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复习提要

一．名词解释

1.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是由孔子提

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2.反者道之动：反者道之动”是说“道”的一种运动变化形式就是一个字

——“反”。“反者道之动”就是“反动”啊，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反动”

的，反向运动、反复运动。

3.五德终始：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

“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4.化性起伪：谓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

5.虚壹而静：指虚心、专一而冷静地观察事物，就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出自《荀

子·解蔽》：“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6.性有三品：汉董仲舒和唐韩愈的人性学说。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圣人之

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可善可恶，"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韩愈进一步提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并把"性"和"情"对立起来，"性"的内容为"仁﹑义﹑礼﹑智﹑信"，是"与生俱生"的;"情"的内容为"喜﹑怒﹑哀﹑惧﹑爱﹑恶﹑欲"，是"接于物而生"的。参阅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唐韩愈《原性》。

7.思孟“五行”：思孟学派的“道德的‘五行’”被用以区别于“阴阳五行”等

同名的思想学说。”仁、义、礼、智四者只有为人所领悟、内在于心，才是“德之行”；“圣”无论“形于内”还是“不形于内”，都是“德之行”，因为这里的“圣”成就的是最完满的德行。仁、义、礼、智、圣，是人心得之于天道的，或者说是天赋予人、这五种德行内在地和谐化了，就是天道之德。

其表现在外的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行为，相互和合，就是人道之善。

8.良知良能：语出《孟子.尽心上》。即指仁义等道德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不

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会有直接的表现。人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孟子从恻隐之心出发探讨人性，认为人的道德直觉、道德承当以及当下的道德实践，并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人性本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心，既是理，又是情。这种“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践履的驱动力，成为现实的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力量。

9.法后王：“法后王”是学界对荀子历史观的概括。“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

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后王”指“当今之王”或“近世之王”，亦即那些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变法自强的帝王，“法后王”就是要取法当代之王那些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的措施与方略。让儒家理想与切实可行的制度结合起来，把外在制度的匡正作用与孔孟的自律、教化作用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走向君子人格，走向安定的社会。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10.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表达的是阮籍、嵇康对名教的强烈批判。

这里的“自然”，即指个体自然、自由的生存状态，也即是未进入社会关系，未受社会礼法规限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个人“自然”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阮籍的批判是以宇宙论作支撑的。宇宙在本源层面上的混然未分、运化中的自然状态寄寓着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他从这一理想社会的追求出发审视现存社会，并对现存社会的世俗礼法乃至君臣制度提出激烈的批评。即借宇宙论开出社会理想。这一理想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无君臣上下之分，每个个人生活于一种自然、自由的状态中。然而，现存社会的问题是“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世间的各种凶残、祸乱、诈骗的罪过都来源于这种维护君臣长官关系的礼法施设。阮籍的批判不限于名教的道德规范功能而直指现实的君主政治体制，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嵇康将批判的笔锋指向了为礼法设施提供理论基础的儒家“六经”。嵇康将经过仁义、礼法改变过的状况称为“理伪”，而以未被仁义“理伪”改变过、装饰过的人的自然欲求与本然性情视作人的“真性”。阮籍、嵇康鄙弃名教，指斥公共礼法，追求个体自我与个人自由，又必以理智为狡诈，以现实态度为圆滑，而更推崇率性而行，纵

情直往。

11.名教即自然：名教即自然：郭象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自然、名教相

统一，为社会上君臣上下等级差别的合理性提供论证。郭象玄学思想的核心是物各任其性分。因为讲“性分”，承认等级关系，所以郭象容纳了现实中的君臣之制（即名教）。这就是所谓“名教即自然”。郭象以“自然”容纳“名教”、使“自然”与“名教”统一的观点，他宣扬人们各安其“性分”，其实是为当时社会的等级秩序辩护，这表现了郭象思想鲜明的阶级倾向性。

12.三玄：魏晋玄学家对《老子》﹑《庄子》和《周易》三书的合称。道教亦沿

用之。

13.公羊三世说：中国的一种社会历史学说，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

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此说源于古代，由近代康有为系统化，成为社会维新的理论基础。三世说渊源于公羊学。董仲舒发挥了这一学说。东汉何休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魏晋以后，随着学术思想的变迁，公羊成为绝学。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公羊学重新兴起，清代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等人着重阐发公羊的“张三世”等微言大义。龚自珍与前辈有所不同，他开始将公羊的“三世”与《礼记礼运》联系起来，并认为人类整个历史“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他的这一观点含有进化发展的意义。19世纪末，康有为明确地把公羊的“三世”、《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与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系统地提出了“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他的这一学说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它强调社会历史的和平渐进，反对革命突变，又极力神化孔子，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等人的批判。

二、标点并今译（每题20分，共40分）

2个题目，分别选自《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文章。

三、解释文献大意并指明文献出处（15分）

四、简答题（10分）1个题目

1. 孔子“仁学”的内涵：孔子仁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成为“圣人”和“仁人”的道德理想，认为“仁”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

杀生以成仁”。他重视道德修养，强调自身的努力，即“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如反求诸己；一日三省等。孔子的仁还包含着爱惜劳动者的思想，如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此“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孔子的“宽”、“惠”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就是要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就是要使民“足食”，《论语》记载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所利而利之”。政治上宽民就是要反对“不教而杀”的苛政，孔子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促使人民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为了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记载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他认为还必须考虑到民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2. 庄子“齐物论”的含义：《齐物论》是《庄子》的又一代表篇目。“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这就是“齐论”。“齐物”和“齐论”合在一起便是本篇的主旨。

3. 墨家在秦汉之后中绝的原因：1）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墨家学派的打压使得其发展受到毁灭性打击。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后，诸子百家除法家外，均遭打击，在秦之后，各哲学流派虽有恢复，但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刚有发展的墨家有遭清除，由于在汉之后，墨家一直未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所以未再恢复显学的身份，而没落下去。

2）墨子之后，其后人未能承担起将墨学发扬光大的重任，没有将墨学进行适当的发展以适应潮流的需要。墨子之后，墨分为三，三个分支并没有做到相互促进发展，而是相互拆台，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墨家的流传和发展。

3）墨家代表的是中下层阶级，和上层统治阶级存在利益冲突，其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中不在被器重，因而丧失了强力的支撑，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4）墨家的科学教育思想在诸子百家中是最接近现代的，但墨家的科学教育思想也并未流传的原因在于其科学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的绑定使得科学教育思想的发展受限于政治理想。此外墨家的准军事化管理不利于学术交流，也是阻碍墨家科教思想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4. 韩非的历史进化观：

五、论述题（20分）

1个题目

1. 惠施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命题。

惠施的"历物十事"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他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别的相对性。"大同"和"小同"有差异，这就叫"小同异"；万物都相同又都不同，这就叫"大同异"。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马；凡是属于马这一类动物都包括在内，这就是"大同"。其中黑马、白马、大马、小马等等又有差别，这叫着"小同"。马这个大类概念与黑马、白马这些小类的概念有差别。如果从相同的方面看，这些都是马。由此可以推知，万物都有相同的一面。如果从不同的方面看，这些马又都有差异。由此可以推知，万物都有不同的一面。惠施对事物的统一和差别的相互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他认为事物都有相同之处，同时又有差别。事物的相同和差别是相对的，它们同处于统一体之中。然而惠施特别强调事物的差别是相对的，相同才是绝对的，所以他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氾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

大同。"①这是对惠施"氾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这已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②很接近了。但是，惠施的思想与庄子的相对主义还不能等同。庄子的相对主义否认事物之间有质的差别，实际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惠施并没有完全走入这样的主观主义。

惠施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看到了其间的变异，只有这样分析，才能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而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主张"合同异"的惠施，也不可能绝对不讲"离"。同样道理，主张"离坚白"的公孙龙，也不可能绝对不讲"合"。不过，惠施虽然讲"离"，但最终还是讲"合"，而公孙龙虽然讲"合"，但最终还是讲"离"。由此可见，惠施着重在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公孙龙则着重在内涵的分离。这样看来，"合同异"、"离坚白"两派的名称还是符合惠施、公孙龙思想实际的。

惠施的"历物十事"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他善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哲学的概括。在"名"、"实"关系上，他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孙龙的诡辩是有所区别的。

2.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命题

在我国战国中期，赵国的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了诡辩论的命题“白马非马”。公孙龙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也绝没有联系。在他看来，“白马”与“马”这两个概念不同，因此它们之间毫无联系，从而推断出：“白马”不是“马”。他认为“白马”这个概念是既名“色”又名“形”的，而：马”这个概念只是名“形”，故而“白马非马”。公孙龙为了证明“白马非马”的命题，提出了另一论据：“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这样论述自然是荒唐可笑的。

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但是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且把这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因而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的方面，相互联系的方面。按着他的理论，既然一般和个别是相互对立的，一般也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个别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

白马为有马”(《白马论》)。这样，就割裂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势必将一般看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其结果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于辩证法的一定的认识出发的，可是，结果转化为辩证法的对立面。

就逻辑学的意义说，公孙龙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就“马”的外延说，“马”这个名词包括白马在内，但就“马”的内涵说，“马”这个名词指马的本质属性，和“白马”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把这两个名词混同起来。

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家代表人之一的公孙龙子白马非马论

相传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天公孙龙子骑着一匹白马要进城，该城门的看守官说，依照规定马不可以进城。于是公孙龙子就开始他的论证–白马非马，最后它说服了守城官，于是就骑着他的 (不是马的) 白马进城去了。

论证大概是这样的:

“马”指的是马的形态，“白马”指的是马的颜色，而形态不等于颜色，所以白马不是马 (白马非马)。

这个论证利用“歧义”来混淆事实。所谓“歧义”是说，一个词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在一个讨论中，若某个字的两个不同意义同时被使用，则可能会造成这种 (歧义) 类型的谬误。

“是”这个字可以被用来表达“属于”的关系，例如，白兔是兔。

“是”这个字也可以被用来表达“等于”的关系。

守门官的意思是: “马不可进城，白马是马，所以白马不可以进城。”

在这里，“是”被用来表达“属于”的关系。

当公孙龙子论证“白马不是马”时，“是”被用在“等于”的关系。

所以，简单的说，他们其实是鸡同鸭讲。不是谈论相同的一件事。

公孙龙子的论证是有效的，而他的结论，“白马不等于马 (白马非马)”也是对的。但并不能用来反驳守门官的规则: 凡是属于马的都不能进城。

3.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我们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到具体事物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进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卷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外族人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且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感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这些无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所以，才会有文天祥的那句着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4.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核心内容:实行德治，也就是要以民为本，得民众之心。治国有常道，而利民为本。

中国古代,管子作为一个法家，在实行法治方面是很强硬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他同时也极其重视德治。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有以德治手段相配合的内容。法方面的赏，要有道德方面的赞扬相配合法方面的惩治诛罚，要有道德舆论方面的批判诋毁相配合。儒家讲治国，坚持以德为本。实行德治，也就是要以民为本，得民众之心。治国有常道，而利民为本。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有德治的思想。认真地向历史学习，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会更有利于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

注：第二种题型“标点并今译”与第三种题型“解释文献大意并指明文献出处”在答题方法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