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
美日关系的演变
美日关系的演变一、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了日本全境.1945年8月12日，杜鲁门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君临日本.早在战争结束前美国既已决定借日本投降之机彻底削弱日本。
意在摧毁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消除军国主义影响;对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是十分有必要的。
遗憾的是,实施两年，上述改革还远未完成，美国政府却嘎然刹车,对日政策从惩治改造转为复兴扶植。
二战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苏联势力剧增，冷战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将中国作为其稳定亚洲的中心的企图成为泡影，打乱了美国的亚洲战略；朝鲜、越南政权相继建立，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针对这种形式，美国改变其初期占领政策，开始扶植日本在亚洲执行其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终止了对日本的改革进程，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缓和了对日本的种种限制，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帮助日本复兴经济。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日本变成后方军需工厂，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从战争中收益大量外汇,对其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二、从敌对到伙伴旧金山媾和是美日关系演变的里程碑。
随着冷战加剧和亚洲革命浪潮的澎湃发展,美国政府希望日本尽早摆脱约束，为其所谓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亦将美国完全控制日本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各盟国及日本决定，他们此后之关系将是由主权的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友好的结合下进行合作.《旧金山和约》的签订结束了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军事占领,盟国占领机构取消。
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同时，和约亦为美国继续驻扎日本留有空间,这与托管条款使得日本的独立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和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日美两国的关系。
在《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日本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
这个条约主要是确立和约生效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关系和美军在日本的特权。
美日韩三边关系：基本特点及其局限
近期，东北亚局势由于朝鲜进行核试验与发射卫星而显得愈发复杂多变、扑朔迷离。
面对朝核问题的新一轮危机，地处东北亚地区的日本与韩国以及与日韩两国都分别保持同盟关系的美国的动向就格外引人注目。
特别是美日韩三边互动及其走向，引发广泛关注。
在美国看来，欧亚地区是一个天然的“大棋局”，如何巧妙地处理与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如何同欧亚地区那些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 庞中鹏／文道，对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全球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1]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美国无疑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日韩关系的脆弱与不确定性，以及美日韩三国在处理与应对外部危机时出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等因素影响，事实上三边关系并不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和谐与稳定。
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基本特点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又可细分为美日、美韩、日韩这三对双边关系。
其中，美日关系与美韩关系是美日韩三边关系的两个等边，且具有稳定性，但日韩关系是三边中的一个短边，具有不确定性。
在三边关系中，美国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的动向直接关系着其他双边关系的走向。
在三边关系中，相对而言取得力量的平衡较为容易。
三方既有相互合作，也有相互竞争。
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保持二对一的局面是常态，但这种局面处于不时变化之中。
在三边关系中，有时两个国家关系密切缓和，有利于第三当代世界国，有时则不利于第三国。
[2]第一，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美国处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美国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加强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适当让韩国与日本分担美国在亚太防务上的负担，以便把韩国与日本牢牢缚在美国的战车上，加紧构建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体系。
一般而言，三边关系通常不是等边的，在三个国家中，往往有一个国家处于主导和较为有利的地位。
[3]美国对欧亚地区的一项有效政策是必须具有一只远东之“锚”，如果美国被他国排除或者自我排除在亚洲之外，那么也就无法实现拥有这只“锚”。
[4]所谓美国在远东的地缘战略之“锚”，日本与韩国应是自然选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十年的美日关系
Vol.35No.9S ep.2014第35卷第9期2014年9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 oc.S ci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与美国对此的反应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和军部的默许之下,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北郊炸毁了南满铁路的柳条湖段,随后却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从而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城发动进攻,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于事变的次日占领了奉天。
事变当时,张学良和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实行了不抵抗政策。
这样,在短短的时间内,日本迅速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城镇。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诉诸国联和列强,希望通过国联和美国的干预来加以解决。
而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美国国内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无暇顾及中国发生的事变。
再加上孤立主义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胡佛政府的外交也趋于保守,因而在事变发生的最初阶段,胡佛政府对此也实行了消极中立的态度。
9月24日,美国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在满洲地区的军队。
美国的这种态度无疑是不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是进行消极调停的一种态度,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日本的宽容和鼓励。
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和美国等列强对此事件的冷淡态度,使得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行为。
到10月8日,日军轰炸了锦州,锦州属于满洲铁路以外的区域,使得美国开始派代表列席国联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
10月24日,国联进行投票表决,“重述两国政府在决议中向国联理事会的保证,特别是日本代表的声明,谓日本政府当以日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有确切保证为前提,仍继续将其军队按比例从速撤退至铁路区域之内”。
①尽管美国和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谴责,但日本依然无视上述要求,加紧了侵略行为。
直到1931年11月18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的省会齐齐哈尔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坦言道“最后一次例证,在满洲最北部出现的新部队,这个地区远离日军铁路防守区数百英里之遥,日军向他们进攻并占领了齐齐哈尔,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日军违反《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行为”。
美日关系现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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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军冲绳基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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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对中美“越顶外交”的担忧
此次军演将有 34100名日本陆海空 军官兵和美国10400 多名官兵参加。演习 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 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 是日美史上最大的联 合军演。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 “离岛防卫”训练，日本希望借此向美军学习两 栖登陆“夺岛”作战. 而此次的训练 以“联合作战应对岛屿攻击” 为目的,具有非常鲜明 的实战特点。 日本将得到一个学习和 复制美军作战模式的机会， 特别是希望学到两栖登陆 作战的真谛， 美日联合演习“利剑 ” 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战场。
• 美国并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 因为这将把美国拖入其中。 日本首相安倍访美 • 如今，中美利益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获益”为目的的美国明白，它 被拖入同中国的直接对抗并不明智。因此，美国的策略恐怕依旧是：让中日 处于可控矛盾之中，让中日关系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中，这样才能使美 国的利益最大化。
四、美日关系不稳定原因分析：
• （一
）美苏关系的缓和给美日关系注 入了新的因素。 • （二）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造成严重 威胁, 从而增加了美日关系中的不稳定 因素 • （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增加了美 日关系中的对立成份。 • （四）摩擦与合作都是出于国家利益 考虑。
五、美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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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关系面临的问题
• 奥巴马成功连任后美日关系面临三大难点： 对于奥巴马的连任，日本表现得非常兴奋，但事实 上，日本政府一系列近乎狂热的表现，特别是强调东亚 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日美军事同盟问题，恰恰反映出日本 的一种不自信，流露出日本的一种忧虑。奥巴马的连任 致使美国没有必要确立新的对日政策，而在奥巴马“一 期政权”期间留下来的日美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就紧迫 地摆在面前。
美日军事同盟
二战期间，美日曾是宿敌。
珍珠港事件及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为这一期间的两国关系作了充分的注解。
但战后不久，日美迅速化敌为友，逐渐走上了一条相互媾和的道路，其核心在于日本的军事主导权的出让。
从此后，美国在亚洲获得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军事战略据点，而日本则免除了许多战败后的惩罚，获得了长久喘息的机会。
美日军事同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如今已非同往昔，它的发展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军事战略的选择。
探索日美军事同盟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把握未来大国关系的走向。
历史的怪胎美日军事同盟是二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共同签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是《波茨坦宣言》，另一个是《雅尔塔协定》。
上述文件的相关条款规定，战败国必须逐步废除军国主义，成立一个和平的民主政府，之后同盟国占领军即行撤离。
当时，占领日本的正是美国军队。
由此，美国主导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致使两个昔日的冤家对头走到了一起。
在美国的主导下，战后初期，日本的确一度走上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道路，制定了和平宪法。
原本按照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积极武装日本，这为其后的美日军事同盟埋下了伏笔。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将日本变成其在亚洲的军事基地与反共“防波堤”，中断了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进程，转而与日本实现单独媾和。
1951年9月8日，美、英、法与日本片面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随后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
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垄断财团和军工基础未被彻底清除的前提下，《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再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同时按照《波茨坦宣言》本该撤出的美国军队却获得了长久驻扎日本的权力。
旧金山条约称，“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部队”，“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和平和安全的利益，目前愿意在日本国内和周围驻扎其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同时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
简述美日关系的发展
简述美日关系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美日关系的发展深刻的影响着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回顾美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认清形势，把握方向，以便更好地迎接美日关系的变化所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
1、日美在60 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1960 年的《日美安全条约》规定：“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 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1961 年 6 月池田勇人首相访美，标志着日美正式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对保障日本的经济大国化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含义主要有二。
第一，美国减小扶植日本的力度。
第二，日本走向外援大国。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隐含着一种分工。
60 年代，日美就联合开发东南亚达成共识。
显而易见，在军事扩张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实行包括提供外援在内的政治、经济扩张。
2、致力于建立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是世纪之交日本的战略发展趋势之一，其发展方向不是日本增大对美依赖程度，而是增大相互性。
日美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二步，是以抬升日本的军事地位为前提，修改1978 年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
1997 年9 月23 日在纽约发表的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简称新《指针》）是两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新《指针》对旧《指针》作了很大改动，强调日美应在平时合作方面加强交换情报和政策协商，增加了在维和、裁军、军控、安全对话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而在战时合作方面则首次提出日本周边有事时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框架，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3、经过长期酝酿，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2000 年9 月11 日决定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标志着日美迈出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三步。
进入21 世纪后，日美军事伙伴关系初步建立，其标志主要有二。
第一，日美在2001 年决定在安全领域开展战略对话，以加强两国军事关系的相互性。
第二，2001 年9 月11 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这不但是日本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重要的一步，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作为一支国际性军事力量与美国并肩作战。
美欧、美日关系
1、战后欧洲与美国关系的演变及原因
①战后初期-60年代末：控制（从属）
史实：马歇尔计划、分裂德国、成立北约。
原因：战后美成为头号强国，西欧普遍衰落，扶植西欧对抗苏联。
②70年代以来：竞争（控制与反控制）
史实：欧共体成立，冲击美国霸主地位。
原因：西欧经济腾飞，政治上加强合作；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
2、战后日本与美国关系的演变及原因：轨迹：控制—竞争—伙伴
①二战后到50年代初期：美国控制（独占）日本。
原因：日本战败；冷战；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的需要；争夺地区和世界霸权的需要。
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上激烈竞争；政治上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原因：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国；美国实力相对削弱。
③当今：平等且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
原因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方面，仍然需要日本的支持与帮助。
认识：综合国力、国家利益是影响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
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3、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原因；表现
（1）根本原因：世界经济力量结构的多极化趋势；（2）具体原因（表现）：欧共体的成立；日本的崛起；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苏争霸互相削弱。
12冷战时期美日关系的演变
问题：冷战时期美日关系的演变在二战结束后到冷战时期，美日的关系以同盟的状态发展，基本上在冷战时期呈现出从“附庸同盟”到“互助同盟”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美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的条约，这些条约基本构成了美日关系的体制，即“旧金山体觔”(日美安保体制)。
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日本多年的被占领状态，使日本从法律上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
但《日美安全条约》规定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日本并有权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
“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标志着两国从敌对关系演变为附属的同盟关系。
这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来“维护国体”，这个时期的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处在附庸的地位。
旧金山体制确立之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并于1956年末，加入联合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走上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
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和改变安保体制中不平等地位。
1960年1月。
《新日美安保条约》签署，新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单独和相互合作，通过继续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在尊重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两国具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日本领土受到武装进攻时，两国“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刻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维护日本的安全以及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陆、海、空军可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区域”。
此外，新条约还规定了日美两国“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和加强“经济合作”等等。
总体上,新条约确定了美国继续享有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的权利。
也规定了日本承担在日本领土上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义务。
在法律上使美日两国具备了一定的对等性，扩大了两国的合作范围。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面对苏联在军事战略上的咄咄逼人，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其的战略协调关系，分担“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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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美国军用飞机抵达东京近郊的厚木机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仿佛是二十世纪的拿破仑皇帝一般”。
美日关系的故事情节从这一刻起发生转折：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开始上演一出包含着温情、理解与敬意的交流剧目。
美国精英对日本国民的柔顺感觉讶异，而日本人对美国的宽宏大量则感恩戴德。
此后，双方结成“美日同盟”。
这是否皆大欢喜？由于美日同盟的性质已然超乎人们的一般理解，人们对其本质及意义缺乏准确的把捉。
这本《战后日本的美国软实力》（《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就给读者这样的印象；不过，它为我们洞察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素材。
这是一部讨论二战后美国如何实施对日文化政策的著作。
作者京都大学教授、日美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基于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占领军司令部、美国国务院、民间财团、日本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
这些互动均指向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促进美日文化交流。
在作者历史学的解剖刀下，（美国与日本）政府-财团-大学三个组织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展现；标题中的“美国软实力”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另一种表达。
一般而言，在硬实力的背景下，软实力要发挥作用，还需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学术界对对象国进行过长期研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二是政策制定者对这些知识的运用。
二战后，美国对日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美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从而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其软实力。
作者于是得出结论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了美国软实力的控制中，“在精神上与心理上形成了对美国永久性的半依存结构”。
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精神上与心理上”这个限定性描述性命攸关。
这个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美国对日政策成功的赞歌，还是对日本国民的命运与生存状况敲响的警钟？思考如果驻足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美日同盟”的本质认识。
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宽视野：这里所言的战后美日关系，对于世界史、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最近十数年来出现的“帝国”（注意不是“帝国主义”）观念，而非人们当下熟悉的“民族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新兴的观念当中，“帝国”这一人类对自身、对区域的统治秩序被认为更符合历史的常态，因而更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松田乃至为本书撰写绪言的美国日本史专家约翰·W. 道尔（参见中译本《拥抱战败》，胡博译，三联出版社，2008年）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正是美国的帝国课业，即规训日本的一部分。
松田对美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术交流史的重新考证，仅仅停留在这一教程的实施细节上。
由于没有将帝国课业这一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视角表述清楚，他陷入了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比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驳当中，尽管这种做法与世人的心态与世界认识符合。
松田在本书前言中引用的一段话，表露了他的盲点。
2002年2月10日，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文。
在提到美国国民的观念时，弗里德曼指出：“如果国民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他人的阴谋，试图回避自己的责任，那么他们就免除了自己以及领导者对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的责任，而且也不会自我反省。
迄今为止，凡持此看法的国家，没有一个兴旺繁荣起来。
只有在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社会当中，人们才能究明事实的真相，才能通过政治过程致力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有健全判断力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国民来说，这段话只是常识。
松田特意引用，源于他的“苦衷”：他认为自己正在处理一个战后美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有可能会触及当事者的自尊心，因而事先要求大家保持理智的清明。
其实，松田的主题自身在史学领域中可谓中规中矩。
但如果引入“文化帝国主义”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说法，问题的性质就陡然改变：这个词意味着，制定美日关系政策的美国官员与学者自诩在道德、文化、知性上优越于日本人，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对等的交流，仅仅是从优势的美国一方源源流向日本而已。
在这种观念中，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
事实的真相若何？松田将焦点对准了美国的洛克菲勒财团与日本的美国研究学界。
在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看来，美国主导的日本民主化改革，乃是日本的政治活动家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的结果。
问题在于，这里所说的“合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战后日本被规训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国家的过程中，当事者实际存在的观念与美国的世界认识具有怎样的关联？真相倒不令美日两国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尴尬。
在本书资料详实的叙述中，美国在对日政策中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善意，尽管有时强制要求日本的对外政策符合美国的战略，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个别当事者对日本抱有轻蔑的态度。
洛克菲勒财团在这一过程中居功至伟。
为了防止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后来才被学者大肆讨论的标签，参与对日和谈的洛克菲勒三世在构想美日文化交流时，有意提出了“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的说法；他期待这种交流将是相互主义的，是平等的。
他说，“如果一方被过度强调，那么就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对日本，对美国而言也是不幸”。
这句话不久就得到了表面上的验证。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
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
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
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
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1951年5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说出了一段有名的话：“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宗教、文化上处于四十五岁的发展阶段，那么德意志人是相当成熟的。
然而，日本人尽管有着很长的历史，却还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
从近代文明的基准来看，与美国的四十五岁相对，日本还是十二岁的少年。
”这段话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此前麦克阿瑟在日本被视为国家重建的恩人，被视为英雄，备受敬重。
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开了灭火行动，反复强调美日要“相互尊敬”。
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当时的国务卿辅佐官约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长达八十余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书中具体列出了五种计划，包括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分别为东京和京都的学生设立国际交流会馆、进行以国家指导者与学生为核心的人员交流活动、实施彻底的英语教育等。
杜勒斯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从1950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理事长，两年后出任美国国务卿。
接到报告书后，他立刻以“机密”的方式将其呈交给了美国国务院。
洛克菲勒三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说法与构想越真挚，他就越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将“文化帝国主义”的部分本质表达了出来——以对方同意的方式，帝国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
借助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松田试图将美国的对日文化政策进行漂白处理。
然而，从帝国秩序生成的角度来看，松田的担忧及工作并无意义。
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说无视了——二战后美国政治家对政治、对一般人类事务可能达到的认识与成熟。
什么是美国的世界认识与政治成熟？这只能留给读者思考了。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将目光暂时转向日本这一主体。
让日本学者多少汗颜的，或许是事关他们自身的部分。
为了获得来自美国的研究资金——有人美其名曰“学术资源”——的支持，当事者显露出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小气，以及争夺“资源”时的霸气；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矜持。
日本一东一西久负盛名的两个学府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卷入了漩涡。
从1945年进驻开始，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知识分子发动起“精神攻势”。
目的非常明确：用民主主义精神取代基于神权秩序的天皇统治与天皇制意识形态。
其实，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处于“精神的真空状态”。
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发现，“日本国民有着自由自在变来变去的特质”，觉察到他们可能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
杜勒斯虽然不理解，此前还是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人，为何如此简单地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政策却异常坚定：强化日本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观念与立场。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幸，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对美国的正确理解”。
这样，日本的美国研究就得到了双方的共同重视。
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一领域被视为加深对美理解、强化美日友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为此，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从事研究与交流活动。
1950年4月，东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在东京联合举行美国研究研讨班，成为这种活动的典范。
此后这一活动连续举行了七年，每年均招聘第一流的美国教授讲解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
据统计，近六百名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参加了上述活动。
东京研讨班活动的成功，刺激了位于日本西部的美国研究学者。
1952年，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准备在京都举行类似的美国研究研讨班。
在他们看来，争取到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的同等资助待遇，意味着他们的学问得到了承认。
时任东京大学校长、战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南原繁，对京都大学教授们的行为勃然大怒。
美国当局不得不从中进行调停。
京都研讨班最终成功举行后，京都大学与其合作者同志社大学又发生龃龉，数年后走向决裂。
美国当事者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是著名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冲突，名誉与利益夹杂在其中。
不过，这些学界纠纷仍是表面的。
这种依赖美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正孕育着深层的负面结果——作为政治与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功能。
日本在198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美日经济摩擦日甚一日，两国关系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此时，为了寻找稳妥的事态解决办法，日本政要与国民将目光转向了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希望获得有深度的专门知识。
尽管日本朝野上下内外强烈希望获得关于美国的正确信息与政策建议，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学者却三缄其口。
据此松田认为，美国政府与财团的活动成功地培育出了“亲美派”。
如同洛克菲勒财团注意到的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侵蚀了人们刚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们意志的脆弱”。
这些解释都不错。
但，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是美国的“阴谋”吗？其实，“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帝国本身。
潜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机制，并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自身的拙劣而遭到无视乃至抛弃。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
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
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