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案例6：“非典”时期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体系

2002年11月16日在我国广东省出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2月初已经在广东的中山、江门、深圳等地蔓延开来，广州出现了抢购消毒用品和板蓝根的风潮，接着在香港、越南、加拿大也出现被感染的病例。虽然直到4月下旬经过全球的许多科研人员攻关研究，才确认“非典”是由新的冠状病毒的感染引起，但是对这起具有恶性特质的新型传染疾病在3月中下旬应该已经有所认识，如果当时采取果断措施，“非典”就不会在北京以及全国许多地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非典”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广东，但是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广东甚至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交往，发生在我国的疫情会影响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同样，将来爆发在国外的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也有可能传播到我国来。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9.9％的高位增长让世界为之击掌，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却将中国人经济发展的自我陶醉中拉了出来。不仅如此，不断蔓延的SARS病毒无情地吞噬着中国经济的健康肌体，高速行驶的中国经济列车也因此在春天遭遇到了寒流。可喜的是，2003年全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意料中的下滑趋势，而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在此期间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非典时期相关财税政策：

4月初，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研攻关等工作，安排专项资金3．1亿元用于第一阶段应急反应机制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20亿元设立“中央财政非典防治基金”，专项用于非典防治有关工作。

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4月30日，财政部下发《关于中央部门调整2003年部门预算保障“非典”防治经费的紧急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治“非典”工作的要求，压缩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和出国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支出，以保证“非典”防治工作需要。同时，为便于中央财政及时了解各地“非典”防治经费安排情况，督促各地财政部门落实资金，建立了资金调度机制和“非典”防治经费投入情况统计制度。

5月6日，中央财政再次预拨“非典”防治专项经费9000万元，对山西、内蒙古、河北等9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给予补助。据了解，这是中央财政自4月23日以来第三次下拨对地方的“非典”防治补助经费。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在内，中央财政已经拨付直接用于“非典”防治专项经费近9亿元。

5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对餐饮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项政府性基金。

SARS疫情发生之后，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在防治基金的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财政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到5月上旬，20亿元中用于支持地方“非典”患者和相关医疗设备、仪器购置3.9亿元，支持卫生部科研攻关、疫情监测等工作2000万元，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3.1亿元……此外，在相继出台的减免困难群众“非典”病人医疗费用的紧急通知中，在一系列类似的措施里，财政对于公共卫生的支持落在实处。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显著增长。

思考题：结合本案例分析：

（1）财政扮演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急先锋”角色你有何看法？

（2）除去本案例中医疗卫生支出外，请结合当前经济形势思考我国在教育文化事业投入上，政府职能存在哪些越位与缺位。

案例7：夏、商、周三代的《量入为出，多有结余》的财政原则夏，商、周，史称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要包括夏、商、西周，东周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土地的产出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国家财政状况几乎完全依赖并取决于农业生产状况。然而，三代奴隶制时期，

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季节转换，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都对农业收成的丰歉有严重影响。因此，三代时期的国家财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础上来安排支出，即根据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支出的规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财政原则，据此达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简单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结余。其原因在于早期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缺乏抵御能力，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没有足够的结余，势必造成国家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周代，财政遵循多有结余原则，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来制定财政支出总额。如果“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由此可见，三代时期“量人为出，多有结余”的重要地位。同时，周代还有专项储备，以待急用，即“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是为保证国用的充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参考资料：《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黄天华编著

中国“三代”时期在财政上强调“量人为出，多有结余”原则，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基本内涵不仅重视“量入为出”，而且强调“多有结余”，这种理财思想，是与当时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一致的。事实上，在长期落后的农耕社会中，以丰补歉，多有结余一直是国家必须遵循的治国理财之策。这与亚当·斯密时期提倡的“量入为出”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量入为出，略有结余”的财政思想均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不同时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分析，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无不强调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限制，这对财政分配的稳定与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思考题：历史上强调“量入为出”财政支出原则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