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叙事在 呼兰河传 中的审美意蕴

第４期［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０６［作者简介］张冬云（１９８３－），男，湖南衡阳人，汉语言文学专业２００３级学生。

第２４卷第４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Ｖｏｌ．２４Ｎｏ．４Ｄｅｃ．，２００７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复调叙事在《呼兰河传》中的审美意蕴张冬云（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舟山３１６０００）［摘要］《呼兰河传》有两类复调形态，一类是叙事视角的自由变化所造成的复调，另一类是靠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造成的复调。

两类复调叙事生成了独特而丰厚的审美意蕴，使得作品有着繁复的主题内涵和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而萧红本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也投射在小说的复调叙事之中。

［关键词］复调叙事；审美意蕴；《呼兰河传》；萧红［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６．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３１８（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４９－０７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ｆＨｕｌａｎＲｉｖｅｒＺ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ｙｕ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３１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ｗ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ｆ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ｆＨｕｌａｎＲｉｖｅｒ，Ｏｎｅ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ｗｉｔｈ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ｐｏｅｔｒｙｓｅｎｓｅ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Ｔｗｏ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ｍｓｕｎｉｑｕ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ｎｄｒｉｃｈ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ｅ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ｙｌｅ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ｓ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Ｔｈｅ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ｆＨｕｌａｎＲｉｖｅｒ；ＸｉａｏＨｏｎｇ在现代小说创作中，萧红算得上是个异数。

无论是对生命现象的彻悟，还是对小说模式的突破，她都与众不同，始终保持着鲜明的艺术个性。

她后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就因其独特、异质的艺术魅力而成为经典之作，不断被后人发现并解读。

①几十年来，有人沿用民族国家话语的价值标准，以为它是隔绝了“大时代”、“蛰居”于“私生活的圈子”的寂寞女性的低吟独语②；有的则以启蒙的眼光来考察评判，认定它是对乡间愚昧落后的生存状态的揭露，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还有的则认为它是萧红以女性话语谱写的一曲回家之歌，其评价可谓莫衷一是。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不能不说是与《呼兰河传》的复调叙事而造就主题意蕴多重性和艺术风格多样性所分不开的。

一“复调”一词原为音乐术语，实指“复调音乐”（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ｙ），后经巴赫金借用，被引入小说理论。

在１９６３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③，可见小说的“复调”（巴赫金又称“多声部”），也就是复调叙事，主要是指在一部小说中几类声音、几种思想同生共存，彼此互照、互补、互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复调叙事打破了传统小说全知、独白、单一、封闭的艺术模式，改变了小说的三大要素和叙事方式，从形式到内容，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新。

《呼兰河传》的复调形态有两种：一为叙事视角的自由变化造成的复调；一为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造成的复调。

前者由两种视角生成，后者由两种声音（两套话语系统）生成。

第一种复调缘于作者自由灵活地运用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双重叙述方式，使文本表现出一种复调的诗学特征。

儿童视角一般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第２４卷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角度”。

④小说中那个小女孩“我”便是如此，她机灵好动、本色纯真、诚实善良、富有幻想，甚至还有些好吃贪玩。

和其他率真自然的孩子一样，这位儿童叙述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行为活动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理进行的。

而她的逻辑又是那么简单，那么富有童趣与创造性。

世界在这个正处于成长阶段、渐渐向成人世界靠拢的“边缘人物”的眼中是那般纷繁多姿而又神奇有趣，她便凭借自己原始的心智，以稚拙的方式去推测和体察。

于是，一些被成人所忽视的细节和情景，都被这个直觉敏锐的小女孩捕捉到了，并作为表述内容而进入到文本的叙述系统中。

作者用儿童视角不仅塑造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叙述者，建构了一个以儿童视野展开叙述的经验世界，而且还在文本中营造了一种单纯稚嫩、自由活泼、清新明快的叙事口吻，使由儿童视角建构的叙事文本能够对成人书写世界起到祛魅去蔽的作用，文本自身则在儿童视角原生态的呈示下显现出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

正是这种客观真实、平淡中立的叙事态度使小说文本中形成了丰富的审美意蕴和情感张力。

诚然，儿童视角因其立场的边缘性、认知的“不理解”性，在呈现原生态的社会面貌、再现非功利的审美世界以及对现实存在构成张力十足的讽喻上，都有着成人视角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但是，儿童视角毕竟是一种限知性视角，对生活的透视常拘囿于儿童有限的认知水平和幼稚的思维逻辑，难以完成较为复杂丰盈的言说，在文本叙事上存在着缺陷，需要成人视角或隐含作者的弥补。

因而在一部以儿童为主要视角的小说文本中，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往往会复合运用，二元互补，共生共存。

再者，儿童视角也天然地内含着成人视角的“干预”。

因为叙事者总是站在当下发出叙事行为的，儿童视角无法摒除成人理性的介入，纯粹的儿童视角只是一个虚拟化的理想状态。

钱理群就认为它必然是“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年世界’之间的出与入。

‘入’就是要重新进入童年的存在方式，激活（再现）童年的思维、心理、情感、以至语言（‘童年视角’的本质即在于此）；‘出’即是在童年生活的再现中暗示（显现）现时成年人的身份，对童年视角的叙述形成一种干预”。

⑤在儿童视角的背后总站立着有所作为的成人主体。

文本因此显示出“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儿童声音———成人声音”、“儿童叙述———成人叙述”、“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共生并存的画面，以及如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的“复调诗学”。

《呼兰河传》以童年“我”的视角聚焦过的生存场景，构成文本的主体内容，纯真的视阈、质朴的语言将呼兰河人悲凉的人生景观一一“展示”，但其中也有着成人视角对呼兰河人生存实况的省察。

在童年“我”叙述胡家为小团圆媳妇跳大神的故事时，成年叙述者的“我”立即露面，针对群群看客，辛辣地嘲讽道：“因为老胡家跳神跳得花样翻新，是自古也没有这样跳的，打破了跳神的纪录了，给跳神开了一个新纪元。

若不去看看，耳目因此是会闭塞了的。

”⑥面对儿童视角呈现的生活原貌，成年叙述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把儿童视角无力也无法承载的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内容充分展示在读者的视线中，并对此持有必要而深刻的审视与批评。

正是在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交互使用、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交替出现下，《呼兰河传》生成了多种声音并存的复调状态。

第二种复调缘于萧红怀有一种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在小说中自觉地运用了“双声话语”的叙述策略。

“双性同体”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最早由女性主义者伍尔芙在批评女性文学的创作时提出，她认为“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

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和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性化的男人。

”⑦对于萧红而言，双性同体的诗学意识让她既保持女性视角，又不局限于单一的女性视角；既喊出女性的声音，又有着非女性的声音；既有性别意识，又有生命意识和民族意识。

这种诗学意识首先表现为女性意识与生命意识的结合。

萧红以女性关怀为主体意识，将中国最广大最底层最普通的女性群体视为自己的关怀对象，同时又将众多男性人物纳入自己的文学视野，也不忘对他们尽情地关照、尽情地书写。

生命意识便在关注人本身的存在过程中充分地得到展现。

在女性视角的烛照下，萧红以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汇通为切入点，写出了中国广大下层妇女悲凉凄惨的生存本相。

女性不仅要承受社会普遍性的苦难，而且还要承受女性独有的苦难。

萧红把女性怀孕、生育的时日称为“刑罚的日子”⑧，将女人的“生产”看作是命运之神单独对女性施加的酷刑。

王大姐那么勇敢、坚强，也无法避免生育带给自己的死亡，在刑罚中惨然倒下。

生育之苦、肉体遭受的深重折磨，都被５０第４期张冬云：复调叙事在《呼兰河传》中的审美意蕴５１萧红描写得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作为自然性别的女性难免生育之苦，而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则饱尝男权文化的压榨摧残之苦。

比如，男女双方先前指腹为婚，若中途有一家发生变故，到后来那也是男方要娶便娶，不娶便不娶，女方则欲嫁不能，或不嫁不行，全无自主权。

嫁不过去时，没人同情打抱不平；不想嫁去时，则被人说坏名誉，成了“望门妨”⑨，只得嫁过去。

嫁去后，又要遭受公婆虐待，妯娌凌辱，丈夫也要嫌弃损害她。

最后无奈，只好落个跳井或上吊的下场。

在男权中心社会，男人的权威、女人的卑下无处不在，就连庙宇中的神像和人们对男女神像的恭敬态度也都体现着“性别差异性”。

通过对种种男尊女卑现象的反映，以及对小团圆媳妇、王大姐等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深度书写，萧红深刻地披露了欺凌戕害女性的—父权社会投出了锋利的匕男权文化和男权社会，昭示了女性悲剧的根源，向残忍恶毒不公平的男权——首，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喊出了广大女性内心的冤屈和悲愤。

就这样，萧红以她尖锐的女性意识潜入文本叙事，真切而又悲怆地展现了女性的身体体验和肉体苦痛。

然而，萧红的女性意识既是锋锐尖利的，又是清醒灵活的；既充满深刻性，又兼顾全面性。

她笔下的男人形象就能说明这一点。

尽管萧红也刻画了一些冷酷、残暴、空虚、猥琐、自私、昏庸、软弱、无能的男性形象，但她并不像有的人那样刻意丑化男性，贬斥男性，“击毙”男性，而是真实地记下了某类男性的精神实质。

对于那些思想积极、精神可嘉的阳刚男人，如敢于反抗、斗争的李青山、坚韧顽强的冯歪嘴子，作者真切地流露出了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