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水浒传》忠义观念

浅析《水浒传》忠义观念《水浒传》是一部杰出古典小说，塑造了许多生动的艺术形象，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今天本人拟对他们的忠义观念作一浅析。

从历史时代背景看《水浒传》的忠义思想解读一部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

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

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

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一、义—江湖义气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

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

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全文开篇第一回既是对结义的描写：朱武向史进夸说他与陈达、杨春的结义“虽不及关、张、刘的义气，其心则同”。

事实上，这个义就是后来水浒英雄们所有行动的一面旗帜，它渗透了好汉们的社会理想。

先以鲁达为例来分析,他一听说金老汉被人欺负,丝毫不理史进和李忠的劝告,就想去打死郑屠夫．第二日有又找到金老汉住处，在门口坐了两个时辰看住店小二，以防不料金老汉被其拦截．随后他径直赶到状元桥，设法狠揍了郑屠夫，不料却真的把人打死，自己被逼流落江湖，做了和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之人，从此变得一无所有．他的一言一行，无一不时为了替他人谋利益，帮别人抱不平．再看义字当头的山东呼保义宋公明，江湖人称及时雨，乃郓城县押司，江湖中颇有声望，书中是这样评价“ 挥金似土”、“ 排难解纷”、“ 扶人之困”，凭借自身公务员身份和富裕的家庭以及良好的交际，在小郓城实在是混得风生水起好不快活。

可是因晁盖等好汉在黄泥冈贩卖枣子劫生辰纲事发，宋江把官军何涛追捕的消息告知晁盖。

及晁盖等上梁山后，遣刘唐送来书信及一百两黄金酬谢。

不料，此信落入其妾阎婆惜之手。

宋江要信不回，无奈之下，怒杀阎婆惜，去官府自首后发配江州，与李逵等相识。

却又因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判成死罪。

幸得梁山好汉搭救，在刑场把宋江救上梁山，做了副头领。

再看已经上山的好汉们．行军途中，他们做到丝毫不损害百姓的利益；攻下城镇，他们不忘把官家、地主及恶霸的财务拿来救济百姓。

此外，作者还通过对村民、渔民接待义军各种隆重场面的描写，侧面烘托了好汉们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打击封建势力的义举。

在这里，梁山好汉们头脑中义的内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兄弟友爱，誓同生死和济困扶危、劫富济贫。

梁山早期头领晁盖就曾说过，他们与官府、地方作对，只是为了“施恩德于民”。

从作品的描述可以看出，当革命性内容在好汉们义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各项行动如火如荼，作者写得畅快淋漓，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三打祝家庄、攻取高唐州等。

反之，整个梁山事业都回受到影响。

小说后半部分写朝廷前往招安时，义军队伍中虽然有李逵等极少数将领的坚决反对，吴用月独自作主，调动军队，把东京闹得人仰马翻，最后依然迫于宋江之义，屈服招安，正是明显例证。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

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

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

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二、忠—愚忠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

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

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

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

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

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

“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

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

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

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

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

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

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

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

”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

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

”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

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

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

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

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

“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

“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

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

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

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

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

“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

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

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

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

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

“替天”隐有“忠”的意义。

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

“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

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把《水浒传》写成了一部“忠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