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模拟法庭期末论文小议审判中心主义——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摘要：在2014年10月20 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对这一重大改革决定，我们该如何理解？什么是审判中心主义，它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是什么？在我国实行审判中心主义的现实意义何在？以及如何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面笔者将结合谈一谈自己对这几点问题的思考，以期对我国的司法诉讼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诉讼制度改革审判中心主义诉讼阶段论一、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解读从狭义上说，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整个诉讼过程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中，审判具有最核心的地位，只有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其他各个环节都是为审判服务的。

1从广义上说，审判中心主义强调的是法院对侦查、起诉阶段的介入并享有对其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是要使除审判之外的侦查、起诉都存在一个“控辩审”的三角结构，保证刑事诉讼真正成为一种诉讼活动，而不至于成为政治性治罪活动。

2如果将狭义的审判中心主义称为一种“实体性裁判”的话，那么广义的审判中心主义则应称为一种“程序性裁判”。

正因此，有学者也认为可将审判中心主义看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政治的层面（即对应狭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将审判中心不妨叫成司法中心，在大的政治体制下凸显司法权威、树立司法地位，把司法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最核心的一种方式。

一是制度的层面（即对应广义上的审判中心主义），主张应当以审判为中心对诉讼体制进行彻底的重构，不应将公、检、法三机关排在一起作出规定。

3目前，审判中心主义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项基本刑事司法原则，正是以上述原则为指导，以英、美、法、德、日等为代表的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的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都体现了审判中心主义这一原则，如通过无罪推定、沉默权、集中审理、直接言辞、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等普遍规则确保审判中心主义的贯彻实行。

二、审判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为什么审判中心主义会被现代法治国家视为一条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不断地加强审判的中心地位呢？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审判中心地位的确立，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依据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周玉华：《宽严相济形势政策与司法机制完善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2刘梅湘：《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2006年6月第一版3张金德：《通往文明的对抗：司法的理念与技艺》，中国工商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1.司法独立的根本要求司法独立原则为审判中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物质条件。

一方面，它使审判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得以与其他权利区分开来，使审判权渐渐获得了解决纠纷并成为诉讼中心的权威。

另一方面，司法独立原则将审判权视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正当合理的裁决主体，增加了审判阶段和审判者在诉讼程序中的分量。

这些条件最终成为审判中心主义原则赖以建立的客观条件，使法院形式审判权时可以抵制来自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扰。

因而，当司法独立成为一项世界性或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原则时，审判中心主义也悄然成为各国在刑事程序构造上的共同发展趋势。

2.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一项基本程序原则，它是指任何人在被法院最终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推定为无罪。

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法庭审理成为对被追诉者论罪不可或缺的程序，法官成为最关键的人物，法官作出的裁决成为唯一可以据以对被追诉者实施惩罚的依据。

4可以说，有了无罪推定原则，法院、法官自然成为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核心，审判程序自然就变成了各程序阶段的中心。

3.证据裁判主义的客观要求证据裁判原则，是指裁判所依据的必须是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没有经过法庭调查的证据不得作为裁判依据。

正是在该层意义上，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后，确属客观合法、且具有证明力，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故而法庭审理应当成为整个诉讼程序的中心。

侦查、起诉无非是围绕着收集、保存证据而展开，其获取的证据是否能成为定案依据，均需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由法庭认证才能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

4.程序正义的本质要求在最初，由于诉讼具有“两造俱全，司听狱诉”的特征，就产生了“自然正义”的理念。

自然正义包括两层含义5：第一，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第二，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后来，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将自然正义理念进一步上升为“正当法律程序”的现代诉讼理念。

其基本内容为：一是为了追纠犯罪和保障人权，国家应立法规定刑事程序；二是在侦查、起诉、审判中采取强制措施时，必须遵从代议机关制定的反应民众意愿的法定程序。

因此，为了保证“法定程序”的实质存在，就要以独立的审判权对侦查权、起诉权进行有效地制衡，否则，所谓的“法定程序”不过是政府推行强权政治的有力工具。

这样看来，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国家实行刑事程序法定原则而导致程序法治化的必然结果。

5.司法公正的最终要求司法公正内含了一个审判中心主义的程序构造。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最尖锐的冲突，民主宪政取代专制制度后，首要任务便是确认公民的权利，使政府权力为保障个人安全、自由、幸福而存在。

当政府认为个人触犯了法律后，就必须通过先前确定的程序，由独立公正的法院出面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才能最后对涉嫌的个人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

因此，审判中心主义乃是公正、彻底解决政府与个人利益冲突的客观需要，是民主宪政体制下政府剥夺个人基本权利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4王新清、甄贞、李蓉著：《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5杨亚丽：《公诉教程》，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三、审判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困境——来自传统“诉讼阶段论”的巨大压力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审判中心主义作为现代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普遍认同的一项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广泛的实践基础。

但是，在我国，由于受政治的影响，形成了的是不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审判中心主义”的独有的模式——即以审查为中心的“侦查、起诉、审判”平行的“诉讼阶段论”。

所谓诉讼阶段论，就是将诉讼活动的开始到终结看做向前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认为每一个诉讼阶段都是有其自身任务和形式的一个整体。

人们常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来形容我国的诉讼阶段构造，还有人用“一个车间、三道工序”来描述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接力关系。

从这些描述中都可以看出，诉讼阶段论的构造将审判从“老大”位置上拉下来，跟其他几个诉讼阶段地位平等，不分仲伯。

我国是少数以诉讼阶段论布置刑事诉讼格局的国家，尽管近些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将诉讼阶段论转为审判中心主义的主张早已成为了刑事诉讼领域中的讨论热点，尽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试图向审判中心主义过渡，但现状还是不容乐观：有了当事人主义，被告还是低声下气抬不起头来；有了法庭辩论，控辩双方却缺乏一些辩论的热情；有了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却“陪而不审”；有了相对完善的证人制度，却仍存在证人出庭率低的情况。

而且，在目前司法活动的行政化趋势加强的情况下，以侦查为中心的“三段论”诉讼结构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及时矫正。

具体来讲，我国当前的诉讼结构凸显的实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不合理，导致审判权难以提前约束侦查权、公诉权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之间是一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体制就无所谓什么中心，实质上就是一种“流水作业”模式。

6公安机关可以随时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提出公诉也由其自身决定，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要作出无罪判决，不仅难以被公检认可，也难以被公众接受。

因为公众期待随着诉讼进程的依次递进，习惯地认为法院定罪判刑是前期刑事诉讼的必然结果。

这时候，法院就会屈从于社会舆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作出有罪判决。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侦查机关已经把饭煮熟，检察院把饭端上，法院还能不吃”？因此，这种诉讼阶段论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审判权对侦查权、起诉权的提前约束，出现了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良现象，导致一些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使法官由中立的“裁判者”变成有治罪倾向的“审讯者”，比如著名的佘祥林案件。

2.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不科学、职能不清晰第一，公检法相互配合有余而相互制约不足，过于强调“司法一体化”，违背了程序主义基本理念和诉讼职能区分原理。

他们普遍存在重打击犯罪而忽视保障人权的理念，其共同任务都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打击犯罪，刑讯逼供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致本就处于劣势的辩方难逃“诉讼客体”的宿命，使审判格局由控辩平等对抗、双方举证质证、法官中立裁判的程序异化为法官、检察官联手主导的“审理问讯”程序。

7第二，三机关在同一案件中发生分歧的时候，往往谁也说不了谁，导致案件在三机关之间来回流转，被告超期羁押。

离案发时间越远的法官与最初接触案件的侦查人员在存在巨大认识差距时，法官、法院的权威远远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程度。

第三，从诉讼规律来看，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性质是不同的，侦查的定案标准应低于起诉，起诉的定案6梁玉霞：《论刑事诉讼方式的正当性》，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7谢定飞，廖美春：《论我国审判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之建构》，载《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25日标准应适当低于审判，前两个标准最终要服从于审判阶段的标准。

但我国目前公检法规定的是同一定案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这就要求侦查活动必须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对案件进行全面实质调查的任务就落到了侦查人员头上，起诉和审判只沦为了质量把关的工具。

83.侦查权力过大，使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极大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诉讼阶段论，真正的中心在侦查程序。

从实践效果来看，“大公安、小法院”才是我国的特色所在：起诉和审判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侦查结果的，99％以上的有罪判决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持的。

在一定意义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

9有学者将这种侦查中心主义形象地比喻成一个葫芦型结构：侦查构成了膨大的底端，审判虽也构成一个膨胀的部分，但整体上无法与侦查相比；而起诉活动只是葫芦上的“细腰”而已。

10所以，侦查中心主义是在诉讼阶段论现状下形成的一个突出现象。

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决定权、自主权，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介入，整个侦查过程没有任何制约。

11而侦查程序中的重点在于抓获、审讯犯罪嫌疑人获得口供，因此导致当前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的现象屡屡发生，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