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2007-10-15 23: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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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

面面观

《剑桥中国晚清史》面面观

作者：高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民族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扩大，资本主义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形成。近代整体世界的初步形成打破了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相对独立、孤立和闭塞的状态，使其被迫纳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来，整个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古老的中国在外来势力的冲击下，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与“天朝上国”的迷梦，逐渐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过程。

《剑桥中国晚清史》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辛亥革命，时间跨度为1800至1911年，基本上反映了上述变化过程。它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0卷和第11卷，自成体系，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主编总其成。

该书的《总编辑序》由费正清和崔瑞德撰写，简要介绍了剑桥历史丛书的情况、西方对中国史的研究现状及该书的编纂目的等。正文部分基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导言（前言）、分章论述内容及书目介绍。上卷导言即第一章“旧秩序”，由费正清撰写，从总体上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的发展状况、行政体制及对外关系，其范围设定在遭到近代西方势力冲击之前，以使读者初步认识旧中国的思想意识、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以前取得的文明成就、官僚化的行政制度、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对外关系传统作法等一系列因素在造成中国近代落后

和阻碍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下卷前言则独立于分章论述之外，简要介绍了面对西方外来势力的冲击，中国所产生的种种反应。正文第三部分是书目介绍，又可划分为两小部分即对各章参考书目的介绍和总体书目介绍。

分章论述部分是全书正文的主体，它打破了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藩篱，采用专题论述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多方面进行考察。其结果，可谓瑕瑜互见：一方面，对问题的集中论述可以把相关事件紧密联系起来，便于分析理解，使读者清楚某一问题及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各章作者不同，专题论述虽可以充分发挥专家论述的长处，但也割裂了某些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同一事件的总体发展过程不清和部分内容重复。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该书在论述过程中经常会注明相关内容在其他章节中的位置，以便于读者查阅参考。

上卷部分除导言外，共分十章。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弗莱彻），介绍了清帝国在所谓“亚洲腹地”（指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政策、纳贡制度、移民限制、阶级状况、宗教政策、经济情况等内容。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作者使用某一特定概念加以论述本无可厚非，但相对于“亚洲腹地”这一概念，作者使用了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一系列说法，而且地图中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按共有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也不尽一致。所有这一切都容易误导读者和引发政治问题。目前国内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地理划分方法就是白寿彝先生所提倡的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土范围为准，可以较为妥善地解决地理概念问题，宜为此书所借鉴。这一章与第七章“中俄关系（1800-1862年）”、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作者相同且联系紧密。这三章展现了俄国在新疆、蒙古和满洲扩展势力和割占领土的过程，英属印度的扩张对清朝在西藏权威的威胁，浩罕的商业野心和玛赫杜姆家庭的宗教政治对清朝控制新疆六城地区的威胁，而这又与19世纪70年代的边疆危机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太平军的叛乱对沙俄侵略满洲有一定影响，因为它抽空了当地的旗兵，造成财政困难及社会秩序瓦解；此外，清政府阻止汉族向边疆地区移民，地理概念不清也是促成俄国侵略的重要原因，而传统观点仅强调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及腐败；认为1835年签订的“中国?浩罕条约”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并将其与1842?1844年对沿海贸易列强所给予的让与权作对比，指出其相似之处：给予治外法权、赔款、协定关税、废除公行垄断及最惠国待遇（认为其是中国长期实行的“一视同仁”政策的延续）；认为清政府在西藏的权威极其有限，只是拉萨政府为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而故意加强清政权的保护假象。以上种种观点，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的。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苏珊·琼斯和芝加哥大学教授菲利普·库恩）从人口增长形成的压力及社会问题出发，论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上的庇护制度、教育及人员考核制度的弊病、地方叛乱对统治秩序的冲击、学术界的新趋势?经世致用论的兴起。从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小弗雷德里克·韦克）开始，进入中国

近代史的范畴，它与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作者为费正清）自成一体。其中论述了广州传统公行贸易的特点、发展及衰落，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以及新的中外关系-条约制度的形成。传统的观点认为：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为了扩展在华经济、政治影响强加给中国的，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该书在强调传统观点的同时，指出了条约制度的部分正面影响：迫使中国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承认在欧洲国际制度范围内正常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某些权利，使中国某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促使中国税收制度作出某些调整?海关雇用外国税务司，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外国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手段，但作者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官僚贪污腐败成风、庇护制盛行，这种新制度却能带来一个既公正可靠，又有效率的海关，使清政府从中获益。此外，作者还指出：条约口岸制度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冲突，在清政府方面看来，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延续。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外双方实现了暂时的妥协。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作者为菲利普·库恩）与第九章“清代的中兴”（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历史教授刘广京）联系密切。这部分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发展、衰落及影响，并分析了其失败原因，与捻军运动作了对比。该书指出，正是由于太平军的叛乱，削弱了清朝的中央集权与抵御外侮的力量，造成了地方实力派的兴起，促成了清朝军事和财政制度的改革、洋务运动的开展，而且，清廷为确保欧洲人不去帮助太平军，在贸易和传教等争议方面作出让步，促进了“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的，实际上西方列强最初由于认为太平军是中国的基督教徒起义而抱有同情态度，导致其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从清政府那里取得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担心太平天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从而导致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实际上当时爱尔兰、波兰、爪哇、伊朗、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列强的力量，使外国军队的直接干涉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为非正规雇佣军分队提供外籍军官和为清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进行干涉，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这是应予以肯定的。

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作者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和刘广京）和下卷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作者为刘广京和赖斯大学理查德·史密斯）论述了清政府内部由洋务派发起的一场“自强”运动，包括起因、经过、成就、失败及意义。不可否认，这场运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运动，而且“自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但它无疑是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反应，训练新式海陆军、仿造及购买西方的枪支和炮舰、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修铁路、架电线等措施引进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并刺激了中国民用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对抵御外来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该书在评价该运动时并没有夸大其影响，明确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由于官僚政治的腐败，洋务派所编练的新式陆海军即使装备先进，但总体上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对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能够镇压国内的叛乱（指出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有充足的财政支持，而不是军事制度影响的缘故，而且对手虚弱，俄国人曾在物资方面援助清

军），但在抵御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中遭到惨败。此外，洋务运动始终受到财政方面的限制，洋务企业的产品成本极高，但质量参差不齐，生产规模随着清帝财政支持的变动而不断波动，官僚化严重，贪污腐败成风。其封建垄断性虽在客观上有抵制洋货倾销的作用，但也阻碍扼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兴办新式学堂虽然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但人数有限，缺少社会精英的子弟入学，教学中面向科举考试的中文课程仍占很大比重。书中也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例如对赫德的评价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他操纵中国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是帮助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借以影响中国政治的帮凶；作者在基本承认上述观点的同时，客观地指出由于关税越来越成为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赫德有效的海关机构不仅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有利于华洋工商界，而且使清政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其本人对中国自强政策的影响却是有限的。除此之外，对中法战争乘胜求和的认识也与传统观点（即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有所不同：作者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出发，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形势实际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俄关系和中日关系因中国在朝鲜的地位问题而变得紧张；在战争中越南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使中国失去了再战的理由；法军失利是由于犹疑不定，后勤困难，战术措置失宜，完全缺乏准备，国内政局不稳，其总体实力绝对优于中国，中国的胜利也被有所夸大，海战的失利、后勤补给的困难、军事制度的落后、指挥系统的不统一、伤亡过大，以及面临法军北上与日本协同作战的危险，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时“乘胜求和”是正确的决定，而在谈判中让步过大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上卷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作者为韦尔斯利学院历史教授保罗·科恩）与下卷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作者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论述了西方思想文化19世纪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影响相比，在1840年后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这无疑与中西方文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相关。以基督教为例，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的渗透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冲突反而扩大了中国和西方之间心理上的隔阂。作者通过论述传教活动进展缓慢的原因，指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保守因素对西学传入的阻碍和抵制作用。然而，19世纪90年代成为了转折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在士大夫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开展。这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是密不可分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帝国主义阶段，迫切要求扩大对外资本输出，各国竞争日益激烈，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的领导地位动摇，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与此形势相适应，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深刻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迫使中国人更深刻地理解西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在强烈的思想激荡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作者详细地论述了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结果及影响。在论及维新运动的影响时，作者抛弃了从政治方面进行论述的传统，着重注意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认为它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促进了教育的改革、新式传播思想工具的发展，并且指出它直接导致了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诞生。上述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视角，宜为人们所注重。

下卷第一章“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作者为密西根大学教授费维恺）与第八章“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作者为西方学院副教授陈锦江），主要论述中国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经济状况。在第一章中，分别对农业、手工业、近代工业及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进行了分析，其特点是运用了大量表格统计资料，并且以人口增长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作为出发点加以论述。指出农业制度始终稳定是当时掌握的技术和支配民众的社会价值观限制的结果，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中国茶叶出口量锐减的原因，多角度分析阻碍中国商业发展的因素，提出束缚中国商业的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是近代以前的交通运输的局限性而非沉重的官方勒索，认为外国商人是在日益为中国商业体系服务，而不是进行控制，通过分析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指出清政府未能扶植足以产生工业投资的近代银行体系的原因，等等。上述观点和方法与传统观点有出入或往往被忽视，应予以关注。第八章主要论述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商人作用和地位的变化，并通过叙述洋务运动中民用企业的兴办过程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分析政府对现代工业的赞助、控制、剥削，概括中国近代工业的特点和中国在清末未能建成坚强的工业基础的原因。

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作者为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大学教授徐中约）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作者为田纳西大学教授郝延平、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王尔敏）论述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过程，其中包括列强对华侵略和中国方面的反应两方面的内容。总体上，中外关系在这一时期（1840—1905）经历了三个阶段：紧张、缓和、再次紧张。书中对于每一次变化的原因、背景、过程、影响都作了论述，并善于结合世界背景加以分析。此外，作者注意论述中国对外关系传统观点及其惰性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传统的“用商制夷”、“用民制夷”、“以夷制夷”政策的应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制度上的惰性及误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以诚意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理论表明中国人开始承认“变局”和寻求和平的外交关系，作者同时指出这一“中外和好”的过程恰恰标志着英国在西方对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的开始。1860—1895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存在着矛盾的观点，即向西方学习，寻求和平的观点与保守的、排外的、主战的、坚持文化主义的观点。随着与西方交流的加深，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出现了国家主权观念，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而这一转变又与列强加强了对华侵略密切相关：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民族主义、种族优越感、福音传道士的宗教热情无不推动了这一过程。边疆的危机、对外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促使中国各阶层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促使对外政策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分出现了与上卷相互矛盾的说法，即自强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法战后越南的丧失［2］或中日战争中的失败［3］。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乌斯·詹森）第七章“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作者为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教授市古宙三）和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作者为拉特格斯大学教授迈克尔·加斯特），通过与日本进行比较，论述了面对新形势下西方的冲击，清朝统治阶级在最后十年间所作的政策调整及其特点，以及最终将清王朝埋葬的共和

革命运动。相对于20世纪初清政府成效甚微甚至是自我毁灭的政治改革，革命运动无疑是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内容。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该书的视角新颖且独特：与以往仅仅强调革命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不同，作者更为关注种种社会变革的影响，提出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所认为的要小。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作者为巴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与西方接触的扩大，中国阶级、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与趋势，可视为对下卷内容的宏观分析。

综上所述，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作为一套历史丛书的一部分，本书上下两卷自成体系。与传统中国近代史著作起于1840年不同，本书上溯至19世纪初，充分考察了旧制度的历史渊源，使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过程与作用脉络清晰，便于理解。书中尤其注重阐述近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激烈冲突，并由此出发分析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思想与社会根源。

第二，本书论述范围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多方面内容，而且注重分析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善于多层面、多角度分析问题。各章在论述中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生动地展现了晚清社会的概貌。

第三，本书注重从世界整体的高度出发，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看待，兼及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周边国家的历史，在论述国内变化的同时，着重分析其国际背景，避免了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

第四，作者的治学态度严谨，对研究不足和材料有限的问题从不讳言，明确指出。对抱有疑问的观点也总是以商讨的方式论述，以免误导读者。

第五，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加以介绍，勇于标新立异，提出独到的见解。及时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发展趋势，便于读者了解学术发展前景。

第六，引用材料范围广泛，很多是国内不经见的材料，可与国内所见材料相互补充和印证。但对于近年国内出版的若干新资料，作者限于条件未能及时加以利用，不能有所苟求。书目介绍的设立也便于读者查阅参考资料，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不可否认，作为一套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丛书的一部分，本书难免会有部分观点冲突（如上述关于自强运动失败标志的矛盾说法）和印刷错误（如下卷p.169把“每况愈下”印成“每下愈况”，p.191把“寻求”印成“录求”，p.206漏印幕僚的“僚”字，等等），但其并不对本书的整体价值构成影响。此外本书也存在部分问题，如名词概念的使用地理概念的错误以及地图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各章中独特的问题，前面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一一赘言。

总之，《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出书前为止西方晚清历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书中所提新观点，新方法及研究趋势，宜为读者注意与借鉴。

注释：

［1］见下卷p.322，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该书将1895年初夏法国带头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而不是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作为这一过程的开端。

［2］见下卷p.123。

［3］见上卷p.544，此为传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