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_兼谈_翻译学_的学科性问题

２００２年３月第２３卷 第２期中 国 翻 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５－２０当　代　西　方　的　翻　译　学　研　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 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当代国外翻译理论·（接上期）

音乐（原文）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其中要求汉字字符与英语音节一一对应是为了保持原歌的演唱速率；译文用词的虚实要与音乐的轻重相应；句读一致的关键在于译文语气的连续或停顿不能与乐句相悖，而不是要求译文与原文在标点符号方面保持形式上的绝对一致；字调与音乐走向相协调的本质是使译文不至于因为字音的高低被音乐改变而使人费解或误解。译文既要适合听，又要适合唱，所以在高音音符下尽可能配上开口元音字。还要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音乐风格为译文选择合适的韵。薛范（１９９７：１７１）把他译歌的经验概括为“统摄原意，另铸新词”。的确，鉴于歌词受音乐约束的特点，译者必须在贯通原文的前提下着手翻译，除了借鉴其它文本的翻译经验以外，要综合考虑、灵活运用上面讨论的几个原则，反复琢磨，试验译文的演唱效果，直至译文与音乐配合默契，从而最大限度地在译语听众中再现原作的风貌。注：①翻译歌曲很多，因为本文讨论的是英汉翻译，所以讨论范围限于英语歌曲。②文中所列歌曲，都是根据歌谱把汉字与英文音节相对应地标注的。在乐谱可以略去的情况下，略去了乐谱。③文中所举例子，除“Ｅｄｅｌｗｅｉｓｓ”是全面讨论以外，其余无论褒贬仅限于被引用的部分和所分析的一个方面。④未注出处的歌曲系从网上下载。①②　小节线“｜”是作者根据歌谱在英文的对应位置上标注的。参　考　文　献［１］本社．美国歌曲选［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２］方竹．美丽的白莲——曾宪瑞作词歌曲选［Ｃ］．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３］何卓．世界金曲２００首［Ｃ］．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４］廖明涛．英文抒情歌曲赏析［Ｍ］．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５］鲁允中．韵辙常识［Ｍ］．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６］孙慧双．歌剧翻译与研究［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７］陶辛．圣诞名歌赏析［Ｍ］．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３．［８］许讲真．语言与歌唱［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９］薛范．爱情歌曲选粹［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７．［１０］杨波．英文经典歌曲精选［Ｃ］．深圳：海天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１］杨瑞庆．歌曲创作９０题［Ｍ］．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２］张永年，周启德，何瑞镛．英语歌曲选［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作者简介］李程，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汉翻译［作者电子信箱］ ｗｒｅｎｌｉ＠２６３．ｎｅｔ

当代翻译学流派面面观　香港学者的新著中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分类只是个粗线条的勾勒，对当代新理论的不同观点未能细分。作为补充，我们的想法是先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其次对“翻译研究派”的不同观点进行细分，然后再对这一学派以外的重要学者进行介绍。霍姆斯及赞同他主张的一批学者一度被称作“翻译研究学派”（Ｇｅｎ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３），而后来“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事实上又成了国外对整个“翻译学”的正式称呼，这就造成了一些混乱。特别是，这一派的学者在理论研究深入的过程中，观点逐渐分化，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再用一个名称去称呼也显得过于笼统。同时与其他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一词、但在基本观点上与之完全不同的学派也不易区别开来。新的提法“描写－系统学派”（Ｈｅｒｍａｎｓ，１９９９），也还未能全部概括该派学者的研究特色。据赫曼斯的介绍，这一派的基本观点形成于六十年代，发展于七十年代，于八十年代才广为人知，九十年代则为巩固、扩展与更新期。这一学派人所共知的奠基者当然是霍姆斯，其实当时与他持有同一观点、经常在一起交流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学者如列维（ＪｉｒíＬｅｖｙ）、波波维奇（Ａｎｔｏｎ　Ｐｏｐｏｖｉｃ）与米柯（Ｆｒａｎｔｉｓｅｋ

Ｍｉｋｏ）等，只是他们因为早逝而很早“退出”了。以后常在一起交流的有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Ｉｔａｍｅｒ　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和图里，及比利时学者兰姆勃特、　布罗依克（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ｎＢｒｏｅｃｋ）和勒弗维尔（他后来去了美国，也把影响带到了美国）。后来，通过几次小型学术会议，这一学派的成员又扩大到英国的巴斯奈特和赫曼斯、比利时学者杜尔斯特（Ｌｉｅｖｅｎ　Ｄ’ｈｕｒｓｔ）、韩国学者Ｔｈｅｒｅｓａ　Ｈｙｕｎ等人。形成了这一学派的中坚，也是推动翻译学在全世界确立的功臣。由于这一原因，这一学派还曾赢得过“低地国家学派”、“洛文－特拉维夫轴心”（因为几次会议先后在比利时的洛文大学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举行）、“操纵学派”（１９８５年赫曼斯主编的论文集《论对文学的操纵》出版，在国际译界产生极大的影响，被看作这一学派的宣言书）、“多元系统学派”（埃文－佐哈尔的主要主张）、“描写翻译学派”（图里的主要主张）等美名，其实指的都是同一批人。最后，这一支队伍又扩大到观点接近的一批学者，如德国的凡尔米埃（Ｈａｎｓ　Ｖｅｒｍｅｅｒ）、瑙伯特、斯奈尔－杭贝（ＭａｒｒｙＳｎｅｌｌ－Ｈｏｒｎｂｙ），加拿大的贾尔（Ｄａｎｉｅｌ　Ｇｉｌｅ）、品姆（ＡｎｔｏｎｙＰｙｍ），和美国的文努蒂等。下面我们先介绍霍姆斯的贡献，再按各人特色命名、介绍当代一些主要翻译学流派。霍姆斯是美籍荷兰学者，英—荷诗歌的杰出翻译家，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工作，１９８６年去世。他的主要论文都收在他去世后人们为他编的集子《文学翻译和翻译学论文集》（１９８８）里，文章不多，但确实非常精彩。例如他谈到诗歌翻译中的“历史化”（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ｚｅ）和“现代化”（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ｅ）的关系、“归化”（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和“异化”（ｔｏ　ｅｘｏｔｉｃｉｚｅ）的关系、“原汁原味”（ｒｅｔｅｎｔｉｖｅ）和“再创造”（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的关系（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８８：３５－５２），都很有启发性。在翻译理论上，如果说以前的文艺学派更注重译成的作品，语言学派更注重译前的原文的话，霍姆斯可说是第一个关注到过程的，他认为翻译过程是个作决定的过程，一个决定接着一个决定，到了某个点以后，翻译就开始产生了自己的一套规则，有的决定已不需考虑就可作出，而且往往可以看出原来看不到的问题。因此不管翻译的结果怎么样，换一个人照样还可以翻译，不一定更好或更差，但肯定不同。其不同决定于翻译者本身的素养、最初的选择，以及语言锁住、翻译开始走自己的路的那些点。它既不在源语，也不在目的语，而在中间的那片灰色地带（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７３－４：７９－８０）。霍姆斯在学派中的工作是侧重理论和体系的全面勾勒，而团结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也都各有侧重，例如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假说，图里侧重经验性的研究，兰姆勃特侧重翻译史，而勒弗维尔关注翻译与哲学的关系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大同下分出了小异，形成了相应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翻译研究派”最早几位学者霍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都与荷兰、比利时有关（巴斯奈特当时在做的翻译也与荷兰语和佛莱芒语有关），加上其他一些人，因此人们常说翻译学是从“低地国家”兴起的。而另两位重要人物却是以色列的学者：埃文－佐哈尔和图里。七十年代以前，以色列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可说乏善可陈，七十年代后，埃文－佐哈尔和图里相继崛起，特别是《国际翻译学通讯》（ＴＲＡＮＳＳＴ）（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Ｔａｒｇｅｔ：国际翻译学杂志》（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先后创刊以后，特拉维夫大学更成了翻译学研究的重镇。　当代翻译学为什么会在低地国家和以色列这样的地方兴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翻译史论家根茨勒认为这与它们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荷兰、比利时的学者与德国和捷克的语言文学界常有接触，而以色列跟德国、俄国，后来又跟英美联系较多。在翻译问题上就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它们都是小国，人口少，说的是小语种，“民族”文学都深受周围“大”语种文学的影响，如荷兰受到德语、法语和英语文学的影响，以色列深受德语、俄语和英语的影响。以色列的情况比低地国家还要严重，前者至少还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传统，而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根本没有自己文学的典范，其文学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完全依赖于外语文本。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这些国家的整个文化都依赖于翻译。对于荷兰和比利时来说，懂的外语越多，经济、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就越多；对于以色列来说，整个民族的生存都有赖于翻译。如果说荷比两国还只是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以色列不仅处在东西方的交汇点，还处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交汇点（Ｇｅｎｔｚｌｅｒ，１９９３：１０６）。也正因为此，在翻译学研究上，以色利人也比荷兰人更朝前走了一大步。如果翻译学兴起的时候，人们还只是对语言学派的不满、寻找文学的回归的话，以色列人更进而认为，不但语言的界限要突破，文学的界限也要突破，要把翻译研究纳入整个文化的范围，不但要研究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的翻译和联系，还要研究同一种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学间的关系，还要研究翻译作品引起的语言和文学的演变。因此他们在与荷兰等国的翻译学家有许多共同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点。例如前者还基本相信翻译家的主观能力，认为成功的翻译作品会影响特定社会的文学和文化习惯，而后者恰恰相反，认为是接受一方（他们叫Ｔａｒｇｅｔ，或目标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从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以色列派的代表是埃文—佐哈尔和图里。埃文－佐哈尔本人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学家。但他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而提出的“多元系统”（Ｐｏｌｙｓｙｓｔｅｍ）理论（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却在现代翻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思想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梯雅诺夫（ＪｕｒｉｊＴｙｎｊａｎｏｖ）、雅可布逊、埃肯鲍姆（Ｂｏｒｉｓ　Ｅｊｋｈｅｎｂａｕｍ）等人，但在他手里得到了很大发展。所谓“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组成的网络。系统是分层级的，有“高级”或“典范”的形式如诗歌，也有“低级”或“非典范”的形式如儿童文学和通俗小说；有“首位”重要的（创新的）和“次位”重要的（只是强化现存形式的）等等，多元系统理论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翻译文学只是他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他发现，一般总认为翻译是一种次位系统，这是不准确的。对于一种大的古老的文化如英语、法语来说也许是如此，但对一些年轻的或小的国家如以色列和低地国家等可能就非如此。他总结出有三种社会条件可以使翻译成为“首位”系统。这就是：１．一种年轻的或正在形成的文学；２．一种边缘的或弱势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学；３．一种处在危机或转折点的文学。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他举的是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而向外寻求（其实对我们理解“五四”前后的中国也很有启发）。而在这三种情况之外，在一种强势文学系统里，翻译就只好扮演“次位”的角色，但它仍能不时提出一些新的观念（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１９９０：４６－８）。从翻译文学可以在目标方系统中扮演多种角色的事实出发，就必然得出翻译行为是由翻译文学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这个结论，是社会、文化条件决定了对需译材料的选择。如果该系统中缺少某些技巧、形式甚至体裁，就可能会通过翻译引进，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活力和“动态的多样性”。因而，“翻译就不再是个其性质和界限一经确定就不再变化的东西，而是依赖于一定文化系统中各种关系的一种活动。”（Ｅｖｅｎ－Ｚｏｈａｒ，　１９９０：５１）这一对翻译性质的新认识导致了一系列新见解，其一是把翻译看作只不过是系统间传递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就使人们能从更广泛的范围内来看待翻译问题，以把握它的真正特色（同上，　７３－４）　；其二可以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把译本看作是存在在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来研究它的各种性质（同上，　７４－５）。正是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了图里的“目标侧重翻译理论”（Ｔａｒｇ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其三，既然译文并不只是在几种现成的语言学模式里作出选择，而是受多种系统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从更广泛的系统间传递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现象（同上，　７５－７７）。多元系统理论实际上可看作“文化”学派的一种温和形式，在本质上两者是相似的。对照霍姆斯所提出的翻译学框架，他们都是“描写翻译学”下侧重“功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