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诈骗罪辩护词
职务侵占、诈骗罪辩护词
(涉及当事人隐私，人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刘ｘ菲的家属张ｘｘ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刘ｘ菲同意，指派我们担任其涉嫌职务侵占、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其陈述和意见，有针对性地询问了与本案相关的问题，并到贵院详尽阅卷，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十分清楚。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ｘ菲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没有异议，但对侵占的部分数额持有异议；对起诉书指控的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持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就本案的事实而言
（一）辩护人对指控的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的事实部分不持异议，但对部分数额持有异议，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构成职务侵占罪不持异议，但对起诉书指控的侵占公司财产的部分数额持有异议。
在开庭中，法庭调查证实了被告人刘ｘ菲有将售楼款交到公司，而没有换回客户收条的情况。被告人刘ｘ菲在ｘｘ集团售楼处工作了
多年，销售了大量的商品房，也向集团财务部交回了大量的售楼款，如果要认定刘ｘ菲职务侵占的具体数额，应结合其实际销售的数量，与交到财务部的款项，结合客户手中持有的收条，以及刘ｘ菲从银行提取的款项综合来认定，而公诉人仅以客户手中持有的收条来确定刘ｘ菲侵占的数额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不符，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两年，刘ｘ菲只能认识自己所亲笔书写的收条，但对每一笔具体的数额不能完全的记清，公诉人指控的数额，有重复计算的可能，不具客观性。
对于由杨ｘ婷出具收条的部分，有王ｘｘ的131713元、侍ｘｘ的23200元、李ｘ的20205元、孙ｘｘ的20000元、蒋ｘｘ的55000元，对于由刘ｘ媛出具收条的部分，有李ｘｘ的42000元、薛ｘｘ的55000元、刘ｘ的55000元。虽然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刘ｘ菲知道杨ｘ婷、刘ｘ媛收到过上述款项，但现在只有杨ｘ婷、刘ｘ媛证实把其收到的定活两便的存单交给了被告人刘ｘ菲，因为杨ｘ婷、刘ｘ媛也知道其收到的都是定活两便的存单，而且存单后面都写有密码，凭密码就能支取，所以并不能排除杨ｘ婷、刘ｘ媛有侵占的可能性，也不排除部分存单丢失被别人取走的可能性。因为杨ｘ婷、刘ｘ媛与本案有重大的厉害关系，所以辩护人建议法庭对杨ｘ婷、刘ｘ媛的证言不予采信。应以有被告人刘ｘ菲取款时签名的取款单，包括被告人刘ｘ菲以他人名字来签名的取款单来认定被告人刘ｘ菲侵占的实际数额，并不能仅仅按照有收条的部分来认定被告人侵占的数额。例如被害人刘ｘ海也持有收条，但其购房款已经如数交到ｘｘ集团财务部。对于其
他被害人提供的收条部分，有多少交到了ｘｘ集团财务部，ｘｘ集团并没有提供证据。如果一概都认定是被被告人侵占了是不公平的。
（二）辩护人对指控的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持有异议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针对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骗取刘ｘ海35188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如下：
1、刘ｘ海是基于个人原因和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委托被告人代其缴纳契税款的，被告人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刘ｘ海的钱款。
2、即使如刘ｘ海所说：“没有委托，她说由公司统一办理”，辩护人认为刘ｘ海的陈述也不足以采信。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不管是被害人陈述还是被告人供述，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被害人刘ｘ海在交给被告人刘ｘ菲的房款、契税款长达一年多当中，基于自己的原因是退房、还是贷款的问题上一直没有确定，也一直未向被告人刘ｘ菲催要，可以看出，刘ｘ海对契税由谁缴纳及比例是清楚的，开庭中被告人刘ｘ菲供述是因为刘ｘ海没有时间缴纳而委托其代缴，这一种解释更具有可靠性。
在只有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一对一的证据，没有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应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被害人的
陈述不予采信。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诈骗应ｘ青100000元、刘ｘ宇50000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如下：
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诈骗应ｘ青、刘ｘ宇同样是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在只有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一对一的证据，没有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的情况下，应采取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被害人的陈述不予采信。
2、这两起“诈骗”虽然还有证人胡ｘｘ的证言，但辩护人认为其证言应不予采信。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本案中辩护人虽然提出申请，但法庭通知检察机关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没有提供。二是胡ｘｘ和被害人应ｘ青是多年的同事，和刘ｘ宇也是一个系统的，是被告人的前夫，被告人背叛其多年。足以证明胡ｘｘ和本案有重大的厉害关系，所以辩护人建议法庭对胡ｘｘ的证言不予采信。
二、就本案的量刑情节
（一）被告人系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刘ｘ菲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审判阶段，被告人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我国一贯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
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系初犯，建议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ｘ菲系初犯，之前无任何刑事犯罪或行政处罚记录，在犯罪前表现一贯良好。这次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在看守所期间，积极反省自己，主动配合调查，确有悔改表现。对这次侵占部分业主的购房款、车位款已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主动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来偿还业主的购房款、车位款。
（三）被告人已退赔部分被害人财物，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ｘ菲已经退赔部分被害人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系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而且已经积极退赔部分被害人财物，有多种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从轻处罚！
以上意见，敬请采纳。
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时圣永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联系方法：
时圣永律师
电话：
邮箱：shengyong5588@https://www.360docs.net/doc/c67770970.html,
单位：江苏汇君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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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 一起成功的辩护 附二审辩护词
从起诉盗窃至起诉职务侵占一起成功的辩护附二审辩护词） 顾某为辽宁某饲料公司保卫科长，他与另一保安员，及一些公司内部生产员工相互配合，将生产原料蛋氨酸和赖氨酸成袋地运出贩卖，从而牟利。此案当地检察院以盗窃罪诉至当地法院。我接受顾某委托为其辩护。庭审中，我提出的辩护观点为起诉书认定窃取数量有误，起诉罪有误，此案各被告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一审判决，采纳了律师意见，改变了起诉书认定的盗窃数量，但罪名上仍以盗窃罪认定。我继续代理二审，中院法院认为原审事实不清，发回重审。今天传来好消息，基层检察院变更并重新送达了起诉书，指控罪名为职务侵占罪。 作为一名律师，感到非常鼓舞，享受到辩护成功的喜悦，也感受到当前司法环境的不断规范.司法机关确实能够严谨认真地对待案件，正确接受不同意见，从而保证司法质量。 下面附上二审的辩护词，可以反映律师关于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区别的一些意见，庭审中律师直述各被告人及公司实名，现将实名隐去。 附：二审辩护词 辩护意见 法庭： 作为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对一审判决书中所认定的各项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各项事实所得出的结论恰恰反映了顾某以及其他各被告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非盗窃罪。 根据刑法第271条第1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为职务侵占罪。 首先，从犯罪主体上看：除于某外，顾某某及其他被告人皆属某饲料（辽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该公司为外国独资企业（见判决书第6页）。 其次，从犯罪侵犯的对象上看，各被告所窃取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本单位财物。 第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上看，各被告人分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辩护人注意到，一审法院之所以认定各被告构成盗窃罪，而非职务侵占罪，是将各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错误地认定为“利用工作上的便利”。 辩护人认为，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一条重要的区分标准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与其职务是否有关联性，即在其行使职责的情况下能否对相关财物产生约束力。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无关，仅因熟悉环境、容易混入现场、易接近目标等因素占有财物，则属“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该财物的转移占有，与行为人的职责有关，其有权对相关财物控制、支配、管理，而不适当行使该权利，则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案中，各被告人窃取本单位财物，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截留财物，第二步是移出公司。 第一步的行为人为赵某、黄某、常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赵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小份计量，按配方秤取原料，被告人黄某受聘该公司工人，负责推料，被告人常某是该公司看仓员，负责接取输送玉米（见判决书第6页）”。对于他们截留本单位财物的方式，一审判决如是认定：“白天被告人黄某等人利用工作之便利从该公司库房里推出饲料添加剂蛋氨酸和赖氨酸，被告人赵某等人采取少投入添加剂的方法，将留存的蛋氨酸和赖氨酸藏起来。” 黄某的工作职责就是推料，赵某的工作就是计量、取原料，二人对所窃取的本单位财物，具有职责上的控制、管理关系，显系在“利用职务之便”，而非“利用工作之便”。 第二步是移出公司。这一步的重要行为人为顾某、付某。对于他们的身份及职责，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被告人顾某受聘某饲料有限公司保卫科长，负责全面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人付某系该公司的保安（见判决书第7页）”。对于财物移出公司的方式，一审判决书如是认定：“晚上利用被告人顾某担任公司科长、付某提供公司保安夜间值班看护本公司财物工作上的便利，再将藏起来的蛋氨酸和赖氨酸从围墙扔出公司外，然后用车接走运离公司。” 顾某是保卫科长，其职责是全面安管工作，按公司要求手机常开，晚上有查岗任务，有案情听到报告随时
诈骗案辩护词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的委托，指派我们作为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一案的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加诉讼。 在受理案件后，我们研究了广东省**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查阅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陈述的犯罪经过，对本案的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卫安涉嫌挪用公款罪的罪名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被告人作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曾受当地政府委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的公务仅指国家事务而不包括集体事务。国家事务是指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职能而进行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活动。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的公务既可能是国家事务也可能是集体事务： （1）但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诸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所列举的事务时，属于从事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事务属于乡镇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乡镇政府没有精力和条件单独完成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村基层组织予以协助。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从事这些工作时就承担了乡镇基层政府的部分职责，属于从事公务，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2）当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集体事务时，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意义上的从事公务，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公共管理职权的人员，而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不具有公共管理职权。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有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依法任命，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从其产生、任命、管理和实际承担的职责来看，若对村委会等村组织工作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既与其实际享有的职权不符，也与其实际享有的待遇不相符，权利义务不对等。 本案中被告人陈卫安应属于第二种从事集体事务的情形，因为被告人陈卫安与其他两名被告人在相应的征地工作完成时，代表村集体领取相应的征地补偿款项起，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职责已经履行完毕，相应的补偿款项也在此刻转化为村民小组的集体财产。 因此，被告人陈卫安的身份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要求，其所管理的只是村民的征地补偿款项的集体事务，而非国家事务，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故其行为应该定性为挪用资金罪。 二、本案被告人陈卫安系从犯，应从轻减轻处罚。
职务侵占罪的认定及处罚
职务侵占罪的认定及处罚 一、概念及其构成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此处所称“公司”，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设立的非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称“企业”，是指除上述公司以外的非国有的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设立的有一定数量的注册资金及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如商店、工厂、饭店、宾馆及各种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等经济组织；其他单位，是指除上述公司、企业以外的非国有的社会团体或经济组织，包括集体或者民办的事业单位，以及各类团体。 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对象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谓“动产”，不仅指已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占有、管理之下的钱财（包括人民币、外币、有价证券等），而且也包括本单位有权占有而未占有的财物，如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拥有的债权。就财物的形态而言，犯罪对象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如厂房、电力、煤气、天然气、工业产权，等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作。职权，是指指本人职务、岗位范围内的权力，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务或岗位上的权限，但却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或通过其他人员利用职务或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包括：（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决定或处理以及经办一定事项等的权力；（2）依靠、凭借自己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或利用其他人员的与职务、岗位有关的权限；（3）依靠、凭借权限、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对己有所求人员的权限，如单位领导利用调拨、处置单位财产的权力；出纳利用经手、管理钱财的权利；一般职工利用单位暂时将财物，如房屋等交给自己使用、保管的权利等。至于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仅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熟悉环境、容易混人现场、易接近目标
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辩护词
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宝飞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授权，指派本律师担任王宝飞聚众斗殴一案二审的辩护人，通过庭前调查取证及再次会见被告人，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现针对本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待查明。 1、王宝钢被谁杀死的不清楚，凶手的身份不清楚； 2、凶手是谁邀约去的现场不清楚； 3、卷宗里为什么没有可能邀约凶手的皇后酒吧一个叫“嘉欣”的客户经理的材料和其本人的基本情况？ 4、一审时为什么不通知王宝钢的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本案的部分被告被控罪名与法律规定不符。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说明在聚众斗殴活动中，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一律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是对犯罪的一种转化型规定。但我们看到，在王宝钢被杀害的情况下，一审公诉机关没有将罪名聚众斗殴转换为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一审判决也仅仅根据一审公诉机关所诉罪名进行判决，亦未依法转换罪名。被告人钟祥珊在公安机关的交待足以证明王宝钢的死亡与其邀约、唆使他人行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卷宗177页） 三、王宝飞等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值得商榷。 从本案的案件发生经过情节上分析，王宝飞、王宝钢等人撤离斗殴现场一百多米后，被人报复追杀，导致王宝钢被杀身亡，
王宝飞等人随即报警，王宝飞等一边将王宝钢送医院抢救，一边等待并随同公安人员到公安机关处理。那么，在王宝飞、王宝钢等人离开发生纠纷现场遭到钟祥珊等人报复前，王宝飞、王梦江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斗殴罪？如果不构成，为什么会因为后来王宝钢被报复杀害结果的发生而构成？从情理上讲，王宝飞同样是受害人，因为王宝钢是王宝飞的同胞兄弟，如果王宝飞因王宝钢被杀而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四、被告人王宝飞系初犯、偶犯，依法可以酌情从轻或减轻处罚。 本起聚众犯罪是因简单的民事纠纷引起，并且该犯罪具有偶发性，不同于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双方殴斗。一审在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量刑幅度内对王宝飞判处二年零一个月的刑罚，量刑显然过重。 五、为了体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建议撤销对王宝飞等人的聚众斗殴罪的指控，仅对钟祥珊等人的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 2011年8月8日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360docs.net/doc/c67770970.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诈骗案辩护词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职务侵占罪认定中的两个问题
职务侵占罪认定中的两个问题 职务侵占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确定的15种常见犯罪之一。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系统的司法解释对该罪在司法实务适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明确。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案例为蓝本，对职务侵占罪认定中的两个问题加以明确，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个体工商户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中的“其他单位” 目前，对于个体工商户是否属于职务侵占罪中的“其他单位”这一问题，不少实务工作者认为应当给予肯定回答。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但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指导案例第318号张建忠侵占案的裁判理由中，对这一问题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个体工商户不属于职务侵占罪中的“其他单位”。在刑法意义上，个体工商户是实质的个人，而不是单位。因此，个体工商户所聘的雇员、帮工、学徒，无论其称谓如何，均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根据在于：“个体工商户是《民法通则》所规范的，属于个人投资经营，用个人财产承担责任的特殊民事主体。首先，个体工商户与《个人独资企业法》中提到的个人独资企业有所不同，它不属于企业。其次，作为特殊民事主体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法律上之所以不同于自然人，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个体工商户既可以是公民个人投资经营，也可以由家庭成员一部或全部投资经营。就前者而言，个体工商户在刑法意义上应视为个人；就后者而言，从刑法意义上也不能视为单位。 能称其为单位的，都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一定经费和财产，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组织。个体工商户是特殊的民事主体，具有自然人的全部特征，不具备单位的组织性特点。”[1]
“其他单位”的认定： 目前，对于职务侵占罪中“其他单位”的认定这一问题，并没有一个权威解释。本文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刑法第163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4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加以理解。 第一，这里的“其他单位”是被害单位，不能等同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作为被害单位，其成立条件、形式要件较之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相对宽松，因而范围相对广泛。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机构，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临时性组织。但是，对于“其他没有列举的临时性组织，如债权人会议、清算组等是否属于其他单位，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把握。” [2] 第二，“其他单位”不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司法精神，这里的“其他单位”不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3] 第三，在具体认定中，由于单位的组织形式多样，对单位成立的要求不尽相同，那些完全具备单位的实质特征，只是由于没有依法登记或者没有经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或备案，形式上存在瑕疵的，不影响对其属于“其他单位”的认定。[4] 二、职务侵占罪中“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与行为人在单位的“身份”无关 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指导案例第516号刘宏职务侵占案中指出：
武汉朱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 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 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 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香港谢子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从轻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之二审辩护词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主办：王思鲁律师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香港谢子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从轻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之 二审辩护词 尊敬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案合议庭审判长、审判员： 本辩护人受谢子军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谢子军等涉嫌诈骗案中依法为谢子军提供辩护。本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便已介入此案，并全程追踪到现在。凭着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本案背景之复杂使我们不得不对其予以重视。因此，在对本案发表新的辩护意见之前，本辩护人认为有必要对案件起因作一回顾： 2004年12月23日，公安部向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发出[公经（2004）2036号]案件交办通知，要求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组织查处“吴毓秋涉嫌侵吞奥地利华侨蒋美珍在杭州投资权益”的行为。 2005年1月6日，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填报《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正式立案展开刑侦，该表指出：2001年下半年，时任长宝大厦（现改名为西湖国贸大厦）项目公司——杭州长宝置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涉案嫌疑人吴毓秋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孙晓初等人以杭州长宝置业有限公司所属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由杭州整流器厂为向交通银行杭州分行贷款7000万元并挪用于杭州长宝大厦项目建设，有涉嫌挪用资金犯罪嫌疑。此外，在长宝大厦项目建设过程中，吴毓秋利用担任杭州长宝置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职务之便，同时乘周荣琪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罪被立案侦查并限制人身自由之机，伙同杭州整流器厂厂长孙晓初等人，将周荣琪在杭州长宝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90%股权非法转让并占有，有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的嫌疑。 2005年4月初，吴毓秋、孙晓初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转刑拘，转捕。而因受牵连，2005年4月1日，浙江省公安厅以“涉嫌职务侵占”抓捕了本案被告人谢子军，尔后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改变定性为“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董某合同诈骗罪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及其认定 笔者拟从职务侵占罪的概念、渊源、构成及证据规格等方面谈一些体会，以期对执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职务侵占罪的概念与渊源通说认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触犯我国刑事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 广义上，目前该罪的法律渊源有我国的刑事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明确这些法律渊源将为我们侦查、检察及审判实践提供准确的执法、司法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由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没有明确规定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的起点，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发布。因此，在实践中，对职务侵占数额较大的起点，仍是参照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规定，“根据《决定》（笔者注：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的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企业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本公司、企业财物的行为。实施《决定》第十条规定的行为，侵占公司、企业财物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侵占公司、企业财物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该解释第六条又规定，“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受贿、侵占、挪用的定罪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20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这也是职务侵占罪的法律渊源之一。 此外，从该罪的相关立法过程可知，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是根据1995年2月28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十条规定的侵占罪演变而来。 二、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与认定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挪用资金罪、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都属于侵犯财产类罪名，但如何区分上述同类不同性的罪名并准确认定职务侵占罪，关键在于认清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即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 （一）职务侵占罪的客体与对象1、职务侵占罪的客体。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公司”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依法设立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如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其他单位”是指公司、企业以外的群众团体、管理公益事业的单位、群众自治性组织，如学校、医院、社团、居（村）委会等。曾有观点认为，职务侵占罪侵犯的客体还包括出资者的财产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基于物权而形成的一种法律上的物的支配关系，在积极方面，表现为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消极方面，则表现为独占或排除他人干涉、侵夺和妨害的权利。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成立后，依法对各出资者的出资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对外的责任承担上，也是以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依法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而出资者仅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对内承担责任。因此，两者的法律地位是不一致的。而且，在犯罪客体的认定上，只能以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为依据。所以，职务侵占罪的客体就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 2、犯罪对象。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本单位即犯罪行为人所在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物。 在法律属性上，“本单位财物”应当解释为不仅指本单位“所有”的财物，而且还指本单位“持有”的财物。其包括：⑴、已经在本单位的占有、管理之下并为本单位所有的财物。⑵、本单位虽尚未占有、支配但属于本单位所有的债权。⑶、本单位依照法律规定和契约约定临时管理、使用或运输的他人财物。因为单位人员侵占了这些财产，行为人所在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行为人实质上仍侵犯了本
聚众斗殴转化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从无期以上到15年有期徒刑)
辩护词（网络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亲的委托，并经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及管辖权有异议。现就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定性和管辖权存在异议。 本案从被告人投案自首到侦查、起诉阶段都是依照聚众斗殴罪进行的。根据被告人燕某某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为从犯，只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并根据其地位和作用承担责任，不应当对聚众斗殴罪的全部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不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适用罪名转化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为聚众斗殴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本案不宜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是从犯，不是本案聚众斗殴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应被认定为主犯。 本案是一起极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细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认定为本案的首要分子。辩护人经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部卷宗、两次到昆山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查阅参考相关判例以及刑法学专家对共同犯罪的论述，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从本案整体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和特征，不难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劝架不成，后又被动地参与到犯罪中来，对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其主观恶性小，人身伤害及社会危害程度小。 （一）本案犯意的发起者、教唆者、纠集者、组织者和实行者是同案犯刘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刘某受到被害人方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后，为了报复对方，主动电话给被告人燕某某让其帮忙打架，同案犯刘某行为性质为组织、教唆行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组织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实上不想参与到犯罪中来。 恳请合议庭高度关注一个事实，在本案聚众斗殴事件发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机会不参与到打架事件中，从而断开与聚众斗殴事件的联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刘某在给被告人打的第一个电话时，被告人没有想参与到打架中来，相反目的是劝架，为了息事宁人，消除事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调解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如果对方接听电话，通过双方协商和沟通，事情可能到此为止了。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没有第二个电话，对被告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刘某在被无辜殴打后，为了报复，找被告人到现场帮助其打架，有着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条件（辩护人请求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事发现场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达现场的可能性）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因为被告人是做职业中介的，在正仪镇时间长，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范文最新推荐------------------------------------------------------ 律师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市**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指定，指派本律师担任阿来涉嫌盗窃罪一案阿来的辩护人，参与今天的庭审。接到指派后，辩护人详细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诉讼文书，结合今天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鉴于被告人阿来已经自行认罪，而且态度诚恳，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盗窃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其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阿来有如下法定以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告人阿来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不到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未成年人从法律上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 1 / 6
非能力薄弱，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差，思想不成熟，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符合司法理性。 2、被告人阿来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具有坦白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阿来到案后能详细交待所犯的罪行，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的多次讯问中，对整个作案过程从一开始就主动做了详细的供述，坦白交代自己的犯罪罪行。被告人在事发时由于年少无知，一时冲动，才触犯刑法。但因其事后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如实交代事情经过，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改之意，且社会危害程度不大，符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条件。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在量刑时能予以酌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阿来无前科，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 四、本案被盗窃财物已被当场追还，被害人的损失得到了挽回，依法可以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被告人阿来系未成年人犯，没有前科，主观恶性相对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