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寻根小说”得失论

文学史中的“寻根小说”得失论摘要“寻根小说”既续了五四文学的文化反思批判，又有对本能非理性因素的极力表现。

在追求本土化的诉求中实现了审美现代性，却始终不能摆脱西方世界的“他者”形象。

其所寻之“根”的含混与复杂，造成“寻根小说”概念的泛化，其实质是知识分子应对现代性焦虑的文学表现。

关键词：寻根小说本土化他者现代性焦虑引言“寻根”小说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是对“五四”以来极端文学态度的矫正，但同时也是启蒙话语的延续。

“寻根小说”将视线引入文化上来，是另一种启蒙形式的延续。

然而，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非理性话语，因而“寻根文学”陷入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中。

“寻根小说”在西方文学冲击下应运而生，旨在学习拉美国家的文学创作，从中国本土中寻找立足之地，进入“世界文学”的秩序中。

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外来文明的冲击和侵略，并非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此外“寻根小说”所寻之“根”五花八门、含混不清。

文学、文化之根究竟是什么，是连许多寻根小说家自身也说不清的。

一、“启蒙”话语延续与非理性话语碰撞“寻根小说”以中国文化为切入点，表现出对五四精神的反叛。

它一纠正了五四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激进态度，以更为客观的眼光评判传统文化。

然而，“寻根文学”也并非是一味鼓吹传统文学精华。

对五四文学中的反传统，“寻根小说”是持否定态度，对五四以来的“反封建”意识“寻根小说”持肯定态度。

冯骥才的《神鞭》、林斤澜的《那五》等小说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及批判“国民性”等启蒙批判意识。

许多文学史叙述也发现了“寻根小说”与五四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如《爸爸爸》中的丙崽与阿Q的相互呼应。

“寻根小说”在“反思”、“伤痕小说”之后出现，不论是“寻根文学”对文化的反思，还是“反思”、“伤痕小说”对政治所造成的个人心灵创伤的反省和控诉，都建立在理性启蒙话语之上。

“寻根”是对反思的延伸，是对“反思”和“伤痕”小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深化”[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页。

]，对五四以来启蒙话语的一种延续。

然而，“寻根小说”并不都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

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具有的反启蒙性质。

莫言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等独具特色的英雄人物，尽管对“我奶奶”的描写，有提倡妇女解放和自由的启蒙意识，但这绝不是莫言要表达的核心。

莫言在小说里极力描绘了其故乡的纯种高粱，塑造了余占鳌这样一个具有土匪身份的英雄人物，主要是为了歌颂人生命本能意识的伟大。

他认为国人今日的软弱是因为“种的退化”，只有重新激起这种本能，才能走向世界迎接外来挑战和入侵。

余占鳌与“我奶奶”的野合，便是其本能欲望的释放，而这种本能“利比多”的实现，也促成了“我爷爷”从一个打工小将，变为土匪头子，最后成为抗日英雄。

莫言的小说并没有启蒙话语和编码的存在，只有诸如生命意识、本能、欲望等非理性话语充斥其中。

王安忆的《小鲍庄》也表现出这种生命的本能欲望，小说里的“拾来”和“大姑”之间微妙的情爱关系正是这种“弗洛伊德”本能的典型体现。

拾来与大姑本来是母子关系，而随着拾来的成长，他渐渐具有了性本能意识，当他抱着大姑的脚入睡时就产生了“性冲动”。

而小说最后拾来与大姑顶住道德伦理和舆论压力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王安忆的写作目的。

因而“寻根”小说也有与启蒙理性不同，甚至是对立的非理性因素。

其内在自我矛盾体现在启蒙话语与非理性话语的缠绕。

“寻根小说”的启蒙性质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而它又处在“伤痕”、“反思”文学的笼罩之下，因而有对前期文学的反叛与思考。

另一方面，80年代经历了人道主义讨论、文学主体论、“向内转”等问题后，“寻根小说”的非理性话语色彩更加浓厚。

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加之弗洛伊德学说、尼采生命意志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受，促成了“寻根小说”中生命、本能等非理性意识的出现。

，其存在着一种启蒙理性话语与本能非理性因素的碰撞。

二、本土化的文学追求与西方世界的“他者”“寻根小说”兴起与中国作家本土化创作息息相关。

“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寻根小说”侧重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结合，以实现文学的“本土化”追求。

不论是韩少功对楚文化世界的塑造，还是贾平凹对商州文化的描写，都是民族化愿望在文学上的本土化表现。

“寻根小说”的本土化追求，为后来小说提供了创作方向。

且引导我们思考在后殖民文化中，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寻根小说”思潮的出现，是西方文学对中国冲击的直接结果。

“中国的文学总该有点中国意识在里边”[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文学评论》1985年第2期。

]正因有强烈的民族欲望和诉求，“寻根小说”才应运而生。

在外界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寻根”作家们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试图摆脱政治体制对文学的控制，从文化入手，将中国文化的民间和民族因素融入到文学中。

“寻根小说”将创作方向引到中国本土文化上，企图将焦点从西方文化转移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

这种强调本土化，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本身却已陷入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他者”视角。

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是基于融入世界文学的大集体中来。

这里的“世界文学”指的是西方文学。

拉美等第三世界文学得到肯定也是在西方文学体制之内。

阿城已注意到中国文学尚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因而“与世界文学对不起话”[ 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页。

]。

“寻根小说”家普遍存在一种民族“自卑感”，面对西方文学的冲击，出现了一种文化与文学认同焦虑。

他们渴望进行本土化的学创作，并希望表现中国民族精神和民间文化的审美趣味。

“寻根小说”确实达到了一种追求本土情趣的美学效果，但它如拉美文学一样，始终是西方世界眼里的“他者”。

三、寻“根”之坚定与“根”之含混“寻根小说”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文学之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作家们不断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将“文化热”成功引入到文学中。

“寻根小说”摆脱了过去体制内的创作环境，进入到宽松与多元的创作氛围中。

然而，“寻根小说”的探求民族精神之路却很复杂。

由于不同作家、评论家对文学之根的理解和定义不尽相同，造成“寻根小说”所寻之“根”的庞杂与含混。

“寻根文学”首先表现出五四文学以来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反思姿态。

然而作家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五四时期反对的传统文化却不同。

他们在小说里所描绘的大多是中国民间文化、或是边缘地域文化传统，并非是五四时期鲁迅等人所批判的儒家文化。

韩少功从一开始便注意到，“寻根小说”家们热衷于以乡土背景来进行写作，而乡土中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即所谓的边缘文化。

边缘文化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并不具有一种全面民族性的代表。

“寻根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只是“冰山一角”，文学之根并不仅是边缘位置或是区域的文化传统，这是“寻根文学”所寻之根的偏颇之处。

“寻根”小说将边缘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之根，许多文史家也不赞同。

除陈晓明在《当代文学主潮》中认为《棋王》中王一生的生存态度被放置在儒释道文化体系中被过分夸大。

王一生的人生态度与中国传统棋艺中的某些特定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棋艺之道与道家的“无为”之说也只能是有某些相通与类似的地方，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看待王一生沉浸于其自己的象棋世界里，这是对其本能的一种压抑行为。

这里更多地是对生命本体欲望和体验的表达，没有多少文化之“根”。

正如莫言的《红高粱》所表现的，并非是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某一具体地域，或是潜藏在其背后的某种奇异文化是根之所在。

真正的“根”是地域文化孕育下人的生命本体欲望冲动与释放。

“寻根小说”将寻觅文学之根，理解为体现中国民间文化与地域风情的审美情趣。

其自身对文学“根”理解的偏颇，造成“寻根小说”自身分类的诸多问题。

“知青小说”、“乡土风俗小说”、莫言等人的小说，也被看做是“寻根小说”，甚至只要描写地域风土人情的小说都可以归到其中来，造成了“寻根小说”概念的泛化，然而它的确却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写作的审美价值和典范。

结语“寻根小说”以探究文学之“根”为核心，将文化纳入写作视角，以反启蒙批判了五四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态度，从非理性视角进入到现代化中来，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审美规范。

其试图实现文学本土化的心理欲求，虽还未能真正摆脱“他者”形象，但却成功地将视野转到中国文化与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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