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诈骗案辩护词
关于陶勇诈骗一案的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陶勇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被告人陶勇诈骗一案的二审辩护人。现根据本案有关事实和法律，提出本律师的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泰兴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和泰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书，会见了被告人，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5）项对本案进行量刑错误。
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5）项：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从而认定本案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第三个量刑幅度，即：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案在一审中没有退赃，并不是因为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而是由于被告人家中拆迁，亲属住址变化，使得被告人无法及时和家人取得联系，从而导致在一审中未能及时退赃。因此本案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应当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院内部关于累犯的量刑规定对本案被告人进行量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本案被告人陶勇确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3年6月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2006年2月23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07年4月2日。陶勇于2007年11月又犯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陶勇在假释考验期满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又犯新罪，确实属于累犯。
一审法院依据法院内部关于累犯的量刑规定：“即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一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加判百分之五十。”假设后罪不考虑累犯因素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再加判百分之五十，就应该是有期徒刑十五年。而前罪才判了有期徒刑四年，却因为累犯加判了五年，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再假设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再加判百分之五十，就应当是二十二年半，这甚至超过了数罪并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二十年，这太荒诞了。再假设后罪应当判处无期徒刑，再加判百分之五十，我已经不会做这道加
法题了，不知道无期徒刑的百分之五十是多少了，也不知道最后还是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再假设本案被告人陶勇在贩卖毒品罪刑罚执行三年后被假释，假释考验期为一年，在假设考验期中又犯诈骗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按照刑法规定应当撤销假设，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一年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六年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在六年以上七年以下，假设为七年，那么加上前面执行的三年他一共执行了十年。而如果他在假释考验期满后又犯诈骗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再加判百分之五十，就是九年，再加上他因为贩卖毒品罪所执行的刑罚三年，那么他一共执行了十二年。那么他现在要后悔的不是他又犯罪，而是他应该早一点犯罪，应该在刚刚假释的那天就再次犯罪，这样他还能少做几年牢。难道我们的法律是要鼓励人要犯罪要趁早吗？
众所周知刑法规定的累犯从重原则，是在法定刑幅度内适度从重，绝不能超过法定刑的幅度无限制的加重处罚，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要让被告人服判，刑罚必须和他的罪行相适应，本案的被告人陶勇的认罪态度很好，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一审法院给他的惩罚实在是太重了，远远超过了他的罪行所应当承受的惩罚。
相信二审法院的法官以你们的才华和智慧早就看出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的严重错误，本辩护人恳请二审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给被告人一个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判决！
辩护人：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
孙小林律师
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完整资料).doc
【最新整理，下载后即可编辑】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公安经侦民警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思考
公安经侦民警对信用卡诈骗案件的思考 摘要 一、恶意透支行为的类型 （一）不当透支行为 （二）违法恶意透支 （三）涉嫌犯罪的恶意透支 二、恶意透支主客观要件 （一）主体要件 （二）客观要件 （三）主观要件 三、恶意透支非法占有的认定 （一）逾期并经催款仍未归还 （二）透支行为及情形 （三）恶意透支必须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超过规定期限，且透支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 四、实际问题 （一）关于银行对账单的如何计算的问题 （二）起诉中证据认定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对以恶意透支方式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作了规定，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信用卡资金，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恶意透支是当前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较为常见的行为之一，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的活动是否属于恶意透支，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持卡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结合办案的实际情况，谈谈侦办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案件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主观故意及相关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恶意透支行为的类型 从侦办的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案件看，信用卡透支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不当透支行为 是指持卡人违反信用卡管理规定及发卡行的约定，超过约定或规定的额度、期限进行透支，但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及时归还或者自动归还的行为。不当透支的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行为人是有能力偿还或逾期后经发卡行催收能归还款息的，这种不当透支行为的实质是一种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违法恶意透支 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违反信用卡管理章程和约定进行透支，逾期经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但涉及金额较小，达不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情形。由于其社会危害性较小，通常认为其有违法性，但处理的办法一般是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三）涉嫌犯罪的恶意透支
故意伤害罪辩护词(最轻辩护)精编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东江和兴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兴的母亲曾江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李兴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我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准确的认识。我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2009年11月22日凌晨1时30分许，被害人马某及其朋友王某、黄某、刘某到本市镇海区东兴路2号梨园公寓找被告人李兴借钱，因被告人李兴不愿借钱，被害人马勇及其朋友对被告人李兴施以殴打，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从被害人马勇的朋友王和的左侧腰间皮带上摸到不锈钢折叠刀一把，并用该不锈钢折叠刀将被害人马勇刺伤，致马勇右胸刀刺伤（右肺下叶基底断裂伤，右膈肌穿透伤，右10肋骨骨折）右侧外伤性血气胸（经鉴定为重伤）。 二、关于量刑方面辩护人意见如下： 1．本案中的纠纷由对方首先引起，被害人在纠纷的起因上有明显的过错。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本案被告人李兴之所以发生斗殴行为是被害人马勇在借钱不成后，伙同朋友多人对其实施殴打、侮辱等行为，被告人李兴为了自保才愤然反抗，其并非为伤害对方之目的而恶意进行斗殴。这一点从该案各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笔录也得得出：李兴在被殴打之前并无任何预谋斗殴的犯罪准备，他也未随身携带任何能致人伤害的凶器。而致使被害人马勇被捅伤的凶器——一把不锈钢折叠
刀，根据询问笔录证实其为马勇朋友王和所有，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本能反抗，顺手摸到王和左侧腰间皮带上的折叠刀并刺伤马勇。因此本案中，对方人员首先对我被告人李兴等实施不法侵害，我方为反抗才实施伤害行为，虽造成了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对方也难免该结果的发生免除责任。显然，本案相比那些蓄谋进行故意伤害的行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小很多，在量刑上也应考虑对方的过错责任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我被告人适当减轻处罚。 2．本案被告人李兴系在对方先行实施伤害行为后才实施的反抗行为，且发生在夜间凌晨一点过，并未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社会不良影响等危害后果，究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明显小于那些蓄谋伤害、杀人的行为，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理应从宽处罚。 3．被告人李兴平时行为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可考虑从轻处罚。根据调查我们发现，被告人李兴此前并无任何违法或犯罪记录，其所在江城市郁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梨园管理处有书面证明，李兴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上进心，爱学习，对人有礼貌，与同事相处融洽，领导及同事对其表现都很认可。被告人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自保反抗失手伤人，其本质上并非大恶之徒，且年龄尚小，从轻处罚可以给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请法庭酌情处理。 4．被告人李兴从到案后一直到今日庭审，积极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犯罪分子认罪态度的好坏，反映出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的大小及改造的难易程度，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本案被告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陈荣明信用卡诈骗案
陈荣明信用卡诈骗案 来源：作者：发布时间：2007-08-01 陈荣明信用卡诈骗案 【提示】 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何谓恶意透支?它与善意透支有何区别? 【案情】 被告人：陈荣明，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原系江苏省南京市天梯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职员。2002年9月11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三四月间，被告人陈荣明在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持其牡丹卡、太平洋卡先后在江苏省无锡市和常熟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东莞市等地，采用小额取现、刷卡消费等手段，恶意透支190笔，共计透支数额181008.82元。 【审判】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荣明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未提出辩解；其辩护人主要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太平洋
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其行为不属恶意透支，此事实不构成信用卡诈骗。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信用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不属恶意透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规定限额达到数额巨大，为逃避追查而潜逃在外，故被告人的行为属恶意透支，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陈荣明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 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但在罪名的使用上一直沿用普通诈骗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一直延缓到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颁行为止。1997年《刑法》也将信用卡诈骗列入其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有4种情形：（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恶意透支的。很显然，本案被告人陈荣明的信用卡诈骗是属于第4种情形，即恶意透支。笔者下面就结合本案简单阐述一下如何认定信用卡的恶意透支。 透支的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指持卡人在发卡机构信用账户上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时，经发卡行批准，允许其以超过信用卡余留资金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的活动。善意的透支，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三、本案的发生是由犯罪嫌犯人AA、被告人XXX以及罪犯BB、CC共同造成，并非被告人一人所致，并且被告人参与到本案当中也是因犯罪嫌犯人AA的“召唤”，并非主动参与到本案当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恳请法庭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有悔改表现。根据《指导意见》第3条第6、7款的规定:“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及悔罪表现的情况，可以减轻处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由此，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五、在本案发生前，邓均安一贯表现良好，从无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本次事件属于偶然发生。 综上，被害人对本案发生有过错，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情节轻微，并有悔改表现，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和构成
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和构成 (一)本罪的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2．恶意透支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 (二)本罪的立案标准 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恶意透支的。”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才构成本罪。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于1996年12月16日发布施行了《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规定。 行为人实施：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2、恶意透支5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恶意透支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恶意透支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对于本罪．立案标准第1项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p; 这里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进行诈骗，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 所谓“伪造的信用卡”。是指仿照信用卡的样式、图案、色彩，采取印刷、描绘、影印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制造出来，以冒充真的信用卡的假信用卡。所谓“使用”。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伪造的信用卡，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包括用伪造的信用卡购买商品、支取现金，以及用伪造的信用卡接受用信用卡进行支付结算的各种服务等。 (2) 使用作废的信用卡进行诈骗，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 所谓“作废的信用卡”，是指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不能继续使用的过期的信用卡、无效的信用卡、被依法宣布作废的信用证以及持卡人有信用卡的有效期内中途停止使用，并将其交回发卡银行的信用卡。 (3) 冒用他人的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累计数额达到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 根据我国有关信用卡的规定，信用卡均限于合法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转借或者转让。所谓“冒用”，是指行为人以持卡人的身份，非法使用他人的信用卡，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对于本罪，立案标准第2项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当立案追究。
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当事人委托，并指派我担任涉嫌故意伤害的被告人董小明的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相关的卷宗材料，并结合刚才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现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在量刑方面，本案存在以下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害人对本起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本案起因于作为同乡又同姓董的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论资排 辈行为，在中国的风俗习惯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被害人不同意被告的说法，也不妨一笑了之。然而面对案发时刚刚21周岁的被告人，被害人提出要“单挑”、“摔跤”解决，这才导致年轻气盛、出手不知轻重的被告人将其打伤。值得一提的是，被害人案发时已经42岁，相比于小他20多岁的被告，从为人处世经验上讲要丰富得多，如果他当时能有宽人之意，能和平解决二人的争执，而不是采取漫骂和其他一些过激行为的话，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二、被告人犯罪行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根据案卷材料反映的内容，结合今天的庭审实况，我们可以看到，本案起因于工友之间的日常琐事，属于双方对于矛盾处理不当所致，
被告人事前并没有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其性质应当属于临时起意型激情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在被害人过激语言与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才伤害了被害人，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案发后，被告人并没有立刻离开事发工地，后来被害人找其商量赔偿医药费，但索要赔偿数额显然过高。在此情形下，他只是对于赔偿数额提出异议，并没有刻意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也向家人表示希望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在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反复表示了悔罪之意，他表示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希望法庭对他从轻处理。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希望法庭能充分考虑本案社会危害性不大和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实情，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 此致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姜伟律师 2010年3月18日
电信诈骗 诈骗罪 辩护词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宁夏辅徳（中卫）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中卫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再征得其本人同意后，由本律师担任被告人####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前，首先代表被告人####及其家人对王东的不幸遇难表示同情和深深的歉意。 在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案卷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又通过法庭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以故意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现就本案谈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充分采纳。 一、被告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属防卫过当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其主客观要件完全不同。 纵观本案，公诉人的指控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对于被告人故意伤害的主观和客观方面进行充分证明，而仅是根据被害人死亡的这一后果，作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推断。但分析全案后，我们应该清楚地可以看到这一推断和指控根本无法成立。 1、从尸检报告中可以看出，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有多种原因造成，也可以肯定被害人是在第一次打斗中死亡。 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醉酒状态下头部遭外力作用后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被害人的死亡与其自身醉酒有一定的关系，被害人体内
的酒精含量为253.56mg/100ml，根据危险驾驶罪中就醉酒标准的规定，人体内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被认定为酒醉，以80为标准被害人是其三倍之多，在醉酒程度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点尸检报告中也有相应的论证。 引起受害人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第二个原因是外力作用，尸检报告论证的第3项中明确阐述，头部左侧的伤属于钝器伤，徒手可以形成，右眼外侧的创伤也属钝器上，倒地磕碰可以形成。第一次打斗结束后，被告第二次返回案发现场是用脚踢打被害人，因为踢的力度与用手打的力度完全一样，从尸检报告中无法可以证实被害人是遭到被告人第二次打击的过程中死亡，被害人应是在与被告人第一打斗的过程中死亡。第二次殴打被害人的行为主观上虽然存在伤害的故意，但从犯罪对象上来看，并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就是说被害人已经在第一次打斗的过程中死亡，被告人第二次返回现场对被害人的殴打行为已经使得被告没有故意伤害的对象。 第一次打斗过程中，被告人将被害人打倒后又击打两拳的行为，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无法查明被害人到底死于被告人第几拳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被告人是在防卫过程中击打被害人头部致其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 2、从其犯罪的过程来看，无法证明被告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相反证明了被告人具有防卫情节。 根据证人所证明的事实和录象资料，清楚地证明，被告人的朋友骑电动车摔倒后，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发生了争执，被害人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向被告人头部砸去，在被告人没有还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又对被告头部猛打几拳，之后被害人又抓住被告人的头发不放手。
诈骗罪成功辩护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作者:张向锋时间:2012-02-24 查看(13) 评论(0)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宋某委托，受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宋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被告人宋某主观上存在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有诈骗的行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已承认并表示自愿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自被害人官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一）、关于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 1、被害人官某曾在上海美天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信笺上记录“该房是借的上海官某共捌拾万元建造”。 2、2011年2月11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六页第一行“有凭证的就有25万多元，此外还有35万元是没有任何凭证的”，第七页第一行“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总数在60万元左右” 3、2011年2月18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五页中，“宋某向你借的钱有凭证的共计多少钱，总计254080元。除此之外，宋某还向你借过多少钱？没有借条、汇款凭证的借款，我算下来应该有20万人民币左右。……这20万元你是如何算出来的？我也是估算下来，具体多少，我自己的说不清楚。” 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存在矛盾，明确表示没有凭证的款项数额只是估算。考虑到年龄因素，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不应成为量刑依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 1、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七页第八行，“具体的数目我自己都不记的，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三十万左右”。 2、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二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三、四十万元”。 3、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三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骗了三、四十万元”。 4、2011年3月24日，被告人宋某第四次讯问笔录第一页，“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估计借了30万元左右的金额”。 5、2011年4月11日，被告人宋某的讯问笔录第一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不会超过25万元”。 6、2011年5月30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7、2011年5月31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一页，“从2005年至2010年这几年里，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8、2011年8月18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你诈骗官某总共到底多少钱？人民币20多万元”。 以上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一直较为稳定，能够与借条、收条和汇款凭证等等证据相互印证，故被
工作心得：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防范措施
工作心得：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特点及防范措施 随着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开展和信用卡的普及，信用卡消费、透支取现等方式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就在人们习惯这种便利的消费方式时，涉及信用卡诈骗的犯罪案件却持续上升，信用卡诈骗已经成为金融犯罪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并可能进一步引发金融信用风险。 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主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从犯罪主体看，被告人多为无固定职业者或小企业主，还款能力不稳定。某些低收入群体利用信用卡透支的便利性，不加节制地盲目消费甚至挥霍，最后无力偿还导致犯罪；一些融资困难的小企业主采取不法手段骗领信用卡以解资金燃眉之急，在资金链断裂后，纷纷陷入无力还款的境地。在主观方面，这些持卡人的法律意识薄弱，部分持卡人甚至不知道恶意透支系违法犯罪行为。
二是从作案手段看，多行多卡型信用卡诈骗现象突出。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各银行扩大发卡规模，对申请人身份审查不严的漏洞，在不同银行办理多张信用卡，恶意透支后利用授信额度，套取银行资金拆东墙补西墙，危害金融安全。 三是从犯罪结果看，近年来信用卡诈骗涉案金额呈增长的趋势，且信用卡诈骗手段翻新，隐蔽性加强。如部分行为人开始通过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新方法实施钱款转账。 四是一审判决后上诉率高，特别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犯罪。一旦欠款金额超过十万元，如果没有自首、立功等减轻情节，即使案发后全额还款，被告人面临的刑罚也至少在五年以上，被告人本来就缺乏恶意透支即构成犯罪的认识，判决后认为全额还款仍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过重，普遍提出上诉。 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高发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发卡行内部管理不规范。目前，各大银行都在不断拓展信用卡业务，为争取更多客户，一些银行忽视信用风险防范，对信用卡申领人的身份证明、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