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基本特点

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基本特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俊06/25/2009 14:08:42

清末审判制度的变革，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清末政治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大致从1902年沈家本受命主持对传统旧律的删修开始，一直持续到1912年清廷覆亡为止。这期间，以沈家本、伍廷芳主持的修订法律馆删修旧律、制定新律为主体，配合在“预备立宪”的旗帜下，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试办新式审判机构，到全国上下全面更新审判体制，设立新式审检机构，考核和任用各级新式审判人员，传统审判制度从此走上了一条快速近代化的道路。回顾清末十年审判制度变革的历程，我们认为它有以下特点：

一、以日本为模式移植西方审判制度

清末审判制度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于，经历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双重打击的清王朝，再也不能按其既有的统治形式继续行使统治权。在分析导致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的原因时，清廷上下较为普遍的认识是：由于西方列强攫取了领事裁判权，使中外纠纷特别是民教冲突中中国普通百姓无法得到清王朝的有效保护，因而积怨愈深，冲突愈烈，最终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从逃亡西安的慈禧下谕举行新政力图振作开始，清廷上下已开始注意到领事裁判权的收回问题。恰恰此前不久，励精图治的东邻日本经数十年之改革，最终收回了领事裁判权，使各国侨民归其管束，成为了意图振作的清廷的现成模范。因此之故，稍有开明眼光的张之洞在与英国代表续议商约时才会极力争取加入有条件取消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同样的条款也被清廷代表争取加入了中日、中美、中葡商约之中。之后的1904 年~1905年以中国东三省为主要战场的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战胜俄国而结束，堂堂的沙俄大国被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在当时的中国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清廷上下更是对经立宪变革而跻身于强国之列的日本推崇有加。可以说，无论是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前驱或是自弱小经历变革而致富强的典范来讲，当时的日本已经具备了成为清末新政、宪政乃至法制变革的目标模式的条件。

当然，真正使政治改革走上效法日本的道路还有清廷自身深刻的内部原因。这主要表现在：日本的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效法中国，到近代明治维新之前，其具体制度也与清廷多所一致，也就是说其近代化变革的起点与中国基本相同。同时，日本转而踵武泰西之后，也经历了由效法英美到转而学习德国的过程，因为从本质上看，德日两国在政治上更有相似性，比如王权相对强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软弱和不成熟等等，因而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中更容易调和、兼容。在这些方面，清末的中国也正与日本相同。沈家本就曾说：“中、日两国，政教同，文字同，风俗习尚同，借鉴而观，正可无庸疑虑也” 。这也正如考察宪政大臣访日时伊滕博文所言：“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可以说，正是清末这种与日本相类似的政治结构，决定了清末政治改革中最后选择了以日本为目标模式的变革道路。考察宪政大臣载泽回国之后倡言宪政之时，对此曾有过一番精彩的议论，他说：“今之言改政者，莫不胎范于日本之制，是未可以厚非也。天时、地度、国土、宗教、民情，皆与我为近，外界之逼处，始于闭关而终于开港，同治之事，明治之元，事同而时接，顾人则进而愈上，我则歧多羊亡，成败之数，遂以悬决，及今而翻然改图，急起直追，宜乎事半而功倍也” 。

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清末法制改革之时，也就自然以日本作为取法的范本。

具体到审判制度而言，首先，四级三审体制的确立就直接取法于日本。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中实行由州县、府、臬司、督抚，最后到刑部、三法司、皇帝的逐级审转制度。应当说，这种逐级审转制度到了近代既因环节过多而不能使司法审判保持有效性，同时也正如许世英、徐谦在《考察各国司法制度报告书》中所言：“我国旧制最繁，如县、府、司、院、部，凡五审，院部皆为终审，原虑案有冤抑，故多设审级以备平反，而出入处分太严，实足以遏抑上诉，又因交通之不便，吏胥之需索，文牍之繁苛，审理之迟滞，皆足为上诉者之障碍” ，因而也不能适应“宪政”保障人民权利之需。因此，在官制改革之初，总司核定官制王大臣就制定了仿效日本，设立四级审判机构同时以三审为终审的制度，并“ 变通日本成法，改区裁判所为乡谳局，改地方裁判所为地方裁判厅，改控诉院为高等审判厅，而以大理院总其成” 。此后，大理院在制定规范自身及京师各级审判厅之审判权限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时，明确将四级三审体制的管辖、上诉及终审审级规定下来，后来又为《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所沿用。其次，如检察制度的引进，也基本以日本当时所行为原型。前已述及，检察制度滥觞于法国，其后发展成为大陆法系的一大特色，并由德法而传入日本，为后者所用。检察制度就其本身而言，的确有适应王权控制或者说制约审判权之需，因而与中国传统法制在内在精神上有某种契合，但同样是因为当时为日本所行用，也就理所当然地为清末所引进。其他如律师制度也主要是参照日本而立。如果我们对比翻阅清末制定的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与当时所译的日本相应之法规，我们则会更多地发现其中袭用日本模式的痕迹。

其实，当时的法制改革事事追范日本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前已提及的部院司法权限之争中的主角之一张仁，虽然在权利争夺上与沈家本势不两立，因而调任大理院正卿后仍上书朝廷，请求重新组织人员修订法律，但谈到修律之趋向时仍说：“日本法律本属支那法系，而今则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因而主张法制改革“惟日本特为东亚之先驱，为足以备圣明之采择”，也就是说应取法日本。而当时在实际审判活动中，由于新法制不甚完备，因而造成对某些案件的审判无据可依，审判者较为有趣的作法则是直接参考日本的作法来审断。比如《各省审判厅判牍》记载有这样一则事例：芜湖地方审判厅在审理一起私装电灯案件时，由于律例均无相关规定，原告与被告对于盗电之认定产生分歧。审判厅乃直接引用日本关于盗电的规定来进行认定，其原文为：“如该馆辩诉，几以窃电为世所必无之事，考日本窃电有两种情形：一、他人出钱自己利用；……二、所费不多，利益甚大……。据此以观，乌见电气遂为不可窃盗之物也？”并最后判定被告“偷点已退之灯十盏，与日本窃电之第二情形相类”，要求其赔偿损失，交纳罚款，并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上，从立法技术革新的角度，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当时要大量参照日本模式来新立法制和审判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讲，立法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学理论中的概念与逻辑基础，同时还必须有熟悉法学及法律制度的人才。从法学的角度讲，当时的西方法律概念和逻辑是迥异于中国既有传统的，而当时的西方法学理论直接传入中国的较为少见，远远不能与自日本传入中国的法学理论相比，而同时，由于当时语言、地理位置等因素，大量去国外学习法律者也是到日本，因而从熟悉国外先进法律制度的角度讲，也是熟悉日本情况者居多。当然，从本质上说，日本当时的法律制度也主要参照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大陆系而来，我

们在此所言清末主要以日本为模式移植西方审判制度，其实质上还是以日本为媒介全方位移植西方先进的审判制度。

二、审判机构的新旧并立与以新统旧

清末的审判制度变革是在观念、人才、经费等许多方面均存在

许多不足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其变革的过程也就不可能全面或者说同时展开。并且，无论就精神或具体制度而言，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与西方近代审判制度均有极大的差异，因而要完成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也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正是鉴于此，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主持者设计并主导了一个从在旧体制中设立新机构，到新旧机构并立，再逐步用新体制、新机构取代旧体制、旧机构的变革过程，同时在变革方式上也采取由部分地区试办再到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分步走策略。

当然，这种新旧机构的并立主要是指地方高等审判厅以下各级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而言，因为前已述及，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起始，主要就是清中央官制改革时，废除了相沿数百年之久的“三法司”制度，而适应“预备立宪”所标榜的审判独立之需，新设立主管司法行政之法部和行使最高审判权之大理院，从而基本确立了按照西方法制精神特别是按照日本近代审判制度模式重新改造传统审判制度的改革目标。其间法部和大理院之间虽因对于“审判”与“司法”概念理解的歧异和各自利益的冲突而发生过司法权限之争，但就总体上讲，由于当时“预备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同时旧有的“三法司”机构也已消亡，因而在中央级体制上，新旧之争尚不明显，新机构的设立也显得较为顺利。

然而，在地方审判制度的变革上，新旧矛盾、新旧冲突必然会复杂得多、激烈得多。这不仅是是因为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本身就在权利上侵削了习惯于兼理司法的地方行政官长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天然抱有一种抵制至少是消极的心理，同时，就现实的状况看，新机构的设立在既乏人才又缺经费的情形下，本来就会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这也是《刑事民事诉讼法》出台之时遭各地反对的根源所在。

当然，地方这种对新式审判制度的设立的消极态度也因各行政首脑的思想认识和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在风气开放较早，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会对新式审判制度的需求较为迫切。如果当地督抚思想较为开明，这种社会需求往往就能转化成为实际的审判制度改革举措。天津地方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主持下主动试办新式审判制度，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传统审判制度改革的积极态度的一面。但当时社会上，传统思想毕竟根深蒂固，各地对于审判制度的变革也多出于时势所需，是一种朝廷主导下的不得不然的行为，因此，清廷的倡导、规划与督促就显得十分重要。也正是考虑到推行新制的种种矛盾和阻力，同时也出于作为政治制度的审判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进行总体安排和协调之需，清廷在认可袁世凯试办方式和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又要求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和江苏两省选择一些区域试办。其后在各省全面推行之时，也要求各地从点到面，逐渐推广，逐年完成新式审判机构设立的目标。

这种部分地区先行开办以及某地域内部分地区先行试办并最终逐渐推广的结果，必然会出现新旧审判机构并立，进而在管辖、审级等方面互相冲突的状况。袁世凯在天津县试办新式审判厅之时，新式审判厅还只是附设于旧机构内，“府县虽不专亲审判，而仍兼厅长之职”，其实也就只是旧机构内任用新式人员、适用新式程序，因而新旧冲突并不十分明显。但到东三省试办之时，由于新旧机

构并立，管辖之冲突就势不可免。为此，新旧之间不得不协调变通。比如，按照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草案，高等审判厅应该掌理全省上诉案件，但由于各属并未遍设审判厅，因而只能规定“已设审判厅之处，自应照章定级，未设审判厅之处，则凡上控各案，已经该地方官讯结及应提审者，概归高等审理，未经讯结及不应提审者，由提法司批令该地方官秉公讯断”。又如其已设初级审判厅，自成立之日起，其管辖范围内除“行营发审系属特别裁判暂仍其旧外，其余民事刑事案件，悉归审判厅管理”，原府、县则不再接受诉讼。其中未结之旧案，则要求分期移交。但未设立新式审判厅之地方，诉讼审判仍然一仍其旧。

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城商埠大规模试办新式审判厅之时，新旧机构的并立和矛盾就更为频繁。出于规范和协调新旧机构之管辖考虑，法部在奏定《筹办外省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补订章程》时，除明确要求各省城高等审判厅管辖全省诉讼，各府厅州县地方审判厅管辖全境诉讼外，又明确补充规定，在各乡镇初级审判厅、各府厅州县地方审判厅未遍设之时，各诉讼管辖之权限为：

“省城商埠初级审判厅之辖境，不必但以城垣、商场为界，应酌量形势、户口，如附近之地实为该审判厅力所能到，且势宜兼及者，即划定为该审判厅管辖之界。凡界内诉讼事件（原被告有一为界内人而出事在界内者皆是），地方官不得受理。有投告错误或发现犯罪之时，当指令自赴该厅或移送该检察厅赴诉。其界外词讼案件，仍暂归府厅州县官照常收受审理。

地方审判厅辖境内之乡镇，其词讼虽暂归府厅州县官受理，有不服时仍可依照试办章程就该地方审判厅上诉。该检察厅于收受诉状时应按试办章程之第六条各级审判厅管辖案件之区别，查其应以本厅为第二审者，即照章归本厅审判；应心高等厅为第二审者，民事令自赴该厅起诉，刑事移交高等检察厅办理。未设地方审判厅之府厅州县，依法递控到省之案，向归臬司或发审局审理者，俱应向省城高等审判厅起诉，由该厅按照前条区别，应以本厅为第二审者，判决之后，许其照章向大理院上诉；应以本厅为终审者，判决时并定时告该案无上诉于大理院之权。”

应当说，这种补充规定，也是条件所限的情况下推行新式审判制度不得不然的一种过渡办法。在新式机构不能遍设的情况下，作为受理民众诉讼的审判机关却一天也不能停顿，因而可行的办法也就只能是新旧并立，同时运行。当然，由上述规定我们也可看出，在实际的管辖冲突协调中，法部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贯彻了一种“ 从新”原则，也就是说在新旧划分之中，尽可能向新机构、新程序靠近，尽可能用新式审判制度来涵盖未及变革的旧制度，这既反映出清廷决意变革旧式审判制度，逐渐以新代旧的意图，同时又面对现状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与审判制度变革中新旧机构并立相适应，为保证许多未设立新机构地区审判案件的质量，清廷还特别创立了由大理院对未设新机构的地区依旧有方式审判的重大案件进行覆审的覆判制度，即所谓“其外省未设审判厅地方，一应汇奏、专奏死罪案件，暂准由该院照章覆判具奏，咨报法部施行。一俟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初级各审判厅成立之日，均遵定律定章审结，届时再将覆判各节一律删除” 。当时覆判制度创设的情形，江庸曾有过一段细致的记述：“盖司法既经分立，则从前刑部发司承审之制，势难沿袭。而各省所设法院，为数无几，府、州、县兼司审判，不能即时废止，则不得已令其暂兼司法，而于其所审拟之刑事重大案件，归大理院覆判，以昭郑重，此亦势之不得不然也。惟当时虽创此制，尚未详订章程，今从当时奏折详细勾稽，得其概要如下：一、覆判之机关：大

理院；二、覆判之范围：府、州、县审拟解勘例应专奏或汇奏之死罪案件（案：死罪系当时用语，凡拟绞人犯例应立决，或入实入缓及秋审例应减遣流徒者，均包括在内，与今律所称死刑不同）；三、审判之程序：用书面审理，但引断及事实上发现疑误之处，得加讯问；四、判决之执行：判决后由大理院具奏，请旨饬下法部查照施行。奉旨后即日径由该院将全案供勘缮册，咨报法部，由该部行文各该省，分别照例办理” 。清代创立的覆判制度，在民国时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随宪政运动的起伏而进退

审判制度毕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核心部分。它的变革既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需要主持政局的人们具有新政思想和认识，同时其变革与发展又必然受到整个政治体制变革的制约。纵观清末审判制度变革的进程，我们发现，其变革的进程和快慢和变革的内容，正是与清末宪政运动的展开状况息息相关。

前文已述及的审判独立思想的确立就是明显的例证。应当说，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制的精神或者说从历时数千年的法律制度运行来看，审判独立都是一种迥异不同的体制和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与传统封建专制制度凿枘不合的价值取向。也正是因为此，在修订法律馆成立之初，沈家本等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引入了律师制度、陪审制度，意图为仿照西方实行审判独立创造一些条件时，众多的官员均认为不合现制，坚决反对其试行。但其后不久，在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决意按照西方宪政精神改造传统制度，特别是立即按照宪政精神，着手对清中央官制进行改革后，朝中上下风气为之一变，“审判独立”观念由初期的少部分眼界开阔的官员倡言，而逐渐成为各级官吏竞相唱和的口号。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官员们内心观念的彻底改变？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实际上，惯于以法律为治民工具的封建官吏，要在思想上接受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之上的“审判独立”观念，恐怕需要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但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在当时的上谕和奏章中，“审判独立”的辞藻的确充盈其间，甚至成为了一种衡量其政治态度的准绳。个中的原因，主要应从政治风气的转变方面来寻找。可以这样认为，既然朝廷立意改变旧制，实行“预备立宪”，并以此为准的布置、督促，各级官员也就不得不将己所不愿或己所不能之词暂行抛弃，按照朝廷之要求尽力而为之，这也就必然会出现竞趋“审判独立”之时尚的状况。

可以说，正是在朝廷倡导之下的风气转变，使得一些在传统体制中看起来十分艰难的审判制度变革成了较为易行之事。比如公开审判制度的确立，保证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诉讼代理制度的实行，严格审判过程中的回避制度，司法官吏专门而严格的考试等等，都因被视为与宪政精神相吻合，被当成宪政运动的一部分而得到较为顺利的推行。

当然，我们也看到，由于清末立宪的被动性、保守性甚至某种程度的欺骗性，审判制度的变革也必然打上相应的烙印。清末的宪政改革，其直接的起因除了在世界宪政大潮的冲击下，清廷统治者试图顺应历史潮流而求富求强外，另一方面，的确又是面对革命浪潮的兴起而采取的意图“消弥革命”的措施，因而很大程度上带有被动性。从另一层意义上讲，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封建观念和体制，也不可能靠着几纸上谕而快速改变。可以说，正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这种依靠宪政摆脱统治危机的权变思想和传统封建统治沿袭甚久所必然具有的惯性，使得

清宪政运动中充满了新旧矛盾和妥协，充斥着富于封建特色的变形“宪政”。具体就审判制度而言，清廷上下既有处处标榜的“审判独立”的口号，也时时体现出干预和监督审判的不和谐举措。

清末官制改革之初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其实质就是力求审判独立的大理院与意图监督审判的法部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清廷统治者扮演了重要却又特殊的角色。它不仅在争论出现之时沿用其雷霆万钧手段制止了传统体制所不可能容忍的“权力之争”，同时也不顾所谓的“宪政”原则，不容置疑地以专断者的口吻将死刑复奏之权掌握于手中，反映出其以传统专制思维来推行所谓“宪政”或者说是敷衍“宪政”的倾向。正是又要以“审判独立”相标榜，又要竭力维持自己习惯已久的专制特权，因而在审判制度改革中才始终贯穿了“行政监督审判”的变形逻辑。比如制约审判独立的检察制度中，始终强调上下联为一体，听从法部和各省提法司之直接指挥和调动。又比如各省之审判及检察事务，统归各省之提法使监督和协调。此外，对于军人犯罪，还保留了传统法制的优待办法，规定了特殊的审理和执行制度。《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对于军人涉及民事纠纷，被判决查封、拍卖财产之时，由审判厅知照其所属长官执行之。充分表现出与清末宪政相一致的种种保守落后的特性。

除了与宪政运动的推进进程起伏相一致之外，宪政运动自身的许多缺陷也在审判制度的变革方面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比如，由于在观念、人才方面缺乏充分准备的宪政运动的急速推进，以至清末社会从官僚到民众都存在着一种茫然于“宪政”的状况。就审判制度而言，“审判独立”虽成为当时进行高官交相标榜的口号，但地方筹办审判厅之时，各地人出现了“悉心研究竭力从事者，尚多疑难待剖之端，而意图速成以趋简便者，且不知有行政司法之别” 的状况。新式审判厅成立之后，连“风气已开”的直隶“已设审判厅地方，往往有因地方官不明司法行政分权之故，于应负责任，亦复诿卸”的情形。至于普通民众，由于对“宪政”或“新政”知之更少，因此对于种种变革反而表现出一种消极和不信任的态度。有史料记载，“河南审判厅设立以来，愚民无知，多仍往县署控案，县署循例不收。执拗之徒，有隐忍息讼，坚不往审判厅呈控者” 。

总体上讲，由于清末宪政是在内外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的情形下，由虽标榜革新，却仍旧保留着封建专制习性的清王朝来主持，因此，其改革的内容中保留众多封建专制因素，改革的过程一波三折，而作为宪政制度组成部分的审判制度改革，随之起伏进退，充斥落后、守旧气息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四、揭开了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全面转型的序幕

清末审判制度的变革，历时十年，成为清末宪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虽充满着保守与专制的不和谐音，但总体上讲，它在中国传统审判体制近代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首先，它按照西方先进的法制原则编订了具有近代意义的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为建立中国近代审判制度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前已述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其中虽有部分诉讼法制规范，但其内容既少，也不成体系，到近代之时，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之需，也与宪政所标榜的“保护民权”相去甚远，因而完善诉讼法制成为传统审判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口号下，修订法律馆、法部、宪政编查馆先后起草、核议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在中国历史上首先较为全面和细致地

规定了近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中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虽然并未颁行，其提出的诸如律师制度、陪审制度以及相应的辩护原则、按程序诉讼原则、公开审理原则等，无疑对传统审判观念和制度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将许多西方近代法制原则法制化，其规定的诉讼法制内容因纳入了清廷筹备立宪规划而在实践中得以不同程度的推行，因而对清末审判制度变革中的诉讼制度转型，起到了直接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清末诉讼法制变革的种种努力，使得传统法制中诉讼制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为中国审判制度的真正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样，中国古代向来由行政兼理司法，因而审判机构与行政机构是同一体，不存在审判机构的设立与规范问题。这种状况与近代法制中“审判独立”的要求相距甚远，因而近代类型的审判机构如何组织和规范也是中国审判制度近代化过程中至为关键的问题。清末时期，沈家本主持的法律修订馆聘请日本法学专家和归国留学生，参照日本法院组织法，草拟制定了内容全新的《法院编制法》，从审判机构的通行规则和管辖权限，到各审判机构的内部管理，以及审判过程中法庭秩序的维护、法庭用语的规范，再到审判组织的形成和判断方式，以及各级检察厅的设立，无不作出与传统审判制度迥异而又成系统的规定。可以说，《法院组织法》是一部全新的建立近代审判制度的基础性法律。正是它的制定和颁行，使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真正脱胎换骨，从历时数千年的专制制度的附庸状态脱离出来，走上了一条逐渐趋于独立的近代化之路。

其次，清末审判制度历时十来年的变革，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审判为专门职任的近代意义的审判机构——大理院和各级审判厅以及相应的检察机构。 1906年秋清廷设立专门司职审判的大理院，从机构设立上启动了行政、司法分立的进程，如果说这一改革还只是对传统体制稍加变动的话，那么在地方各级，从袁世凯在天津府地方试办新式审判厅开始，到京师地方、东三省及江苏等地试办各级审判厅，以及后来各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等各级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无疑是对传统体制的重大突破。按照《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新设立的各级审判机构，从开办宗旨上讲是追求审判独立，因而无论是办公院址还是领导体制，都力求从原来附属于各级行政机构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的关键一步。从其人员任用上看，与传统方式也迥然不同。传统体制中，各级行政官即是审判官，审判所需的法学专门知识主要是靠其司法审判的辅佐人员，而新式审判机构的审判官员，既需要较长时期的专业学习，考试选拔合格，并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用后，才能正式成为其一员。同时，在审判程序上，新式审判机构也与传统审判制度中重视口供且刑讯合法化以及不重视被告之辩护权等特点不同，基本上要求废止刑讯，重视证据定罪，并明定诉讼代理制度，保护被告的辩护和申诉权利，同时还明确规定民刑分审，并建立了专门负责刑事起诉的检察机构等等。所有这些新式审判机构的设立和新式审判程序、方式的采用，都标志着中国审判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清末时期，由于审判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使审判效率提高，冤滥减少。前已述及，传统审判制度在近代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其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审判活动中许多具体制度失效以及枉滥增多。前者以“就地正法之制”废而不止和领事裁判权最为典型，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民教冲突中普通民众的冤抑无处申雪。在清末审判制度改革之后，由于大规模按照西方先进制度设立新式审判机构，配备专门审判人员，适用更为合理的审判程序，从而较为明显地改变了旧制中的断案草率、

案件积压等弊端。袁世凯在天津试办新式审判厅时，“经试办数月，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甚至开厅以后，洋商因为该厅审断公正，“亦有不先赴该国领事投禀而径赴该厅起诉者” 。至于直隶、奉天的试办情形，宪政编查馆曾在奏陈中说：“两省审判立于州县之外，不独断结迅速，人民称便，即教民外人，讼遇有诉，亦多照章陈诉，就我范围，尚无窒碍” ，可见，新式审判机构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的确显示出了传统审判制度所不可比的优长之处。实际上的情形也与上述官方的记载比较一致。我们翻阅成书于民国元年主要是记录了清末各级新式审判厅成立后所审典型案件的《各省审判厅判牍》，发现当时断案虽然所依据之法律仍是有较多封建落后色彩的《大清现行刑律》，但是，对于各种新出现的所谓情法未尽之案件，审判官又往往能参酌各地民俗或西方法学理论来研究审断，使之尽可能“平允”，同时，各地审判厅也较为普遍地实行了民刑分审、注重证据和检察官代理公诉的制度，因而使审判效率大为提高，明显改变了以往地方官兼司听断而导致的审判活动百弊丛生的状况。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化变革研究”成果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