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路径与模式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路径与模式研究目录一、内容简述 (2)(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4)(四)论文创新点与结构安排 (5)二、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7)(一)全球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8)(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回顾 (9)(三)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分析 (11)(四)本章小结 (12)三、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12)(一)参与主体的多元性 (13)(二)参与领域的广泛性 (15)(三)参与方式的多样性 (16)(四)参与动机的内外部因素分析 (17)(五)本章小结 (18)四、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19)(一)加强内部建设与国际接轨 (21)(二)构建国际合作网络平台 (22)(三)积极参与全球议题设置与规则制定 (23)(四)强化民间外交与公共舆论引导 (25)(五)本章小结 (26)五、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模式 (27)(一)政策倡导型参与模式 (28)(二)项目合作型参与模式 (30)(三)社会动员型参与模式 (31)(四)国际合作型参与模式 (33)(五)本章小结 (34)六、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效与挑战 (35)(一)取得的显著成效 (36)(二)面临的主要挑战 (37)(三)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38)(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40)(五)本章小结 (41)七、结论与展望 (42)(一)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43)(二)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45)一、内容简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日益紧密,全球治理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途径。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路径与模式,以期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理想、理念、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逻辑

理想、理念、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逻辑作者:高金萍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06期【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价值逻辑【DOI】10.19422/ki.ddsj.2021.06.00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有别于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治理体系的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价值观。
这一全球治理方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公众接受、认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它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照耀着人类前行的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东西方轴心时代孔子和柏拉图关于“理想社会”构想的现代化,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共同体”的具象化。
从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到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近10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发展共同体、人类人文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从整体到局部的理论架构,从而实现了“社会理想—治理理念—科学理论”的三段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以共同体的存续为内在前提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中和平并存;在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这是基于增进世界人民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安排。
东西方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和柏拉图曾分别提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想或愿景。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社会至善境界,这一思想后来在《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中得到进一步论证:其一,“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天下利益为天下人之利益;其二,“大同社会”是拥有社会保障的社会,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皆有“所用”“所终”“所长”“所养”,既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又拥有社会保障权利;其三,大同社会是“讲信修睦”的社会,诚信道德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原则。
论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论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作者:师学伟沈霜霜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09期摘要:近年来,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开辟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开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和新历史,从而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
依托于对外交战略的谋划、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对大国关系的重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得以落地。
在推进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理念,即从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向制度化方向迈进,逐步明晰全球治理竞争的实质是国际制度竞争,逐步形成了既顺应世界大势发展需求又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全球治理观。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观;话语权建构;价值理念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9-0031-0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编号:18AKS0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正义问题研究”(编号:21YJA720004)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发展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话语权构建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逐步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对自身全球定位的积极变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给予了更多关注,努力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逐步形成了对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看法和新主张。
从中国视角来看,全球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原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其核心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价值 -回复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价值-回复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的理念和观念,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下是一些研究价值:
1. 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的思想和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它有助于解决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实践,可以发现国际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
2.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研究这个概念和实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命运的共同性和互依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减少文化冲突和歧视。
3. 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 推动全球普惠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可以帮助全球各国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为各国提供重要的理念和实践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全球事务,促进全球普惠性发展。
5. 促进全球价值观的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可以帮助促进全球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理解和共识。
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加强全球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助于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和共同价值观的共议和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体系研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全 球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
研究意义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体系,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理念 的内涵和价值,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谐的世界提供理论支 持。
研究目的与方法
研究目的
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内在的价值观 念、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谐的世界提供理论支 持。
促进社会稳定
构建和谐社会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为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保障。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构建和谐社会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推动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
1 2
坚持多边主义
全球治理应该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国际合作与 协调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体系,并致力于将其应用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推动国际 合作。具体而言,我们计划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如 何将尊重生命这一理念贯彻到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领 域;如何将推崇公正这一理念体现在经济、政治、法律 等制度建设上;如何将倡导合作这一理念融入到国际关 系和区域治理中;以及如何将追求幸福这一理念转化为 具体的社会政策和行动计划。
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发展 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
为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
强调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责 任,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
03
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
价值体系的定义与分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与全球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与全球治理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套科学且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指导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应用与解读。
一、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原理之一。
它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
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全球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与规则,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
二、阶级斗争与国际关系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社会发展中最基本的矛盾之一。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利益分配格局。
因此,国际关系中的阶级斗争仍然是主要矛盾之一。
全球治理需要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化解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
三、剩余价值与全球经济发展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剩余价值指的是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超过必要生活费用而被资本家占有的部分。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剩余价值理论告诉我们,全球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公平的国际贸易与劳动关系,消除剥削与不平等现象,实现国际间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四、社会主义与全球治理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共同努力。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平等、公正、合作、共享,被广泛应用于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中,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民主的方向发展。
五、人的全面发展与全球治理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
在全球治理视角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关注和促进全人类的全面发展,通过合作与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六、生态文明与全球治理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题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全球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种全球化的理念和共同价值观。
作为新时代全球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国际社会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旨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内涵和实践路径,以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
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由来和发展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观
2.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3.1 推动国际社会合作的机制和途径
3.2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实践措施
3.3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4.1 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与冲突
4.2 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4.3 倡导公平、正义和包容的合作模式和机制
5. 结论
5.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前景
5.2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和策略
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本论文旨在为新时代全球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一个和谐、繁荣、可持续的世界。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基础价值与实践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基础价值与实践1. 引言1.1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基础价值与实践现代国家治理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协调和管理的过程,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提法,更是严肃认真的实践问题。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积累为基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治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
理论基础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使得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了更为牢固的理论支撑,为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持。
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日益清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包括改革创新、制度建设、政府效能提升等多方面的努力。
从提高治理效能、优化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等方面入手,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各种挑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对。
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发展,努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
2. 正文2.1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及背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格局下,通过改革和创新,不断提高其治理水平和效果,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变。
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传播,并在我国得到不断强调和推动。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治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如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合作需求、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传播与管理、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等,都要求国家治理不断更新和升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扬弃和超越,更是对国家治理理念、机制、能力的全面提升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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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刘小林2013-02-16 21:30:14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2007年3期作者简介:刘小林,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5。
内容提要:本文将在对现有各种全球治理理论进行价值观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展开全球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理论价值的讨论,由此最终确认实现向全球市民社会的价值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市民社会价值取向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我们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挑战和威胁。
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思考全球问题的表现、性质、根源、前景,以及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出路和途径,特别是从价值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思考引人注目的“全球治理”理论的讨论,并从中找出一些对价值选择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应当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全球治理理论形态的价值多取向性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不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产物,而是政治学相当古老的一个概念。
中文一般翻译为“治理”或“统治”,但实际上从汉字文化圈很难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
在西方现代政治学中,治理的概念绝不是指那种依据国家强制性权力以维系的统治形态,而是指社会政治共同体成员,以公益(public goods)为基础,以共同参与、民主协商的方式形成的决策机制、社会政治管理方式,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社会政治体制。
它既体现政治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反映共同体成员对社会、法律规范的自觉遵从。
治理概念的应用并不局限在国家或国家内部各层行政实体范围内,还被广泛应用于一般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方面。
例如,证券界的“协同治理”(cooperate governance),以及“IT”治理(IT governance)。
其中IT治理,并不仅仅反映网民与网络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着电子政府,特别包括着公民电子投票以及通过网络形成的公众舆论。
此外,在工会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从政治学的治理概念到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概念,绝不是那么轻易而成的。
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90年代初期,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最初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此后这一理论不胫而走,成为各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
同时,各国学者围绕这一理论概念产生诸多不同认识,由此形成一些理论争论。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全球治理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严谨、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由各国学者们围绕这一课题的研究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领域,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
本文试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大致概括为以下六种。
第一,罗西瑙的观点。
他的理论在中国被称为“两枝理论”(Bifurcated Theory),在日文中被翻译成“双重结构论”。
20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一次以“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的理论概念,从理论上构建起世界政治的两个层面,即国内政治与全球政治,并把它们看成两个重叠的相互关联系统(overlapping linkage)。
从两个体系的行为体看,他对在两个体系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自下而上的个人、社会运动以及非政府组织给予高度重视,并认为政府并不是适应一切条件的治理形态。
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全球政治中,国家主权的行使都是有限的。
特别是在全球层面上,与国内政治层面中政府的中心地位不同,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是一种不分主次的并列关系。
与以军事强制力为依托的政府治理不同,全球治理是一种没有政府强制性统治的有序治理方式,换言之,是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
尽管如此,罗西瑙毕竟是从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说出发来论证全球治理的,最终的结论不过是从绝对国家中心论转变为相对国家中心论而已。
也是说,他所论证全球治理并不排除国家行为体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内政治与全球政治的差别并不在于政府的存在与否,而在于治理的程度不同。
①特别是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年事已高的罗西瑙就全球治理问题提出了“新复合多边主义”观点,主张“以联合国及其相关制度为中心,拓宽多种国际机制与跨国合作政策的网络”。
②罗西瑙的理论观点,在如何认识全球政治的本质问题上虽然存在很大局限性,但他毕竟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探讨全球治理问题的学者,并在理论形态上多少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第二,奥兰•扬(Oran R. Young)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的全球治理观念。
扬原本从事政治学研究,后转入国际危机问题研究,如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并就危机应对提出“交涉理论”(theory of bargaining)。
70年代以后转入国际多边合作研究,例如,参与美加苏日四国关于阿拉斯加海域渔业合作的应用研究以及此后的国际环境合作问题研究,由此还是使用“国际机制”的理论概念。
90年代初,他在探讨全球问题时开始使用“全球机制”(Global Regime)的理论概念,直到90年代后期,他依然认为所谓“全球治理”实际上只是各种国际机制,包括政府间机制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国际机制的总和。
③全球治理与国际机制不过是一种异名同质关系而一。
实际上,他一直是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机制的主导力量的。
④当然,这也确实反映了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主导现状。
但就理论特征而言,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实际上属于新自由主义,即将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心,也就是说,他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与前述罗西瑙的理论是殊途同归,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共同价值取向。
由此,他们在全球问题上,自然也都还是站在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上,把各个国家的不同国家利益,以及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过程中而形成的相互关系当作既存的合理事实,予以维持和保护。
这样的全球治理价值取向,只能是一种维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的价值取向。
第三,“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全球治理观念。
在80年代成立的勃兰特委员会基础上,1992年联合国支持一些退休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与联合国的前高官等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商讨,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发表了《我们共同的地球》(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报告,强调要通过“实践性、市民性、规范性”的全球治理,来解决困惑人类的全球贫困与环境问题。
该报告中提到,全球治理是指“通过社会和私人的组织形式对一系列共同问题采取管理措施的多种方式的总合”⑤。
也就是说,在国家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上,采取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共同建立管理机制和规范的方式。
该报告还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一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模式或制度模式,而是由全球、国家、区域不同层面上的众多的全球行为者共同协商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
该报告的行文强调解决全球问题的实践性、规范性,强调通过民主的方式吸引全球众多行为者参与的广泛市民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缺乏学术理论性,对一些概念没有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准确定义。
特别是对全球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途径缺乏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对全球治理的前景也缺乏科学的预测。
第四,以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反全球治理观点。
作为现实主义对全球化理论的反驳,他的观点虽很陈旧,但却十分明确。
在他看来,“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的属性”,也就是说,他只承认全球化在一定量的程度上侵蚀着国家的管理权限,但是在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方面,即对内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以及国际法的主权,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同时,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等基本规则也没有任何变化,现实中的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仍然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在协调各国利益基础之上而达成的国家间一种协议。
⑥总而言之,大国至上、权力地位决定一切的现实主义与全球治理理论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第五,全球治理理论中的全球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存在,近代以前还仅仅表现为概念或政治倾向,近代以来在解释国家权力与社会的权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
随着19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保护和扩大市民权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社会思潮求诉的主题。
特别是在冷战解体过程中,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政治体制的动摇、变动,促使人们超越国界地从全球市民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
90年代以来从众多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中产生了多种形态的民间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由此构成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大量非政府组织。
这些组织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价值追求与理念明显地具有超国家性质,尽管在现实的全球事务中,这类组织的实际力量与国家和国家间组织的力量相比较,还是相当薄弱的,但它们却以和平、正义、共存为目标,超越国家以及政府组织的形态构成了一种新的全球社会政治关系的网络。
由此,反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要求、愿望的理论观念也应运而生,如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与建构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以及一些客观描述全球市民社会组织形态、文化特征的理论诠释。
⑦第六,星野昭吉的全球政治学及其“维持现状与变革现状理论”。
他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在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与全球问题、全球冲突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全球政治社会根本性质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论。
在他看来,现存的全球治理包含着两种基本价值倾向,一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即以政府间合作而形成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形态。
这种治理机制的基本价值倾向是“维持现状”,即以维持全球政治现存不合理的价值分配结构为其基本立场。
另一种是以全球市民社会为中心的,即以各个市民社会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合作为基础而形成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全球治理机制。
这种治理机制的基本价值倾向是“变革现状”,即以变革全球政治现存不合理的价值分配结构为其基本立场。
由此,目前全球治理的存在方式是一种矛盾、冲突的双重结构。
⑧矛盾冲突双方,前者居于绝对优势、主导地位,后者处于劣势、从属地位。
从星野本人的立场看,他认为要解决全球问题与全球冲突,解决全球范围内价值分配的不合理状态,就必须强化超国家全球治理机制,并以此最终实现对全球社会的结构性变革。
这是解除当前地球与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状况的唯一出路。
综上所述,从目前全球治理的理论见解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即国家中心维持现状派、新自由制度改良派、全球市民社会变革现状派,三派相应的观点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下表所示内容。
全球市民社会价值选择的合理性显然,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地球与人类所面临的冲突与危机,没有一种牺牲单个国家的国家利益的价值抉择,是难以实现的。
同时,也应予以正视的是,要在现存全球政治结构中直接一步实现牺牲个别国家利益的价值转换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