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关于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完善
关于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完善【摘要】辩护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更是我国诉讼制度民主化和公正性程度的鲜明体现。
【关键词】律师刑事辩护权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辩护人诉讼权利的实施，但会见难、查阅案卷难、调查取证难使我国的律师辩护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为了使辩护律师更好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律师法中进步、成熟的理念和经验，注意到了与律师法的有效衔接，并结合中国的现实修改完善了我国的辩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控辩失衡的问题，落实了辩护律师的大量权利的实现，增强了刑事辩护的有效性。
1.完善律师会见权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是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及作出辩护意见的有效途径。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保证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充分行使，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刑诉法》对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制度作出了重大的修改，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具体表现在：①会见时间及范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由现行《刑诉法》的“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这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并且还专门规定了辩护律师的具体责任。
②会见手续及程序：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除特定案件外，辩护律师可以持“三证”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不被监听的权利，吸收了律师法中“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的规定，取消了现行《刑诉法》规定的会见时侦查机关根据情况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
2.改革律师阅卷权律师查阅案卷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查阅的范围受到限制，律师便无法接触有关案情的案卷，更看不到相关证据，这样就很难对控方的指控提出实质可操作性的意见，也就不能很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辩护职能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律师介入诉讼也就只有“花瓶式”的摆设意义。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完善论文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10-236-02摘要刑事辩护律师是被告合法权益的维护者,但是因为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存在诸多风险,律师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控诉方一般是强大的国家机关,司法的天平已经倾斜,而天平的另一端,越来越多的律师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越来越少接受刑事案件。
这种情形的出现不利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
因此我们可以探索律师刑事辩护的豁免制度,健全律师自治体制,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刑事辩护辩护权律师伪证罪律师的豁免作为重庆打黑活动的插曲,李庄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二审判决后,事情本可尘埃落定,但风波似乎仍没平息,在此我不去判别李庄做没有做违法的事情,甚至更倾向于相信李庄也不会是个道德有多高尚的律师。
但从法治建设的基本角度出发,李庄案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是一次机会,人们除了李庄之外,也关注了刑辩律师的现状和困境,刑辩律师可以借此机会为他们长期所遭遇的质疑辩护。
“刑辩律师”这一被誉为“钢丝上舞蹈”的职业,在李庄案发后,更暴露出重重的危机,因此有必要反思我国刑辩律师制度。
一、律师群体的现状和发展律师这个职业在新中国存在不过三十多年,但是一直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怀疑我国有存在律师制度的必要性吗?现实中刑事辩护律师不仅遭遇着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难三大难,《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更犹如一把架在刑事辩护律师脖子上的钢刀。
这些困难使得刑事辩护之路荆棘密布。
有很多刑事辩护律师因为为被告人辩护而自己成为了被告人,以至于身陷囹圄,刑事辩护几乎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
因此在我看来李庄事件辨证地看是给了我们机会为变辩护权而辩护。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积极、有力且全面地为其当事人辩护。
被告人的权利之所以应当得到保障,是因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告人是一个弱者。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２０ 年 ３ ０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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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卷 第２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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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重要标志。因此 ， 本文拟就我 国刑 事辩护制度 的产生 发展 、
体 制改革和 民主建设 的推进 ， 国辩 护制度开始恢 复并在实践 我 中不断发展 和完善 。１７ ９ ８年宪 法重新确立 了我 国法制 中的刑
事辩护制 度 。１７ ９ ９年 的刑事诉讼 法 明确 规定 了我国的辩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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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摘要]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诉讼辩护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也在日趋走向成熟与完善。
但同时由于刑事司法理念和对刑事辩护制度定位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刑事辩护制度制定和实施仍然存在着缺陷，文章在分析我国现行律师辩护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对策。
[关键词]新刑诉法；辩护制度；完善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在保障律师行使辩护权方面有了很大改进，例如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等等，但从根本上改变律师辩护难的现状仍需加以时日，一些问题依然存在。
一、我国律师辩护权行使现状（一）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依旧艰难《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可以看出，新刑诉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相对于修订前并没有实质性突破。
实践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或者制止，特别是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经常会以“侦查需要”而拒绝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律师向法院、检察院申请调查取证时更是常常不被采纳。
调查取证权作为律师辩护权的核心内容，这一规定会继续成为发挥律师刑事辩护作用的掣肘。
（二）律师会见权依旧未能得到切实保障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还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
可以说，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使得困扰律师多年的“会见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但是该条同时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
”由于这三类犯罪不是具体的罪名，包括范围不特定的具体罪名。
浅析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从《刑诉法修正案》谈起
浅析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从《刑诉法修正案》谈起摘要：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和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诉讼中确保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的一项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与完善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司法的进步与发展，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因此，我们应结合司法实践认真分析问题所在，并不断完善辩护制度，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辩护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刑事辩护权是指导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被控告、被追究的犯罪，从事实、证据、法律、处刑等诸方面进行申辩、反驳、反证，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使案件得到公正合法的处理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
刑事辩护权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核心的诉讼权利之一，刑事辩护制度是否得以确认以及完善，可以说是衡量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与民主的试金石[1]。
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多年实践的检验，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关于律师辩护制度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与外国的辩护制度相比，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仍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值《刑诉法修正案草案》通过之际，笔者希望通过对修正案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有更深入的理解，并为以后制度的修改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赞成2 39 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该法案。
其中涉及了律师辩护权的内容，下面笔者就律师辩护权方面的修改谈一下个人的观点。
1.关于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律师法第35条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辩护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辩护制度的不足和完善辩护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指控进行反驳、申辩和辩解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从两个方面规定了辩护制度，一是关于自行辩护的规定，二是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
尽管如此，辩护制度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受到限制。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会见权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尤其是在侦查阶段。
这导致律师难以充分了解案件情况，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其次，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限制。
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范围较窄，难以全面了解案件材料，从而影响辩护效果。
此外，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受到限制。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调查取证权，这使得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难以获取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为了完善辩护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
应当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并确保会见不受干扰和限制。
这样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援助。
其次，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扩大辩护律师的阅卷权范围，使其能够全面了解案件材料，提高辩护效果。
最后，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应当允许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并确保其能够获取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这样可以提高辩护律师的辩护能力和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辩护制度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通过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扩大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措施，可以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法律援助。
浅析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摘要]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
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指定辩护；强制指定辩护；任意指定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所有人所谴责的，但他们也同样拥有各项保障自身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当中最重要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辩护权行使的方式有三种：自行辩护、委托辩护、指定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充分行使辩护权，这当然包含了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含义。
一、刑事指定辩护制度的概念及现行立法的规定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
这一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定辩护包括两种，即普通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
任意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符合当地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劝说仍不愿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四）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五）具有外国国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七）人民法院认为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只要具备这些情形的被告人，人民法院才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强制指定辩护是指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二）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只要具备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我们可以看出，普通指定辩护与强制指定辩护的区别所在，“必须”与“可以”已将其区别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
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2023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刑事案件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而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刑事辩护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文将围绕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案进行探讨。
一、存在的问题1.有些律师不尽职尽责刑事辩护律师是保障当事人权利的代表，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一些律师不尽职尽责的情况。
一些律师只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接案，对于案情和证据没有做出足够的了解，没有为当事人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导致了不公正的结果。
2.庭审记录不完整庭审记录是重要的刑事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庭审记录的完整性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些法院在记录庭审过程中，可能存在记录不全、记录错误等情况，给刑事辩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律师和公诉人不平等在庭审中，律师和公诉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律师和公诉人之间的地位存在不平等的情况。
由于一些非正规的司法惯例或者法院的口头要求，一些律师在庭审过程中的发言机会比公诉人少，并且有时会受到公诉人的阻挠。
4.资金问题由于一些当事人在经济上的限制，导致了律师和刑事辩护机构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从而无法提供更专业和高效的服务。
这也导致了一些可靠的律师无法进入刑事辩护领域。
二、改进方案1.提高律师素质要想提高刑事辩护的质量，必须提高律师素质。
一方面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等途径入行的律师要接受更长时间的培训，另一方面，现有的律师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
律师事务所要加强内部培训和交流，推进行业标准化，增强整个行业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
2.完善庭审记录制度完善庭审记录制度，加强监管和审核，改善庭审记录质量，对庭审记录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加以监管。
这将提高公证自由证据的价值和庭审公正性，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3.公开化庭审公开化庭审有利于提高司法透明度，是刑事辩护制度改进的必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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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摘要】刑事诉讼缺乏辩护律师的积极参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法治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
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制度性建议。
【关键词】刑事辩护；人权保障；制度改革；刑事审判前程序长期以来，由于“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价值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律师在辩护特别是无罪辩护中经常遇到一些不应有的障碍，有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
主要表现就是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
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及执法中人为的因素，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一）审前阶段律师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1．接受委托难聘请律师，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自己申请，可是犯罪嫌疑人普遍不懂法，无疑不利于辩护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6条规定侦查机关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的义务，但是对侦查机关告知、传达该项权利的义务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即使犯罪嫌疑人知道，如果其家属没有主动为其聘请律师，犯罪嫌疑人如果想聘请律师，往往只能通过给家属寄信的方式告知，耗时长、可靠性差，使委托难上加难。
2．会见难六部委《规定》虽然对安排律师会见时间规定得很明确：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但在实践中很难落实。
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或拖延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比如“涉及国家秘密”、“有碍侦查”、“办案人员不在”、“需要领导批准”、“办案人员太忙没时间”等或者干脆不说明任何理由，在这些情况下律师要达到会见当事人的目的，就不得不依据法律据理力争，或者采取向侦查机关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方式。
3．侦查阶段会见不准涉及案情《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但据个别律师反映，“陪同”会见有的侦查人员总是交待“不要涉及案情”。
“涉及案情”成了一大禁区。
4．阅卷难实践中，有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时，把次要证据作为主要证据，主要证据藏而不露，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到庭审时才打出来，使律师措手不及，处于被动地位；有的只移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主要证据，而把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主要证据，藏而不送，律师在庭前、庭上根本无法看到；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借口经济困难，只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而不移送证据材料，剥夺了庭审前律师的阅卷权。
有时律师的阅卷时间亦受到限制，直接影响辩护质量。
5．取证难《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调查被害人及证人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同意。
这实际上是给律师调查取证设立了两道“门坎”，一道是“许可”，另一道是“同意”。
调查其他证人须经证人同意，实际上是等于赋予证人对律师调查的“拒绝权”。
律师提请检察院或者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及准许律师调查取证的申请，多数得不到“许可”，理由是已经查清了，再调查没有必要了。
律师可以调查的证人也不敢向辩护律师说实话。
甚至有证人作了与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不同的证言，被以“伪证罪”批准逮捕。
（二）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1.辩护方要求传唤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难，法官偏信庭前书面材料实践中，上述人员普遍不愿意出庭作证。
检察官不支持甚至阻挠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
法官对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普遍持消极态度，偏信庭前制作的书面证据材料，而轻视被告人、证人等的当庭口头陈述，导致错判，严重侵犯人权。
我国现有司法体制导致法官不得不存在“疑罪从轻”的观念与做法。
如武汉市吴鹤声涉嫌杀人案，自1991年4月5日至1992年12月，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共进行了71次审讯，被告人仅在1991年5月7日至8日两天一夜的刑讯逼供中因忍受不住被迫供认杀人，在此前后包括法庭审判时都拒绝承认，法庭不管被告人当庭如何申辩是刑讯逼供所致，还是采信被告人仅有的一次有罪供述，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
还有，即使被告人的庭前供述是刑讯逼供所致已经得到了证明，法官也照样采用庭前书面供述，而置被告人的当庭申辩于不顾。
如杜培武故意杀人案，杜培武已当庭出示刑讯逼供的血衣，但法院还是照样采信其庭前的有罪供述，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
2．辩护人与公诉人的诉讼地位难以平等因法官对庭审的控制权过于强大，在法庭上辩护人的举证权及辩论权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发问权受到限制，法官对检察官的发言打断、限制较少，而对辩护方的发言以“诱导被告人”、“发问方式不当”、“公诉人已发问”等打断、限制较多。
有的法官在质证时，不给律师思考和分析的时间，要求律师立即发表意见，导致质证质量无法保证。
更有甚者因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言过于激烈，或因审判长认为律师胡搅蛮缠等，将律师驱逐出法庭。
法官普遍存在片面追诉有罪的心理倾向，对无罪辩护意见非但不重视，反而心理逆反。
在判决中，法官更愿意接受检察院的意见，对辩方的意见重视不够，给律师“讲了白讲”、委托人“律师请了白请”的感觉按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于庭上出示的证据须在庭审前三天给对方阅看，如庭上临时出示，对方有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的权利。
在实践中常发生控诉方搞“突然袭击”的现象，而辩护人为了配合法庭“及时审结案件”，以给法庭留下“好印象”，即使内心有不满也不敢表露，这样会使辩护质量受到影响。
3．庭审形式化，挫伤律师刑事辩护的积极性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还不是理想中的等腰三角形，更因为公安司法机关存在错案追究制，故审判与控诉的关系较之与辩护的关系更为接近。
实践中存在法院与检察院在审前对案件相互通气，统一认识的“联合先定”情况；存在稍有难度案件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由上级先定”情况；存在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定”的情况；专案组案件审前即已有结论性意见等情况，弱化或者虚无辩护律师的作用，甚至无形中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4．辩护人参与庭审权、帮助决定上诉权被剥夺的现象亦有发生,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故意伤害上诉案，庭审时被告人的辩护人未出现于法庭，法庭以为系辩护人的原因，为了快速结案，问了被告人后，被告人表示愿意自行辩护而不强求律师出庭辩护。
庭后，始知书记员用平信方式将出庭通知书发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信后已过了庭审日期。
虽然该律师后来以书面辩护词为被告人进行了辩护，但被告人的辩护权客观上受到了影响，至少暴露出法院工作中的不严谨。
出庭通知书应当用挂号信甚至是快递形式发出，同时辅以电话得到律师确认，以保证律师参与庭审权。
还有的案件审结后，律师迟迟未收到法律文书，导致律师无法帮助被告人决定是否需要上诉或申诉。
从杜培武案一审辩护失败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杜培武---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英雄般的壮举。
却在十三年前突然“红”遍大江南北。
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陷入的那场震惊中国司法界的冤案。
有关其被刑讯逼供以及含冤入狱的有关情况自不必多说，在《刑事诉讼法》学习进行到辩护这一章节时，让我们从“辩护”的角度来对杜培武案一审辩护失败进行探讨。
以此为契机，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与实践现状进行讨论。
刘胡乐是杜培武委托的辩护律师，因为杜培武案影响重大，起初刘胡乐兵没有答应接手这起案子，但在开庭前5分钟刘胡乐才接受杜培武的委托成为其辩护人，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在杜培武案中刘胡乐在一审开庭审判前一夜看到了本案的卷宗和所有材料，对此我表示疑问。
刘胡乐虽然后来接受委托成为杜培武的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前他是无权获得这些权利的。
其中的奥妙我们不得而知。
我觉得其中应该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里面。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但这些权利仅属于辩护律师和获得人民检察院许可的其他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并且指定辩护的时间是审判阶段，开庭前五分钟杜培武尚没有辩护律师。
而法院对一名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且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为其指定辩护人，这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未打算制定相关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二种可能：刘胡乐与杜培武、法院、检察院在私下达成了某种默契，是刘胡乐虽无辩护律师知名，却又辩护律师之权。
而这两种情况都是显然违背刑事诉讼程序和立法精神的。
庭审中刘胡乐明确提出：检方指控被告人杜培武犯有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取证严重违反相关程序，依照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杜培武凡有故意杀人罪。
并出具了相关证据，但是法庭最终没有采纳刘胡乐的辩护意见。
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由于我对杜培武案确实不太了解，对其中涉及辩护的知识也是知之甚少，再者从一起案子来看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难免有些偏颇。
为此我在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整理，拿来与大家分享。
其中的一些观点也是老师在上课时经常强调的，因此十分有必要划分出来讨论一下。
里面同样涉及了余秋林案，吴鹤声案，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刑侦10级侦查班马跃忠2010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