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牟宗三介绍
关于牟宗三介绍牟宗三是被人称之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重镇。
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物简介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字离中，生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县。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升入哲学系，并于1933年毕业。
1949年往台湾。
1960年往香港，先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任哲学教授及导师，退休后，定居台北。
1995年4月12日下午三时因器官衰竭逝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曾获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及台湾行政院文化奖。
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
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
牟氏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学术思想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现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先生，学思精敏而透辟，慧识弘卓而深彻。
他悠悠一生，只做一件事：“反省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的途径。
”他的著作，都是针对时代或学术问题，而提供一解决之道。
首先，是全面表述“儒、释、道”三教的义理系统。
牟先生以《才性与玄理》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属于道家的智慧。
以《佛性与般若》表述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学，属于佛教的智慧。
以《心体与性体》表述宋明阶段的理学，属于儒家的义理。
自古以来，学者的讲论，都偏于一家一派，是局部的，从未有人正正式式以专书对三教的义理系统，做全面的通贯的讲论。
这三大著作所成就的学术功绩，可谓古今无两。
其次，是开显儒家外王学的新途径。
儒家要求由内圣通外王，要求修德爱民，推行仁政王道。
但“天下为公”的理想，始终未能体制化;“选贤与能”的原则，也只限于治权方面的科举。
所以，如何开出外王事功，正是中国文化生命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代儒家所面对的客观问题。
而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正是他本于内圣之学以豁醒外王大义，进而解答中国文化中“政道、事功、科学”之问题。
这代表牟先生的“现实关怀”。
其三，是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创造世界新纪录。
德哲康德，以《三大批判》讲“真、善、美”。
书出之后，从未有人全部翻译者。
而牟先生在望七之年，发大心陆续汉译三大批判，于八十五岁时全部出版。
他不但翻译，而且融通中西，加写精确的译注。
这份成绩，功不下于玄奘、罗什之译《唯识论》与《大智度论》。
其四，积极消化康德：“真善美”之新诠释。
牟先生不但汉译康德《三大批判》出版行世，而且随译随消化，分别撰著专书以融摄康德。
以《现象与物自身》消化融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以《圆善论》消化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再以专论长文〈真美善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第三批判(判断力之批判)。
其主旨，是要抉发中国传统哲学之奥义以融摄康德，并藉资康德哲学以充实中国文化。
其五，中国哲学之省察与中西哲学之会通。
中国哲学所涵蕴的问题，民国以来，从未有人做过通盘的省察和深入的探析。
牟先生以《中国哲学十九讲》综述各时期思想的内在义理及其所启发的哲学问题，使中国哲学得以进入世界哲学之林。
又以《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对中西哲学之种种问题，提出层层之比对与深入透辟之疏解。
并藉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作为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
此一思路，必将对人类文化之融和，揭示一常态的康庄之道路。
哲学观点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
如果说冯友兰的努力方向在于使中国儒学“逻辑地”建立起来，那么牟宗三的努力方向则在于使中国儒学“哲学地”建立起来。
牟宗三以《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等一系列著作，会通中西，圆融古今，完成了对中国儒学的创造性重建，建立了庞大、缜密的哲学体系即道德的形上学体系。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哲学的精神，就是陆王心学的精神。
当然，它是当代的陆王学(或者叫“陆王心学的当代形态”)，是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加以改造和重构的陆王学。
牟宗三用“道德的形上学”来概括这一精神。
他说：“‘道德的形上学’云者，由道德意识所显露的道德实体以说明万物之存在也。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牟宗三借鉴并改造了康德有关区分“现象和物自身”的理论。
在康德那里，“物自身”是一个虽然存在但又不可知的客观实在。
和康德不同，牟宗三拒绝承认物自身是一个事实概念，也拒绝承认物自身的不可知;而是认为，物自身乃是一种有着高度价值意味的概念，也就是一个伦理实体、道德实体，因而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智的直觉”来认识它。
这样一来，作为伦理实体、道德实体的物自身就不再仅仅具有消极的意义，而是积极的、真实的、能够“呈现”的，由此开出的则是一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睿智的世界、生命的世界。
牟宗三认为，这个世界与感性的现象世界相对待、相区别，而又在终极的意义上影响、统摄和决定后者。
换句话说，正是通过“道德良知”或者“智的直觉”，这个世界才呈现出一个真、善、统一的形上实体，天与人也由此达于一体。
但牟宗三并不是只讲良知呈现、智的直觉，他还讲“良知坎陷”、“识心之知”。
他认为，道德的形上学包括“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两个层次：由“无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超越的形上世界，以此说明道德实践、价值创造及成贤成圣的根据;由“执的存有论”，我们可获得一感性的现象世界，以此说明科学知识及其对象如何可能的问题。
就两者的关系来说，牟宗三主张“从上面说下来”，也就是先由“智的直觉”而成立“无执的存有论”，再经过“良知坎陷”而成立“执的存有论”。
把科学问题提升到存有论的层面来加以探讨，这标明了牟宗三哲学确有高于传统儒学之处，但问题是业已完善的“良知”何以要“坎陷自身”，则始终是牟宗三难以圆满回答的。
儒学三期说将儒学的发展史分为三期，并非始自牟宗三，但只有牟宗三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三期的划分及其特点是：第一期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铸造期，此一时期“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其特点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第二期是“宋明儒之彰显绝对主体时期，此则较为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其功效见于移风易俗”;第三期指的则是当代新儒学，“此特殊性之规定，大端可指目者，有二义。
一，以往之儒学，乃纯以道德形式而表现，今则复其转进至以国家形式而表现。
二，以往之道德形式与天下观念相应和，今则复需一形式与国家观念相应和。
”儒学为什么需要“第三期之发扬”呢?在牟宗三看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虽然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
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所运用。
然而，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
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必须是复兴儒学。
在牟宗三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学为一常道。
儒学作为一“常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孔子仁义并重，强调仁义于人生的精神价值，此“仁义”二字构成了“常道”的核心内容，后来经孟子、宋明儒者大力阐发，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内心准则;第二，孔子所言仁义，紧扣着历史文化，而非单纯的道德规范，所以中国的一切典籍皆是“理性之客观化”，或曰“客观精神之表现”。
基于儒学发展的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牟宗三进而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下边将要介绍的“三统”说。
儒学“三统”说所谓“三统”，即道统、学统和政统。
“三统”说是牟宗三针对中国儒学乃至全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出的建设蓝图。
如果说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三统” 说则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归宿。
对于“三统”的内涵，牟宗三曾有一简短的说明：“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
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
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牟宗三认为，儒学要想进一步发展，这“三统”是一样不可缺少的。
我们知道，此前的新儒学(比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的儒学)普遍有着强烈的反科学的情绪，认为以科学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会造成灾难。
而牟宗三却认为，儒学如想复兴，中国文化如想重建，就不能忽视学统和道统这两个方面——这是很积极、很进步的主张。
实际上，牟宗三的“三统”说讲的乃是儒学的一个老话题，即“内圣外王”问题。
从“三统”说的内涵来看，牟宗三的主张就是：首先，要肯定儒学的道统，以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本大源;其次，要把儒学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
这里的关键是，牟宗三虽然肯定科学与民主对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更强调科学与民主的发展不可以采取某种外在的“加添法”，而必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即从民族文化生命的内部开显出来。
这也就是说，他认定学统和政统应由道统开出，具体来说，就是由儒家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
但是，儒家的内圣之学到底能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呢?牟宗三承认，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向来“没有开出来”科学与民主，但他接着认为：“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
”在他看来，只要儒家的道德理性(即良知、性体或仁体)主动让开一步，从“往上讲”转为“往下讲”，或者转一个弯，从“直通”转为“曲通”，便可以“转出知性”，从而开出外王事功。
而“转出知性”的途径就是所谓“良知自我坎陷”，即“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为“执”，因为“不这样地坎陷，则永远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知的主体)”。
从先秦儒家之性看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
从先秦儒家之性看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先秦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性”作为重要概念和常用词汇，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在宋明理学中，以牟宗三为代表的三系学说对先秦儒家思想之“性”的解释和承继有着不同的看法。
因此，本文将从先秦儒家思想中“性”的概念出发，结合上述三系学说的主要观点，对于“性”的内涵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先秦儒家之“性”在先秦时期之前，中国古代哲学中并无“性”这一概念，而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性”则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范畴，被广泛运用且不断被强化。
对于“性”的含义，先秦儒家学派是有不同看法的：1. 孟子之性孟子认为，性乃“人心之性善也”，具有“仁、义、礼、智、信”等美好道德品质，而人的使命就是追求这些品质的实现。
他认为，人生而具有这一种善良的本性，但也会受到外界环境及教育方式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性”主要是指人之内在的美好本性，是人的天赋。
2. 荀子之性荀子则认为，人的本性本质上是丧失的，而人所具有的全部品性都是需要后天的努力与教育所达成的。
他认为，天道中有以“顺天”为原则的事物，而主张人在追求善良品质的过程中，应当按照天道去做，即遵从“无为而治”的理念。
3. 老子之性老子的“道”是在“性”的基础上自然而生的产物。
他认为，人之本性应当与自然相通，追求平和、自然、无为而治，而不是被外在环境裹挟。
他主张“道”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人需要有自知之明来认知外在的环境，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
综上，三位先秦儒家思想家对于“性”的看法有一定的分歧，但都强调人的价值及其内在的美好本性。
二、牟宗三之三系学说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建构主义哲学家，其在宋明理学中的“性”概念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观点，即三系学说，分别为“本体性论”、“功能性论”和“关系性论”。
1. 本体性论“本体性论”认为，性是一种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本体存在，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
他认为人的本质来自于本体性，从而定义了“人”这一概念。
牟宗三新外王思想研究
牟宗三新外王思想研究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贡献。
而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外王”思想。
牟宗三的外王思想不仅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也有着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下面，我们将对牟宗三的外王思想进行一次深度的探讨。
一、外王思想的含义牟宗三提出的“外王”思想实际上是对于“自我”概念的一种全新的诠释。
人们通常认为，自我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存在，是一个人的心灵和实体的统一体。
而牟宗三则认为，自我并不是一个内在的、完整的、固定的实体，而是由外部环境、关系和身体状态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反映。
基于此，牟宗三将自我分为“内我”和“外王”，把自我置于一种活力，而非沉重的固定状态之下。
“外王”一词源于牟宗三的《自然社会观》一书。
牟在书中提到：“我本身不是自我，我其实只是一种自我与环境的‘堆积’，它只是从集体和环境而来，并在集体和环境中得到了它的存在和发展。
”在牟看来，个体的存在总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和展开，以此来反映个体自身的存在和特点。
在此过程中，环境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称之为“外王”。
二、外王思想的理论内容牟宗三的外王思想是一个复杂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容围绕着人的自我和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展开。
具体来说，外王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自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外王思想中，自我被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实体。
个体的存在状态是由与外部环境、人际关系、个人经验和身体状态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发展的。
这种理解对于人类自我认知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2、环境对于个体的影响外王思想中的另一个重点是环境对于个体塑造的重要性。
牟宗三认为个体的存在状态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环境是个体行为和思维发展的重要条件。
而人类行为和思维发展的方式又受到一系列历史、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3、外王的概念在外王思想中，外部环境被理解为“外王”，其含义是指所有影响、刺激和信息来自于环境，这些对于个体的生命、身体、感情、行为和思维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和塑造。
牟宗三视域下的孟子心性思想探析
牟宗三视域下的孟子心性思想探析
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文化评论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
在他的著作中，牟宗三对孟子的心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牟宗三认为，孟子的心性思想是他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是他对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真理的认识。
孟子的心性思想强调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人们的行为和品质受到内在心性的驱动和影响。
牟宗三强调了孟子心性思想的人本性和社会性，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心性可能会生变。
为了使人们的心性保持善良，必须通过自我修养和社会教化来培养。
对于孟子的心性思想，牟宗三提出了四点具体的认识。
他认为孟子的心性思想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伦理观，强调人的内在心性的善良和人本性的价值。
牟宗三指出，孟子的心性思想是一种社会性的伦理观，认为人的性格和品质是在社会交往和教育引导的作用下形成的。
他主张孟子的心性思想是一种实践性的伦理观，认为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不断地修养和实践实现自身的完善和成长。
他认为孟子的心性思想是一种历史性的伦理观，强调人的心性和品性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心性和品性。
牟宗三对孟子的心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他认为，孟子非常重视人的心性修养和自我完善，主张通过自我修养和追求道德修养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牟宗三认为，孟子在心性思想中注重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主张通过实践来发展人的心性，通过行善来提高人的品质。
牟宗三还指出，孟子的心性思想强调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主张人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和提高。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读书笔记
一、引言牟宗三是20世纪著名的我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对我国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见解。
在其著作《我国哲学史纲》中，牟宗三详细阐述了我国哲学的特质，这些特质对于我们理解我国哲学的本质和特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根据牟宗三对我国哲学特质的论述，进行深入的阐释和分析。
二、我国哲学的重要特质1. 周易哲学的独特性牟宗三指出，我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周易哲学的独特性。
周易是我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其思想内容包括了哲学、宇宙观、时间观等多个方面。
周易哲学所强调的变通思维和“易”与“不易”的关系，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思维方式的综合性我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牟宗三认为，我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那种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而是更注重整体性和综合性。
我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的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理解方式，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整体性的思考。
3. 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我国哲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
我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深刻体现了我国哲学的特质。
4. 道德修养与哲学思辨的关联牟宗三指出，我国哲学与道德修养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国哲学重视人的修养与品德，并将哲学思辨与道德修养相结合。
在我国哲学中，哲学思辨和道德修养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5. 凝结历史与文化的智慧我国哲学凝结了我国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智慧。
牟宗三认为，我国哲学在思想内容上融合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多种思想流派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三、我国哲学特质的价值和意义1. 深化对我国哲学的理解牟宗三详细阐述的我国哲学的特质，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我国哲学的理解。
理解我国哲学的独特特质，可以更好地揭示我国哲学的本质和深层次的价值。
2.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我国哲学特质的论述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通过深入了解我国哲学的特质，可以增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构建更加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
牟宗三的谦恭与傲慢
牟宗三的谦恭与傲慢【导读】自传《五十自述》中，牟宗三臧否了一批同辈、师辈学人，除了对恩师熊十力大加赞扬，他还肯定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因为在他看来，可观担当起复兴华族的重大历史责任，非自己、唐、徐三人而已。
而对于其他一些学者，牟宗三并没有那么客气，因为自恃手持 ' 中国文化生命 ' 的尚方宝剑，牟宗三在自传中对同辈或前辈学人瞧不起的、痛骂的不在少数，甚至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也是褒贬兼有。
1958 年，50 岁的牟宗三（1909 — 1995）在台湾出版了他的自传《五十自述》。
在这册自述里，有很重要一部分内容，点评相交、相识、相恶的同辈与师辈名人。
先说臧的。
牟宗三崇敬的首推熊十力（1885 —1968）。
关于熊十力，牟宗三只怕中文里没有誉词来表达他对自己恩师的崇拜。
'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
' 一生之中，在个人对牟之影响如地球于宇宙之中，如人子于父母之前。
牟是这样叙述他与熊十力会面的。
在北大三年级（1932）时，因牟之老师邓高镜引荐，在中央公园处，熊先生头戴瓜皮帽、面带病容但胡须飘飘而至。
刚到，熊先生即说：' 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 对于一个正值心高气昂的北大青年才俊来说，牟非但没有表现出不快，而是直觉告诉他' 这先生不凡，直凭他不客气，凶猛得很 '。
从此，牟便终身将其视为良师和恩师。
在《五十自述》里，有许多赞美熊十力的词汇，现抄录部分，可窥牟之太阳与月亮。
▲熊十力自以为是自性情和真生命的牟宗三，在遇熊师之时，' 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一个当头棒喝'。
接着牟说，清三百年以来，' 人们的心思不复知的向上一机'，因熊先生所著的《新唯识论》和《新理学》，' 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
因熊先生不 ' 趋势 '、不 ' 随风气 '、不 ' 笑脸相应 '，而是高标学人品格矣！牟宗三对熊十力先生的赞美之辞接着说，' 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 吾于此实体会了慧命之相续'，' 熊师之生命即一有光辉之慧命'；' 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 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
[牟宗三,中国,现代]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
![[牟宗三,中国,现代]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https://360docs-1393072327.cos.ap-beijing.myqcloud.com/9f566e2aaef8941ea66e0526.webp)
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牟宗三论中国现代哲学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进行哲学地反思，是牟宗三哲学地反思中国哲学的继续，这步工作的完成，对中国哲学的哲学地反思才臻完善，这也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一步必要的工作。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发展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已随明亡而俱亡，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只能从民国开始讲起。
牟宗三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脉络分为三个阶段[1]：从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1911～1937）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大陆（1937～1949）为第二阶段，从“国民政府”迁台后逐步走向现代化（1949～1985左右）为第三阶段。
他分别从中国大学哲学系与哲学家来省察这三阶段的哲学。
一牟宗三在晚年，回顾与评论了中国大学的哲学系。
依他看来，自民国以来，中国的大学已设有哲学系，但比较完整的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哲学系三家。
此外，在北平（今北京）尚有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哲学系，在南方则有武汉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哲学系，但并不完整[2]。
从前三者来看，北大哲学系的历史最长。
在第一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哲学系最热门，大家都念哲学，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却很少，多的是空话，不能入哲学之堂奥。
新文化运动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多的是thinke r,但并不一定是哲学家，譬如胡适就是一个典型，所以“五.四”运动在哲学方面没有成就，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站得住脚[3]。
清华哲学系在逻辑方面有金岳霖领导，有所表现。
哲学上以实在论、经验主义为主。
第二代出了沈有鼎，第三代有王宪均，第四代是王浩[4]。
北大方面，首先是张申府先生讲数理逻辑，后来去了清华；虽然出了个胡世华（与王浩同辈），但是与哲学脱了节；有张季真（名颐）先生任系主任，但并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比较重视古典哲学，且不只限于英美的实在论。
张季真先生留学英国，研究黑格尔，在北大讲康德哲学，但他是否有黑格尔的头脑，很有问题。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编者语：《心体与性体》乃牟先生疏解论衡宋明理学的重要作品，而在其综论部中，牟先生首次完整地论说了“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因此，自今日起，更新该综论部。
第一部综论第一章宋明儒学之课题第一节正名：宋明儒学之定位宋、明六百年之儒学通常亦名“宋明理学”。
“理学”之“理”字固有实指，但人可就表面只想其通泛之意义。
平常有词章、义理、考据之分，就《易经》言，有象数、义理之别。
若如此使用“义理”，则“义理”一词便甚通泛，其意当是普通所说之“道理”或“理论”，或如今日所说之广义之“哲学”。
若依此意义之“义理”想宋、明理学之“理”字，则太通泛，不能标明其特质，亦不能使人知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
是以若用“理”字去想宋明儒学之所讲，则须有简别。
先秦典籍未有依“理”之不同划分学问者。
开始作此区分者是汉末魏初之刘劭。
其《人物志·材理》篇第四云：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
……若夫天地气化，盈虛损益，道之理也。
法制正事，事之理也。
礼教宜适，义之理也。
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
明待质而行。
是故质与理合，合而有明。
明足见理，理足成家。
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
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
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理之家也。
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据此，则理分四部，即道理、事理、义理、情理。
其所谓“道理”即天道之理。
其所谓“道理之家”，其心目中大体是指“道家者流”而言，实则儒家亦讲“天道”。
其所谓“事理”是就政治制度与政治措施两面而言；其所谓“事理之家”是就政治家以及有处事之才之人而言。
若就依理成学而言，此当属于政治哲学（包括人法而言）。
此是依横的与静的观点说“事理”。
若复依纵的与动的观点看事理，则当属于“历史哲学”。
其所谓“义理”是指礼乐教化而言，此是属于道德的，非通泛之义理。
其所谓“义理之家”大抵是指“儒家者流”而言。
其所谓“情理”与“情理之家”大体可包括于“事理”与“事理之家”中。
孟子讲演录（第八讲共十讲）——牟宗三
孟子讲演录（第八讲共十讲）——牟宗三上次讲“心之所同然”。
这是肯定人（照康德的说法就是一切理性存有）皆有心之所同然这个本心。
这个本心是义理之心。
这个“然”作动词，是“肯定”的意思，“同”是同时。
“同然”就是同时肯定。
再下面那一大段是讲工夫。
前面讲人心之同然，有这么一个普遍的义理之心存在于每一个理性的存有。
光承认一个普遍的义理之心摆在那里，没有用的，还要有工夫，要显出来才行。
下面一段就讲工夫。
前面所讲都是属于实有问题，就是“性善”的这个“性”的存有问题。
说“实有”可以，说“存有”也可以。
这个“有”是先天的有，每一个人、每一个理性的存有都如此。
而且，所存有的这个“性”是普遍的，不是心理学的。
心理学的是纯粹主观的，没有普遍性。
因为它是普遍的，所以，它也有客观性。
这个主体是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的主体，客观性就是以普遍性来规定。
这与external object的这个“客观的”意思不同。
下面接着讲的就是“性”的呈现的问题。
从义理之心所表现的性善的这个“性”如何呈现出来？这就讲工夫。
下面都是一步一步的，很有层次，很有次序。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
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蘗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牛山是齐国都城郊外的一座山。
牛山上的树木原是生长得很好的，可是它邻近大国，人们常常到山上采伐，天天拿斧头去砍伐它的树木。
它还可以美吗？它的树木本亦有日夜的生长，雨露的滋润，并非没有一些芽苗、旁枝生长出来。
但是，牧牛羊的人又赶一些牛羊去嚼吃它。
因此之故，牛山就成了那样光秃秃的。
人看见这座山光秃秃的，遂以为它根本不能生长木材，这岂是山的本性呢？山的本性能够生长木材，人也如此。
所以，下面又说“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孟子这个例举得很恰当。
“是岂人之情也哉？”这个“情”就是性之实，说“是岂人之情也哉？”与说“是岂人之性也哉？”是一样的。
[熊十力,与,牟宗三]熊十力与牟宗三(下)
熊十力与牟宗三（下）”三、牟宗三：熊十力哲学精神的继承者与拓展者牟宗三作为熊十力哲学衣钵的传人，对熊子哲学思想的继承采取了康德式的批判态度，发扬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人说的尊师重道的精神。
他敬仰熊子，但不盲从，不迷信，而是经过简别，择善而从。
因此，他对熊子的学问与教导有褒有贬，既有同情地理解，也有善意地批评，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虽然，牟宗三哲学接续了熊十力哲学，但是熊十力哲学是熊十力哲学，牟宗三哲学是牟宗三哲学。
牟宗三哲学不同于熊十力哲学。
简言之，牟氏对熊子的理解是同情地相应理解，牟氏对熊子的继承是忠实地批评继承。
这种同情理解与批判继承的精神，牟宗三始终一贯，保持了一生。
熊子《新唯识论》出版不久，身为弟子的牟氏就发表评论，在对新论作了极高的肯定的同时，也对其浪漫色彩加以批评，指出其“流转”概念不如《易经》的“流行”来得老实，其所用“生命”、“活力”来自柏格森，但与怀特海以缘起之扩延关系所表现的意味迥乎不同：前者玄妙、抽象、单纯；后者老实、具体、复杂。
又说新论以“翕辟”幻现而成的动点解说现象界为科学之根据，──“动点”概念亦取自柏氏，其表意甚单纯、赤板而抽象，如此等等。
还指出新论中的浪漫色彩实是因为浸润佛学日久之所致。
[69]而到他晚年谈到《新唯识论》，在有所批评的同时，则又肯定了其把握儒学命脉的价值之所在。
他指出：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为儒家的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
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
[70]此外，牟氏从读书治学方面，也对他的业师不客气地作过批评。
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子相处的日子里，熊子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氏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述评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述评
袁秦英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上半月》
【年(卷),期】2006(000)03X
【摘要】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县牟家疃人。
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
他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
【总页数】2页(P61-62)
【作者】袁秦英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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