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佛造像之一河北省博
最美之北齐佛教造像

最美之北齐佛教造像
北齐(公元550年—577年) 石菩萨立像高117厘米 1954年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北齐北响堂山北窟石雕佛手
北齐白玉造像塔,临彰邺城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北齐时期的三菩萨石造像
北齐武平元年(570年)铜鎏金持莲观音立像
河北博物馆北齐比丘尼法悦造观世音菩萨像
河北省博物馆北齐思惟菩萨残像
河北省博物馆北齐赵郡王高睿造阿閦佛像
金身合璧佛光普照北齐天保八年(557年)/佛身殘高:150公分,佛首高30公分/河北省灵寿幽居寺塔出土/佛身藏河北博物院藏
南北朝北朝北齐河清二年(563年) 1953年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高29厘米,宽17厘米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穿璧式帔帛,内着僧祇支,下穿长裙,跣足立于莲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穿璧式帔帛,内
着僧祇支,下穿长裙,跣足座上。
山西博物院观音菩萨五尊像北齐高60厘米 1954年太原市花塔村出土。
砂石质贴金彩绘,透雕双树背光,高浮雕伎乐飞天及二龙奉
塔。
主尊观音菩萨头戴花冠,身佩钏饰。
山西博物院典藏文物释迦七尊像北齐高46厘米 1954年太原市
花塔村出土。
释迦佛坐于仰莲座,全身贴金,施赭红彩。
舟形背光周边浮雕宝塔、飞天,底座雕莲花化生手托博山炉供养。
背面有彩绘佛像。
震旦美术馆北齐佛像。
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是中国省级综合性博物馆。
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路与广安大街交叉口。
1953年4月在保定筹建。
1981年5月,该馆从保定迁到石家庄。
1987年3月迁现址,10月1日正式开馆。
该馆分陈列展览区和文物库区两大部分。
陈列展览区位于石家庄市中心,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陈列面积1.1万余平方米。
库房区距陈列展览区二里余。
文物库房建筑面积5278平方米,使用面积3800平方米,是一座具有现代监控、通讯、空调系统的文物库房。
该馆藏品14.2万余件,其中一级藏品565件(组)。
有汉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金镂玉衣、长信宫灯、鸟篆文壶、错金博山炉、铜漏壶,南北朝时期的北方青瓷,邢窑、磁州窑瓷器;南宋扇面;原北京畿辅先哲祠收藏的明、清河北地方名儒、名宦、学者的墨迹、遗物2000余件,其中有杨继盛的谏草,自书年谱,孙奇峰的著述手稿,赵南星的书信稿等;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的作战武器、工具、用具和各种资料等;日本侵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各种实物和文件。
河北省博物馆现有《河北古代简史陈列》、《河北革命史陈列》、《满城汉墓复原陈列》三个基本陈列和《河北民俗》、《生物进化简史》两个专题展览,长期向观众开放。
《河北古代简史陈列》,目前只展出原始社会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北历史。
《河北革命史陈列》展出文物和辅助展品共2160件。
《满城汉墓复原陈列》是采用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复原陈列。
陈列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刘胜墓室复原部分;第二部分以刘胜及其王后两个墓出土的珍品为主的辅助陈列,共展出各类文物368件。
《河北民俗展》主要展出河北民间婚俗、寿俗、丧俗和民间工艺等。
民间工艺是《河北民俗展》中重要组成部分,展出年画、泥人、面塑、剪纸、皮影、石雕、草编、刺绣、砖雕、灯笼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河北民间工艺品。
还展出了近代商号招幌、近代民间服饰、河北地方戏曲和民间花绘等民俗文物和资料。
南宫后底阁遗址出土唐代佛造像选介

南宫后底阁遗址出土唐代佛造像选介作者:杨洁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年第08期2006年4月至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邢台市及南宫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南宫市东南29公里的后底阁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查和抢救性发掘。
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佛教造像及其残件共283件,包括佛、菩萨、飞天、力士、弟子、莲座等。
造像的质地有石质和陶质两类。
石质可分为石灰岩和汉白玉,其中汉白玉造像数量较多,雕刻精美。
陶质造像以红胎为主,个别为白胎、灰胎,质地坚硬。
造像均为单体造像,根据其形制和功能,可分为背屏式造像、造像龛和圆雕造像。
从佛造像题记中可见东魏、北齐、唐代纪年等内容。
在南宫后底阁遗址出土的这批佛造像中,尤以唐代佛造像最为精美。
笔者选取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展厅陈列的几尊唐代佛造像作一介绍,以飨读者。
唐上元元年贾士达等造阿弥陀佛坐像造像为汉白玉质地。
通高90厘米(见图1)。
佛头后面枕部残留有方榫,头光已缺失。
头微昂,螺髻高耸。
脸形略呈长方,面部圆润饱满,比例适当,结构准确,表情肃穆庄重。
眉弓凸起,阴刻细长弯眉,双目微睁,目光平视,上、下眼睑均以阴线刻出,没有刻划瞳孔。
鼻梁直挺,嘴角内陷,微微上翘。
下颌略前凸,颌下有一道浅凹印(见图2)。
双耳贴面,耳下部残断。
颈部前倾,并饰有蚕节纹。
后背较直,腰部微向内收。
颈下露出前胸局部,隐现胸肌结构,凸显质感。
左手置于左腿近膝盖处,手背浑圆光润。
外披佛衣,内着僧衹支。
上衣袒右披着,覆盖左肩,右肩覆肩衣纹从后背僧衹支内穿出,裹住右肩,搭于右前臂。
衣纹流畅,衣料质感较厚重。
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
底部为方形基座,上承圆形束腰仰覆莲座。
束腰为六棱柱,每面中部各对应有一个廊柱,均已残断。
方形基座前立面和右侧立面均刻有楷书造像题记,其余两面平素无文。
造像题记共134字,题记内容为“上元元年正月一日贾士达敬弥陀像一躯”及其他供养人之姓名(见图3)。
唐代前后有两个上元元年,前者为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674年),后者为唐肃宗李亨统治时期(760年)。
河北省博物馆曲阳造像

河北省博物馆曲阳造像曲阳是中国著名的石雕艺术之乡,白石雕刻尤为著名。
石雕所用当地白石洁白莹润,细腻坚硬,被世间称为汉白玉。
从满城汉墓出土的石俑到元明清三代的宫殿主要建材,再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当代建筑,曲阳石雕无处不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
《曲阳石雕》展览按时代分为西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现代八个部分,展示了各朝代各种类型的曲阳石雕作品130余件,其中北齐释迦牟尼说法像、北齐镂雕弥勒七尊像、唐胁侍菩萨立像、五代彩绘散乐浮雕、奉侍浮雕等更是独一无二的精品。
从今天开始,我将用N个篇幅来介绍这国家之瑰宝。
953—1954年,河北省曲阳县城西南的修德寺(前身为隋朝恒岳寺)旧址出土了一批白石佛教造像,其中含纪年造像271躯,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数朝,时间长达230年。
曲阳白石佛教造像与青州龙兴寺石造像、成都万佛寺石造像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佛教寺院三大考古发现之一。
国家文物局组织发掘的这批造像出土后全部运至北京,由故宫博物院负责拼对、粘接、修补等工作。
工作完成后,国家文物局将部分精品留存故宫博物院,其余拨交河北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
诺多中国伟大的建筑上都有着曲阳造像的影子4世纪中期,随着佛图澄在后赵统治区传教活动的开展,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众迅速增加,佛教造像活动也日益频繁。
曲阳出产汉白玉石料,这种石料硬度不高,温润细致,非常适合雕刻。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曲阳便有了自己的雕刻作品和工匠传承系统。
佛教作为新的题材传入河北后,当地的工匠为了迎合道俗的需求,创造出了独具艺术特色的曲阳白石佛教造像,使曲阳成为河北白石佛教造像的中心。
曲阳白石佛像可以划分为北魏晚期至东魏前期、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北齐后期至隋朝、唐朝四个阶段。
主要题材有弥勒、释迦、释迦多宝、观音、阿弥陀等。
造像多数形体较小,透雕的广泛运用使其立体形象更加突出。
色白如玉,更增加了造像的纯净庄严。
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景点

转军洞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临漳县城西南30公里处, 距离曹魏时期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三台遗址”1公里。
2002年初,河北邺城遗址附近,考古专家最近发掘出1700多年前曹魏 至十六国时期邺城的南城门和北城门,同时还发现了民间传说中的曹操 “转军洞”。据介绍,这次发掘的邺城遗址城门,这一城门遗址南北长50 多米,宽3米多,高4米左右,呈券顶式。在城门洞的两侧,均匀地分布着 眼距90厘米、行距70厘米建筑时的架板眼。在城门处,有两侧对称的门转 轴安放的门轴石,门底下由北向南有一呈封闭状的排水垄沟。城门有地上 通过地下而走的秘密通道,可能就是民间传说的“曹操的兵数不清”这一 历史典故中的“转军洞”。
邺城三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包括 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位于邺城遗址内的三台村。建筑精美,风格独 特。
在金凤台北,为三台之主台,建安15年(公元210年)曹操所建,台 高十丈,有屋百余间,为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与姬妾宫女歌舞欢乐 之所,也是兵家战略要地。曹操在其上平定严才叛乱,并接见和宴请了从 匈奴归来的著名诗人蔡文姬。曹植也曾于此挥笔立就《登台赋》,至今传 为美谈。后赵、北齐时铜雀台又加以修筑,素有“铜雀飞云”之美称。该 台驰名中外,历代名人题咏甚多,其中唐代诗人杜牧在他的《铜雀台怀古》 中曾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
主体建筑北侧是游客服务中心,内设售票处、警卫室、检票处等。西 侧是三星级标准的厕所、大型生态停车场、佛像雕塑、景观绿化及步游道、 文化回廊等,形成了与馆内相呼应的佛教文化主题休闲场所。
谢谢观看
临漳佛造像博物馆,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县城金凤大街,总投资1亿元, 建筑面积8700余平方米。是全国首个以佛造像为专题展示内容的邺城佛造 像博物馆。
燕赵之地,京畿重镇——河北博物院馆藏30件珍宝(上)

燕赵之地,京畿重镇——河北博物院馆藏30件珍宝(上)河北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内环京津,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
河北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战国时期大部分属于赵国和燕国,所以又被称为燕赵之地。
河北博物院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场,以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河北古代四大名窑瓷器、元青花、石刻佛教造像、明清地方名人字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文物最具特色。
以下就对河北博物院30件馆藏珍宝(上)进行盘点。
1. 战国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此器长74.5厘米,作兽面衔环状。
兽面为卷眉,凸目,卷云鼻,飞卷的胡须间露出獠牙,口衔八棱形环。
兽额上站立花冠尖喙、展翅欲飞的凤鸟。
两条长蛇缠绕凤鸟双翅,曲颈回首奋力挣扎。
铺首两侧各有一条攀龙。
龙头、凤首和蛇颈均为圆雕,通身雕细密的羽纹和卷云纹。
1966年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出土,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此器器形巨大,纹饰华丽,形象生动,采取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铸造工艺,造型精致生动,布局错落有致,线条婉转细腻,艺术风格严谨,具有浓重的历史厚重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是中国第一大青铜宫门铺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系燕国代表性器物,已被用作新馆大厅环境装饰,国宝级文物。
2. 战国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此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
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圆腹圜底,双附耳,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
鼎身刻有铭文469字,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风格,令人叹服,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
1977年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此鼎在所有金文中仅次于毛公鼎,内容记述了中山乘燕国内乱,伐燕夺取疆土之事,可补史籍之不足,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国宝级文物。
3. 战国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此案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
河北邺城佛教造像造型分析

河北邺城佛教造像造型分析佛教自印度产生之时,便具备了多种造型样式,就目前在中国发现的造像形式来看,有石窟造像,独立造像,组合造像,造像碑以及背屏式等多种形式的佛教造像。
河北临漳地区出土的东魏至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主要有背光式造像、独立造像和龙树背屏式造像,这一时期出土的造像材质主要以白石为主,样式延续前朝的基础上,在背屏样式上做出了细微改变,背屏多为尖楣型,边缘图案多为忍冬纹和火焰纹,佛像面部丰腴,肉髻饱满,袈裟既有通肩样式也有褒衣博带样式,衣纹的刻画简单流畅,体现了这一时期整体的审美风格趋向。
这一时期的雕刻逐渐忽略服饰衣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身体及佛像的神情形制上,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拥有简约的衣饰,但是脸部神情的刻画细致入微。
标签:邺城;佛教造像;造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形式传入华夏,与华夏文明在人生观、伦理观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佛教的传播之初,佛教便力求变现出与本土传统思想文化相互贯通,并且做出与中国传统世俗观相一致的改变,以求得自身能够更好在汉地的传播及发展。
河北省临漳县,地处中原腹地,位于河北省最南端,太行山东麓,曾经为北齐时代的中心,古称邺城。
五世纪中叶以后,这里成为佛教艺术中心,《洛阳伽蓝记》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
至北齐之时,邺城汇聚了大量高僧名匠,佛事活动也日益频繁。
自1983年开始,地区文物部门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造型,其精良的材质,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同时也验证了古都邺城当时政治、经济以及宗教文化的极大繁荣。
自1958年起,在临漳地区便有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残片被陆续发现,其中大规模的出土是在2012年,由中国社科院和河北省考古所联合考古发现的大量佛教造型及残片,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这批佛教造像跨越了北魏到唐代,其中以东魏北齐时期的造像水量为最多。
造像材质大多以白石为主,少量青石,其种类之繁多,工艺之精湛,充分证明了邺城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及其佛教在当时的受众程度之广泛。
北朝佛教艺术的神韵——河北博物院藏曲阳修德寺遗址汉白玉石造像赏析

图 1:北魏正光二年张开造弥勒佛坐像
北朝佛教艺术的神韵
——河北博物院藏曲阳修德寺遗址汉白玉石造像赏析
吴晓静
理石作为重要石材资源
大很早就被开发利用,尤 其是白色大理石,因其
晶莹通透、色泽洁白而深受世人喜 爱与推崇,成为古今中外建筑和雕 刻的优选材料。我国白色大理石资
源丰富,品种多样,人们习惯上统 称其为汉白玉,并形成了几大著名 的产区,有北京房山、河北曲阳、
义廿六人等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 家,下为边地众生,普同此愿。”
北 魏 正 光 三 年 菩 萨 立 像( 图 3),通高 35 厘米,座长 14 厘米,
宽 12 厘米。 菩萨头戴方柱形冠,束冠缯带
自两肩下垂,圆脸,颈饰项圈,肩 挎帔帛,下着裙,裙外侈。右臂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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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当时北方佛教造像的雕塑艺术 水平,其造像风格显示了当时曲阳 汉白玉石造像的基本特征,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这些纪年造像为我们 研究这段时期的佛教雕刻艺术提供 了珍贵的年代学标尺。
河北博物院收藏有曲阳修德寺 遗址出土的北朝汉白玉石造像 700 余件,笔者特遴选 15 件具有时代 特色的藏品加以赏介,便于大家了
曲阳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汉白玉石造 像的发源地和雕造中心。
1953~1954 年, 曲 阳 修 德 寺 遗址出土汉白玉石造像 2200 余件, 内含有纪年造像 247 件,北朝时期 的纪年造像数量占绝大部分。这些 北朝时期的汉白玉石造像多为小型 造像,造像内容以弥勒、释迦佛、 观音、思惟菩萨为主。从纪年铭文 中可知,这批汉白玉石造像基本代
AppreciatION 鉴赏
图 8:东魏思惟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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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造像我们通过不同时期、地域、质地的佛造像文物精品,展示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历程。
公元1世纪,在古希腊雕塑艺术影响下,佛教造像最早出现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地区。
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
佛造像,是带着宗教情感的艺术创作活动,其工艺手法多样。
国博汇集的佛造像艺术精品,既有简洁质朴的古印度造像,又有华丽庄严的藏传佛像;既有中亚遗风的彩塑泥像,又有中土气韵的木雕造像;既有窖藏出土的石刻精品,也有海外回归的石窟瑰宝。
我们先从早期的风格看起~(^_^)斯瓦特风格斯瓦特位于犍陀罗地区的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属古犍陀罗地区,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优填国、乌苌、乌仗那。
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发现的佛教雕塑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斯瓦特风格。
6世纪以前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作品主要受犍陀罗和笈多风格的影响。
自6世纪始,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造像向独立的艺术形式发展,既吸收了犍陀罗、笈多艺术风格,又与中亚艺术结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斯瓦特风格。
其造像立体感较强,样式简单,注重细部刻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犍陀罗造像的遗风。
这种风格的造像一直延续到10世纪,对克什米尔和中国西藏西部地区造像具有一定影响。
此尊造像为螺发,椭圆形脸,双目微睁,嘴唇饱满,神态静穆端庄。
身着通肩袈裟,左手牵衣角,右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椭圆形莲座之上。
莲座为深束腰,莲瓣大而饱满,这是斯瓦特地区常见的莲座形式。
释迦牟尼佛的袈裟质感厚重,保留了犍陀罗艺术的特点,但袈裟排列规则的衣纹线条却是笈多风格的体现。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前565—前485年)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为寻求对人生诸苦的解脱而出家,经过六年苦修,最后得道成佛。
根据佛教教义,佛是人,不是造物主,他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
当佛像出现以后,佛被神化成为至高无上的尊神。
伴随着佛教信仰的世俗化和大众化,佛有了全新的意义,佛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出现了时间上的七世佛、三世三千佛,空间上的十方佛等佛教造像理论。
释迦牟尼佛也成为众多佛之中的一位,是现世所拥有的佛。
名称:铜释迦牟尼佛坐像年代:9世纪规格:高11厘米此尊造像面相方圆,大眼镶银,鼻梁矮平,唇镶红铜。
袒右肩,披袈裟,袈裟衣纹以规律化的弧线表示。
左手握衣角,右手施触地印,结跏趺坐于椭圆形束腰莲座上。
造像采用银镶嵌技术,为典型的斯瓦特造像风格。
6-8世纪是斯瓦特造像风格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8-9世纪是其发展鼎盛并转衰的阶段。
据统计,世界各地收藏的斯瓦特风格佛像不足百件。
称:铜弥勒菩萨坐像年代:9世纪规格:高37.5厘米弥勒菩萨头戴三叶冠,头后部的发辫呈联珠状。
面庞丰满,双目嵌银。
袒上身,下着裙,结跏趺坐于莲座上。
左手执净瓶,右手上举至肩。
莲座为椭圆形深束腰仰覆莲,莲瓣饱满、舒展,是7-9世纪斯瓦特造像的流行样式。
弥勒以净瓶和宝塔为主要标识。
弥勒是大乘佛教所说的"未来佛"之一,有菩萨和佛两种身形。
成佛前的弥勒着菩萨装,头戴宝冠,身饰璎珞,结跏趺坐,这是根据《弥勒上生经》中所述其住在兜率天作为补处菩萨的事迹而来。
成佛后的弥勒着佛装,这是根据《弥勒下生经》中所述,弥勒于56亿7000万年后降生在娑婆世界,继释迦牟尼之后成佛。
张永波老师解读:首先说下国博造像展的主题设计不是从犍陀罗造像开始的,而是从斯瓦特开始,已经算中期了,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后来通观展览才发现,前面都是在做铺垫。
铺垫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放的图片开始,有一个链条:斯瓦特---克什米尔---尼泊尔--东印度造像---西藏造像也就是说影响藏传佛教造像的区域与艺术有4:1斯瓦特,2克什米尔,3尼泊尔,4东印度,所以后面藏传体系的造像会很多,但藏传造像在整个佛造像中所占比例涉及密教的东西太多,我们只做了解即可前面杨秉坤老师已经做了精要的斯瓦特造像介绍,那我们就先来说斯瓦特造像斯瓦特指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地区,位于印度河上游。
本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一些佛教造像,这些造像风格一致,明显承袭了犍陀罗造像的遗风,但是在艺术水平,手法和制作工艺上又与犍陀罗造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西方学者便以发掘地名之为“斯瓦特造像”。
斯瓦特造像最早出现,相当于我们历史上的唐朝了,之所以成为造像中心,归纳了下3个原因:首先,斯瓦特靠近古犍陀罗(今白沙瓦),也就是犍陀罗艺术的中心,犍陀罗艺术曾在此有长达数百年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足以使犍陀罗艺术深深地根植于这块土壤上,从而成为斯瓦特造像艺术的源泉。
第二就是斯瓦特位于印度河上游,为河谷地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必然带动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为造像艺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最后是宗教上的原因,这点很重要。
史料记载,历史上斯瓦特河谷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名叫乌仗那。
其国奉佛,我国西行求法的僧人中不少人曾游历其国,对其佛教发展状况作了详细记录。
法显记载其国有500座伽兰,皆为小乘学;玄奘记载当时伽兰达1400所,大多荒芜,僧尼18000人;慧超记载“僧稍多于俗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藏和印度的材料表明,此地是印度晚期密教——金刚乘的发祥地,在印度晚期密教中声名显赫的因陀罗部底大师就是此国的国王,并传为金刚乘的创始人;8世纪中来我国西藏求法的莲花生大师就是他的儿子。
由上可见,期瓦特造像中心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厚的宗教、艺术和经济基础的。
斯瓦特造像主要2种:佛、菩萨,都带犍陀罗造像遗韵。
佛像:一般头部浑圆,大耳垂肩,面庞方圆,高鼻深目。
顶部肉髻硕大而平缓。
身着通肩大衣,衣纹起落明显,衣褶甚多,胸部以下呈不均匀U形分布,整体给人衣质厚实,沉重之感。
双膝结跏趺坐,右手触地印,左手结施无畏印,手势自然亲切,不象后来佛像手印的完全程式化。
佛座为须弥座(台座)形式,佛座两侧各有一狮子蹲踞;狮子造型古朴,象征佛陀的威严和伟大。
这些艺术特征无不体现出犍陀罗艺术的样式和风格。
和佛像一样菩萨像体现的传统艺术特色也十分突出。
菩萨像:头戴花冠,顶部是一个扇形的装饰物。
这种扇形装饰是斯瓦特菩萨像的常见形式,来源于犍陀罗式菩萨像头饰。
我们如果翻检国外出版的有关犍陀罗艺术画册,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明显的继承关系。
菩萨耳际各有一条发辫垂至两肩;发辫极粗,形状逼真,体现了犍陀罗艺术注重写实的手法。
菩萨衣着是上身斜披一条帔帛,下身着长裙,衣质较厚,衣褶甚多,从样式到手法皆为键陀罗式风范。
虽然继承了很多犍陀罗风格,但也存在差异,这也就是斯瓦特造像并不是犍陀罗造像。
从艺术水准上说,斯瓦特是一味的模仿犍陀罗艺术,不如早期纯熟、细腻,艺术形式和特征明显走样整体上虽然尚能看到犍陀罗造像那种凝重、古朴之风,但是已明显不及古老的犍陀罗造像雄健、典雅。
再一点就是斯瓦特风格同时受到了犍陀罗造像之外的秣菟罗和笈多艺术的影响秣菟罗和笈多更多体现印度本身造像风格,而犍陀罗是受到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影响。
秣菟罗也就是马土腊,和犍陀罗同时存在的2个印度最早出现的佛造像中心【贡士】浙博-李涛:秣菟罗和笈多差异在什么地方?好像有时候秣菟罗会被算作笈多的一种?【贡士】河北省博张永波:笈多比秣菟罗晚,笈多是融合犍陀罗和秣菟罗【贡士】浙博-李涛:能在塑像上找到清晰的区分点么?【贡士】河北省博张永波:就像我们说的唐代艺术是在南北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笈多也一样,当时是印度佛教全盛期。
其次,此时印度本土的马土腊和笈多艺术已开始影响到西北地区,在斯瓦特造像上就有明显的体现。
如释迦牟尼佛坐像:两侧的胁侍菩萨,躯体呈三折枝式站立,婀娜多姿、充满着青春活力,显然是受了印度本土崇尚“肉感”的马土腊艺术风格的影响。
佛像身后的火焰形背光,在早期犍陀罗造像中没有出现,这一旨在表现佛像“神异”的艺术形式也是首现于大乘佛教率先兴起的南印和中印。
佛像身上的衣着不象犍陀罗造像全身裹得严实,衣纹大起大落,而是衣质稍薄,衣纹略细。
还有佛像的发式采取了马土腊造像惯用的螺发形式。
这些印度本土艺术形式的出现表明,斯瓦特造像已经不满足于犍陀罗艺术那种单纯的叙述和写实手法,开始追求装饰效果,造像变得更庄严,更具宗教神秘性,在总体上显示出从古典人文主义向宗教的神秘主义方面转化。
著名学者罗兰德(B.Bowland)曾形容这个时期印度西方的佛教造像说:“僧侣色彩浓于人文色彩。
”他的话正道出了斯瓦特造像区别于犍陀罗造像的独特风貌。
另外,斯瓦特造像在造型和工艺上也有其独特之处。
在造型上,斯白特造像习惯在须弥座下加一层覆莲。
莲瓣宽扁,形式古朴。
狮子在台座两侧,蹲狮中央搭有一块方垫;这一形式后为西藏造像继承,明清藏式造像中尤为常见。
在斯瓦特造像中,佛像基本都取这种座式,但菩萨像并不十分严格统一,有时也有采取台座上施莲花的形式。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时坐的是大地,须弥座即喻示大地。
由此看,斯瓦特佛像取此座式大概正是墨守了早期佛教的意义和作风。
在工艺上,斯瓦特造像大多采用铜铸、所用铜质皆为黄铜。
一般是整体铸造,无分铸焊接现象。
铸完后进行抛光处理,看上去圆润锃亮。
不作鎏金装饰。
造像的眼珠习惯以银镶嵌,不过这种工艺在克什米尔造像中表现得更突出一些。
造像都要装藏,即在其底座放进经卷舍利等圣物,然后再加上封盖,以使内藏不致损坏丢失。
固定封盖的方法也很特别,它是将底座出沿向内敲打弯曲,直至包住封盖。
封盖很薄,外面中央有一阴线刻十字金刚杵,其风格与明清判然有别。
斯瓦特从唐朝开始便与我国西藏有往来,十世纪后交往更加频繁。
西藏人一直把斯瓦特奉为圣地。
由此因缘,斯瓦特造像源源不断地被带进了西藏。
自元至清,随着大量西藏僧人入贡和朝觐,西藏的一些斯瓦特佛像又被作为贡品带进京城的皇宫内院。
好了,swat就这么多。
下面没参考了,凭张老师的记忆,开聊。
对中土影响最大最主要的是西北印度,即犍陀罗(现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中亚主要是阿富汗也就是北传造像体现,中国直接继承阿富汗,而并不是印度因为西北印度是属于中亚范畴的,本身就是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和印度本身关系不大,秣菟罗是印度本土风格而影响中国的,佛教在中亚传播过程中,又加入了波斯萨珊风格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北朝到唐朝,菩萨装饰上出现的连珠纹,菱形图案、双狮子坐、交脚坐姿等,这些都是波斯风,吸收了祆教内容。
中南印度佛教对中国直接影响的主要2次,都是在唐朝,1是玄奘游历印度从中亚、西北印到了中南印,他带回并极力宣传的属于中南印度真常唯识体系。
唯识体系属南传,虽然他是玄奘从丝路西域路线带回,本身是和北传不相容的,第2次就是唐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把中南印的密法传到中土,形成唐密,自此中南印佛教开始影响中国,也就是北传、南传进入竞争相容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