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及其价值支撑

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及其价值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成为研究贫困等边缘化问题的新路径。

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认识弱势群体的动态视野，但如果仅停留在排斥的表象上而不触及内在的机制以及支撑这种机制的价值体系，其意义是有限的。

从社会问题的关联性出发认识社会排斥的一贯性，其系统性、结构性以及价值维度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社会排斥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秩序，又是一种“价值”。

排斥性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其背后是排斥性的价值体系。

若不触动其内在的价值，外在的社会改造只能改变问题的表现形式。

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生物状态下排斥性的自发秩序，而是人文意义上的自然而當然的秩序。

标签：社会排斥；系统性；结构性；秩序；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成为研究贫困等边缘化问题的新路径。

然而，当社会排斥几乎成为这些问题的代名词的时候，人们发现边缘化问题并不会因为出现新的分析范式就能得到解决。

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认识边缘群体的动态视野，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就会陷入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格局之中。

从边缘群体出发去发现其所受到的排斥，很容易将外在的境遇等同于排斥，不但忽略了结构内的排斥，还将社会排斥的关联性、连续性排斥在外。

社会结构之内的群体与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群体之间存在断裂，并不意味着结构内不存在排斥，也不意味着内外的排斥是断裂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排斥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才造成了社会的断裂。

如果没有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也就没有被甩在结构之外的群体，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排斥已经越来越清晰。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体系，社会排斥的关联性越来越强，虽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时段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机理并无二致。

认清其背后的一贯性，成为消解社会排斥的关键。

一、社会排斥理论的内涵及其缺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用“社会排斥”描述被排斥在就业及生活保障之外的“不适应群体”，这些特殊群体主要包括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

①自勒内之后，社会排斥逐渐成为分析弱势群体困厄境况的重要概念，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等其他领域。

社会成员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没有获得必要的经济资源、就业机会，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方面受限，或者社会生活中参与权丧失等都可以被视为社会排斥。

英国社会排斥办公室指出：“社会排斥作为一个简洁的术语，指的是某些人或地区遭受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

”②社会排斥概念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解释力较强，不只是贫困问题，几乎所有边缘化问题都可以纳入这一概念之中。

它改变了孤立和静止的思维范式，代之以多维、动态的方法，试图深入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排斥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概念，而一旦与弱势群体联系起来，人们发现其理论内涵非常丰富。

其分析路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其一，从边缘或弱势群体自身角度认识社会排斥。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排斥与边缘或弱势群体的自我排斥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缘或弱势群体自身的反社会、去主流行为是遭受排斥的重要原因。

其二，从社会整合的视角出发，将社会排斥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纽带的断裂。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排斥是社会凝聚力下降的结果，其直接表现就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在普遍的社会联系之外，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其三，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认识社会排斥，将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的结果。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秩序是利益集团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优势群体有意无意地通过权力和歧视性政策垄断稀有资源，并通过社会封闭限制外来者进入，从而永久性地保持这种利益。

社会排斥如果仅仅作为贫穷、边缘化等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无意义的。

社会排斥是社会性的，将个体的特殊性或自我边缘化视为社会排斥，显然是将两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

从边缘群体所受到的困厄出发去发现排斥，很容易将社会问题和个体现象混淆，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转变为个体问题。

以社会凝聚力下降解释社会排斥，这是一种社会视野，但这种分析范式存在这样的问题：是社会排斥造成了凝聚力下降还是凝聚力下降造成了社会排斥？当社会排斥成为一种机制时，个体和社会之间是无法找到链接的纽带的，所谓凝聚力下降只是对这种变化的描述，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将社会排斥归咎于强势集团的垄断，这种解释直截了当，但使得所谓的强势集团成了游离于排斥机制之外的无因之物。

其实，强势集团的垄断既是排斥的原因，同样也是排斥的结果，正是在社会排斥之下，强势集团才会形成并逐步寡头化。

当社会排斥成为一种内在机制时，一部分人的失利或弱势化正是另一部分人精英化、强势化的原因。

以垄断的方式强化社会排斥，最终会因为将多数人排斥在外而改变力量对比，而在社会排斥机制没有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只是新的强势集团形成并逐步寡头化而已，固有的循环并没有消失。

因此，抛开社会排斥的动力机制而单纯强调“集团垄断”，这种理论是不全面的。

社会排斥为我们认识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视野，但如果仅从局部出发去发现受困群体所受的排斥而不触及内在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动力机制，其内在的意义就无法显现。

比如从“鳏寡孤独”所面临的困厄出发，也能发现其所受到的排斥，而这只是对现状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排斥。

“鳏寡孤独”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是个体不幸造成的，它与社会性弱势群体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后者不是外部风险带来的，而是社会制造出来的。

解决“鳏寡孤独”的困苦需要社会救济，但社会性贫困问题却是社会排斥的结果，不改变排斥的内在机制而单纯依靠救济，这无异于扬汤止沸。

也就是说，社会救济能解决“鳏寡孤独”的困苦，却无法解决社会性、系统性的弱势群体问题。

社会排斥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弱势群体的窘迫处境，但前提是发现社会性排斥，而不是简单地将窘迫处境等同于排斥。

认识社会排斥应该从整体结构出发，认识其内在机理，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排斥的表象上。

如果排斥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那么就必然会表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连续体，而排斥理论中主流和边缘的两分法掩盖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在这种相对的取舍中，主流与边缘的差异成为聚焦点，而各自内部的差异或排斥被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性问题变成了局部问题。

从社会排斥出发，可以发现，社会性边缘群体不仅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及政策方面的具体排斥，而且这种具体排斥存在其内在的联系。

社会排斥既是一个结果，同时也是一种机制；它是游戏规则问题，更是秩序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关联性已经越来越清晰。

二、社会排斥的系统性、结构性社会排斥理论是以西欧以及其他一些具有较高社会福利国家为分析对象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危机是其社会背景，主流与边缘的断裂是其聚焦点。

但是，社会排斥绝非边缘化问题的代名词，仅以西欧等特殊区域为研究对象，或仅停留在社会福利领域，其本质是无法显现的。

将视野扩展，社会排斥可以说贯穿于整个世界体系之中，其系统性、关联性非常清晰，表现为各种层次的排斥相互作用：一是世界体系中上层国家内部的社会排斥；二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排斥；三是落后国家内部的社会排斥。

这三种情况是社会排斥机制体系化的结果。

由于第二、三种情况的存在，发达国家内部排斥带来的对立没有落后国家和区域严重，体系或秩序中内含的问题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发达国家内部，其整体表现却是另一种情形。

托瑞纳（Touraine）認为，社会排斥概念属于后现代社会的分析范畴。

与激进理论不同的是，他不再将贫穷问题视为少数富人或资产阶级对多数人的剥削，而是在水平面上观察中心与边缘。

他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研究者讨论的是，一些人被社会排斥出主流和中心社会的边缘。

”③在托瑞纳看来，研究方法的转变是顺应社会变迁的结果。

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从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转型的时代中，过去我们知道的社会是一个有些人位于社会的顶层、有些人生活在底层的阶级社会，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某些社会成员在社会的中心还是在社会的边缘。

今天人们不再说他们在上层还是下层，而是关心他们是在主流社会里面还是外面。

”④在西欧及其他一些具有高福利制度的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实现了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化的过程，其社会排斥表现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不是垂直的上下关系。

但是，垂直型结构是怎样变为水平型结构的？这种转型难道是单独完成的？难道可以脱离世界体系而孤立地实现？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难道也是平面式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从国际背景来看，水平型社会的形成是以国家、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为代价的。

若将这种局部矛盾的缓和作为普遍的规律，显然缺乏系统性的思维。

水平性本身是和垂直性相对的，不但是时间序列的相对，更是空间的相对。

没有国家、区域的分化，所谓的后现代社会或水平式的社会也就不存在，其内部的福利制度以及各项调节性政策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和奏效。

也就是说，西欧社会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以更大范围内的垂直性分化为代价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并非简单的时间排序，它与空间结构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能够这样。

看不到问题在空间或区域之间的转移，将排斥的结果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停留在局部的认识方法难以使人认清社会变迁的脉络。

认识社会排斥问题无须抱着激进的立场和态度，但不能抛开系统观。

从世界整体的关系体系出发认识社会排斥在社会系统各个层面的表现及相互影响，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

抛开整体性和系统性，抛开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联，将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的转型看成是一种历史的趋势，社会排斥的本质就会被掩盖。

如果存在托瑞纳所谓“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转型”的趋势，那么它应该在世界体系内得到验证，收入差距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应该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整体结构也应该存在由垂直型向水平型的转变，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是在减少而是在拉大，整体的垂直型结构并没有改变，底层区域和人数并没有因全球化而缩小，反而逐步扩大。

脱离与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关系而孤立看待所谓趋势，将局部的变化视为一般的趋势，本身就存在误导性。

只有打破时空的障碍，站在时代的高处，在世界整体范围内、从时间的连续性出发看待社会排斥，问题的本质才能显现。

在这种视野下，垂直型结构向水平型结构在特定区域和国家内的转型本身就是社会排斥的结果。

局部的水平型结构实际上是垂直秩序下的小平台，这种平台的存在并没有改变整体的垂直型结构。

从世界整体的视阈看，国家的界限本身就是最大的社会排斥，它剥夺了人们的迁徙权、流动权。

这对于优势国家来说，是典型的社会封闭，借用西方社会排斥理论家的话说，这是将既定的优势固化。

在这种社会排斥之下，大量的贫穷国家或区域处在垂直性的或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在贫穷国家内部这种结构更加明显，不但层级分明，还有不少被甩在结构之外的特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