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发展轨迹
如何“和平演变”美日同盟
去对 日本 战 略价值 的兴 趣 与 日本失 去 对美 国的战 略信 任 同等重 要 日本 的右翼政 治 家们本 来在 骨 子 里就 不 相信 美 国会在 任何
条件 下 为捍 卫 日本 的利 益作 出牺牲 为 了 防范 哪一 天被 美 国抛
弃 的风 险 ． 多年 来他 们一 直梦 寐 以求 地追 求摆 脱 美 国 的控制 ． 为
上 的 良性 互动 ， 使 美 国对 中国放心 ． 日本对 美 国担 心 美 国对 中
国放 心之 日， 就是 美 Ｅ ｌ 军 事 同盟 出现 正 当性危 机 之 时 ： 日本 对 美
国失 去信 心之 Ｅ １ ． 便 是美 日军 事 同盟瓦 解之 时
所 以从这 种 意义上 讲 ．邀请 华 盛顿 一起 打造新 型 大 国关 系
积极主动地或者说“ 进取性地” 影响 ２ １世 纪 的美 曰关 系 ，
使 华盛 顿和 东 京 的关 系发 生一个 有 利 于 中 国安全 环境 的 “ 和 平
演 变” 。
如何“ 和平演变 ’ ’ 美 日同盟
口 辜 学 武
“ 进 取 性地 ” 影 响 美 日关 系
就 亚太 地 区而言 ． 冷 战
经 成 为 了 中 国最 终 崛 起 路
日本 民 间反 对 美 国驻 日本 军 事基 地 的 呼 声一直 ｊ 艮强 烈
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
国际关系与地区形势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ituation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徐海娜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坚持对华全面遏制打压战略，修复并强化与盟友关系，希望借此维护和重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日本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日本出于拓展自身利益和提升影响力的考虑，对美国重塑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安排给予积极回应，在印太战略及乌克兰危机中均成为美国得力的战略帮手。
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持续强化，其行动方向呈现一系列新特征，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修复并强化美日同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基本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战略定位，继续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坚持以同盟关系为基础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重建美国的领导力。
无论从经济和科技实力衡量，还是从地缘战略意图以及意识形态契合度等角度考量，日本都是美国的“全球盟友之选”。
为了推动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积极发挥作用，拜登政府在安全防务、经济、科技多个领域深化对日合作。
第一，重新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和共同战略利益。
近年来，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过程。
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定位美日关系，加强了日本在其亚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
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突出了美日同盟的作用。
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了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优先”政策，淡化盟友关系，提出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的战略中心地位被弱化。
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与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战略，希望通过重新加强同盟关系推行其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的部署。
日本以其地缘战略地位和经济科技实力，成为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最为倚重的盟友。
拜登执政后选择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
在2021年日本新一届政府轮换之际，拜登在岸田文雄胜出当天旋即表示，美国高度重视美日同盟，这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期待与日本新首相共事，继续加强合作。
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姓名：杨志阁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指导教师：刘承20070301摘要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摘要鉴于形势的发展，美日于1951年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日军事政治同盟初具雏形。
自签订至今，日美安保条约已历经多次修订，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个日美安保条约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单向保护性条约，甚至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边条约。
日本在条约中的作用只是提供反共基地，外交、军事均依附于美国，毫无地位可言。
但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安排却是其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日本因此赢得经济恢复的有利条件，于1953年完成经济恢复。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要求改变与美不对等关系，促成了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的修改。
修改后的条约至少实现了对等性，美日之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防卫关系，逐步展开军事合作。
至上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的安保关系发展为同盟关系，日本开始在国际社会中以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自居，外交由追随转变为自主，大力发展自身军备。
冷战结束后，美日对外政策均有所调整，两国于1996年对同盟进行了重新定义。
美日同盟的性质由保护日本型同盟改为维护地区安全型同盟。
日本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可以在日本领域内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也可以设想能够在与战斗区毗邻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和空中进行”。
此后，日本追随美国参与战争，寻求突破和平宪法和“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在当前，美日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变，美日军事一体化不断加强。
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发展自身军事力量和展开多边外交，寻求在联合国中发挥大国作用，并企图摆脱战后体制。
日美安保条约的这一演变历程体现了美日关系的深刻变革，其实质是国际形势大背景下美日两国国家实力的较量。
其中，日本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
民族主义在日本民族的发展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二战中的惨败使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落千丈，务实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日关系现状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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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军冲绳基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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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对中美“越顶外交”的担忧
此次军演将有 34100名日本陆海空 军官兵和美国10400 多名官兵参加。演习 规模达到刚刚结束的 韩美黄海军演的6倍， 是日美史上最大的联 合军演。
美军与日本自卫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开展 “离岛防卫”训练，日本希望借此向美军学习两 栖登陆“夺岛”作战. 而此次的训练 以“联合作战应对岛屿攻击” 为目的,具有非常鲜明 的实战特点。 日本将得到一个学习和 复制美军作战模式的机会， 特别是希望学到两栖登陆 作战的真谛， 美日联合演习“利剑 ” 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战场。
• 美国并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 因为这将把美国拖入其中。 日本首相安倍访美 • 如今，中美利益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获益”为目的的美国明白，它 被拖入同中国的直接对抗并不明智。因此，美国的策略恐怕依旧是：让中日 处于可控矛盾之中，让中日关系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中，这样才能使美 国的利益最大化。
四、美日关系不稳定原因分析：
• （一
）美苏关系的缓和给美日关系注 入了新的因素。 • （二）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造成严重 威胁, 从而增加了美日关系中的不稳定 因素 • （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增加了美 日关系中的对立成份。 • （四）摩擦与合作都是出于国家利益 考虑。
五、美日关系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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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日关系面临的问题
• 奥巴马成功连任后美日关系面临三大难点： 对于奥巴马的连任，日本表现得非常兴奋，但事实 上，日本政府一系列近乎狂热的表现，特别是强调东亚 严峻安全环境下的日美军事同盟问题，恰恰反映出日本 的一种不自信，流露出日本的一种忧虑。奥巴马的连任 致使美国没有必要确立新的对日政策，而在奥巴马“一 期政权”期间留下来的日美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就紧迫 地摆在面前。
美日军事同盟
二战期间，美日曾是宿敌。
珍珠港事件及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为这一期间的两国关系作了充分的注解。
但战后不久，日美迅速化敌为友，逐渐走上了一条相互媾和的道路，其核心在于日本的军事主导权的出让。
从此后，美国在亚洲获得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军事战略据点，而日本则免除了许多战败后的惩罚，获得了长久喘息的机会。
美日军事同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如今已非同往昔，它的发展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军事战略的选择。
探索日美军事同盟的演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把握未来大国关系的走向。
历史的怪胎美日军事同盟是二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产物。
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共同签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是《波茨坦宣言》，另一个是《雅尔塔协定》。
上述文件的相关条款规定，战败国必须逐步废除军国主义，成立一个和平的民主政府，之后同盟国占领军即行撤离。
当时，占领日本的正是美国军队。
由此，美国主导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致使两个昔日的冤家对头走到了一起。
在美国的主导下，战后初期，日本的确一度走上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道路，制定了和平宪法。
原本按照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积极武装日本，这为其后的美日军事同盟埋下了伏笔。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将日本变成其在亚洲的军事基地与反共“防波堤”，中断了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进程，转而与日本实现单独媾和。
1951年9月8日，美、英、法与日本片面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随后又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
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垄断财团和军工基础未被彻底清除的前提下，《旧金山对日和约》使日本再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同时按照《波茨坦宣言》本该撤出的美国军队却获得了长久驻扎日本的权力。
旧金山条约称，“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部队”，“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和平和安全的利益，目前愿意在日本国内和周围驻扎其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同时希望日本自己能逐渐增加承担其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自卫责任”。
归纳与总结：二战后美国与西欧、日本关系的演变
归纳与总结：⼆战后美国与西欧、⽇本关系的演变
⼆战后美国与西欧、⽇本关系的演变
1.美国同西欧关系的演变
第⼆次世界⼤战结束后，为了对付苏联、稳定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推⾏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恢复经济，以控制西欧。
美国在欧洲采取“冷战”政策，建⽴北约组织，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建⽴了⼴泛的同盟关系。
20世纪50～70年代，西欧经济⾼速发展，经济实⼒不断增强，西欧国家同美国的控制与反控制的⽃争⽇趋尖锐。
随着欧共体的建⽴和扩⼤以及欧盟的诞⽣，西欧发展成为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的重要⼒量。
2.美国同⽇本关系的演变
第⼆次世界⼤战结束后，美国单独占领了⽇本，在⽇本实⾏政治、经济民主改⾰，完全控制了⽇本。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国向⽇本订购了⼤批军事及后勤物资。
为了把⽇本变成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据点，美国扶植⽇本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本经济进⼊了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末，⽇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号经济⼤国，⽇美经济竞争和⽇本反对美国控制的⽃争逐渐加强。
⽇美同盟关系依然存在，但经济竞争更加激烈，在政治、外交⽅⾯，⽇本并不完全和美国保持⼀致。
美日军事同盟
美日军事同盟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美日军事同盟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存在。
这一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美日两国自身的军事战略和安全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
美日军事同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
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其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逐步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开始扶持日本重建军事力量，并与之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
在冷战时期，美日军事同盟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一时期，美日双方在军事合作方面不断加强，包括情报共享、联合军事演习、军事技术交流等。
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持，帮助日本建立了一支相对现代化的自卫队。
同时，日本也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和后勤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日军事同盟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削弱，反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不断得到强化和拓展。
一方面，美国将战略重点逐渐转向了亚太地区，将日本视为其在该地区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盟友。
另一方面，日本也试图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日军事同盟在应对所谓的“地区威胁”方面表现得更加活跃。
例如，在朝鲜核问题上，美日双方密切合作，通过军事威慑、经济制裁等手段向朝鲜施压。
此外，美日还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不断加强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活动。
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和拓展，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首先，这种同盟关系加剧了地区的军备竞赛。
为了应对美日的军事压力，周边国家可能不得不加大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导致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其次，美日军事同盟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到了诸多敏感的领土和海洋争端问题，这容易引发冲突和摩擦。
再者，美日军事同盟的存在破坏了地区的战略平衡，使得一些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得不更加谨慎，甚至被迫在美日和其他国家之间做出选择。
12冷战时期美日关系的演变
问题：冷战时期美日关系的演变在二战结束后到冷战时期，美日的关系以同盟的状态发展，基本上在冷战时期呈现出从“附庸同盟”到“互助同盟”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美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的条约，这些条约基本构成了美日关系的体制，即“旧金山体觔”(日美安保体制)。
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的签订，结束了日本多年的被占领状态，使日本从法律上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
但《日美安全条约》规定美国军队继续驻扎日本并有权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条约。
“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标志着两国从敌对关系演变为附属的同盟关系。
这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战败。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不得不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来“维护国体”，这个时期的日本在美日同盟关系中处在附庸的地位。
旧金山体制确立之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并于1956年末，加入联合国。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走上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
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和改变安保体制中不平等地位。
1960年1月。
《新日美安保条约》签署，新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单独和相互合作，通过继续不断的和有效的自助和互助，在尊重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两国具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进行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日本领土受到武装进攻时，两国“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并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立刻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维护日本的安全以及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的“陆、海、空军可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区域”。
此外，新条约还规定了日美两国“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和加强“经济合作”等等。
总体上,新条约确定了美国继续享有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的权利。
也规定了日本承担在日本领土上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义务。
在法律上使美日两国具备了一定的对等性，扩大了两国的合作范围。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面对苏联在军事战略上的咄咄逼人，美国迫切要求日本加强与其的战略协调关系，分担“责任”，共同抗衡苏联的军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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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的发展轨迹吕耀东2013-2-16 16:04:42 来源：《当代世界》(京)2007年9期美日同盟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的确立、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漂流”及调整、“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强化的阶段性演化过程。
由于美日同盟各个时期核心现实利益的变化、发展，一方面，美日同盟正在发生结构性嬗变，“美主日从”关系正在向“对等性”、“双向性”和“平等化”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随着美日同盟功能的扩展，美日同盟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走向全球化和军事一体化。
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关系的确立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确立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按自己的价值体系对日本实行改造和制定扶植日本的政策，这为日本选择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奠定了基础。
1951年日美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规定：缔约国可在日本驻军，日本可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等。
这就为美日结盟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时，日本与美国还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根据这一条约，于1952年2月缔约了《日美行政协定》。
根据这些条约和协定，承认美军驻扎日本国内及其周围地区，规定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分担驻扎费用。
这些“美主日从”的规定为确立美日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并构成了美日同盟的基本框架。
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单独占领，在政治上完全丧失发言权。
日本的决策层在美国的压力和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之下，选择了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的方式。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基本思路是：在安全上以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军的保护，采取“重经济轻军备”路线，腾出主要资源来专心致志地搞经济建设，使日本尽快地强大起来。
正是基于政治上的被迫性和经济上的主动性，日本接受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确立了“以美日关系为基轴”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美日两国于1960年1月又签署了《美日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等相关协定。
该新安保条约规定不经美同意不得将基地权利给予第三国的规定，写明了美国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规定了要加强相互防卫的力量和促进美日经济合作等内容，这体现了同盟当事国的协作关系及其法律地位。
随着冷战的加剧，1978年11月，美日又制定了《美日防务合作指导方针》，赋予了美日在东亚防卫行动原则，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反苏反共的生力军。
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访美时与里根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的表述。
这一表述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
日本首相中曾根1983年初访美时对里根总统说，“美日两国是命运的共同体”。
还对外表示，“日本列岛可以起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作用”，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政策。
冷战后期美苏争霸的态势，客观上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漂流”及调整冷战结束后，西方同盟内部的凝聚力下降，美日两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对外战略的首位，过去被隐藏在共同安全利益背后的美日经贸摩擦日益表面化、公开化。
当时美日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政治合作关系松懈，甚至危及到双方的同盟关系；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美国说“不”的声音。
但是，日本经过各界精英的一番战略论争后确认：尽管冷战后世界形势趋缓，但亚洲地区仍存在地区冲突，日本在安全上仍需要得到美国的保护，美军继续驻扎可以使日本节省大量的军费开支，集中精力发展日本自己的高科技军事力量。
海湾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将军事战略重点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又使美日开始重视和加强同盟关系。
1992年初，老布什访日时，双方在发表的《东京宣言》中表示：“美日两国认识到战后两国所保持的密切合作给两国社会带来的利益，并决心在此基础上构筑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美国和日本是肩负形成新时代的特殊责任的国家”。
也就是说，美日两国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了美日同盟关系对维护双方的亚太战略利益的重要作用。
美日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期”后，进入了“再定义”时期，“再定义”的调整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1994年到1996年期间，主要回答了“要不要”美日同盟的问题。
1994年11月，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访日时指出：“我们要着眼于本世纪末，着眼于东亚地区将来会发生什么，同日本磋商美日安全条约体制应该如何适应东亚的形势。
”他还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要求调整对日政策、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备忘录。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由约瑟夫•奈主持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
同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也称，美日安保体制对于确保日本及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对美国的东亚战略调整进行了积极回应。
第二阶段主要回答了美日同盟“如何做”的问题。
1996年4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再定义”的全面启动，其掣肘中国，控制朝鲜，防范俄罗斯，维护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共同利益”的目的性十分明显。
1997年新《美日防务合作指针》的制订，是美日同盟继1960年的新《美日安全条约》、1978年的《美日防防合作指针》之后的第三次调整。
它进一步扩大了美日同盟的活动范围和职能，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道路，确定了新时期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战略目标。
但也严重恶化了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
“新指针”发表和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相关法案，标志着“再定义”进入了具体落实阶段。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迹象表明，美日之间合作的密切程度在增强，同时为日本将来更大的独立自主打下基础。
”美日两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军事伙伴关系的表现，大大提高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其“被保护者”色彩逐步趋于淡化。
“9•11”事件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21世纪初期，美日基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要，进一步扩大美日同盟的发展空间。
在美国看来，日本根据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在战时对美实施后勤支援还不能满足其战略需要，日本有必要从行使单独自卫权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因而鼓励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参加“集体防卫”。
2001年4月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于行使集体自卫权态度积极。
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日本制定一系列新的法案以配合美国“反恐”，借“反恐”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
2001年10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法案，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区域在“周边地区”的限制，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2002年小泉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在《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确保独立与国土、国民的安全。
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现实的手段只有美日安保体制。
”基于这样的外交战略，小泉政府出台了包括《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在内的所谓“有事立法”三大相关法案。
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不久，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案》也于2003年7月在日本国会通过，日本先后在2003年底到2004年初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
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斗发生区出兵，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
2004年2月，美日通过签署新的《美日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后勤支援的范围。
3月，日本内阁又通过“有事立法”相关联的《支援美军法案》、《国民保护法案》等7项法案。
这一系列相关法案的出台，突显美日同盟的强化，表现出日本配合美国全球“反恐”、应对紧急事态的战略倾向，“美日同盟全球化”趋势日渐明朗。
近年来，美日同盟加大针对中朝的倾向。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
日本借机在新防卫大纲中渲染朝鲜核问题及台海危机，为新的美日防务合作营造气氛、寻找借口。
可以说，“9•11”事件后，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积极构建美日对外干预型军事体系，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美日同盟的现状、变化及走向进入21世纪以来，美日同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有新的发展趋势：即“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转换；美日安保体制深化“涵盖亚太，多维渗透，攻防兼备”功能；引入导弹防御系统，深化美日军事合作。
美国的意图是：坚持美日同盟，继续保持在日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控制日本，维护其亚太安全利益；敦促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员、技术、物资、资金等方面的支援，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美日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因而要强化美日同盟，“借船出海”，不断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首先，美日同盟在不断强化的过程中迅速全球化。
2003年5月，美日首脑共同确认美日同盟是“世界中的美日同盟”。
所谓“世界中的美日同盟”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全球化。
即日本在全球范围以军事手段支持美国。
这标志着，美日军事同盟的适用范围继在20世纪90年代从远东扩大到亚太地区后，又在21世纪初扩大到全世界。
其次，日本不断争取美日同盟关系的“对等性”。
安倍上台后一改小泉内阁“重美轻亚”的外交政策，表示要“增强美日关系的对等性”，日本一些政要也曾主张在外交上要有独自的“坐标轴”，不做“第二个英国”。
而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过程中的“战略共识”，使美日同盟关系中的摩擦和冲突因素正在减少，合作因素日益增多。
正如安倍访美前表示的那样；“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
为了使美日成为不可动摇的坚固同盟，必须构筑起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
第一，通过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构建，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
从整体来看，美日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日益借助于“价值观外交”的力量，目的在于联合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组成“排他性”战略联盟，共同对付所谓“异己势力”。
在美日韩、美日澳两大战略合作框架中，美日同盟关系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将通过加强21世纪美日战略对话来实现。
目前，美日加强战略合作关系，突出表现在谋求解决朝核问题方面：日本配合美国对朝政策；美国则对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
第二，在深化美日双边合作的同时，强化美日同盟的系统功能。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有关强化美日同盟的超党派报告书中认为，至2020年的美日同盟将继续是亚洲的基础。
该报告中还对日本的宪法修改议论、制定固定法律使自卫队能够随时被派遣至海外表示了欢迎。
近年来，美国在持续推动日本海外派兵之后，又在日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上不断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并“要求日本政府允许行使目前宪法解释上禁止的集体自卫权”。
安倍曾就导弹防御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关系表示，“有必要研究什么是触及宪法禁止的集体自卫权”，并表示将研究可否拦截可能是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