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3期)

（原载《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3期）一本好而切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读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999年，欣喜地读到郭熙先生所著《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下称《中社》)。

第一个感觉是“好”，第二个感觉是“需要，实在需要”。

先从“需要”说起。

“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也就近二十年的事，它作为术语在国内似乎有严、宽两用。

严格的用法，大体上指语言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关心的是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感兴趣、都需要关心的一些课题。

宽泛的用法就没个准儿。

只要兴趣稍稍超出本体的语言研究，都有人打上社会语言学的标签，其范围远远超出语言学和社会学交叉科学。

比如，思维问题，可归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但通常不会是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但确有称为《社会语言学》的著作用大量篇幅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其他被纳入“社会语言学”名下的东西还有很多。

这种宽泛用法也不无道理，因为语言总是在社会中存在、为社会所使用的。

然而，这种“社会语言学”毕竟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缺少一整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手段、没有作为学科支撑的理论核心，还谈不到一门成形的学科，更不要说是成熟的学科。

而它所缺乏的这几项，在严格用法的“社会语言学”那儿已基本具备。

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同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一起已构成语言学科最核心的几大块，它们通常是国际上组建一个语言学系必备的几个方面。

国内宽泛用法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和论文大量出现，严格用法的“社会语言学”著作除了陈松岑先生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及个别译著外，反而稀见。

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

在国内近年来的学科设置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已被正式列为与“汉语言文字学”等并列的学科，我们越来越需要较为规范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著《中社》让人觉得非常切合当前的需要。

《中社》切合需求处，第一就是切題。

这是严格意义的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该关心的方面它都涉及了，重要的内容尤其着力。

而不属于严格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书中没有纳入。

请看该书的部分章节，“社会变迁与汉语的发展”、“语言的社会变异”、“语码”（讨论社会中多重语码问题）、“语言规划和语文生活”等，这些都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在书中都有详尽深入的讨论。

社会语言学总体上是一门着眼于语言使用群体的共时性理论学科。

《中社》没有专论主要关乎个体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这应当归心理语言学等研究；《中社》致力于探讨语言和社会的共时相关性，而没有去详细讨论应有文化语言学之类关心的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等；语言规划问题是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现象，属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交叉的领域，《中社》关注语言规划的大计方针，没有陷入对语言规划具体操作问题的讨论，这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任务。

正因为作者没有像不少“社会语言学”论著一样越俎代庖，包打天下，所以反而能把社会语言学“自己的事儿”办得更好。

《中社》之切题，还体现为这确实是一本上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在海外已初具规模，有关的译著可资借鉴。

将社会语言学在内容上中国化，同时保持学科业已形成的科学规范和研究方法，再进而以中国丰富的社会语言现象去发展这门学科的内容、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当前之急需。

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急需高质量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在这方面，《中社》更是成功的尝试。

其理论框架是国际性的，其内容则大体上是中国化的，当然也不排除为了比较和阐述理论的需要适当引述海外研究材料。

书里中国化的内容，有的来自对国内社会语言学研究大量成果的吸收提炼，如对国内双语多语（包括多方言）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特殊群体的语言研究、秘密语等特殊语码的研究等。

虽然是引用，但往往加入了《中社》作者从社会语言学理论角度的重新思考，因此时见点石成金之笔。

更有不少内容直接得益于作者本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耕耘的成果，如关于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的研究、关于新闻语言的研究、关于江苏境内河南方言岛的研究等，这些内容写得尤其引人入胜。

《中社》特别切合学界需求的第二个方面是其很强的理论和方法意识。

《中社》不仅不抢相邻学科的饭碗，而且从理论上对社会语言学性质范围做了较成功的界定。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生来就存在与人类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划界的问题。

到了中国，再加上界限模糊的“文化语言学”的一度繁荣、汉语方言学的根深叶茂、前苏联式的“民族语言学”观念的存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和划界问题显得尤为棘手。

作者凭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慎密的逻辑思考，在这团“乱麻”中理出了相当清晰的线索，既看到客观存在的交叉，同时又尽可能地为社会语言学和相关学科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例如，“民族语言学考虑的首先是族群(民族、部族和部落)的特点，而社会语言学考虑的则首先是某个具体民族或一般民族的社会结构特点，并且通常是民族发展后期的、跟语言的发展和结构等相应的社会结构特点”。

“其实，与其说这种对立是原则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

民族语言学所利用的主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社会语言学几乎只依据当代的资料”(14-15页)。

此外，面对中国丰富的社会语言学现象，作者不满足于一些事实的列举和讨论，而是尽可能地探讨其中的理论意义和内涵。

例如，汉民族的称谓文化早已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可谓成果累累。

作者也讨论了称谓问题，但他独辟蹊径，把重点放在了当代汉语社会交际中颇有特色的称谓缺位上(170-176页)。

作者以细密的观察，无中见有，梳理出当代无称谓可用的多种类型，并且发掘了这些空缺背后的深层社会语言学因素：最突出的是男性中心观念，它造成了女性社会泛称缺乏、对某些类女子的配偶的称谓缺乏等不对称现象，此外还有尊上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因素。

在研究方法方面，国际上社会语言学已形成一套结合了语言学和社会学两边长处的科学操作手段，有些已在国内的研究中得到使用和发展，《中社》不但用第八章专门系统介绍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引述研究成果时，也优先采用那些用较为严密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

这对于在国内语言学界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很有好处的。

《中社》材料来源的丰富性和精选性也是它特别适合学界需求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急剧变化的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语言生活也显得色彩斑斓、波浪相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了研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丰富成果。

作者一凭对语言现象本身的敏锐观察，二靠对研究成果的广泛了解，将这本“中国”社会语言学建立在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上。

从严肃的政治法律用语，到市井之徒脱口而出的詈词，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多语制，到海峡两岸的语言差异，真正达到了材料内容上的中国化。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社会语言生活的内容并非全部适合做社会语言学的材料，国内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并非都达到了真正社会语言学的的理论层次。

在丰富多样的材料面前，作者取之有道、炼而弥精。

取之有道，就是只选取具有社会语言学意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而不是单纯为了内容的“生动有趣”而放弃学科体系的严密性。

比如，以汉语之悠久，很多词语的来历都可说出一段跟生动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故事，有关著述非常丰富，《中社》没有涉及这方面材料，因为不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围。

而作者对人名、地名、称谓等方面的成果却很注意引用和发挥，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词，而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语言要素。

所谓炼而弥精，就是对有关的材料都能以社会语言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和提炼，通过简要的引述阐法其内在的理论意义。

作者的搜集和精炼，客观上较为集中地展示了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让读者更清楚地体会社会语言学应当关心些什么课题。

《中社》之切合需求，还特别表现为著述方法的规范。

概论性的学术著作，自然允许风格各异，但是仍然需要一定的规范，以便于读者了解背景、评价得失。

有些规范虽然是形而下的东西，却事关学科的健康发展。

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朴学，其实已形成相当严格的著述规范。

但相对于科学革命以后的现代学术，传统的规范已不够，而新的规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尚未完全建立。

近代以来，语言学成为社会学科中的领先学科，研究方法和著述方法也每每为其他学科借重。

中国的语言学科有条件、也有义务为社会科学著作的进一步规范化作出榜样。

比较起国内现有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来，《中社》在这些方面也作出了好的样子。

例如，书中旁证博引，来历清楚，体现出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对他人劳动之尊重。

书末的参考文献详尽清晰，多达10页，客观上成为一份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参考书目。

有了这一书目，正文引用时就只提及作者和年份（如系专著则再加上页码以便查检），不再另行加注。

还有众多语言素材取自非学术报刊之类，不宜列入参考文献，则在章后附注中说明。

这些做法都值得参考。

此外，书末备有详细索引，以专业术语和引述的作者名为目。

作为概论性著作，此类索引给读者、尤其以此为教材的师生很多方便，可惜国内语言学著作常无暇顾及。

《中社》以上述长处满足了国内目前对规范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专著的需求，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本靠四平八稳而见长的著作。

在书中我们不时看到作者在内容和观点上独创性的见解，给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了有意的启示。

这就是开头叫“好”的方面。

下面试举两例。

社会语言学最关心是的语言因社会属性不同而出现分化。

经典的社会语言学著作最常提到的不外乎阶级阶层、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族群等。

这些在书中当然也都有讨论。

但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政治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强调(80-91页)，这个方面在一般社会语言学著作中所论甚少，而对于百年来相当政治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却至关重要。

说起这点，人们马上会想到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

这不错。

但论者多认为此差异始于1949年，而《中社》的贡献在于，通过考察有关历史背景和语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差异的源头可直溯“五四”运动，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及随后国共两党语言取向的显著不同进一步铸就了日后两岸语言差异的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结束了文言文在书面语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实际运用中，文言文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中社》显示，国共双方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最初的表现就是书面语的使用。

国民党的文告语言近乎文言文，共产党的则是地道的白話文。

作者以历史文献和相关语料的比较显示，共产党有意遵循“五四”的倡导，朝“话”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则更乐意采用“文言”色彩浓郁些的书面语，朝“文”的方向发展。

国统区不但没有废掉“五四”所不提倡的半文半白的語言，反而使之成为国统区汉语书面语的典型特征，“国语”和半文半白的书面语在文坛占主导地位。

共产党以“五四”式白話文为基点，发挥瞿秋白等所提倡的“大众语”风格，逐渐过渡到后来革命根据地式的語言，最后发展为现在的普通話及更口语化的大陆书面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