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论媒体审判

论“媒体审判"宋国+近年来,“媒体审判”呈愈演愈烈之势。

“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个案,在网络舆论冲击下,发展成波及全国的“公共事件”。

有评论人感慨于此,甚至用了“全民皆法官”来形容这场近乎癫狂的“舆论盛宴”。

另一方面,随着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呼声日益高涨,以及二者在个案审判中冲突的加剧,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媒体审判”的探讨再度掀起了高潮。

综观现有的对“媒体审判”的讨论,“媒体审判”一词尚未形成一个严谨的理论范式,[1]这也正是学界和实务界对“媒体审判”褒贬不一的原因之一。

本文无意为统一“媒体审判”的定义而进行徒劳的语词逻辑论《司法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司法研究2011年第2卷总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2.02.·宋国,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一庭,法学博士。

1]学界对“媒体审判”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价值否定性定义,此类定义中的语词已蕴含了对“媒体审判”的否定性评价或责难:如“媒体审判”,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媒体审判”是公共传媒的新闻报道或评论不当地侵入司法领域,从而形成“舆论审判”,影响司法裁判的现象;“媒体审判”是指那种当案件发生后,司法机关尚未对案件结果作出最终处理时,各种新闻媒介竞相跟踪报道并通过评论形成媒体自己的预断性结论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深度关注与共鸣.由此对司法机关裁判态度形成极大影响的情况。

二是价值肯定性定义,此类定义的信息传达功能则与前一类定义完全相反:如“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对案件、案情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监督法院做出公正裁决,维护受害人的正当权益。

此外,也有些价值中立性的定义:如“媒介审判”是指特定事件因其具有新闻价值进入媒介视野并借助媒介形成倾向性影响力而影响司法审判结果。

参见张英霞:…媒体审判’的防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85页;万志鹏:“论‘媒体审判’对司法的影响——以湘潭‘黄静’案为视《司法研究》编辑委员会编.司法研究 2011年第2卷总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2.02.体”到“司法”的作用路径,对其进行略带实用主义关怀的理论分析,并试图开掘出某些对策性和法理学研究上的意蕴。

当然,为论证的需要,本文也将引证并枚举少许个案作为参考,虽然这类个案的枚举无法避免“休谟的归纳诘难”。

因此,文中的“媒体审判”仅指司法机关尚未对案件结果作出最终处理之时,媒体通过报道、评论等行为影响司法审判的现象。

在这一不具价值或道德倾向性的界定下,本文将试图回答被许多人当作讨论“媒体审判”的前设或针对“媒体审判”的当然对策,但却可能未曾充分思考或论证过的几个理论问题:媒体的审前报道是否对审判人员出具司法意见构成影响,其影响有多大;如前一个命题为真,那么审前报道影响审判人员,进而形成“媒体审判”的路径有哪些;根据前一分析所得到的类型化路径,防范——如果需要防范的话——此类“媒体审判”的进路有哪些,在严格的实用主义成本收益价值观的审视下,这些制度进度是否可欲?一、“媒体审判”的现实图景在我国,“媒体审判”现象从诞生便一直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而且从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个案来看,媒体的审前报道确实有意无意地向司法审判施加了影响。

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个案中,如“张金柱案”、“张二江案”、“蒋艳萍案”、“马加爵案”、“刘涌案”等,从案发到审结的整个过程中,媒体的影响似乎不可忽视。

案例一:名噪全国的“张金柱驾车撞人逃逸案”,一开始便被打上了“舆论监督”的标签。

在审前传媒铺天盖地的“喊杀声”中,司法机关最终亦作出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判决。

张金柱临刑前哀叹道“我死在你们记者手中”;连张金柱的律师也说,在全国新闻传媒的催化下,在众口一词的喊杀声中,为张金柱所作的辩解显得那么纤弱无力。

案例二:曾担任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的蒋艳萍,因涉嫌经济犯罪,于2001年3月20日,由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其涉嫌贪污受贿案,在法院作出判决以前以“湖南女巨贪庭审直击:蒋艳萍拒不承认犯罪事实”、“湖南女巨贪蒋艳萍受审——法庭上也涂口红展示魅力”为名的各种报道充斥于各大媒体、报刊。

更有媒体发表以“财与色双管齐下——湖南第一女贪官升迁之路”为题的报道,文中多次用到“二奶”、“勾搭成奸”、“财色攻关”等启示性、导向性的语词。

案例三:刘涌案是在论及媒体舆论与独立审判的关系时,很多人都曾提及的代表性个案。

刘涌案不仅审理过程“一波三折”,[2]在审理期间,更是受到了媒体的特别关注。

在刘涌被二审法院改判死缓之后,各种报道更是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2003年8月22日,李曙明在《外滩画报》发表评论文章,质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的改判,“该文章一经发表,即被网络媒体广泛传播,众多网友纷纷跟进质疑,仅在新浪网的讨论区,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有好几千网民就此事发表评论,其中大多是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的质疑。

紧接着,《南方周末》等媒体陆续发表评论文章,质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改判,在互联网上,甚至有网友发出‘刘涌不死,则正义必亡’的评论”。

除以上三则案例之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枚举更多广受民众关注,备受媒体评判的案例,这不能不归功于当前媒体形式的多样性,当然这也有可能表征着我国民众的“司法参与”意识在不断地提高。

但需要我们注意或反思的是,这类个案——经媒体的审前报道形成一股倾向性社会舆论的个案——真的能够证明“媒体审判”的存在吗?换言之,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出具的司法意见真的受到媒体报道或评论的影响了吗?如果有,那么其受影响程度如何?我们绝不能因对于某一个案的最终司法处理决定与媒体的审前报道或具倾向性的评论一致就当然地得出“媒体审判”的结论。

因为“施加影响”并不等同于“受到影响”。

从“媒体舆论”到“司法审判”的两端之间还存在诸多媒介,共同形成了一个单向的影响链条;至少特定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媒体”对于“审判”发生作用的必经的,但却具有能动性的媒介之一。

案件的主审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确有可能会受到媒体的影响,但在“媒体审判” [2]刘涌案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改判死刑缓期执行。

最后又由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流行话语下人们常常会忽视的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案件的主审法官根据自己的知识谱系,按照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理解,参照自己的正义标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恰好与媒体舆论的倾向性道德评判形成了一致。

因此,仅因为司法审判结果与审前的媒体舆论相一致,就得出“媒体审判”的结论,是一个贸然的推理。

至此,对于“媒体审判是否存在”的经验性论证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审判是否真的受到了媒体舆论的影响,只有案件的主审法官才会知道,或者他/她也并不能断定自己作出的司法意见是否受到了媒体的影响。

法官出具司法意见时的心理状态,我们无法知晓,即使得知也无从验证其真伪。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进路,通过严谨的逻辑推导判断“媒体审判”的存在与否,即媒体舆论对法官独立审判是否确实造成影响。

在心理学行为主义与现实主义法学的司法逻辑中,“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乃是对各种有关的外部刺激的机械反应的综合”。

S(刺激)×P(个性)= D(判决)[3]这一公式被审判心理学家定义为法官审判公式。

其中,个性是“使个体的行为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并且区别于相似情境下其他个体行为的比较稳定的内部因素”。

因此,在特定法官个性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部刺激就作为法官作出判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可忽视地对法官的最终决断起着作用,无论这种刺激的内容为何,不论这种刺激的强度如何,也无论其刺激方式为直接还是间接。

这种刺激主要意指法官在作出判决之前很长的一个过程中接受的各种信息的刺激,包括来自各权力机关的途径繁多的压力、与当事人互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系列与审理相关的信息,当然亦包括媒体舆论,无论其是媒体化的公众舆论,还是民主名义下的媒体舆论。

虽然从逻辑上我们不能排除部分法官通过自己的个性将媒体舆论的刺激排除在上述审判公式之外的可能性,但司法的规则之治、统一性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排斥法官的个性化审判,这一特点在大陆法系司法体制中尤为明显,我国亦然。

而且我国司法的政治性和司法机构的行政化设置,更是进一步削弱了法官的个性因素在审判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司法为民”、“民主司法”等宏大且强势的话语下,媒体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因此,尚待验证但根据我们的常识性认知能够得出的一个合理推断是,媒体的审前报道确实可能对法官的审理造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媒体话语权的放大而不断加深。

二、“审前报道”到“媒体审判”的逻辑前文述及,媒体的审前报道确有可能影响审判人员的最终决断,而且这种影响的大小与媒体话语权的大小正相关。

在这一尚待学界继续考证的命题下,下文将分析,媒体的“审前报道”如何进入司法,进而形成“媒体审判”。

为了将“媒体审判”得以形成的路径更为清晰地展现于读者,亦为了分析更为周密,下文将根据“审前报道”对“司法审判”的影响直接与否为标准,对“媒体审判”的路径进行类型化处理,尽管笔者相信现实中呈现为具体个案的“媒体审判”,无一不是媒体舆论通过多种直接或迂回的路径影响到审判人员决策的结果。

一种路径,本文称为内化己心式路径,在这一路径下媒体“审前报道”中的信息为审判人员所认同并使其形成与媒体的倾向性舆论相一致的同向性自我判断。

司法判断是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形成认识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外界舆论信息会对审判人员产生一定的刺激,进而影响法官的司法认知。

当然这种舆论信息的刺激中或许有一部分——如果舆论信息真实且其隐含的情感因素为中性——会对审判人员司法理性的发挥起到节约调查成本意义上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法官处于一个审判的“情景模糊”之时,舆论信息的刺激就很有可能使得审判人员形成心理学意义上的两种认知偏差。

首先,是首因效应(亦称“第一印象效应”)带来的认知偏差。

心理学研究发现,第一印象能对人的社会知觉产生较强的影响,并且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在信息呈现顺序中,首先呈现的信息比后来呈现的信息在印象形成中有更大的权重。

当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倾向于重视前面的信息。

即使人们同样重视了后面的信息,也会认为后面的信息是非本质的、偶然的,人们习惯于按照前面的信息解释后面的信息,即使后面的信息与前面的信息不一致,也会屈从于前面的信息,以形成整体一致的印象。

因此,媒体的具有倾向性的事实报道或对于案件的任何评论都有可能会以首因效应的模式进入到审判人员的司法判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