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对_诗史_概念的辨证
清初虞山派诗学观分歧及其影响_罗时进
清初虞山派诗学观分歧及其影响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摘 要:虞山诗派是形成于明末清初江南海虞的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钱谦益为其宗师。
当冯舒、冯班成为有力的辅翼后,虞山诗派形成了规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影响极大。
钱谦益与二冯诗学观既有趋同亦有分歧,尤其体现在对宋元诗的认识上。
而趋同与歧异并存正是虞山诗派兼容乃大的条件,它也使虞山后代诗人继承、发展、超越成为可能。
关键词:虞山诗派 钱谦益 冯舒 冯班 诗学观虞山派是形成于明末清初江南海虞的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诗坛上,这是一个与云间派和娄东派相鼎立且有极大影响的诗学群体。
而当云间派和娄东派逐渐消歇以后,虞山派则在有清三百年中延续着诗艺传统,脉息未曾间断,这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
研究这样一个有着长久生命力的诗派,必当重视钱谦益和二冯等创派人物,而诗派盟主钱谦益与诗派辅佐二冯之关系以及在诗学上的趋同与分歧则是首先应当考察和辨明的问题。
一、冯氏对钱谦益诗学观的承递和弘扬冯舒(1593 1649)字己苍,号默庵;冯班(1602 1671)字定远,号钝吟,文学史上以 二冯 称之。
在虞山诗派中,二冯与钱谦益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牧斋与二冯之父冯嗣宗为好友,是二冯的父执,而二冯又都入其门下,成为牧斋登堂入室的弟子。
尚不止于此。
崇祯九年(1636)里中宿滑张景良为迎合温体仁,化名张汉儒上疏讦奏牧斋与瞿式耜为乡不法,控制舆论,遥持朝柄等罪状,温体仁批旨立逮钱、瞿下刑部狱。
文秉 烈皇小识 称当时冯舒为牧斋持四万金赂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 ),男,江苏东台市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术方向为唐宋明清诗文研究。
本论文为2002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虞山诗派研究 和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阶段性成果。
冯铨,事始得解。
明朝文学基础知识点总结
明朝文学基础知识点总结一、背景介绍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其文学成就丰富多样。
明朝文学以古文为主，继承了唐宋时期文学的传统，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和特点。
二、文学流派 1. 戏曲明代的戏曲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发展了许多戏曲剧种，如京剧、湘剧、评剧等。
其中，京剧是明代的主要剧种，它融合了唐宋元明的戏曲艺术，并形成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和唱腔。
2.诗歌明代的诗歌继承了唐宋诗的传统，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明代诗人注重表现个人情感和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常常充满了豪放的气息和真实的感受。
著名的明代诗人有杨慎、杨基、杨慎堂、王世贞等。
3.散文明代的散文注重纪实和议论，散文作品常常是对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的观察和思考。
明代散文的代表人物有唐寅、袁宏道、冯梦龙等。
4.小说明代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
明代小说以其丰富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社会寓意而闻名于世。
三、文学主题 1. 忠诚和孝顺明代文学注重儒家伦理观念的传播，强调忠诚和孝顺。
许多明代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忠诚和孝顺的主题，如《孝经》、《百善孝为先》等。
2.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故明代社会发展迅速，社会现实和人情世故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
明代文人常常通过描写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生活来表达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
3.个人情感和人生哲理明代文人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他们的作品常常充满了对爱情、友情、家庭等的思考和感悟。
同时，明代文人也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表达了一些人生哲理。
四、艺术特点 1. 古文风格明代文学以古文为主，注重文学语言的庄重和严谨。
明代文人常常通过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模仿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2.修辞手法明代文学中广泛运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对偶等，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
3.情感真实明代文学作品注重真实感和情感的表达，文人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素材，使作品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五、影响与价值明代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史-明代
VS
明代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为文学批评的 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许多文学批评 作品得以广泛流传。
明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复古派
以李时中、杨慎为代表，主张回 归古典，强调文统和道统的统一， 提倡古文要义在于明道。
唐宋派
以王慎中、茅坤为代表，主张学 习唐宋八大家的文法，强调文道 合一，提倡文章要兼具思想性和 艺术性。
明代戏曲批评的主要观点
01
强调戏曲的社会功 能
明代戏曲批评普遍认为，戏曲应 当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宣扬儒家 道德观念。
02
重视舞台表演
03
推崇情感表达
明代戏曲批评强调舞台表演的重 要性，认为演员的表演技艺是评 判戏曲质量的重要标准。
明代戏曲批评注重情感表达，认 为好的戏曲作品应当能够引起观 众共鸣，打动人心。
明代文学批评观念的演变
早期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
中期
逐渐关注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开始重视 情感表达和文学风格。
晚期
出现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倾向，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反思和挑战。
明代文论与文学批评观念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李时中
《沧浪诗话》，提出"兴趣说"，强调诗歌创 作的审美追求。
02
明代诗歌批评
明代诗歌批评的发展历程
早期
明代初期，诗歌批评主要继承元代文学思想，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和文人的道德修养。
中期
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诗歌批评开始关注诗歌的艺术性和 审美价值，出现了以李时中、杨慎为代表的“格调派”。
晚期
明代晚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文化繁荣，诗歌批评更加多元化，出现了以袁宏道 、袁宗道为代表的“性灵派”和以李时中、辛幼安为代表的“豪放派”。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
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
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
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
”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
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
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
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
”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
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
”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
《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
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
试析钱谦益“诗史”观念论（一）
试析钱谦益“诗史”观念论（一）试析钱谦益“诗史”观念论(一)论文关键词:钱谦益诗史诗史观论文摘要:针对钱谦益诗歌理论中的“诗史”观念，探讨其内涵及背景，以客观评价了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身跨明、清两朝，被人称之为“两朝领袖”的钱谦益，无论是在诗文创作还是理论建设上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开清一代诗风和文风。
但学界对其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冷淡局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大节有亏，一身仕两朝。
当然对于这些不必讳言，但同时不能因人废言，而否定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诗歌领域，钱谦益进一步发挥了前人提出的“诗史”观念，并在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理论，本文拟探讨钱谦益“诗史”观念的内涵以及提出的背景。
一、何为“诗史”“诗史”最常用的意思是“以诗为史”。
此说首见于唐代孟桨的《本事诗、高逸三》:“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宋代以后更多的人把这一称誉送给杜诗，如《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称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这是对一个诗人诗作的最高称誉。
自宋开始不断有人把“诗史”这一桂冠赠给其他诗人，但得到广泛认同的并不多。
宋元之际的汪元量、金元之际的元好间等人的诗作是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诗史”。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诗史”观念有一定的一致性。
所谓“诗史”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叙述的须是历史转折时期或民族危亡之际的重大事件，表现忧国忧民之情，以诗传心。
其次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至明时，复古风气占据文坛，复古派诗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辨体，由此对“诗史”说产生质疑。
到明清易代，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明亡原因，学风和文风为之一变，“诗史”说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钱谦益等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人提出的“诗史”理论。
二、钱谦益的“诗史”观钱谦益一生被讽为“两朝领袖”，但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没有真正成为阁臣领袖，宦海沉浮，理想碰壁，历史总是让他处于尴尬的地位。
这对于他“以诗为史”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May. 2016 / No. 3材料的声音：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选材策略叶 晔*［摘 要］ 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的明代诗歌史观，除了鲜明直白的评论表达外，还深植于各种精致的选材策略与叙事技法中，这可从诗歌选源与传记史源两个维度予以考察。
在叙事层面上，基于作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钱氏对史料拼接后文本缝隙及语意随语境转换法则的利用，有效地取舍、编排甚至曲解原始材料，在不表达倾向性意见的前提下，制造出为己所需的叙事效果，是为一种隐性的文学批评模式。
这种叙事技法的存在，应引起我们对传统诗话、笔记中史料客观性的反思与再认识。
［关键词］ 钱谦益；列朝诗集；史源；选材策略；叙事技法在中国历代诗学文献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是一本特别的书。
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后人摘编《列朝诗集》这一断代诗歌总集中的诗人小传而成，但其中所表达出的对明代诗歌史的系统建构，以及对明代诗学理论的明确立场和激烈诉求，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很多诗学著述。
故从诗学文献的角度来说，《列朝诗集小传》包蕴了丰富的文学批评价值，此为正常的思维对应关系，读者皆可想见，故相关研究成果已经不少a。
而本篇的目的，则是跳出这一习惯思维，从传记文献的角度切入，通过细究传记的选材和叙事策略，来错位考察《列朝诗集小传》的文学批评价值，为钱谦益研究甚至明清诗学研究提供一条可资补益的观察路径。
一、 皮里春秋：《列朝诗集小传》的别样观察维度现今学界对《列朝诗集小传》的态度，基本上认为钱谦益在字里行间注入了相当鲜明的褒贬臧否之态度，并借此书写了一部別体的明代诗歌史。
总的来说，钱氏在书中力倡馆阁文学传统和吴中文学传统，而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文学及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文学，予以猛烈的抨击。
考虑到钱谦益的观点和立场对后世的明代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静志居诗话》、《明史·文苑传》，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别集提要，皆带有钱氏“明诗史”的若干印迹。
清代浙东学派“诗史”观的理论创新与文学实践
清代浙东学派 诗史 观的理论创新与文学实践曾礼军(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金华321004)摘㊀要:清代浙东学派虽以史学著称但也十分重视文学,其文学有着鲜明的史学意识和特征, 诗史 观的理论和创作即是这种史学意识的集中体现㊂浙东学派 诗史 理论除了强调 以诗补史 观念外,还非常重视诗歌抒写 心史 的文学功能,对 诗史 内涵也有更为广泛的时空拓展,同时还强化了 诗史 作者的主体担当和文化责任㊂浙东学派的 诗史 观念是其文学实践基础总结出来的诗学理论,其 诗史 创作成就也非常突出,有 以诗作史 和 以诗纪地 两种诗史类型㊂ 以诗作史 既重视时事叙录,也有历史重叙,主要表现为明清政权鼎革时期浙东文人的心史抒写㊁兴亡反思和文化认同㊂ 以诗纪地 主要是起到一种以诗歌来书写地志的文化功能,重视浙东乡邦风物知识的记录和人物图谱的绘制,并由此宣扬乡邦文化传承的主体担当㊂关键词:清代;浙东学派;诗史;理论创新;文学实践作者简介:曾礼军(1970 ㊀),男,江西吉安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㊂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研究 (项目编号:13BZW082)的阶段性成果㊂中图分类号:I207.22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6-0153-09收稿日期:2019-08-16 DOI:10.19563/ki.sdzs.2019.06.019㊀㊀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以经史尤其是史学为突出的学术流派,但并不排斥文学,并且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上有着独特个性和重要成就㊂由于重史的学术个性,浙东学派文学也有着鲜明的史学意识和特征, 诗史 观的理论和创作即是这种史学意识的集中体现㊂学界对于浙东学派的 诗史 理论与文学实践尚未有研究,只是对黄宗羲个人的 诗史 观有所探讨㊂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诗史观只是继续了钱谦益的 补史观 理论而少有创新①,也有认为黄氏诗史观创新较多,强调了诗歌具有历史所不具备的保存 心史 即精神史的文化功能,辨识了文学与史学的分际㊂②实际上,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不但重视诗歌保存 心史 的文化功能,而且极大地拓展了 诗史 的文化内涵,既重视诗歌对于时事的书写,也重视诗歌对于历史事件和乡邦地域的叙录功能,强化诗人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浙东学派 诗史 观是源于文学实践的诗学总结,他们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具有 诗史 蕴含的诗歌作品,使史学意识与文学㊃351㊃①参见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第三章‘拟古运动和反拟古运动的余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明清之际:儒家诗学政教精神的复兴“第五节‘以诗补史:对晴清之际诗歌思潮的历史价值的认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2页;张晖‘中国 诗史 传统“第五章‘明清之际 以诗为史 阅读传统的确立“,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0-174页㊂②龚鹏程‘诗史观念的发展“,‘古典文学“第七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五章‘史家的诗学 浙江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7-499页㊂创作得到了有机结合㊂一㊁ 诗史 观的理论创新清代浙东学派的 诗史 观念是在继承前人 诗史 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创新㊂诗史 说最早见于唐代孟棨‘本事诗㊃高逸第三“,孟棨把杜甫因安禄山之乱而流落陇蜀期间所写的诗歌称为 诗史 ,因为所记时事殆无遗漏㊂[1]15两宋时期, 诗史 就成了杜甫诗歌的一种特称㊂直至宋末, 诗史 渐次越出杜诗的专指,而被用来评价他人所写时事的诗歌㊂如李珏评汪元量诗曰: 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㊂ [2]250到了明代, 诗史 概念已经脱离了杜诗专指,而关注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理论阐释㊂①清代浙东学派是以史学见长的学术流派,他们提出 以诗补史 的 诗史 观念,既有对前代 诗史 理论的继承,更有自身的理论创新㊂这以黄宗羲㊁李邺嗣㊁万斯同和全祖望等人的 诗史 理论为代表㊂学界一般认为黄宗羲的诗学理论和 诗史 观念是承钱谦益的诗学主张而来㊂就诗本于史的诗与史的关系来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㊂钱谦益指出: 孟子曰: ‘诗“亡然后‘春秋“作㊂ ‘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㊂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㊂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㊂ 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㊂ 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㊂[3]‘胡致果诗序“,800钱谦益认为诗之义本于史,三代以前诗即是史,史即是诗,诗史合而为一;三代以后,诗与史分途,至杜甫则又合诗与史为一㊂钱谦益强调史之于诗的本位性,在黄宗羲等浙东学人那里得到了继承㊂黄宗羲曰: 孟子曰: ‘诗“亡然后‘春秋“作㊂ 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㊂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㊂[4]10黄宗羲认为诗为 表 ,而史为 里 ,同样强调了史之于诗的本位性㊂又如李邺嗣亦曰: 诗与史学,更相表里㊂盖诗义主述治乱㊁陈美刺,其所叙两朝主德及中兴将相勋业灿然,自板荡以后,记王室衰微之由,下至列国盛衰,历历可诵,故‘诗“与‘春秋“相接㊂ [5]588李邺嗣也强调了诗之义本于史的观念㊂但是,浙东学派的 诗史 观念,除了历史继承外,更有理论创新性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以 史 为本的前提下,更加重视 诗 的文化功能和文学特征的独特性㊂黄宗羲认为 补史之阙 是诗歌具有史学无法达到的独特文化功能,因为在国破家亡㊁史学无存的时候,唯有诗歌才能真实记忆时代风云,所以 史亡而后诗作 [4]49㊂诗歌作为补史之阙的文化工具,不仅具有史料学的价值,更具有保存 心史 即记录精神史的价值㊂蒋寅指出: 这一命题不单纯是在史料学的意义上提出的,其中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史的关怀㊂东观兰台的史籍只能记录事功,而名教㊁心史㊁耿耿不灭的故国情怀,是 皆非史之所能尽 ㊂这就意味着,相比记录史事来,保存 心史 即精神史是诗歌更重要的功能㊂ [6]498黄宗羲重视诗歌对人类精神史的记录,在于他认识到了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独特性㊂其曰: 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㊂ (‘陆鉁俟诗序“)[4]91又曰: 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㊂性情之中,海涵地负,古人不能尽其变化,学者无从窥其隅辙㊂ (‘陆鉁俟诗序“)[4]56诗歌重在对人类精神活动和心灵思想的抒发与记录,这正是文学与史学的区别㊂浙东学派的其他学人也十分重视 史本 观念下的诗歌独特性㊂如郑梁曰: 孟子谓: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㊂ 是‘春秋“,孔子之史,孟子犹断其为诗亡不得已而作,未敢以为史便胜于诗也㊂ [7]300郑梁认为史是诗亡后不得已而作,却未必胜于诗㊂他甚至把诗歌提升到圣贤立言的地位来强化诗歌的重要性,认为 人不能诗,其人不远 ,把能否作诗作为衡量 大圣贤 的一条重要标准,而诗歌则是圣贤立言的重要表现形式㊂(‘张兰佩诗稿序“)[7]517李邺嗣也批判了视诗为 小道 的观念,强调诗道之 大 ㊂其曰: 乃人或罔言曰: 诗,小道也㊂ 夫诗列五经之一,皇皇焉如日月丽天,斯其道大矣㊂ (‘万季野诗集序“)[5]588又曰: 今学者论及诗,益以为小道不足言,某亦以为不然㊂夫诗本于三百篇,固所谓载道与事之文也,子思子‘中庸“末篇为论道之极,而其微旨尽发于‘诗“,至矣㊂ (‘上梨洲先生书“)[5]484第二,就诗史之 史 的内涵来看,浙东学派学人也做了更为广泛的拓展㊂ 推见至隐,殆无遗㊃451㊃㊀哲学社会科学版㊀2019㊃6① 诗史 观念内涵的历史阐释,参见张晖‘中国 诗史 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版)相关论述㊂事 [1]15,作为诗史之 诗 首先要表现出对 时事 的记录和叙述,这是 诗史 的基本内涵,也是浙东学派的 诗史 观念的主体内涵㊂如黄宗羲称万泰诗歌为 诗史 ,其曰: 生平未尝作诗,今‘续骚堂“‘寒松斋“‘粤草“,皆遭乱以来之作也㊂ 故先生之诗,真诗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㊂ (‘万履安先生诗序“)[4]50万泰的诗歌记录了政权鼎革中的时代变迁和逸民遗事,故被黄宗羲称为诗史㊂又如全祖望评王朱旦诗‘渡江吟吊史阁部“曰: 至于幕下欲高邮湖以灌北军,阁部不可,此事在诸野史皆未载,尤足补遗,可以称诗史矣㊂ [8]385当时有人建议决高邮河水以阻清军南下而被史可法否决,史书均未有记载,而王朱旦诗有叙述,故被称为 诗史 ㊂除此之外,浙东学人对于诗史的内涵还从时空两方面做了更为广泛的拓展㊂一是从时间上往前溯,把书写明代史实的诗歌也视为 诗史 ㊂这从浙东学人对万斯同‘新乐府词“的评价中可以归纳出来㊂‘新乐府词“是万斯同 采明室轶事为题,而系之以诗 (‘新乐府词自序“)[9]407㊂李邺嗣评之曰:㊀㊀季野则独取三百季间朝事,及士大夫品目,片言只句,可撮为题,俱系乐府一章,意存讽刺,以合于变风雅之义㊂ 诗以述事,其诗即其史也㊂诗亡而史作,义本相贯,但有简繁之分耳㊂季野即未及纂成一朝之史,而且以新乐府先之,是亦史之前驱也㊂先诗而后史,与祭先河而后海同㊂诗其源也,史则其委也㊂诵其诗者即可知季野之史学矣㊂(‘万季野新乐府序“)[5]448李氏认为 诗亡而史作,义本相贯 ,两者只是 简 与 繁 的差异,写作上则有着先诗后史的时间顺序,它们是诗源史委的关系,所以万斯同以乐府体所著明史轶事之诗就是诗史㊂由于这些乐府新辞都是‘明史“未成之前的诗歌,此后万斯同才应征参与修纂‘明史“,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史学贡献㊂从这层意思来讲,这些乐府新辞也确实具有 诗史 内涵,蕴含了丰富的史识思想㊂全祖望跋曰: 此乃先生少年馆李邺嗣杲堂家所作也㊂随意拈题,未及赅备,要其议论有足定史案者㊂ [9]445二是从地域空间来看,浙东学人十分重视乡邦风物与人事的诗歌创作和文献辑录,认为此即具有诗史的存作意义㊂黄宗羲辑录‘姚江逸诗“就是从 诗史 立场,比附于元好问‘中州集“,感叹 世人好言作史,而于乡邑闻见,尚且未备,夸诬之诮,容讵免诸? 所以 此后见诸家文集,凡关涉姚江者,必为记别 (‘姚江逸诗序“)[4]10-11㊂此后,李邺嗣辑录‘甬上耆旧诗“也是比附于‘中州集“: 君子所居乡,则其乡之文献俱得传㊂ 至元遗山撰‘中州集“,以史为纲,以诗为目,始合文献为一书,使学者于乡古人,诵其诗已知其人与世,开卷并陈,此诚著述家盛事也㊂ (‘甬上耆旧诗序“)[10]3全祖望作‘句余土音“也是基于乡邦遗事: 有感于乡先辈之遗事,多标其节目以为题,虽未能该备,然颇有补志乘之所未及者㊂ (‘句余土音序“)[11]2313从时间和空间来拓展诗史的书写范围,实际上是拓宽了 诗史 的史料学价值,其间也依然有着春秋笔法㊁推见至隐的史识寓意㊂第三,浙东学人特别强调在野文人 以诗作史 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㊂如郑梁说: 史者,开局设官而成,其是非可否,非一人所得;而主诗者,满心肆口而出,其美刺劝惩,实一人所得,而操天下读书种绝,浮言淆乱在,仕途之耳目为尤甚㊂孟子谓: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㊂ 圣人以史续诗,而季野欲以诗佐史㊂逢时不同,取义则一㊂宜乎,其所欲序者在此,而不在彼也㊂呜呼,季野一代史才乃不得与备位玉堂者同操笔削以正是非,而区区单言只句自附于里巷小民之唱叹,此岂独季野之不幸乎?而读其诗者,犹徒较量于声调体格之间,或跻之元㊁白,或夷之杨(铁崖)㊁李(西涯),此岂知吾季野者乎?夫天下能者不任,而任者不能,往往如此㊂此世道之所以日非,而有识者之所为不欲观者也㊂ [7]300-301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指出诗与史的异同,史为官局共作,诗为一人所得,但取义相同,都有着美刺劝惩和褒贬是非的文化目的㊂第二层是指出诗人 以诗作史 的社会条件,即在任者(在朝史官)不能作史,而能者(在野文人)不被任用,此时在野的 能者 须担当起 以诗作史 的文化责任㊂第三层是指出 以诗作史 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因为世道日非,浮言淆乱,读书种绝㊂这实际上与黄宗羲 史亡而后作 观念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黄宗羲是从文化层面来讲的,而郑梁是从文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担当来论述的㊂郑梁的评述正体现了万斯同创作‘新乐府词“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㊂同时代的陆嘉淑也有类似的评述,其曰: 季野身在草莽,不敢窃迁㊁固㊁荀㊁袁之指,铺张叙次,托诸乐府之遗,知其意有在焉㊂ (‘新乐府㊃551㊃清代浙东学派 诗史 观的理论创新与文学实践词序“)[9]408这种文化担当的自觉意识在黄宗羲和李邺嗣身上也有强烈的表现㊂黄宗羲‘姚江逸诗序“曰: 及今不为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㊂ [4]11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序“: 宋以前诗不传,此非今日之罪也㊂成(化)㊁弘(治)以前诗传而不尽传,尚可采补,正(德)㊁嘉(靖)以后,诗不能删繁领要㊁搜隐获奇,恐终至于湮没,此皆余今日之罪也㊂ [10]4他们都认为面对日渐佚失的乡邦诗歌文献而不能辑存,就是一种无法原谅的罪恶㊂总之,清代浙东学派 诗史 观的核心思想是以诗补史,既强调了诗歌对于诗人主观精神史的抒写,又拓展了诗史的史料学范畴,同时还十分重视诗人 作史 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㊂这是此前其他有关 诗史 论述所没有的新内涵㊂值得注意的是,浙东学人所赋予的诗史新内涵并非是纯理论,而是根据他们诗史创作的实践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诗学观念㊂所以,浙东学人的诗史创作更是他们重要而突出的文学成就㊂二㊁ 以诗作史 的诗史创作清代浙东学派的 诗史 贡献不仅表现在理论阐述上,更体现在诗歌创作的文学实践上㊂ 以诗作史 的诗歌创作是诗史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时事叙录与历史重叙两类题材,以时事叙录为主体㊂前者主要是时代鼎革的 现场书写 ,以黄宗羲和李邺嗣为主要代表,特别是李邺嗣‘杲堂诗内钞“大量诗歌涉及时代的敏感话题㊂如顺治十三年朝廷对舟山居民进行驱迁,以严厉打击反清行为,李邺嗣‘翁州词“叙录了此次徙民的悲惨情况㊂诗曰: 须臾大火空城起,七十二岛同时焚㊂寿冷流民缘岸哭,十家五有徙鱼腹㊂黄犬嗥嗥走山谷,老猿引雏尽登木㊂ [5]223大火焚城,流民坠海,犬嗥猿逃,清廷强制性的驱迁行为无异是变相屠杀㊂后者是朱明前朝的 历史追忆 ,以万斯同‘新乐府词“为典型代表, 采明室轶事为题,而系之以诗 ㊂如‘防江将“叙建文朝都督陈瑄率舟师降迎燕王而致使京师南京失守㊂其序曰: 建文末,燕军逼近甸,朝廷使都督陈瑄率舟师扼江,防其南渡㊂及燕军至,瑄即以舟师迎降,京师失守,瑄以功封平江伯㊂ 诗曰: 北军渡江需舟楫,南军楼船正鳞集㊂南军翻为北军用,遂尔扬船抵建业㊂天子命尔统艅艎,正为防燕扼大江㊂大江天堑称易守,何乃翩然赴北降㊂陈将军,颜何厚!功之魁,罪之首㊂ [9]412由于浙东是抗清的前沿阵地和最后的战争堡垒,许多浙东文人如黄宗羲㊁李邺嗣等都亲身参与过这场战争,有的甚至身经囹圄,或是为朝廷所通缉㊂他们亲身经历和体验了这场天崩地裂的时代苦难,有着比常人更为敏感的情感体悟和更为深刻的社会洞察,他们 现场书写 的诗歌就更加具有切肤之痛的 心史 抒写作用㊂特别是清廷定鼎之后,他们的精神苦痛和心灵创伤比常人更为强烈㊂有知音难觅的孤独心境,如黄宗羲‘除夕怀亡友“其三: 天意不留知己在,抱琴更欲向何人? [12]271有物是人非的凄苦心境,如万斯同‘寄姪贞一问金陵旧事“其三: 禁中已是他人住,莫问当时百姓家㊂ [9]222有生无意趣的虚空心境,如李邺嗣‘秋夜书怀诗三十首“其十八: 闭门惟古木,叶叶听风敲㊂遇病翻如故,观生渐若泡㊂五经虚久置,一卷倦仍抛㊂ [5]274由于浙东学派是以史学见长的学术流派,其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史鉴意识,这种史鉴意识首先表现在对明清政权鼎革的历史反思当中㊂反思的对象既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涉及整个明代政权统治㊂对于南明王朝抗清失败的反思,以李邺嗣的诗歌创作为主要代表㊂如其‘赠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公文瓒“曰:㊀㊀中华昔分崩,大藩俱土裂㊂唯存唐鲁封,扶义奖帝室㊂福州已建号,圣聪闻豁达㊂我王拔赤城,江干亲驻跸㊂三让辞大位,谦尊志弥烈㊂共起为高皇,休戚关叔侄㊂国体两无慊,谁使判吴越?杨公独赴闽,五疏俱刺血㊂恸哭把天衣,廷辨久不出㊂谁为社稷捍?浙劳闽犹逸㊂宜急发援师,飞挽助军实㊂ 群臣各顾家,猜忌终不决㊂坐视同舟沉,臣力亦已屈㊂芒鞋还里门,再举遂倾蹶㊂[5]211-212弘光政权灭亡后,潞王朱常汸监国于杭州,不数日出降㊂闰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建元隆武㊂一年后,清兵先后破绍兴和福州,鲁王败走舟山,唐王被俘杀,隆武政权亡㊂李邺嗣认为唐㊁鲁二王同为高祖后裔,其政权命运休戚相关,本应同舟共济,共同御敌,抗击清军,然而当清军攻打绍兴时,唐王集团并不发兵援助, 浙劳闽逸 ,最终不光是鲁王败走,唐王亦被俘杀㊂其史鉴意义不能不令人深思!万斯同以史学家的身份对朱明政权灭亡的反思更能引人深思㊂如万斯同‘纳闯王“是一首借李㊃651㊃㊀哲学社会科学版㊀2019㊃6自成起义事件来反思朱明王朝的治民政策㊂题注曰: 崇祯末,李自成横行中原,苦赋役者相率归之㊂时有谣曰: 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纳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㊂ 其诗曰:㊀㊀闯王来,城门开㊂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得衣饥不得食,还把钱粮日夜催㊂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㊂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㊂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㊂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都邑捐重征㊂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㊂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㊂[9]444诗歌没有从君权正统立场上一味辱骂谴责李自成,而是从李自成受到社会拥戴的社会现象中揭示明朝治理政策所在的问题本质,即繁重的苛捐杂税让百姓无以聊生,被逼走上造反的道路㊂所以万斯同强调 民畏重征不畏盗 ,要求统治者 慎勿迫民使为贼 ㊂虽然诗歌所承载的史识思想各有不同,但重视对明清政权更迭和朱明政权灭亡的历史反思是浙东学派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史学家的诗歌创作个性㊂清代浙东学派的诗歌创作还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在华夷之辨的文化观照下,强调朱明政权的正统性,重视汉族文化的正宗性,并从史学家的角度出发,注重修史以续国的文化传承性㊂虽然面临清代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但浙东学人的诗集中还是保存了不少对朱明王朝缅怀和认同的诗歌㊂如李邺嗣‘定海县述怀“: 晋宋虽崎岖,江南未全覆㊂岂有二祖灵,天地开旸谷,遘厄十五传,帝历遂穷六?圣行庆再兴,一旅望匡复㊂孝陵龙气蟠,天人眷旧箓㊂先皇殉国时,血诏哀白屋㊂ [5]204所谓二祖灵是指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十五传至崇祯朱由检㊂崇祯自缢前书有血书遗诏: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㊂ [13]335诗歌通过明朝全亡与晋宋尚有江南的对比,缅怀汉人政权的正统性㊂所以每当崇祯忌日三月十九日的到来,就会激起遗民们的悲痛心情㊂如李邺嗣‘三月十九日闻杜宇“其二: 血渍千春在,终思望帝还㊂铜驼埋北极,银雁出西山㊂土到三年碧,衣留七载班㊂皇灵应独怒,万马听云间㊂ [5]237黄宗羲‘三月十九日闻杜鹃“: 前年三月十九日,山岳崩颓哀下土㊂ [12]214明神宗朱翊钧是诗歌称颂的明君,如李邺嗣‘秋夜书怀诗三十首“其七: 神宗全盛日,海内一愁无㊂ [5]273李邺嗣‘及闻“: 四十八年天子寿,及闻父老颂三登㊂ [5]288万历时期被描绘成太平盛世,并由此与当下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㊂如李邺嗣‘田翁哭“:㊀㊀老人性喜征往事,滴枯双眼哭神宗:忆昔盛时曾共见,村村社鼓簪花遍㊂但知斗米五十钱,日黑山行虎爪善㊂谁图亲值改朝廷,耳聋听得觱篥鸣㊂郭外肥田今牧马,深林聚落惟鸦声㊂山近樵苏不敢去,迫向高坟曳大树㊂我家三子留一孙,有骨可能埋入墓?语罢仰天更呜咽,莫把崇祯旧事说㊂[5]222历史上的明神宗及其治下的万历时期肯定并非诗歌所描绘的那样圣明和美好,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有助于在华夷文化观照下强化对朱明政权的缅怀和认同㊂明神宗曾先后在明王朝对西北㊁西南边疆和朝鲜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平定蒙古人哱拜叛乱,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朝鲜,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合称万历三大征㊂抗击 异族 有功,这正是诗歌所寄寓的深意㊂清代浙东学派的诗歌创作,除了朱明王朝的认同外,还有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认同㊂如李邺嗣诗歌中常常出现 华冠 一词:‘三月十九日同掖青“: 杏雨空郊春欲残,甲申遗泪更华冠㊂ [5]290‘南音“: 喜极重挥泪,华冠八载逢㊂ [5]235‘自题四十像二首“其一: 华冠岌岌抱残编,刺耳鬅鬙双目悬㊂ [5]307华冠被迫替换,伤心欲绝,华冠重逢,喜极而泣,华冠不仅仅是一顶帽子,而是汉文化的一种外在象征㊂这种文化象征还体现在头发上,满清入关,下令 留发不留头 的薙发令㊂为了保护头发,有些士人甘愿捐躯㊂如全祖望‘下策资火攻“叙山人张梿不愿薙发而醉酒以烈火自尽㊂题注曰: 张山人(梿)醉酒㊂山人自称四岑居士,不肯薙发㊂盛夏饮火酒极醉,置火床下,覆以重衾,酒力与火力交作,俄倾遂成绀人㊂ [11]2432政权和文化的认同只是诗人个体的主观意愿,而现实社会却未必有这种观念认同的共识,这就形成了个体与社会激烈冲突的时代悲剧,诗歌对此有深刻的抒发㊂如李邺嗣‘同徐子交订其集“: 从此出门行,华冠世竞訾㊂两手扶一筇,寻源共盥耳㊂ [5]197‘愤言“: 请看章句儒,哗然谋社稷㊂一朝甘白箝,残发尺可摘㊂ [5]202文化守护者㊃751㊃清代浙东学派 诗史 观的理论创新与文学实践。
论宋明两代的诗学辨体理论
中 图分 类号 ： １ ２ ０ ６ 文 献标 识 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 ０ ０ ３ — ８ ０ ７ ８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５ － ０ ０ ３ ８ － ０ ３
第３ ３卷第 ５期 ２ ０ １ ３年 １ 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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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范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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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 １ ． ３ ３ Ｎ ｏ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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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明两代 的诗学辨体理论
人的主理 ， 而是极为向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唐诗的抒情特征 ， 对文的
“ 载道 ” 功 能 相 对 忽 视 。 明 代 诗 学 批 评 中对 于
“ 诗” “ 史” 关系的辩证 ， 尤其对杜诗诗史说 的异议
更是 体现 了这个 时期诗 学辨体 理论达 到 的理论高 度， 明人 对 杜 甫 及其 流 弊 的批 评 是 非 常 犀 利 的。
收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０６ － － ０ ８
ｄ ｏ ｉ ： １ ０ ． ３ ９ ６ ９ ／ ｊ ． ｉ ｓ ｓ ｎ ． １ ０ ０ ３ － ８ ０ ７ ８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５ ． １ ０
作者简 介： 陈艾 红（ １ ９ ９ ０一） ， 女， 安徽六安人 ，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 院硕士研究生。
的诗 学思想遥 承宋 末严 羽 的《 沧浪 诗话 》， 它几 乎 成 为 明人 的法 典 ， 得 到最 大 限度 的发 挥 和 展 开 。 宋人 主理 ， 强调 “ 以理 论 诗 ” ， 明人 则 十分 不 满 宋
中国古典诗学概念的“语境化思考”——以“诗史”及“诗中有画”的争议为例
什么是更本质 的东西？应 回到“ 诗史” 概念诞生的原初的历史语境 中去认识。晚唐孟綮《 本事诗》
“ 高逸” 中记 载 ： “ 杜逢禄 山之难 ， 流离陇蜀 ， 毕 陈 于诗 ，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 故 当 时号 为 ‘ 诗史 ’ 。 ” ¨ 此语 境 透露 的是 ， “ 诗史” 之“ 史” 首先 是指 “ 安 史之乱 ” 之“ 史” ， 是一 个非 同寻 常 的特定 阶段 的历 史 。换 句 话说 ， 若换 成其 他 一般 的历史 时期 ， 或 许 同样 的诗 、 同样 性 质 的诗 就 不会 有 “ 诗史 ” 之美誉 了 。此 中意 味是值 得追 究 的 。
这个称誉 ； “ 诗 中有 画 ” 的说法 ， 原 本 于 苏轼 对 王 维 诗 画 的 欣 赏 点 评 ， 也被后 来者广泛 引用 ， 但 自古及 今 ， 质 疑 批 评 它 的 人 也很 多。 论 文 剖析 此 两 个 争议 案 例 以便 显 示 ， 批 评 者 的论 说 虽 “ 有理” ， 但 陷入 一 定 程 度 的 “ 片 面 的 概 念思考” 的误 区， 支持 者 的话 语 看 似 “ 无理” ， 但 也 有 其 语 境 支持 的 某 种 合 理 性 。 关键词 ： 诗 史； 诗 中有 画 ； 语 境 化 思 考
面 的概念 思考往 往会 扭 曲 、 割裂 研究 对 象 的真 实 意义 。笔 者 当然 赞 同这个 看 法 ， 想 补 充 的 只是 ： （ １ ） 合 理 的概念 思考 只能 是语境 中的概念思 考 ， （ ２ ） 古人 虽没 有 “ 概念” 这个 词 ， 但 片面 概念 思考 的弊端 其实 在 古人 那里 也存 在 。本 文试 图通 过“ 诗史 ” 及“ 诗 中有 画” 两个争 议案 例 的剖析 ， 揭示 古 典诗 学史 中早 已有 之 的 片面概念 思考 的习惯 性 存 在 ， 同 时希 望 能 较 深切 地 展 示一 下 笔 者 所 谓 的 概念 的 “ 语 境化 思考 ” 或 “ 语 境 中 的概 念思 考” 。 同时 ， 本 文 希望 对 于古 典 诗学 史 的研 究 还 能 有这 样 一 种 提醒 意 义 ： 即使 在一 个 相 当完美 的论 说 中 ， 也存 在 陷入“ 片面 的概 念思 考 ” 误 区 的可能 ， 即使在 一个 看 似 “ 不讲 理 ” 的论 说 中 ， 也 许 会有 其语 境支持 的某 种合 理性 。
明代的诗词学派之争
明代的诗词学派之争明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涌现了众多的学派和思潮。
其中，诗词学派的争论尤为激烈和有趣。
一、诗词学派的起源在明代之前，唐诗和宋词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并对后世文艺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代之初，王守仁、杨慎、顾炎武等文人在文学上倡导创造性的思想和书写方式，他们首先开始了诗词学派的探索。
二、“骈文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在明代中期，诗词学派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分支，即“骈文派”和“自由派”。
前者主张遵循骈文的写作方式，讲究格律、整齐统一、富有规律性，而后者则强调诗词的自由性、灵活性和个性表达。
在骈文派中，徐渭和杨基是最为著名的代表。
他们认为，诗词作品必须遵循严格的格律和规范，才能够体现作者的才华和造诣。
而在自由派中，则有唐寅和文征明等大师。
他们认为，诗词的韵律和格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这两派的争论不仅在文艺创作上表现出来，还涉及到了社会和政治议题。
骈文派代表们主张根据儒家经典的精神，遵循明朝的伦理伦常，以杜甫等唐代大诗人的作品为榜样，而自由派则以宋代的曾巩和苏轼为代表，强调自我表现和个性化的写作风格。
三、诗词学派之争的意义明代的诗词学派之争不仅仅是一场文艺上的争论，更是各种思潮、文化观念、政治倾向和学派立场的博弈。
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同时也为后来文艺创作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明代的诗词学派之争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它代表了不同文化观念和学派立场之间的争论、较量和交流，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跟随骈文派和自由派的思想，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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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0-06-10 〔作者简介〕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文学硕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小说史和明代诗学研究。
【中国文学与文化】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陈文新(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关键词〕“诗史”;杜甫;明代;李东阳;杨慎 〔摘 要〕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
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6-0137-06 “诗史”一词出现于中国诗论中,并不太早,但诗史的观念,在华夏人心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至少可追溯到《左传》季札观诗的记载。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聘问。
他提出观周乐的要求,于是鲁国人命乐工为他歌《诗》,从《周南》、《召南》、《邶》、《》、《卫》等十五《国风》,一直歌到大、小《雅》及《颂》。
他所观的《诗》,名目、内容与后来相传为孔子所删定的300篇一致。
季札对于全部的《风》、《雅》、《颂》,一概从反映政俗盛衰的角度加以批评。
因诗而论及各国的成败,这样的评诗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
《左传》对诗本事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诗史”传统的深厚。
中国古代有所谓“采风”的作法。
前人称民歌为“风”,因而称搜集民间歌谣为“采风”。
《汉书・艺文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
”对于诗的本事的关注和掌握,目的是“明乎得失之迹”。
《左传》时时说到诗本事,从事实和环境出发探究诗的旨趣,则兼有诗、史相互发明的作用。
“本来,诗与史的关系很密切。
读诗而不读史,对于事实的环境,不能深知,就不能深得诗旨。
但史是直叙事实;诗是因事实环境深有感触而发表情感,使人读着如身临其境。
所以读史又兼读诗,就更可以对于当时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
这种诗史相通之义,无论读后来何代的诗,都应当知道。
《左传》说到诗本事,就是深深的告诉我们—137—这个意义了”¹。
东汉郑玄是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
他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年表》为《诗经》排定年谱,是为《诗谱》。
在《诗谱序》中,他显然受《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诗的启示,明确强调政治、道德、风俗与诗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诗谱序》认为美诗先于刺诗而产生。
美诗与周王朝的兴盛同步,刺诗则出现于从“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至“陈灵公淫乱之事”这一时期。
以对美诗、刺诗的考察为基础,郑玄大力提倡联系社会背景来阐释诗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
此诗之大纲也。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
”郑玄以诗证史,根据《诗经》作品的国别与篇次,系统地附会史料,自然免不了牵强的毛病。
用“诗史”一词来赞美杜甫,这是广为人知、影响深远的说法之一º。
语出唐孟《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又见《新唐书》卷二○一《杜甫传・赞》。
孟的意思是,杜甫的诗,敷陈时事如同史传,故时人称之为“诗史”。
这就更为直接地将诗与史联系在了一起。
另有一些人赞美杜甫,虽不用“诗史”一词,但所采用的角度其实是一致的。
如元稹《乐府古题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宋王口《王氏谈录》:“公言杜甫为诗,多用当时事。
所言‘玉鱼蒙葬地’者,事见韦述《两京记》云云。
有言‘铁马汗常趋’者,昭陵陵马助战是也。
此类甚多,此篇不全。
”这都是将“诗史”解释为“以诗述时事”,断言杜甫的诗具有考史的功能,为别的诗人所难以企及。
也有人将“诗史”理解为“叙事工绝”,比如宋代的黄彻。
其《溪诗话》卷一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
’《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
’又《戏友》二诗:‘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史笔森严,未易及也。
”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二是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是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
他们辨证的核心是杜甫的诗,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杜甫不过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罢了。
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出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命题,乃着眼于诗与文不同的审美特征。
其《春雨堂稿序》有云:“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
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
若歌吟咏叹,流通动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
虽律之与度,未始不通,而其规制,则判而不合。
”所谓“贵乎纪述铺叙”,即文章以“事实”为重,所谓“歌吟咏叹”,即诗以“情思”为重。
诗“贵情思而轻事实”,它与史的区别是甚为鲜明的。
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据何景明说,他早年读杜甫的七言诗,“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认定杜甫为长篇圣手。
后来读汉魏古诗及初唐四杰的诗,才体会出杜诗并非古诗的正宗。
在何景明看来,“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其实是侵入了另一文体的畛域,少比、兴,多赋体,这样的一种路数背离了《风》诗传—138—统。
稍晚于何景明的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
他在《与郭介夫学士论诗书》中说:“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难以实求是也。
《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
……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此特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
浅学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识,心惊目骇,遂区畛不能辨矣。
嗟乎!言征实则寡馀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
”王廷相提出“意象”的概念,其核心还是倡比、兴而抑赋体,理由是作者的意思不应表达得太直接、太浅露,而要经由形象或场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他批评杜甫《北征》、韩愈《南山》等诗“漫敷繁叙,填事委实”,仍是为了突出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审美特征。
对“诗史”之说辨证尤力的是李东阳的弟子杨慎。
《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云: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
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
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
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
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
《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
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莒,夭桃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
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如刺淫乱,则曰“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羊首,三星在”,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
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
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
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毋庸讳言,杨慎的立论是并不周密、严谨的。
首先,以“诗史”二字评说杜甫的作品并非始于宋人,而首见于唐代孟的《本事诗》。
“诗史”的含义,当然包括“以韵语记时事”在内,但唐人以“诗史”赞美杜甫,则又指他在对社会生活的展现中抒发了自身丰富深沉的感情。
杨慎用“以韵语记时事”总括“诗史”之义,有欠周全。
其二,杨慎认为《诗经》无“讪讦”之句,这也与事实不符。
明摆着的例证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陈风・墓门》:“墓门有梅,有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
或讹尔心,以畜万邦。
”《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
有面目,视人罔极。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故王世贞《艺苑言》卷四驳杨慎曰:“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
《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
语荒而曰‘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曰‘宛其死矣,它人入室’,讥失仪而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曰‘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
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139—之。
” 但瑕不掩瑜,虽有局部的失误,杨慎之见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一,杨慎不满于“诗史”之说,旨在反对过多地将诗与政治、国运的盛衰联系在一起。
季札评诗,侧重于与时政的关联;孔子教儿子学《诗》,目的是“授之以政”;郑玄撰《诗谱》,将季札的方法推而广之,更加系统化。
在他们眼中,诗只是政教的工具而已,诗的价值全在于它所传达的“意”或“义”,在于它是“有关系”之言。
但事实上,一首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关系”,或“关系”的疏密。
当然不是说社会生活内容不重要,而是说社会生活只是整个美感经验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艺术化的表达,是谈不上吸引读者的,能否称为诗还是一个疑问。
可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明清时期有两部名为“诗史”的书,一本十五卷,旧题明顾正谊撰(相传实为明唐汝询作),“是书以列朝纪传编为韵语,各为之注,以便记诵,不过蒙求之类”»;一本十二卷,清葛震撰,“是书于历代帝王各以四言韵语括其始末,起自盘古,终于有明。
据康熙癸未钟国玺序,其书尚有全注,此特先刊其正文。
然读史之学,在于周知兴废始末。
此书如为童稚设,则事无注释,断乎不解为何语,诵之何益。
如曰成人读之,可毋须注,世乌有已成人尚诵此种书者乎?所谓进退无据也”¼。
这种“诗史”,我们之所以不将之视为文学,就因为它虽“有关系”,却没有经过艺术的陶冶。
杨慎经由对“诗史”概念的思考,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诗论家的艺术感受力。
其二,杨慎不满于“诗史”之说,旨在对杜甫“以文为诗”的某些作法提出批评,以期引起世人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