又退还请托人或者上交有关部门的,只是对赃款赃物的处置,反映了受贿人对自己收受财物行为事后的否定性评价和主动纠正错误的态度,但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
[1]而本条司法解释却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后“退还或上交”的行为做了罪与非罪的区分，其原因在于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基于传统的礼尚往来的习俗或迫于工作、生活中不良社会风气的压力等因素客观上收取了他人的财物,却不具备主观罪过而难以构成受贿罪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区分，一概以受贿罪论处，无疑是客观归罪，不符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笔者根据多年的实践工作，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是不属于受贿而客观上却收受了请托人财物的情况：一是由他人代为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后及时退回或上交的；二是请托人采取暗中送礼的方式（如某些请托人唯恐国家工作人员当面不接受礼物，采取将现金放于其他物品包装盒内，将购物卡、银行卡放在信封中等手段给付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后及时退回或上交的；三是被动收受财物后（如某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让群众放心，暂时接受了群众的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
试论受贿罪中“退还”的认定
试论受贿罪中“退还”的认定摘要：国家工作人员在客观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就一定成立受贿罪的既遂，认定退还需要严格把握受贿人的主观心态。
本文通过以刘某某受贿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对受贿罪中“退还”的认定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
关键词：受贿罪；收受财物；退还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当前犯罪打击的重点，也是我国当前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2007年两高《意见》对受贿犯罪中及时退还、上交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在该司法解释出台不久后学界就围绕着及时退还、上交问题展开了诸多的论述。
由于及时退还、上交的认定对受贿犯罪的成立以及量刑具有较大的影响，且目前该问题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为此，笔者围绕着该论题展开相应的研究。
一、如何认定“及时退还或上交，不是受贿”（一）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没有受贿的故意，并在拿到财物后明确作出要退还的意思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理论通说认为受贿罪，不管是索取贿赂还是收受贿赂，都以行为人收到贿赂为既遂标准。
该理论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请托人财物的目的为前提。
基于该前提，行为人在明知请托人具有请托事项，或者暂时请托事项不明确，但终会损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的情况下，仍收受请托人财物，在收到该请托财物后，不管是退还给请托人，还是将贿赂款物上缴相关单位机构，或用于慈善救助，都是在犯罪既遂后的赃物处置行为，不影响既遂的认定。
既然刑法典已明确规定在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取得财物为受贿罪既遂，取得财物后又退还的，只是对成立犯罪后的量刑产生影响而不影响受贿犯罪既遂的成立，那么《意见》第九条的规定是否与刑法典的犯罪既遂理论相冲突呢？根据前述，构成受贿罪既遂的前提条件是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请托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占有的行为（实际收受并控制请托人财物）。
（二）客观上具有积极主动地退还上交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在时间上做到不拖延主观心态通过客观行为表现于外部，外部行为反映主观心态。
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与受贿罪的认定
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与受贿罪的认定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与受贿罪的认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其中，收受财物违法行为是严重的犯罪问题之一，它们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也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认定以及受贿罪的认定，是很关键的判断标准。
本文将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实践案例三个方面来探讨此类问题。
一、法律法规方面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收受财物的行为是违法的，而顺理成章地，对于收受财物的处理问题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受贿罪的认定基于以下三个限制条件：一是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收受的贿赂是非法妨害行为人工作的财物；三是有明确的索贿行为。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退还或者积极上交非法所得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且可能免除刑罚。
这条规定为处理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问题创造了法律基础，也为避免犯罪后果和减轻犯罪后果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在实践中，处理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问题时，这些法律规定应该得到遵守和尊重。
二、标准方面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处理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在行贿交易中，资金或财产的真实情况必须明确。
如果资金来源不明确，那么退还或上交所得会更加困难。
第二，发现收受财物行为的关键时间点，也需要明确。
如果该行为在侦察或审查阶段被发现，那么出现“自首”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该行为在封锁或宣布的时间段内被发现，提取和保留作为证据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关键当事人的态度和行为，例如是否意识到错误，并是否自动退还或上交，也会影响判断成败。
对于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认定，还需要考虑相关的审查标准。
审查的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决定违法行为的良好意图。
这意味着，违法行为的经济后果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
如果可以证明决策者对违法行为的真实动机是为了公正和良好的目的，并且在主动反思后进行了遏制，那么可以认为他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出于其真实良好意图考虑的。
“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监察认定
“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监察认定陈建财（广西能帮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广西南宁530028）[摘要]最高法和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司法解释明确作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请托人财物的处理规定。
但是，司法解释没有作出其它受贿主体受贿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请托人财物以及索贿型“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定性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界存在争议。
根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在查处认定受贿犯罪过程中，应区分索贿型受贿犯罪与收受型受贿犯罪，并结合相应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
[关键词]受贿犯罪；收受财物；退还；上交[中图分类号]D924.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28（2020）05-0070-05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罪、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都属于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和有影响力的人。
同时，索取他人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两种客观行为，而索取请托人财物和收受请托人财物则为斡旋型受贿罪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两种客观行为①。
但是，不论如何表述，这四种受贿犯罪的客观行为都可以归纳为索贿型和收受型。
在实践当中，不论何种受贿犯罪主体，亦不论索贿型受贿罪还是收受型受贿罪，都有可能出现“行为人收受行贿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
不过，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显然，该《意见》只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之“收受型受贿”所出现的“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案件定性问题作出规定，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索取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案件定性问题以及其他受贿犯罪主体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单位、有影响力的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予以退还或者上交之案件定性问题，“两高”并没有作出解释。
浅谈对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不是受贿的_及时_应如何理解和把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这是１９９７年刑法修订以来，对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如何定性处理的明确规定，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适用上述规定，就要对上述规定中的“及时”二字做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一、从字眼和词义上来理解和把握“及时”《辞海》对“及时”的解释，一是适时。
如：这场雨下得很及时。
二是抓紧时机。
如：宋词有“少壮及时宜努力，老大无堪还可憎”的句子。
《现代汉语辞典》对“及时”的解释则有两个含义，一是正赶上时候，适合需要。
二是不拖延，马上，立刻。
从以上的解释中，“及时”二字应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在客观上，适合了时机和需要，客观事物包括人的语言和行为发生的正当其时、正是时候；二是在主观上，对客观时机和需要要抓住、要抓紧，不能轻易放过和错过；三是具有时间概念上的意义，那就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虽然不至于以时、分、秒记，但要求能今天办就不要拖到明天办，能马上办就不要稍后办，能立刻办就不要等会办。
二、从“两高意见”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规定的上下文中来理解和把握“及时”“两高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规定的全部文字如下：“九、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浅谈对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不是受贿的“及时”应如何理解和把握左石【摘要】本文对收受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如何定罪问题提出了应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和把握：从“两高意见”规定的本意上；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要求上；从社会中出现人情关系网的事实上；从有利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上。
【关键词】收受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定性理解和把握【作者简介】左石，男，沈阳军区军事法院正营职审判员，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法律认定
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法律认定作者：邱刚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5年第06期摘要：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司法解释第九条中关于“及时退交财物”的规定，看上去给司法实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但是具体到了实际运用和操作中，如何正确的适用这一司法解释，各界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所以准确的掌握对受贿后“及时退交财物”的法律认定，对于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及时；退交财务；受贿罪认定一、从受贿罪构成的角度理解退还财物的及时性这是理解《意见》第九条规定非常重要的一点。
部分学者认为，《意见》第九条所表达的意思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只要能够及时的把收受的财物进行退还上交，那么就构不成受贿，这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没有收受财物的故意的原因。
然而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把收受的财物立即的进行退交，才可以认定其是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的。
笔者认为，刑法的司法解释简言之就是对刑法的解释，那么对于司法解释的理解就需要结合刑法中具体的法律条文。
按照刑法中罪刑法定的原则，刑法明确规定其是犯罪行为的，司法解释就不能够把其解释成不是犯罪行为；反之，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其构成犯罪行为的，司法解释也不能够没有任何根据的把其解释成为是犯罪。
简单来讲，司法解释尽管具有司法指导的作用，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其效力是低于刑法的法律效力的，是不能违背刑法的。
对于该《意见》的理解也应该如此。
该《意见》是对受贿罪的司法解释，其用来指导受贿罪在具休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判断认定的，而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而言，受贿罪所违背的客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在客观上通过其职务的便捷条件，替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收受了他人给予的财物，而其在主观上也没有明确表达拒绝不要的意思，那么通常情况下就需要认定为是受贿的既遂。
如何认定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
如何认定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在中国法律界，受贿案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
受贿罪的核心是受贿者接受贿赂，而在受贿案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及时退还”。
在受贿案中，如何认定受贿者是否及时退还贿赂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本文将围绕这个话题，探讨如何认定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
一、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概念在受贿案中，受贿者在被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调查审查的过程中，如实说明其受贿犯罪行为的情节，并主动交代全部或部分贿赂行为，如能及时返还贿赂的，则可以从轻或免除刑事处罚。
这就是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
“及时退还”的概念非常简单易懂，就是指受贿者在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前，自觉将所受贿赂或者由贿赂财产变卖所得返还给行贿人或者返还给国家，或者主动要求兑现所承诺的有偿协议，并积极主动配合有关机关查明案情和犯罪事实，等待处理结果。
所谓的“及时退还”，就是在调查审查过程中，被调查人或者受贿人应如实交待全部或者部分贿赂行为，并且积极主动配合有关机关查明案情和犯罪事实，从而达到减轻刑罚的目的。
二、如何判断“及时退还”是否达到了要求对于受贿案中的“及时退还”，具体如何认定是否达到了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如何认定“及时退还”是在案件审理中的一个具有争议的点，也给工作人员带来了很多不便。
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返还方式是否正确首先，需要判断返还方式是否正确。
根据有关法规，受贿者在返还贿赂时，应当采取经济补偿、代为捐赠、捐赠助学等方式，从客观上完全或者部分纠正犯罪行为，实现了主动积极的自我修复。
例如，某个城市的某个领导受贿案中，领导以便宜的价格购买了某个企业的商品，同样的商品在当时市场上的价格非常高。
后来，案件发现该领导是采取了退换货的方式，将便宜购买的商品退回并换回了市场价的款项，这种方式也应该列入“及时退还”的一种。
2.是否属于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范畴其次，还需要判断该“及时退还”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范畴。
受贿犯罪案件中“及时退还或上交”在实践中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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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贿 犯 罪 案 件 中“ 及 时退 还 或 上 交 ＂ 在 实 践 中 的认 定
童 靖
（ 河 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河南 郑７ １ ＂ Ｉ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
摘 要 ： ２ ０ ０ ７年 ７月 ８日“ 两 高” 发布 《 关 于办理 受 贿刑 事案 件 适 用法律 若干 问题 的意 见》， 将 “ 国 家工作 人 员收 受请托人 财 物后及 时退 还或 者上 交的 ” 明确排 除在 受贿之 外。迄今 ， 该“ 意见 ”已
２ ０ ０ ７年 ７月 ８ 日， 最 高 人 民法 院 、 最 高人 民 检
察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见》 ） 对惩治受贿犯 罪 活 动作 了更 为详尽 具 体 的规定 ， 其 中第 九 条 规 定 的关 于收受 财 物 后 退 还 或 者 上 交 问 题 ， “ 国家 工 作 人员 收受请 托人 财 物后 及 时退 还 或者 上 交 的 ， 不 是 受贿 ； 国家工作 人员 受贿后 ， 因 自身 或者与 其受 贿有 关联 的人 、 事被查处 ， 为 掩 饰 犯 罪 而 退 还 或 者 上 交 的， 不 影 响认定 受 贿罪 ”， 尤 其 引 人 瞩 目。而在 实 践 中， 《 意见》 中第九条的适用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产 生 怎样影 响？ 与受 贿 罪 “ 退 赃 不 影 响 既遂 ” 的原 理 是否 存在 抵触 情形 ？应 当如何把 握 ？各种 争论 不一 而足 。针 对这 些争 议 ， 笔 者 尝试 回归 我 国刑法 最 初 的立 法取 向以及对 受 贿 罪 的规 范 目的 这一 基 础 ， 进 行 简单 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