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扶桑游记
王韬的扶桑游记
王韬的扶桑游记第一篇：王韬的扶桑游记王韬的《扶桑游记》1879 年春，王韬访问日本。
十一日（5 月1 日），船抵长崎。
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
他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地欢迎。
考察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是王韬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
在日本旅行的128 天里，王韬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
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王韬特别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急剧变化。
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王韬不禁感慨万千：“鸣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日本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原有的等级制度也分崩离析。
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溶入了社会生活。
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
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
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
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
对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文化方面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
但是，作为孔子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挽惜。
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挽惜和优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
王韬在日本结识了黄遵宪和不少日本文人, 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与日本学者增田贡、本多正纳及诗人佐田白茅等建立了友谊。
《扶桑游记》一书中还记载了明末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这是一本研究清代末叶中日文化关系的参考书。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王韬王韬(1828—1897)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复杂的人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晚清年代,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等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变,距戊戌变法仅一年之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改良主义者,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同时又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时代风云际会,交织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生平王韬(1828-1897)清代江苏长州(今苏州吴县)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后改名韬,别号天南、遁叟等。
王韬祖先原籍昆山,系明代巨族,明末兵乱,迁至甫里。
其父王昌桂乃一个儒生,以授徒自给。
王韬从小受到家庭传统的儒家教育。
以后就学于明经顾惺,不但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还饱览了诸如“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野史稗钞、笔记小说、诸子文集、诗赋词章等各类书籍。
184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中新阳县秀才。
次年,随父与师赴金陵应乡试,结果铩羽而归。
但他并不后悔,从此放弃科举,以期读书十年,另辟蹊径,然后出为世用。
20岁那年,王韬赴上海探望在那里设馆授徒的父亲,富有西洋气息的上海立刻向他展现了一个新的奇异世界。
不久父亲去世,他接受英国人麦都司的聘请到新教伦敦会办的墨海书馆从事著译工作。
后为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将领一事被清政府通缉而逃往香港；改名王韬，受到英华书院院长里雅各的赏识，协助其翻译中国典籍，并主编《近事编录》，从而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涯。
在这期间,他于1867年冬起的三年时间,游历英国、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
这些大大超出他想象的海外奇观,令他欣喜异常。
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便创办了《循环日报》。
王韬在该报主持笔政10年，于1884年回到上海定居。
晚年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著述，刊行了《经学辑要》、《西学辑存》等书,继续致力于改良主义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宣传介绍。
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
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作者：孙大海来源：《蒲松龄研究》2019年第03期摘要：王韬文言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基于其欧洲、日本两次游历，文学表达呈现出传奇化与笔记化的特点。
这些异国女子分担了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既有形象的职能，其爱情模式则是王韬自身体验与性情的投射。
王韬的异国女性书写在展示国外女学，引进特定文学形象，开创异国恋题材三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王韬;异国女性;淞隐漫录;传奇性;文言小说中图分类号：I207.41 ; ;文献标识码：A王韬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作有《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王氏小说借鉴了《聊斋志异》的经典笔法，也呈现出某些与时代相符的新变。
大量的异国女性书写，即为其重要特点。
本文拟结合三部小说集中的相关篇目，从呈现特征、内涵、意义三个角度，对王韬小说中的异国女性书写进行考察。
一、异国女性之呈现王韬笔下的异国女子形象，可分为欧洲与日本两类，这与其本身的游历状况相关。
1867年，王韬在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邀请与资助下，开启欧洲之旅，将一路见闻整理成《漫游随录》一书。
据该书记载，王韬在欧洲结识了媚梨、爱梨、周西、爱伦几位女性。
她们或陪同王韬出游，或向其请教中国文化，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淞隐漫录》中的《媚梨小传》《海外壮游》等篇亦出现了媚梨、周西等西方女子形象。
无论名姓、装扮，还是性格、气质，这些小说人物都或多或少地以王韬现实中几位西方朋友为原型。
1879年，王韬又应重野成斋、栗本锄云等日本文化人士的邀请，赴日考察，并将经历集成《扶桑游记》一书。
这期间，王韬拜访了日本才女迹见泷摄，《淞隐漫录》之《花蹊女史小传》即为此人作传。
由于频繁出入新桥、柳桥等风月场所，王韬还结识了小万、小铁等妓女。
《淞隐漫录》之《桥北十七名花谱》《柳桥艳妓记》，《淞滨琐话》之《东瀛艳谱》等篇，即记载了此辈数十人。
日本之旅，成为王韬异国女性书写的又一重要素材来源。
王韬
同治九年（1870年）4月，王韬回到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 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 纪》，先后在《华字日报》《申报》转载。
同治十二年（1873年），理雅各返英，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设备，于次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 —《循环日报》。随后王韬任主笔十年之久，共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变法，兴办工业以自强。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效力书馆
上书天国 避难香港
欧洲之旅 办报生涯
旅日考察 终老上海
清道光八年十月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韬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 初名王利宾。五岁时，由母亲教识字。父亲王昌桂是乡村私塾先生，其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 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王利宾到昆山应县考，中秀才。督学张芾称赞他文章笔法奇崛，因此得以以第一 名入县学。为纪念此改名为王瀚。
王韬继承了古代进步思想家的民本学说，并把它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溶合起来，使它成为一种批 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 在承认“民”决定国家治乱和民族盛衰的前提下，王韬提倡以“重民”取代 清朝的“轻民”政策，他认为首先要通民情，达民隐，撤专制堂帘；各级官吏要与民沟通，与民共其忧乐；其次， 开放言路，尊重百姓的问政权；再次，与民开诚布公，实行政事公开。地方官亦由百姓选举。王韬把传统的民本 思想朝向近代民权思想拉近，创造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新思想，引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潮流。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867年12月15日），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王韬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游历。他取道 新加坡等地，出地中海，经意大利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又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后搭火 车到加来，转搭渡轮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到了伦敦。 在伦敦，王韬应邀前往牛津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 的仁爱之道。
王韬《扶桑游记》史料价值发微——读王韬《游记》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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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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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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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乐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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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与 史 实 相违 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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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韬 的确 没 入 仕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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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极 ” 英 法 所写 八 十 则 公漫 游 随 录 》之 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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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记 》也 为 今 人 研 究 王 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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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维 新 思 想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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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了一 重 要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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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面 仅 就 《游 记 》 所 涉史 料
试 谈管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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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王 韬 的家 境与 身世
1 8 2 8一 1 8 9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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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地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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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官方 揖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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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此事 查无 实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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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王 本 人对此 语 焉 不详 的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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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文 字含糊
故 此 己 成 一 历 史疑 案 上书太 平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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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中元 同 志 在 事 出有 因
,
《王 韬 非黄 蜿考 》 ⑥一文 中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邹振环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最为常用的体裁，日记是一种自我交流的形式，一般来说，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进行的创作，日记写作者（下简称“记主”）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
因此，写作日记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创作这类文献时所具有的“非公共写作”的特有心态。
但事实上就整个日记文献来说又比较复杂，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日记一般可以分为：一为记主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的《曾侯日记》等；二是撰写时就准备日后发表的，如《李慈铭日记》、《曾国藩日记》等；三是不愿意公开或全部公开而死后作为遗文面世的，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等，四是一种日记体的文学创作，等等。
第一、二类日记很难说是在“非公共写作”的心态支配下完成的，难免故作庄重，常常少说私话和隐秘的事情，文字上也有很大的修饰和增补。
胡适从留学日记起，不但重视日记的内容，而且很注重形式，如正文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前后一致，到了一定的时候装订成册，题写封面。
1可见他也是把日记当著作来写的。
公开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史料价值，虽然其中涉及一些个人隐秘的方面固然会有曲笔和讳饰，但大量的内容还是不妨实话实说的，特别是游记、行纪，基本上都是为传世而写的，典型的如《徐霞客游记》、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四国日记》等，仍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秦瘦鸥的《劫收日记》等以日记体创作的文学，应该属于另一个范畴。
2本文所讨论的日记文献不包括用日记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关于日记，国内外的学者已从若干角度做过许多出色的研究。
1935年郁达夫曾经在《再谈日记》一文中介绍过英国研究日记的学者阿谁？崩松倍（ArthurPonsonby）撰著的《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Diarists）小册子，该书作者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
年月第卷第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印 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王立群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摘要 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通过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
年代初到香港以后他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
王韬对日本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 晚清王韬日本观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毫无疑问在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王韬 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作为近代最早以个人身份前往日本的中国文人之一他与日本的关系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人们在谈到王韬与日本的关系时就会谈到他年的日本之行以及据此著成的日记体游记《扶桑游记》。
但是仅仅依据该游记来考察他对日本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时期就通过所接触到的英美新教传教士了解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始逐步改变中国文人对日本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日本明治维新的人士之一。
到香港之后。
王韬通过与日本人密切接触对日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的日本开始跃跃欲试向外扩张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大清帝国却一步步衰弱下来二者地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使得王韬笔下的日本形象充满了矛盾。
中日关系的急剧变化决定了他笔下的日本形象不是僵化停滞的而是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
王韬对日本的认识的演变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反映了在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时代中国文人日本观的变化性和矛盾性。
同时通过考察对王韬的日本观还可以还原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轨道以及近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贸易的情况。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
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杨宏雨梁启超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①近代中国之每一次进步无不与巨大的历史灾难相联系。
如果说鸦片战争只是在浅层次上触动了中国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甲午战败则深层次地刺激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
在甲午战败的影响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高举救亡的大旗，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了效法日本、变法维新的新时期。
甲午战败是中国思想界一次重要转折。
在甲午战败后，传统知识分子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笼，迈出了值得珍视的一步。
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民族觉醒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一、战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知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对西方除荷兰以外的“夷人”采取类似清政府的闭关不纳的“锁国政策”。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炮舰下被迫开放。
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垮台。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
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重视。
事隔六年之后(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途经日本，在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之后，留下一份简短的记录。
这就是《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一卷。
李圭是近代第一个以官方代表身份访问日本的中国人。
1877年，何如璋以首任公使身份赴日，留有《使东述略》，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离开北京到东京上任的经过。
1879年4月，王韬以私人身份游历日本，历时四个月，留有他这次游历的记述《扶桑游记》。
1879年12月，王之春以道员身份赴日游历考察，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写成《谈瀛录》三卷。
1880年5月，李筱圃赴日游历，历时一个多月，留有记述《日本纪游》。
历史部编版高中选择性必修三(2019年新编)第2课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当堂达标题
第2课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同步检测）一、选择题1.宋初的儒家学者以对待杨墨(杨子、墨子)的态度对待佛教,予以排斥。
宋朝中期以后,出现士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的局面。
这一变化反映了()A.佛教成为社会主流文化B.市民阶层的兴起瓦解理学统治C.政治稳定推动文化发展D.儒学对佛教的吸收融合2.19世纪中期开始,求进步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学习。
20世纪初,梁启超、张东荪等一批知识分子却明确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极度失望。
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A.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B.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C.新文化运动的影响D.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3.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认为,不能将自然的进化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混为一谈。
但严复将该书翻译成《天演论》时,“煞费苦心”地将二者联系起来,提出自然界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严复意在()A.纠正生物进化论的错误B.为反清革命提供理论依据C.传播“中体西用”思想D.促进国人救亡意识的觉醒4.下图为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刊行译书分类示意图。
它主要表明当时()A.翻译的书籍类型多种多样B.向西方学习思潮开始兴起C.学习西方更注重实用技术D.社会科学思想于中国无益【答案】C5.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臻于完备，大量日本留学生来华学习。
他们归国后，将中日两国从多方面加以比较，看出了日本与中国的差距，而后他们要求日本仿效中国，开始了()A.农奴制改革B.大化改新C.明治维新D.建立政教合一【答案】B 解析:日本遣唐使学习唐朝的政治文化，归国后实行了大化改新，故B项正确。
6.中国古代史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共有四次高潮，其中第三次发生在宋元时代。
下列中华文化成果向外传播不属于这次高潮的是()A.指南针B.印刷术C.火药及火器D.造纸术【答案】D 解析：8世纪随着唐朝与大食的军事冲突，造纸术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故D项正确；A、B、C三项都是12－13世纪宋元时期外传欧洲的科学技术，排除。
王韬著述考补
王韬著述考补作者：段怀清来源：《关东学刊》2023年第06期［摘要］有关王韬著述数量及书目，其生前自己即曾有过较为明确之说明。
但王韬著述情况又较为复杂，尤其是他参与翻译的西学著述和儒家经典的翻译者权属，在王韬当时个人的认知判断中就存在着反复与纠结，这些亦给后来者的判断认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另外，王韬晚年亦有若干种关涉洋务的著述，包括《四溟补乘》以及《洋务丛书》（或《洋务辑要》），其来龙去脉以及出版情形，长期亦缺乏足够确切的考察定论。
本文在《弢园著述总目》基础之上，结合王韬日记、往来书札等文献资料，对其一生的著述情况进行了稽考，尤其是对其晚年若干重要编译著述的情况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王韬;《弢园著述总目》;《四溟补乘》;《洋务丛书》;《洋务辑要》［作者简介］段怀清（1966-），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关于王韬（1828—1897）一生之著述，其所撰《弢园老民自传》以及《弢园著述总目》之中先后有过说明。
前者成文于19世纪80年代初，后者成文于19世纪80年代末。
从著述数量看，后者所列举著述总目为36种，前者为26种，后者较前者多出10种。
对于王韬一生著述情况，汪北平、刘林整理，中华书局1959年10月出版的《弢园文录外编》的“出版说明”中，有一段文字：除了办报之外，王韬的著述也很多。
《弢园老民自传》中列举26种，《弢园著述总目》则为36种，据现有的材料当不下40种。
这些著述的内容也很广泛，有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天文历算、小说笔记等等。
但其中最足以代表他政治思想的是《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续钞。
至于《弢园文录内编》，据他自己说，其中“多言性理学术”，但在“辛酉冬间溺于水中，一字无存。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说明”》，汪北平、刘林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页。
）可见在王韬自述“三十六种”之外，又另提出了“当不下40种”之说。
事实上，即便是王韬自己，对于自己一生之著述，尤其是生前业已付印者，前后说法也时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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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扶桑游记》
1879 年春，王韬访问日本。
十一日（5 月1 日），船抵长崎。
王韬先后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地。
他每至一地，都受到热烈地欢迎。
考察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化是王韬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
在日本旅行的128 天里，王韬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人士。
对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地考察。
广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韬对日本社会的了解和对西学的认识，也丰富了他的思想，拓宽了他的改革思路。
王韬特别留心了解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发生的急剧变化。
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王韬不禁感慨万千："鸣呼！仅十许年耳，而沧桑更易，人事变迁，可胜叹哉！"
日本社会形态变化以后，原有的等级制度也分崩离析。
资本主义的机会均等和能力竞争原则代替原来的血缘世袭原则溶入了社会生活。
王韬观察到这一阶级结构的变化。
从日本华族世家的衰落，王韬似乎也体悟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传统的儒学及建立其上的旧价值观在明治维新以后遭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西学感到兴趣。
王韬观察到这种文化的裂变和转轨。
与儒学不断式微的情况相反，西学在日本社会长驱直入，取得了文化统治地位。
对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文化方面的急速变化，王韬抱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意识的改革呼唤者，王韬对日本明治时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胜利进军感到兴奋，为之欢呼喝彩，以为可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借鉴。
但是，作为孔子之邦的"孔学中人"，王韬又对此情此景表示无限的伤感和挽惜。
变化节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会就此脱序，这种挽惜和优虑是王韬不时给"全盘西化"泼冷水的心理机制。
王韬在日本结识了黄遵宪和不少
日本文人, 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与日本学者增田
贡
、本多正纳及诗人佐田白茅等建立了友谊。
《扶桑
游记》一书中还记载了明末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
这是一本
研究清代末叶中日文化关系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