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郑声淫”与“思无邪”浅析

目录摘要 (1)关键词 (1)一、郑声淫意义浅析 (1)（一）孔子“郑声淫” (1)（二）朱熹“郑风淫” (3)二、“思无邪”本意探究 (4)三、“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 (6)注释 (7)参考文献 (8)《诗经》“郑声淫”与“思无邪”浅析摘要：《论语》中关于“郑声淫”和“思无邪”都有涉及，却都未作详尽的阐释。

本文通过对孔子对《诗经》语论的研究，在搜集大量研究资料的前提下，最终确定了二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对于“郑声淫”，孔子的“乐淫”与朱熹的“诗淫”是问题的核心，思无邪的思想内核与孔子的治国理想也密不可分。

“郑声淫”与“思无邪”的同时出现也并不矛盾，是因为评价标准不同而导致的结果不同，并且在后人的解释推演中也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关键词：郑声淫思无邪意义关系《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也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收集而成，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探讨延绵不绝，“思无邪”和“郑声淫”，也是争论不休的焦点之一。

研究这一课题，这对于学习诗经，以及体会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有着广泛的的意义。

要明白“郑声淫”与“思无邪”就要先从二者意义上做出辨析。

本文就从二者意义上做出阐释，再理清二者关系。

一、郑声淫意义浅析狭义上，所谓“郑声”，是指郑武公建国之后郑地(河南中部一带)的音乐；广义上，“郑声”还包括卫、邶、鄘等其他地区的音乐，又称“郑卫之音”。

此外，“郑声”的概念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1]。

“郑声淫”具体意义迄今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郑声”是郑诗配乐之意，即“郑诗配乐声”。

《礼记·乐记》载子夏曰：“郑风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

此四音者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子夏言说郑音淫乱放荡，宋音沉迷志向，卫音频速过快，齐音傲慢骄奢。

这四种音乐让人放纵情欲损害道德，因此这四种音乐是不合乎孔子对于“礼”的观点的。

另一种观点为郑声淫是郑风淫，即郑国诗歌本身淫乱。

郑风里面的情诗逾越了礼数的约束，在古代是被认为不符合礼教的，女子豪放大胆的对心中爱情的倾诉更是在诗经中也不多见，在现实生活中不被允许的，所以斥之为淫。

（一）孔子“郑声淫”问题争论的源头在于孔子对郑声的评价，《论语》中对“郑声淫”有所涉及。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

子曰：‘行夏之时，承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

’”这一句话道出了孔子对郑声的态度。

颜渊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引夏朝使用的自然历法，殷商简朴使用的车子，周朝服装的等级的严明，《韶》、《舞》之乐的古朴典雅，来说明治国之道。

这四点引出了孔子心中的理想治国策略，通过自然历法的使用，使粮食丰收，对古代的农业社会大有裨益；通过出行车马的简朴，表明了为政清廉，不大兴土木；通过对衣着的约束，让“礼”在衣着上的体现，体现孔子注重“礼”的治理，从文化上对于治理国家；音乐在孔子心中也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教育中的“六艺”就包括“乐”，音乐对于人内心的启迪与身心的和谐有益，国家的典乐平和淡雅，则能国泰民安。

此四点体现了孔子心中理想的治国策略，在此之后引出了不能做的事情，便是舍弃“郑声”、疏远“佞人”，意思是不弹奏郑国的音乐，远离那些阿谀小人。

最后一句“郑声淫，佞人殆。

”直接道出了“郑声淫”三字。

说明“放郑声”的原因是因为“郑声淫”，“远佞人”是因为“花言巧语的小人使人危险”。

“淫”与“殆”并举，可以见证“淫”的危险性，也足以证明“放郑声”的重要性。

现在很多观点认为，“郑声”就是“郑诗”，然而通过资料论断显示，“郑声”与“郑诗”不同。

从孔子“删诗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诗经305篇都是仔细审查过的，那为什么没有把郑诗删除？上古的韵文是“诗、乐、舞”三者一体，《诗经》亦然。

《尚书•尧典》记载：“诗言志，歌用言，声依永，律和声。

”诗、歌、声、律为四种事物，不能混为一谈。

所以郑声和郑诗为两件事情。

音乐史的研究成果表明，西周的古乐采用的是四声音阶音阶[2]。

孔子所维护的“雅乐”正是西周古乐。

“郑声”则与此不同。

它突破了西周古乐的四声音节，运用了五声音阶，而且还形成了完整的七声音阶[3]，这是孔子所不能够接受的。

其次，《诗经》中风、雅、颂是从音乐角度划分，风本来就是乐曲的通名[4]。

季札论《郑风》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忘乎！”所谓“细”，是指以抒发个人情思为主调的靡靡之音，少有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情感，季札的评价是从音乐出发的，“细已甚”则说明国家已经有了先亡之兆。

所以郑声即是郑诗的音乐形式。

只不过是在后人的推演中把“郑声淫”异化成了“郑风淫”。

“郑声淫”中的“淫”又是何意？《礼记•乐记》有载：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月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弧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迅疾与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古乐之发也。

今夫新乐，进府退府，奸声以滥，溺而不止。

及优侏傅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在这段文字中，古乐是指先前的音乐，而郑卫之音是相对较近的音乐。

古乐雍容典雅，是正统国之音乐。

郑卫之音则多生动活泼，纷繁复杂，让人不知礼数。

郑卫的音乐从民间进入了宫廷，让国君心生愉悦，是“礼崩乐坏”的体现。

这与孔子恢复周礼的主张是相矛盾的，所以他对于郑声的评价是“淫”，即过于轻浮、不合礼教，所以说“放郑声”。

（二）朱熹“郑风淫”儒家传统道德价值滥觞于先秦而毕其功于宋明。

[5]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对孔子言论及诗经都有很深的研究，但是却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所偏离。

朱熹在《诗集传》中对“郑声淫”做了更深一层的探讨：郑卫之音，皆为淫声。

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九，而淫奔之诗才四分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七之五。

卫尤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

卫人尤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

实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

故论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盖举重而言，故自有次第也。

朱熹的评价通过对郑声和卫声的阐述，表明了郑声的“淫”，不仅在于它在声乐上的放荡，也有在内容上的淫乱。

朱熹认为郑风中情诗的比重甚多，内容多为女子对男子吐露情愫，并且毫无讽刺劝谏之意，这点是有悖于朱熹的“三纲五常”的，所以朱熹斥之为“淫”。

男女之自由交往，是否即为淫奔；盖古者礼教未密，尤不若宋人之严立藩篱。

[6]朱熹在此逐渐把“郑声淫”变为“郑诗淫”，即由音乐上的浮华烂漫，变为内容上的情愫淫靡。

借孔子的观点来阐明自己的主张，虽有悖于原意，却能更好的表达朱熹自己的政治主张。

郑风中共有诗歌二十一篇，其中女子追求男子之诗共十五首，占了极大的比重，这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

其中大部分都是正常情感的吐露，并没有声色放荡的意味。

朱熹在评价《郑风》时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

”（《诗集传》）把很多在当下看来美好的情感都称之为“淫”。

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郑风•风雨》）此二句本是怀人之最佳[7]，心中念意与天地相通。

然而朱子却说：“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8]。

”，“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9]。

”斥之为淫奔。

《郑风•子衿》中“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悠悠的思念之情也变为“此亦淫奔之事[10]。

”《郑风•山有扶苏》中男女戏谑幸福场面被称之为“淫女戏其所思者曰……[11]”《郑风•萚兮》“此淫女之辞[12]”等等[13]。

朱熹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有合理成分的，但是具有较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因为当时的理学风气盛行，经学成为国家文化根基，所以导致了思想上的偏差。

宋朝经济增长飞速，不断的外族入侵也造成了封建统治的不稳固，北宋统治者需要用儒学整治伦理纲常，大力提倡诵读经书，以维护封建统治。

“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卷十三）是朱熹的理学主体，其主要内涵，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是理与欲，也是公与私的对立。

革尽人欲，排除过份的私欲便是去恶；复尽天理，循道而行的便是存善。

二是“人心”必须服从“道心”。

人心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到合理不合理；道心则在考虑到自己需要之外，还要考虑是否合理。

凡事如果不掺杂私心贪念，坚守道心，则办起事来可以执中不偏、恰到好处，这自然合乎天理了。

三是强调道德，德教使人自觉遵守各种道德规范。

此时的“淫”不再是音乐上浮躁华丽，而是内容上的淫奔。

“郑声”也在朱熹的解释下逐渐变为了“郑风”。

这有利于当时社会，运用古典著作和圣人言语支持自己观点，但是却偏差了本意。

在《郑风》的研究上，朱熹虽然保持了孔子对诗经原有内容的感官，但是更多的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对封建统治秩序、宣扬天理的维护，这点也导致了对原有意思的曲解，造成了“郑声淫”异化成了“郑诗淫”。

二、“思无邪”本意探究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社会变革与转变时期。

对于当时社会动乱，孔子认为是“天下无道”。

“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14]”孔子言及的“礼乐征伐”便是在政治、社会秩序都很好的时候，天下有道，像制礼，作乐，出兵，征伐这一类的大事，都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决定。

[15]但是当时诸侯实力强大，已经不能够维持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当得知诸侯王观演“八佾舞”的时候，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于礼乐的重视。

上文中谈及到，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基于“行夏之时，承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在历代中汲取有益的做法。

在此之中，孔子更支持周朝，言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中的“礼乐”制度是孔子思想的根本。

孔子心中的理想是恢复周朝时的“礼乐”社会。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

”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常，窃贿为盗，盗器为奸。

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春秋左传》）周公制礼的最早源头便在于此，孔子日后宣扬的“礼”也源于此。

《周礼•乐记》中记载：“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乐近于仁，义近于礼。

”从此句中我们可以看到礼重于义，而乐在于仁，此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依托。

达到礼乐二者的和谐才能促使整个社会的和谐。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是否符合礼义是审查一个事物的关键，而乐理也不仅仅是用于欣赏，更加有政治意味。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伦语•泰伯》），孔子曾谈及《诗经》时曾说，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

可见《诗经》与礼乐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如果从诗经最为根本的思想来看，就不能放下礼乐。

孔子评价《诗经》也是从这两方面而言，一方面是“礼”，即符合当时政治标准以及个人的行为准则，如《周南•关雎》中“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仪，先王之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