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诗画乐禅,创谐和意境——论王维山水诗艺术与生命精神【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集诗画乐禅，创谐和意境——论王维山水诗艺术与生命精神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综述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或争论焦点）王维（701--761），字摩诘，蒲州（今山西永济）人，盛唐著名诗人，也是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父亲处廉，终汾州司马，维工诗善画，通音乐，擅草隶，自小又受母禅宗影响，偏爱佛理，故诗画乐禅集于一身，博学多才，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事受牵累，被贬济州司仓参军。

后到淇上为官，不久又弃官隐居。

回长安后，在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佛。

与友孟浩然有诗互送。

维三十一岁妻亡，终不娶。

后隠于嵩山。

二十二年（734），张九龄迁中书令，遂被擢为右拾遗。

然至李林甫为中书令，“为苍生谋”的张九龄受李林甫打击，谪为荆州长史，王维对此甚是沮丧。

而自己的仕途与人生自此也更为艰难。

同年，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官监察御史。

二十八年（740）迁殿中侍御史。

冬，知南迁。

第二年春，自岭南北归，辞官隠于终南。

天宝元年又出为左补缺。

至安史之乱，为叛军所俘，授以伪职。

禄山素怜之，缚送其之洛阳，拘于普施寺，禄山宴其梨园弟子、教坊工人于凝碧宫，王维因闻生悲，遂赋凝碧诗。

不久，安禄山强迫他为给事中。

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伪官之人率以六等定罪，然维得唐肃宗嘉赏，未被定罪，又因弟弟降职赎罪，反被授为太子中允，后迁中书舍人、给事中等职，终尚书右丞，于固世称王右丞。

（据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前言）[1]山水诗，顾名思义就是指描写自然山水风景的诗。

丁成泉先生认为山水诗就是以“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7]为题材的诗歌，而不是直接取材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诗歌。

把山水和政治生活拉开是很有见解的。

山水诗渊育于先秦两汉，而这时期山水描写只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色彩而已。

山水诗真正产生于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载“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8]山水诗之名由此确立。

自魏晋六朝后“唐宋堪称为山水诗的两大艺术高峰，至元以承续与发展，明复古与新变，清终为集大成”[9]（据陶文鹏《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山水诗就这样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演变。

然而尽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后世也没有出现系统论述山水诗的著作或者文学史，这是极为可惜的。

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是东晋的谢灵运，他使山水诗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采用铺叙手法，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理中不断解放出来，而且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力，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其“故尚巧似”[10]的追求和“繁复”的赘病却使他缺少深刻的意蕴，这就与以顾恺之为首的人物画注重“传神写照”这一审美情趣不能同步发展的原因了。

自大谢之后，山水诗在这期间开始缓缓发展，经谢朓、何逊、萧纲、阴铿、庾信等人的努力，使得山水诗推进了一步，逐渐显出自然美的的特色。

然而还是追求“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11]炼句不重篇的形似阶段。

经南朝、隋、初唐继续发展，逐渐由追求形似向以神似为主，形似为辅过渡转变。

到了盛唐出现了著名的山水田园诗派，这个诗派以王孟为中心，聚集着一些仕途不顺的山水诗人。

而这里面成就最高的应推王孟。

如果单从山水诗艺术成就来看，王维与孟浩然应是中国古代山水诗歌的顶峰，他们的山水诗艺术成就之高前无古人，后难企攀，实为诗之正宗。

而王维的山水诗不仅融入了山水画之艺术特色，更是以禅喻诗，意境深远。

融艺术与生命精神而显示出一种空灵蕴藉的境界。

这两方面的造诣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可以说王维是创造古代山水诗歌最为优雅高尚的艺术大家，他就是融古代艺术（如诗画乐禅、儒释道、天人合一等）于一体的艺术家，这一点连孟浩然也是远远不及的。

正是他这样高超的艺术和境界，有着如此多脍炙人口的名句与名篇，才使得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挖掘王维的山水诗，这是一个永不尽的话题，因为他深深渗透着诸多门类而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艺术精髓。

有关王维山水诗争论焦点，论争者主要集中在诗画和禅意两方面，当然也有论其山水诗与性格特点关系方面。

这其中以诗画评论最为激烈。

对于诗画评论是围绕苏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评语来争论的，大致分为三大派：否定者、肯定者和鉴于两者之间。

否定者有的认为苏轼的评论不足以概括王维山水诗的全部艺术特色，（如叶式生《浅谈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姜光斗、顾启《王维山水诗艺术初探》，刘书营《论和谐是王维诗歌的主要特色——兼驳诗中有画说》）其中刘书营就在驳诗画说的同时，提出了“多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佛家、道家、儒家理念之间的高度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12]四点和谐特色，非常独到。

有的甚至认为苏轼这一评论本身有误（如王文龙《试论苏轼关于诗歌鉴赏的理论与实践》，张明非《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蒋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刘德谦《诗中有画的贫困》等）其中蒋寅在其文中结合西方理论和诗画内部特征与特色对苏轼的诗画论对后世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认为“‘诗中有画’并不能代表王维山水诗的精髓”“真正代表王维的佳句都无法入画”[13]这可以说是对苏轼评论的最大颠覆；肯定者认为苏轼的评论表现了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并从某一方面来详细论述这一特征。

（如袁行霈《王维的禅意与画意》，文达三《试论王维诗歌的绘画形式美》，陶文鹏《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金学智《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毕宝魁《论王维诗中的“画境”》等）其中袁行霈一文较有代表性，他影响了之后的几十年。

后面有论述，这里不复阐述。

而鉴于两者之间却是近几年来的心声：他们同时赞成甚至提高苏轼的评论和王维的艺术特色，他们是以一种本着新世纪全面、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一观点或者评价反对者的议论的（如罗显克、钟良《“诗”与“画”边界研究——以王维诗为中心》，尚永亮《诗中有画辩——以王维诗及相关误解为中心》，李园《王维“诗中有画”艺术研究》等）其中李园的观点比较独特，他认为“诗中之‘画’与画中之‘诗’所指一也，都是情景交融的意境”[14]突出了意境这一概念。

而尚永亮一文却是对前面诗画论之辩驳作了一个全面的论述与评价[15]。

另外禅意禅宗对王维山水诗的影响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如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陈允吉《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史双元《禅境画意入诗情》，陶林《王维的禅宗审美观及其山水诗的空灵风格》，赵昌平《王维与山水诗的主玄趣向主禅趣的转化》，贺秀明《试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吴怀东《王维诗画禅意相通论》，杨矗《王维的禅境与意境理论》等。

而这两大方面众说纷坛，意见不一，但唯一没有改变的，即共同点却是早已公认的王维山水诗的高超艺术造诣。

此外就王维山水诗与其性格方面的关系也有论述，如张福庆《解读王维山水诗中的生命精神》，王丽《从王维苏轼山水诗看‘唐诗’‘宋诗’的美学特征》等。

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成就最高，也倍受后世批评家关注。

一直以来众多评论家总体上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着一种幽静秀洁特色。

而评价之间又往往标榜王孟，常与谢陶、韦柳、姚贾对应，与盛唐四家（高岑王孟）合为一体评价甚众多，更有甚者视李杜王分别为天才、地才、人才（其实王维的一生实有儒释道三教特点）。

可以说这多从一个总体大概来评价，而极少对其山水诗作一番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王维山水诗才开始慢慢地被评论家和学者从多角度切入而不断地挖掘和研究。

六十年代，陈贻焮首先发表《王维的山水诗》（《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开始研究王维山水诗。

之后萧涤非《关于王维的山水诗》（《文史哲》1961年第1期）和张志岳《诗中有画――试论王维的艺术特点》较有影响，但是没有继续发展就进入了文革十年。

七十年代末，叶式生《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开始把王维研究带入新时期。

八九十年代，王维山水诗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其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最有影响的有：袁行霈的《王维诗歌的禅意和画意》，对王维山水诗与禅宗及绘画之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诗画禅意开始凸现出来了，可谓王维山水诗研究之经典。

自下葛晓音的《王维·神韵说·南宗画――兼论唐代以后中国诗画艺术标准的演变》，陈允吉的《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都是在这基础上的较有独特性的研究。

后又有陶文鹏的《传天籁清音，绘有声图画――论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发掘了王维诗中音乐美特色。

而这段时间，学界的研究主要就是围绕他们的的成果展开的，而这二十年研究成果总体上看都是围绕前面争论的两大方面（诗画和禅意）来论述的。

此外还有少量论文把王维山水诗与其性格特征生命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一）、围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述其实八十年代以前，也有人引用苏轼的“诗中有画”这一评语来阐释王维山水诗。

如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就认为，王维“本是一个画家，所以能以恬静而鲜明的笔调摄取自然真相”，“写光线变动与西洋画之印象主义相似”，“我们竟可以说他是中国诗里的印象派”[16]。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苏轼这一论断的探讨更趋细致和深入，但理解不同，有一些学者认为，“诗中有画”不足以概括王维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

如叶式生的《浅谈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就认为，王维山水诗除了“诗中有画”和“有声画”之外，还有更高一级的独到成就，特点就是其“诗如电影”[17]，是画面、音响、动作的有机结合，这是“诗中画”的最高境界。

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受现代技术观念影响产生的理念，并不符合当时的艺术审美标准。

姜光斗、顾启的《王维山水诗艺术初探》也认为，苏轼的评论，只是认识到了王维山水诗融化绘画艺术的一面，从“浓淡相配、随类赋采，动静相衬、宫商跌奏，应物象形、景与境谐，经营位置、虚实相生，概括集中、气韵生动，精工自然、风清骨峻”[18]等六个方面对王维山水诗的艺术进行了细致分析。

这看似分析有理，却把苏轼的评论过于简单化、缩小化了，仅局限于绘画，完全没有把这一古代艺术审美观由此及彼、由小到大延伸开来，其实苏轼的这一评论既是对王维诗画艺术的绝对肯定，更是从整体角度来着眼王维的山水诗画的。

而并不局限于单独诗篇。

这一点就在张明非的《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中体现出来了。

他认为本来可以用来概括他们共性的“诗中有画”，却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特征是因为王维在这方面有高人一筹的独到之处：即在于“追求一种含蓄、淡雅、空灵、形神俱似的最高境界，充分发挥诗歌表情达意的特长，以表现画面难于表现的内容，将诗歌和绘画艺术融汇贯通，使诗情画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以画入诗”。

而在意境创造方面，不只力求每一首诗写得有意境，而且以他的许多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意境，即幽美怡静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