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唯美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几个悖论性问题

西方唯美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几个悖论性问题唯美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初始阶段的文化先锋,在代表西方现代性文化发展倾向的同时,也蕴含了西方现代性文化体系本身所存有的各种悖论与死结,其理论建构、价值诉求暗含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西方唯美主义诗学建构中所存在的悖论性问题主要有:文学自律与意义困境、人的解放与主体性陷阱、时间崇拜、多元崇拜及其问题、批判性与反思性偏执等。

唯美主义是现代性进程发端初期的一个批评流派、文学流派,它主张文学艺术自律,张扬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文学艺术的拯救性功能,反对任何固定的、已成的事物,表现出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其主张鲜明而彻底乃至极端,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发展趋向。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唯美主义的出现,才标志着艺术现象的全面展开成为事实,而正是唯美主义,才是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所做出反应的对象。

”[1](P82)所以我们说,唯美主义在一定的程度上实乃西方现代文化的先锋。

它以一种明确的、极端的方式,彰显了西方现代文化最为基本的价值倾向。

“现代性是一种典型的矛盾现象。

”[2](P245)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的一部学术著作就以《现代性与矛盾性》来加以命名。

中外许多学者也都著文分析论述了现代性的这一特征。

所以,现代性文化并不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了悖论与张力,存在着各种难以克服的死结。

唯美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初始阶段的文化先锋,它在代表西方现代性文化发展倾向的同时,也蕴含了西方现代性文化体系本身所存有的各种悖论与死结,其理论建构、价值诉求同样也暗含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本文试对此等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一、文学自律与意义困境西方现代文化一个最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崇尚变化。

上帝消失了,一切超越时空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所在都已不复存在。

人类生存于一个只有时间的一元化世界上,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经验,开拓自己的视野,改变自己的观物方式,才能赋予自己的生命以价值与意义。

所以,在现代文化观念当中,人们反对一切桎梏人类头脑,遮蔽人类视野的已成理论、观念与习俗,以便为开拓自己的经验范围、打开自己的观物视域、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关系扫清障碍。

而在某种程度上,文学艺术的自律观念正是人们这种功能性考虑的一种结果。

文学艺术自律不是一个自古有之的文学观念,它直接源自于传统二元文化体系的崩溃。

人们生活在现代性一元化的世界上,为了能够构筑与世界之间的自由关系,为了能够不断地改变人类的观物方式和思维方式以便达到不断丰富与拓展人类经验的目的,于是就赋予了文学艺术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职能,而这一职能的实现只有通过自律,亦即在现存的世界之外重新创造出另一个异在性的世界。

文学艺术只有去揭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尚未述说、尚未看见、尚未听到的东西”[3](P181),只有对现存的一切构成一种异在关系,它才能够打破把人囿蔽于其中的习以为常的感知和观物模式,它才能够使人们切入到另一个生存的维度,从而构成与现存世界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导致人们与世界之间一个自由空间的出现,在这个自由的空间中,人们可以设想作出与现存的一切不同的选择。

“在艺术的自律的王国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绝对命令:‘事物必须改变。

’”[3](P200)而唯美主义批评主张文学艺术自律、文学艺术与现实的异在性,目的也正在于想以不断创新的文学艺术世界来砥砺人们的心灵,更新人们的视界,以此来实现人类知觉经验的不断开拓、不断丰富。

但是,文学艺术的自律观念与西方现代文化崇尚变化、反对停滞、反对桎梏的整体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却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人们主张文学艺术自律,目的在于达到对人们固有观念的“革命”,促使新的意识与新的知觉的诞生,但是文学艺术自律观念本身却又造成了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一种固定看法,即文学艺术就是自律的,文学艺术也只能是自律的,从而与现代文化的整体价值取向相冲突,也与其本身的原自目的相冲突。

借用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的说法,文学艺术自律已经成了一种体制化的文学观念。

那么,能否打破这一观念,放弃文学艺术的自律?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先锋派放弃自律的文学实践的分析指出:放弃文学自律,文学就不再能够成为解放的工具,而成了压迫性的工具。

因为放弃了自律,也就放弃了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批判性距离,从而为现实所收服,以致失却了其本自的功能设计。

可见,文学艺术自律是一个历史性的观念,只要现存的文化形态的功能性需要不发生变化,那么,对于文学艺术的自律要求以及界定也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这种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化的尚变诉求却又存在着冲突,那么,在这二者之间需要作何协调?唯美主义诗学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

在文学艺术意义的生成问题上,唯美主义批评实际上也存在着自律性与体制化、自律与他律的对立问题。

唯美主义批评将文学艺术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形式,高扬文学艺术形式的价值与作用,认为形式具有生成意义的功能。

波德莱尔主张发掘恶中之美,而丑恶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美,关键就在于韵律、节奏等形式性的因素。

王尔德声言形式就是一切,认为形式可以产生情感,同时也可以消除情感。

桑克蒂斯尽管认为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又不得不承认经由文学形式处理的题材毕竟已不同于原有的题材。

总之,在唯美主义的诗学体系当中,文学艺术的意义是自我生成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就是“诗是自足的,诗是永恒的,从不需要求助于外界”[4](P94)。

唯美主义批评的该种观念实际上与其文学自律观念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是其文学自律观念逻辑上的一个自然延伸。

文学艺术既然是自律的,文学艺术既然迥异于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无关,那么,其意义必然是自我生成的。

但是,将文学艺术的意义生成完全归之于形式,归之于自身,这就势必有将文学文本的意义恒定化、形而上学化的趋向,从而与西方现代文化整体性的尚变诉求相违背。

唯美主义批评在这一问题上其实意见并非一致。

许多批评家往往一面主张文学艺术意义自律,一面又主张文学艺术意义生成的他律性,存在着一种自律与他律的矛盾对立。

佩特与王尔德提倡“印象批评”,认为人的“气质”或“个性”是展开批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而将文学艺术的意义生成加以历史化,同时也加以他律化。

这样,在唯美主义的批评体系当中,在文学艺术意义的生成问题上,就不免陷入了一种矛盾性的境地。

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作为唯美主义之后的形式主义流派,实际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我指涉性,强调文学符号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文学艺术与现存世界之间的差异,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就源自于这一差异,并随着这种差异的变化而变化,这实际上就将文学艺术意义的生成之源在某种程度上归结为了文学艺术的外在世界。

结构主义强调文学艺术整体的系统性,认为文学艺术的意义源自于文学艺术系统本身的“语法”规则。

但是,结构主义文论大师罗兰·巴特却又把结构主义界定为了一种活动,认为所谓的文学“语法”、文学结构只不过是一种客体的模拟,目的在于创造意义,这又在一定的意义上将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归结为外在于文学文本的读者或者批评家。

那么,文学艺术意义的生成到底是自律,还是他律?二者之间是何关系?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为唯美主义批评(连同其后继者)所解决,进而成了其体系中的一个死结。

二、人的解放与主体性陷阱将人从神的意志中解放出来,将今生现世从对天国彼岸的向往中解放出来,即确立人的本体性地位,确立今生现世的本体性地位,解放人类自身,维护人的主体性自由,已经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一个基本内容。

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是将其写进了法律。

西方现代性文化建立起了一个以人的自由为价值核心的思想体系,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认,并成为现代性文化的主要标志。

所以,在西方现代社会,人的自由、现世幸福就成为了评估一切的价值准则。

西方现代性文化这种“以人为本”、强调“人权”的价值取向与中世纪宗教文化相比,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是,其思想体系内部同时也暗含了许多问题,其社会实践实际上也已凸显出了许多可怕的人文图景。

人需要自由,人的主体性需要得到维护,人的今生现世需要得到尊重。

这无疑有其合理性一面,因为随着基督教文化体系的崩溃,人类的解放已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

但是,如若过于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地位,过于强调人类的今生现世幸福,形成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现世主义”,那也易出现问题。

事实上,我们当下的生态危机已相当突出地彰显了这一问题。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在“以人为本”、“人类福祉”的旗帜下,将自然规划成了人类的附庸、纯粹的客体,而人则成了自然的主人、意义与价值的中心,成了自然天地间唯一的言说者。

丰富多彩的自然界由此而变得沉默乃至沉沦。

但是,自然界却又常常以另一种方式(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向人类发出警告:自然界的承受力毕竟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会后患无穷!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沙漠化程度加剧,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淡水资源日益匮乏,物种灭绝,沙尘暴,酸雨……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我们在不断获取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破坏着生态环境,破坏着我们的生活家园。

由此看来,以今生现世的名义来统辖人类的生命活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其现实结果也并非多么令人乐观。

我们如果仅仅以现世的名义来生活、来实践,而放弃对于未来的规划统筹,那么,不仅我们自身将会直接受到大自然的报复,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因之而失去生存的条件。

另外,基督教文化体系的崩溃,使人类自身获得了解放,但却并没有因之而将人类置于世界的中心。

作为思维的主体,人类是意义与价值的构筑者、发出者,但是,人类又有何权利去否认自然界其他事物拥有自我价值、自我意义?又有何权利否定其他事物言说的权利、言说的可能?在这一问题上,人类似乎缺乏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现代社会,人类追求变化,追求意义的丰富、价值的多元,但是,如果仅仅将人类视为宇宙间话语的言说者,仅仅将人类视作价值与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类必将会堵塞了意义的源头,从而使世界变得单调、贫乏。

唯美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性进程初始阶段的一次文化思想建构,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以上特点,表现出了很强的“人类中心”、“现世中心”的色彩。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赞化妆》中就强调了人为对于自然的征服,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将人类置于世界宇宙的中心、价值的中心。

于斯曼的小说《逆流》更是将自然与人为决然对立,盛赞人为的丰富与奇妙,贬斥自然的贫乏与狭小。

王尔德则一再宣扬“个人主义”的精义,否认自然的价值与意义,认为“艺术是我们的强烈抗议,是我们力图使自然取得其合适位置的勇敢尝试”[5](P597),“自然不是生育我们的伟大母亲,而是我们的创造物”[5](P613),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