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之殇：平庸的教育者
吾国教育病理心得体会
在我国，教育一直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每个家庭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然而，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教育病理问题。
本文将从个人心得体会出发，探讨我国教育病理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一、教育病理的现状1. 竞争激烈，应试教育盛行在我国，教育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名校。
因此，应试教育成为主流，学生们为了应对考试，牺牲了大量的课余时间和兴趣爱好，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影响。
2.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我国教育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
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教育资源则相对匮乏。
这导致城乡、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
3. 教师职业倦怠现象严重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师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一方面，教师要应对各种考核和评估；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使得教师职业倦怠现象日益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
4. 教育评价体系单一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主要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
这种评价体系容易导致学生过度追求分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
二、教育病理的成因1. 社会观念的影响在我国，学历被视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这种观念导致家长和学生对教育过度重视，从而产生了应试教育的现象。
2. 教育制度的不完善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病理的产生。
例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师待遇不公等问题，都加剧了教育病理的恶化。
3. 家长教育观念的偏差部分家长对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他们认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种观念导致家长过度干预孩子的学习，忽视了孩子的兴趣和个性。
4. 学校教育管理的问题部分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此外，学校教育管理不善，导致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欣赏：中国教育之殇
关于中国教育的文章欣赏：中国教育之殇店铺：一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见解，也为自己的教育道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目标，中国的教育问题到底在哪？我们又可以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呢？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篇《中国教育之殇》。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语文老师，因此，我所说仅代表个人观点。
但是，我的观点一定具有正能量，一定具有针对性，因为我对教育的情怀很深，我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情感，我深切地关注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我深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强大与富强。
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很多时候，我愿意保持深深的沉默，但是，我又真的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迷失方向，担心自己在长期的沉默中丧失立场，担心自己会在沉默中死去。
我写此文，不为扬名，也不为图利，只为我们的教育，只为我们的孩子。
每一年的高考，每一年的中考，都会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尤其是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永远都是无可避免地成为热议的焦点。
在所有人的眼中，作文题几乎就没有让人满意过，总是会有人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说话。
这些人当中，有高层领导干部，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有底层市井老百姓，沸沸扬扬，热热闹闹持续升温。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在这里剖析一下各个阶层的内心世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有雅之士多多包涵。
每一年，人们都在期待高考与中考作文题的出炉，在期待中，他们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吐槽的内容，毕竟不满意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势。
一旦作文题出来，吐槽立马就会铺天盖地。
当权者之所以会吐槽，那是因为这样的吐槽可以凸显出他对教育的理解与关注，这样的吐槽可以彰显出他对教育认知的高度，同时可以赢得手下人的追捧，因为他是一个很懂教育的人。
教育工作者吐槽，因为他们有的身处教育第一线，他们刚好带着毕业班，如果此时不吐槽，那么成绩出来后就找不到学生考不好的借口了。
他们吐槽的目的并不在于作文题的本身，而是在为自己所任班级考不好提前做好铺垫。
体制有弊端,教育须谨慎
体制有弊端，教育须谨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浦东实验高中华心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时1300年，科举考试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官选拔制度，可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末路。
因为时代变了，而科举制度不仅没有作相应的改变，反而却更加保守和僵化，成了束缚人们思维的教条。
现行的高考制度也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但是发展到今天，也已经充分暴露出诸多弊端，与我们国家对创造型人才的需求已经是极不相适应。
而我们的教育却完全被这样的高考牵着鼻子走，显然也已经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规律，走向了他的反面。
与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倒不如不教育。
难怪卢梭在他的教育名著《爱弥儿》中说：“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什么也不去做。
”也许这句话有点片面或绝对，但是如果用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中，倒可能是催人猛醒的一剂良药。
我们知道法国的福楼拜，是世界著名的大文学家。
可是小时候的福楼拜却并不突出，他五六岁时才会说话，上学时成绩也不好。
父亲让他学医不成，学习法律也不成，而且一遇到考试就犯癔病。
直到23岁，为了给他治疗癔病，父亲不再督促他学习，放弃了对他的要求。
而这时的福楼拜闭门不出，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最终创作出举世闻名的《包法利夫人》。
当他的父亲对他放弃了要求，什么也不做时，福楼拜成功了。
韩寒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他高一留级一年，仍然有七门功课不及格，是一个典型的差生，会严重的拖学校升学率的后退。
于是他退学了。
按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出息了。
但是退学之后的短短十来年时间，他竟然出版了十多部畅销作品，甚至在赛车和音乐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并且在2009年被《时代周报》评选为“时代100人—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12月又入选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
设想一下，如果他一直在学校里接受教育，他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还会有今天的成就吗？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曾分别派教育代表团互访。
中国代表团的考察报告说，美国学生盲目自大，课堂纪律差，重音体美轻数理化。
从“平庸之恶”到“道之恶”
我们往往警惕“平庸之恶”与“体制之恶”，却很少警惕“道之恶”。“道之恶”才是“根本恶”。
斯坦福实验8月20号提前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实验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后来菲利普·津巴多把这次试验编辑成《路西法效应》一书出版了，书的副标题：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据说也被拍成一部电影，我没看到过）。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女主角汉娜。汉娜，一个文盲却热爱文学、在生活中热心帮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颗纳粹机器顺从的螺丝钉，那个因终于职守而紧锁教堂的大门使三百条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个在法庭上被世人唾骂、权力和理性制度的牺牲品。
围绕人性之“恶”，东方文化思考的少了一点，除了春秋时期的思想轴心时代提出过性善恶、而且也只在伦理层面打转，并没有上升到本体层面上思考，加上中国近现代心理学起步较晚，所以关于“恶”的追问，一直没有深刻的心理学--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原因何在？这是源于东方文明缺少宗教意识的缘故。宗教意识尤其是延续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对人性恶的救赎意识之上的，没有对恶的救赎意识就没有宗教的产生，所以西方文化对来源于人性深处的恶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本能。包括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构建，对来自人性深处自私的恶的警惕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但是，这种深入西方救赎心灵的“恶”意识，更多的只是对源于人类本性自私的本能意义上的恶的忏悔与警惕，这种“恶”只是恶的一种，即人性的本能恶。另外还有两种“恶”：道之恶，和平庸的恶，却没被人类及时发现。
别让教师成为“高危行业”
别让教师成为“高危行业”
沙元森
【期刊名称】《福建教育：学前教育》
【年(卷),期】2012(000)010
【摘要】这些年．全社会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加大，但让人尴尬的是，师道尊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在“重教”的环境中，教师却有沦为高危行业的可能。
【总页数】1页(P5-5)
【作者】沙元森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51.6
【相关文献】
1.别让行业协会成为“二政府” [J], 游伟
2.别让教师节成为"教师劫" [J], 黄岑
3.别让教师成为“高危行业” [J],
4.别让污染成为皮革行业发展的掣肘 [J], 刘建珍;管彤
5.别让严罚成为处理教师迟到的“单行道” [J], 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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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何成了社会的弱者
教师,如何成了社会的弱者论文导读：古语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师者，人之模范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也”等等。
可以说，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教师。
教师，本应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可是，曾几何时，教师走下神坛，时至今日，教师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弱者。
很多人目无尊长，甚至刀枪相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师，已经成为了弱势群体。
关键词：师道，社会风气，教育制度有人说，现在的教师只有充当“三重孙子”的份儿，在家长面前是孙子，在社会面前是孙子，在学生面前还得装孙子。
与此相反，也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教育异常黑暗，教师极端“残暴”，学生永远是弱者，教育法规一定要保护学生免受教师的“欺辱”。
那么，当前的教育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当前我们的教育对教师的关心太少了，我们一直强调的“以人为本”，可是在部分学校就变成了只顾学生——即以学生为本，不管教师的局面。
殊不知，学生和教师都是那“以人为本”中的“人”。
对教师生存状况不够关心，对教师权益不管不顾，必然会引起教育质量的下降，结果是误了学生，也误了教师，更误了国家民族。
那么，当前教育环境中，教师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且看几则新闻报道：2008年的10月，在多少教师眼中，注定是个噩梦，短短20余天接连发生了多起学生持刀刺杀、砍死老师的事件。
山西朔州高中学生课堂上揣着三把利刃，连捅老师四刀；更令人震惊的是——被人称为象牙塔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一大四男生手持菜刀走向正准备上课的老师，当着众多学生的面将其砍死。
之后，该男生走出教室，掏出手机报警。
这一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的恐怖大片，确实骇人听闻。
另据12月8日《华西都市报》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新华中学28岁女教师李虹蓉，因对学生不礼貌，被学生家长请到外面吃饭，席间要求李红容当着两名校领导的面，向学生及其亲属下跪认错。
之后，不堪忍受的李虹蓉“疯了”。
12月15日《华西都市報》消息说，四川隆昌县一名小学女教师疑因体罚学生被家长要求道歉，在学校寝室内服毒自杀。
【高考作文】晋之殇,晋之商
【高考作文】晋之殇，晋之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实行义务教育，全国人民普遍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景气的势头，但与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即晋之殇。
晋之殇是指在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城乡教育差距较大。
一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条件相对较差。
这导致了教育资源向城市聚集的问题，使得农村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机会相对较少。
教育质量不稳定。
虽然全国各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教育理念存在差异，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不稳定。
一些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施落后，教育质量难以保证。
应试教育的问题也显得尤为突出。
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们的学习重心往往集中在应试上，应试教育的压力使得学生们往往丧失了对知识的兴趣，很难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个体。
这种教育方式不仅限制了学生的智力发展，也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晋之商即是在晋之殇的背景下，提出的教育改革思考。
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减少城乡教育差距。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教育设施和教师队伍建设，让农村孩子们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源。
要优化教育质量，建立统一的教育标准。
各地区应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均衡性和稳定性，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要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教育部门应调整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学到知识，培养创新和实践能力。
家庭和社会也要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家庭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学习和教育，激发他们对知识的兴趣；社会也应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支持教育改革的推进。
晋之殇、晋之商，是对当前教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客观反映。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不断拓展教育的发展空间，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努力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体制内,最先崩塌的一定是教师
体制内，最先崩塌的一定是教师在很多人眼中，教师这个职业似乎是个“铁饭碗”。
尤其是在县城里，教师、医生、公务员是大家公认的好工作。
可事实上，教师这一“铁饭碗”的稳定性早已大打折扣，隐形的压力与挑战让许多教师在职场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曾几何时，教师的编制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收入不高，但至少有一份保障。
可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稳定感逐渐消失。
现在的教师不仅面临着绩效、考核排名的压力，还要承担不断上升的教学指标。
教师们发现，自己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学校的竞争日益激烈。
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备课、批改作业以及与家长沟通。
更糟糕的是，许多教师还要承担一些与教学无关的任务，如扶贫、社会服务、应对检查等，这些都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
过去尊师重道风气盛行，老师走在大街上，学生、家长见了都会主动问好，如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许多家长开始认为，孩子成绩不好并不是孩子自身的问题，而是老师教得不够好。
这样的观点不仅让教师感到被指责，也让他们在职业上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方面，很多教师的经历令人心痛。
年轻教师，刚入行时工资低，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房贷、孩子的教育等等，所有这些压力都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的工作不仅是体力劳动，更是“情感劳动”。
教师在工作中需要倾注大量的情感来关心学生的成长，但这种付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学生可能不领情，家长的期待与要求更是层出不穷，而学校的支持往往也不够。
这种情感上的挫败感，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
而这些重重压力，让在职教师们逐渐感到职业倦怠，甚至有些人开始考虑转行。
他们在这个行业里辛苦付出，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难免让人感到心寒。
如果这种状况不发生改变，未来的教育行业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教师职业的稳定性正在受到威胁。
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师作为“教育链”的底层，似乎总是被忽视。
真正需要做的，是让教师的工作环境、职业地位和收入保障得到改善，让他们能够在更好的条件下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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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之殇：平庸的教育者那日，《城市中国》Z君来访，谈和，我对教师的“第一感”。
脱口而出的两个字，惟有“平庸”。
非要追加二字，当为“相当平庸”是也，没有别的答案。
说明两点：其一，话语所和，并未将自身置身圈外；其二，在我看来，教师职业的内涵，当在于“思想，并启迪思想”，仅此而已。
其中的“思想”，前者动词，后者名词。
前者言指教师，后者言指同学。
而学校，无非一接受、交流与生成思想之公共平台，别无它义。
巴菲特、索罗斯流，纵横资本市场数十年，均非泛泛之辈。
世人言其出色，第一指标便是他们都是一等一的赚钱圣手。
尽管索罗斯很有思想，堪称波普尔门下走狗，但，欲从“投资大师”的视角去界定的话，首要的，还是得数数他赚了多少钱。
故此，言教师之“平庸”与否，仅拿“思想力”为标尺，别无其他。
言和教师之平庸，并非刻意自虐，亦非隐恶扬善。
尽管，江山代有教师出，各领优秀数十月。
即便长盛不衰如魏书生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红透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梦醒总统套房，贫瘠犬儒如故。
至于潍坊教育局长某公，扬名立万基础教育界者，无非“抓高考要抓出血来”。
半句惊世通言，端的杀气腾腾。
北京某重点中学前校长曾经放言，“中国基础教育世界一流，办坏的，是高等教育。
”依据是，中国中同学参与国际奥数竞赛，连年承包金牌，而北大清华，却沦为哈佛预科班。
我在想，说美国“钱多”，似难以构成中国学子孜孜以求的充沛理由；而中国“人傻”，或可作为大批聪明人背井离乡的最大动因。
人怎么才干够傻一些更傻一些？必答曰，剥夺其自由思想之权利，即可。
清华美术博导、油画大师陈丹青，在连续4年未能招到一名硕士生之后，终于愤而辞职。
他说：“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和不愿适应。
”陈丹青认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
他认为“在人文艺术学科，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同学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恪寅写在70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诚哉斯言！普天之下，教师纭纭，“对体制的不适应”者惟丹青君一人乎？非也。
而能够公然“拒招”，声言退出清华者，却非之莫属。
起码的常识在于，不靠体制开饭，方可言和自由。
手执绿卡来去，自然人格独立。
如此，陈丹青君之宣言做派，对“最广大”之中国教师而言，仅只“远观”，岂可“亵玩”！拿自身和老婆小朋友的饭票玩，谁玩得起？陈丹青其人其事，无可复制。
即便就高校教师而言，已属奢侈。
对广大基础教育从业者来说，简直天方夜谭荒诞不经。
中国要崛起，必当“科教兴国”。
谈和“科教”，“教”又在“科”之前，作为其前提而存在。
教育者之平庸，对意欲崛起的中国而言，确属“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列。
在我看来，广泛发生的基础教育从业者“思想力”之平庸，其因缘，大致有三：其一，教育行政化之高压；其二，教材大一统之禁锢；其三，教师自身之“原罪”。
“官本位”乃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文化之流弊，当今教育亦难以幸免。
为防止触和敏感，姑且以“教育行政化”这样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命名之。
表示有二：其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取代了学校的教育主体地位，学校沦为行政官员捞取“政绩”的基地；其二，学校内部，“官本位”横行，教师处于各种“行政管理”的枷锁之中，几无人格尊严之可能。
社会、家长、学校、上司包括教师个人物质利益，万流归一，无非“高考”，无非“成果”。
成果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成果就是分数。
被异化的教育，必当压扁教师。
“形势”所需要的教师，从来不是“思想者”。
惟有把自个儿打造成合乎时宜的“操作者”，才有可能在严酷的实际利益竞争中分得一杯残羹。
前年去江苏，闻知该省高考强区南通，有学校居然每天排出18节课来，数据背后，其严酷为何如！抛开同学不提，即就教师，其身心压抑疲惫，早已逾越《劳动法》规定之极限。
面对此种惨状，论和思想、自由和其花朵，无异奢侈之至荒谬之至！教育行政化之苛刻，还表示在，基础学校中，普通教师对学校建设几乎没发言权可言。
虽说，每所学校都堂而皇之地设有“教代会”等民意机构，但事实上，学校从经费开销到管理层任命等等关涉“权与钱”的大小事项，普通教师基本上不具备任何发言权。
加班加点地劳作，成了普通教师群体唯一的权力，堪称“无权者的权力”。
由于教育资源高度行政化，各色各等官员操纵着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和其调配权，于是，对官员的忌惮成了基础学校教师普遍的心理红线。
如此，教师将“被塑造”成以下三种形态：拍马溜须型；唯唯诺诺型；孤愤落寞型。
第一类，不会去追逐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冲着实惠去的一群。
第二类，已经被实际磨平了棱角，混口平稳饭吃，即可。
第三类，可贵而稀有，他们中，将萌生中国基础学校中最有思想力的教师，但，他们却势必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日子不会好过。
再说教材。
说起来，全国人民一套教材的日子俱往矣，好事。
但，无论人教版苏教版，覆盖所和，依然构成尾大不掉之垄断。
这样的时候，和以前并无二致，最广大的基础学校教师，依然处于本无所择、照本宣科的境地。
从法理上讲，学校于教师唯一所应秉持的，无非真理的发现与宣扬。
所谓真理，无非有二：一为真相，二为信仰。
现代民主政体中，信仰，被视为公民个体权利，学校与教育均无权干预，更遑论灌输。
自由市场，从来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观念与思想依然。
当社会被视作马克思所言之“自由人一起体”的时候，个人便拥有了“社会目的”的神圣地位。
所谓“国家为人而设立，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是也。
由此动身，彼处的学校——无论大学抑或基础学校，无不以成全拥有独到感受力与判断力之个人为己任。
如此说来，同学和其利益代言人家长、教师与学校，自有着选择乃至编纂教材的权利，自有着依照自身的立场和学养诠释文明的权利。
而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言论——包括教材文本以和对教材文本的生成、处置与个性化诠释，均应作为现代教师无可让度之权利。
耸立其后的，自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干基自己权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多元，孔墨老韩，兀自开坛授徒，行走邦国，俨然一思想言论之“自由市场”，成绩了中国思想史上唯一星空璀璨众神狂欢的年代。
遗憾在于，昙花一现之后，秦皇汉武，联袂绝杀，唐宗宋祖，坐井观天，中国思想从此凋零，繁华不再，流水落花去也！机关之中，师爷纭纭，而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从此断种，风流无觅。
真正的教师，不一定的是思想家——那些个光荣称号，留待后世分封，并不急待现在发生。
但，作为教师，一定得有思想。
有思想的前提，在于拥有思想的权利。
这些个权利，只能以自由自主地感受、评价、诠释世界与文明而来。
以此观照，当代教师——尤其基础学校教师——其贫瘠凄惨为何如哉！照本宣科，罪责首先在“有本”。
“本”的存在，罪责有三：其一，成全教师的懒惰，造就懒惰的教师；其二，封杀教师的思想，造就没思想的教师；其三，使教育矮化为“教书”，使学习异化为”读书”，乃至“背书”。
似乎，从来没人去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下去，除了垃圾还是垃圾，凭谁问，久而久之，这世界还会有“书”么？一个对“书”没有个人观点的教师，又怎么有资格“教书”！借用托翁名句格式：杰出者都是一样的杰出，而平庸者，各有各的平庸。
川人皆知“湖广填四川”，但，四川的历史老师依然得把屠川魔王张献忠的名字列入“起义领袖”。
这样虚假之至的信息，被称做知识，还得命令同学背下来。
语文老师面对这样一个语境的时候，如我，肯定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那个伟大光荣的“义”字。
一个富人为富不仁，算不义。
那么，一个穷人杀人放火，就属“义举”了么？失败了的农民造反叫“起义”，而胜利了的农民造反，充其量叫“起事”罢了。
我们的教材中，充满着这样一些个公然的谎言，公然的多重规范。
你想，这样一个老师，不时，得在课堂上当中散布“历史性谣言”，其痛苦为何如哉！一个连说真话都不得的人，怎么会有一种浩然之气，又怎么能够得到学子们由衷的钦佩和推重呢？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基本逻辑的人，想要拥有真正的智慧，大约，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多少！教师的平庸，来自于，他们思想权利的被剥夺。
说起来很惨，惨就惨在，太多的教师，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思想的权利。
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曾身居高位的文化官员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
”当然，他老人家的痛心疾首，批判锋芒所至，或许仅和“林彪、四人帮”。
但，这句话自身，自有它逾越具象话语背景的象征力。
当代教师，无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极权社会到威权社会的所有残暴、狭隘和鄙陋，早已渗透了他们从肉身到灵魂的每一细胞。
除此而外，构成他们思想的另一源泉，主要，还是由毒液构成。
“儒表法里”的驾驭术，辖制过他们。
接受、内化之后，照样用以辖制他们自身的同学。
学校和教师强烈要求同学“尊重老师”的背后，所依恃的，还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古旧枷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名曰《当代教师的原罪》。
关于“思想权利”，说剥夺，那还属奢侈。
想想，从来就没有过，何谈剥夺乎！于是，面对这样一张张无辜的脸庞，你只能借来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张冠李戴为——当代教师的原罪。
“思想”是一种习惯，而当代教师的大局部，基本上，从未建立起来过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
拿世纪之交从大学刚毕业的“新教师”来推算一下，12年前，也就是1980年代末期读小学，那时，所谓“应试教育”早已成了气候，“学习”一词，在他们的经验中，或许，从来就等同于“做题”。
他们做了教师，自然，会轻车熟路地捡起自身曾经有过的经验，以之作为自身职业行为的准则。
因为，人，无论是谁，均很难逾越自身的经验行事。
一个同学丢了东西，怎么办？基础学校教师，在这种情势面前，经常，得客串侦探和刑警队长的角色——破案。
我曾经就职的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当时），就遇到过这样一桩案例。
她的方法很简单，让全班同学每人拿出一张纸，写上“自身认为”的小偷的名字。
小偷是“选举”出来的么？这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是，这种“想当然”的处置战略，是谁教给她的？这桩偷窃案件，假如真依照她的方式去判决，那么，必定酝酿出一则微型的“人权事故”。
关于教育，关于基础学校，关于教师，有太多的话可以讲。
篇幅所限，就此打住。
打不住的，是对教育、学校和教师的热望。
平庸的教育者，乃体制的产物。
同时，这种平庸，又将进一步强化某种本已腐朽的体制。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恪寅先生70年前的热望，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将其束之高阁么？马克思先生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解读，惟“自由人一起体”而已。
胡适先生言道，“为自身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我想，其要义，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