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改革,是效率优先兼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效率
第二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第二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引言：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二十多年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下，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明显扩大了。
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有关媒体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一位富商请客，１２个人一顿吃了３６．６万元。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是１０００元的话，那么这３６．６万就足够这个家庭吃上３０年。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社会分配上巨大的差距是存在的。
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前面我们学习的关于我国的分配制度公平吗？资料：“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人提出的口号。
（略）改革开放初期，深圳人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勇敢地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短短十几年时间，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已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
林立的高楼、繁华的街道、充满活力的企业、快速增长的经济令世界震惊。
第一目：坚持效率优先活动一：改革之前，李家庄实行“大锅饭”式的记工分的分配方式，村民收入没多大差别，但普遍处于贫困状态。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村民收入普遍提高，同时拉大了收入差距。
退伍军人大李除种好自家承包地外，还承包鱼塘，建起养鸡场，年收入达十几万元。
他家建起了楼房，买了汽车，还坐飞机出国旅游。
与丈李同龄的老吴，情况就不同了。
老吴患病花了不少医药费。
全家靠几亩承包地，只能解决温饱。
＊大李迅速致富说明了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靠劳动和经营致富的热情，大李的迅速致富就是在这种收入分配机制激励下的结果。
）＊如何认识致富路上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身体条件和能力水平的差异，难免会形成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是不可避免的。
）材料补充一：民谣《大呼隆》一队打钟二队喊，三队四队往外撵，五队猛敲生铁板，六队地头把名点，喊破嗓子砸烂钟，社员迟迟不上工，树边候，路边等，蹭到地头坐个坑。
法律制度建设的四个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法律制度建设的四个时期梁生东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法治涉及不同内容，立法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不同的境界。
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走向、制度完善、社会实效的不同，笔者认为中国追求法治大致可以划分成四个不同时期、四种不同境界。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举一纲，众目张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把人们从繁密的法律中解放出来，废除计划经济时代不合时宜的管制，让人们依据自己的理性，秉持自觉的良知，遵循必要的法律去自由挥洒，主动开拓，积极进取，创造效益，以促进经济发展。
这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助于人们冲破旧体制的樊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自身包含着一些明显的局限性，它只是适用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这一提法已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效应。
2.公平效率，相提并重——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社会大量新问题的出现，当公平与效益相冲突，两者不可兼得时，毫无疑问，法律应该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甚至牺牲效益以保证公平。
过去没有强调“公平优先”，导致一些社会成员用特权、垄断等手段获取不当利益，造成畸形、有害的经济状态，甚至误导了大量非经济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偏离了应该追求的首要目标。
实际上，遵循机会均等、按劳分配等公正的原则才是较高“效率”的目标状态，这种公平效率，相提并重的策略是真正实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前提。
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
3.人格至上，追求平等——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真正觉醒的民众绝不会是简单地谋求经济实现，而是希望享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虽古人也有类似追求，但总是遥不可及。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注重效率,也注重公平”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注重效率，也注重公平”自从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后，国人对效率与公平的论争再度达到高潮，有主张舍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例如，2005年10月有人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疾呼：“必须重新确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但也有对此明确表示反对的，如某华侨大学教授在《理论前沿》上撰文，提出四点反对的理由。
我认为这两派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都失之偏颇，并且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效率与公平严重失衡的社会问题是于事无补的。
所以，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提法作适当调整和改动是必要的，即把“兼顾”二字改为“注重”，既维护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理由如下：1.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需要我们在多方面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表现，尤其在效率与公平上超越资本主义。
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够巩固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必须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没有效率，算不上社会主义；没有公平，连资本主义都不算，更算不上社会主义。
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就好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不能有任何偏废。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一度实行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就是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做法，因而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其结果是导致国运不昌和共同贫穷。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此作了根本性的纠正，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毋庸置疑，这一原则对推动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由于我们始终把效率放在“优先”和第一的位置，而把公平放在“兼顾”和次要的位置，更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所谓的“效率”，长期实行一条腿走路的政策，使公平问题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
中国分配制度的伟大变革30 年前，中国改革选择了“分配”为突破口，分配制度经历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的改革过程。
“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不断成熟起来。
2003 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国家进入了特别发展阶段。
在这一特别阶段，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
目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次成为改革的聚焦点。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党的十七大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新主张，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与指南。
汪玉奇( 1 953 ―) ，男，江西省社联副主席，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等。
( 江西南昌330077)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 年的历程。
实践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当前，分配制度改革又一次紧迫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特色。
30年前，改革正处于发端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先作好改革的整体设计的。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分配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破解这一问题，绝对是很有理论旨趣的事情。
现在看来，至少有以下原因：――“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普遍存在的贫困现象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深感耻辱，渴求富裕正成为人们最迫切的要求。
以分配为改革的突破口，顺应了这一要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曾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开始了具有改革意义的“调整”。
“大包干”、奖金制度的试验在较大范围内推开，并取得明显的成效。
“文化大革命”粗暴地中断了这些试验。
当这场运动归于失败，进入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这些试验也就很自然地重新启动起来，引发分配制度的改革。
――当时所进行的改革，不管是农村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还是企业的扩大分配自主权，都是不涉及产权制度的浅层次改革，比较容易启动。
试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试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摘要】：自从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后，报刊上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更为引人注目。
文章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着手，进而说明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
但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成为在新时期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为了弄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怎么提出来的。
我们知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
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萨缪尔森、伯格森、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
在我国，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在为1992年10月举行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十四大的决议里，那里第一次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针。
后来，在1993年11月举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又将这一方针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
有人认为，提出这一政策，从理论上说，依据上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而从实践上说，则是对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那就不能不承认，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论是从其用语还是从思想来看，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的影响。
二、效率优先的地位不可取代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是从改进工具和提高效率开始的。
在生产效率不高、不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奢谈公平没有任何意义。
效率的不断提高不但使公平成为可能，还是辨别公平实现与否的标准，离开效率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公平。
辩论稿：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荣幸站在这里与对方辩友共同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今天我方的辩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公平问题受到人们乃至中央高层的重视。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论断。
随后，胡锦涛同志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关于提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专题讲话中，把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之一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公平”达20 多处，并明确强调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这就明确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
任何一个走向成熟的现代社会，无不把社会公正放到核心的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兼顾”的位置。
为此,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开宗明义，让我们先明确几个概念。
何为公平？其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公平的理解是有区别的。
就当今社会而言，这里指的公平，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机会公平，二是分配公平。
机会公平要发展机会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分配公平则是要求对经济发展的结果有一个合理的分配。
何为效率？效率的含义一般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被使用的，它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效率，具体指单位时间内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二是指经济效率，也称配置效率，具体指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程度。
今天我们判断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标准是哪一者更能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下面我方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我方观点。
首先：“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更有利于国家大力维护和促进民生的发展。
“公平正义是比太阳还光辉的事业”( 温家宝总理语)。
温家宝同志在2008 年3 月18 日答中外记者问时也明确指出: “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案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每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都这么提，直到如今。
所以，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与我国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给我国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国家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讲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
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
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这一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
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敛聚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
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二、个人发言提纲：（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
党的十*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为我们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
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
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
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
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
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
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
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
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
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
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
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
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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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改革,是效率优先兼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效率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
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
为什么有人现在反对效率优先，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因此认为现在只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
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
也可以不同步，我国现在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效率没有优先，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效率优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会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
行政垄断行业的设置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对于这些社会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
现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即便是将公平放在优先地位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再分配的问题。
初次分配由市场来决定，再分配由政府来做。
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兼顾效率优先，而是应当对政府进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垄断行业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这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办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
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
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
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
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某个历史时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这种趋向应以不损害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这样的定位是不全面的。
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次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开放以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这是它的局限。
正是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存在上述的缺陷，所以这一提法对窗体顶端中国经济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必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现在的制度建设必须以现代的价值观包括现代的社会公正观来进行，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是轻视了现代的基本价值观，尤其轻视了社会公正观，从而会延误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