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与钱庄之比较
解放前兰州钱庄和票号的消融
陇 原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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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高 羔
在兰州近代金融史上 ， 钱庄 、 票号作 茶 、 粮、 棉等贸易提供金融服务（ 钱庄放 剥削 了四分 ； 其次是 “ 折 色” ， 即钱 庄借
此外 还有 “ 扣底 ” “ 倒 串” “ 枣核钱 ” 等 剥
的发展 ， 但是 囿于传统的落后的管理和
地 处西北 内陆的兰州 也有钱 庄开 削方式 。 其 中枣核钱是指过去盐店在卖
千 一百文兑 换一两银 锭 ， 那么“ 盐店
经营方式 ， 以及半 封建 半殖 民地社会制 办。开办钱庄要呈报官府核准后 ， 方可 盐时 ， 只收大钱 ， 小钱不收。 如果 市价 为 度， 钱庄和票号这 两种金融 机构 已不能 进行货 币的兑换和营业 。 清末至 民国二
为重要 的金融组织 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款与签 发庄票 结合起来 ，为工 商业放 口银 锭成 色不足 ， 一两银锭只能算做九 。 到清末 ， 资本较多的钱庄基本完成 钱八分 ，但 换 出时却按照 十足成 色兑 因兰州地处丝路要冲 ， 自古以来 ， 商 款 ） 贾贩客络绎往来。 特别是到了近代 ， 随着 由货币兑换向存贷款的转化 。１ ８ ４ １ 年， 换； 还有一种做法 ， 就是 “ 掺小钱” ， 即钱
在近代金融史上 ， 钱庄 占有相 当重要 的 作股者 ， 俗称 “ 搭干股” 。 即东家 出钱 ， 伙 称为“ 枣核钱 ” 。
一经获利 ， 平均分 配 ， 以示劳 资 地位 ， 作 为四大金融 组织 （ 钱庄 、 票号、 友出力 ，
银行 、 当铺 ） 之一 ，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钱庄大致萌芽于 １ ６世纪下半 叶的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和另一种信用机构—票号，在调拨资金上为商品流通起着促进的作用。
一般地说，钱庄和票号的业务内容和活动地区是有区别的。
钱庄的主要业务是对商人办理存放款项，间或经营地区之间的商业汇兑，所以，和商业的联系比较密切。
票号是以汇兑为专业的；有放款，也只贷给钱庄而不贷给一般商人。
钱庄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而以上海为其活动的中心，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极其粗略的，仅仅就其侧重点而言的。
事实上，上海和汉口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据点，而华北各省也有钱庄在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从广州北移，以上海为盘踞的中心。
于是，上海的钱庄便逐渐与外国势力发生了联系。
在50年代，当太平天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和丁银，与清政府发生了极其密切的关系。
因而一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落到了钱庄的手中。
在这种条件下，当外国势力进一步向中国腹地伸展时，钱庄就成为它必加利@用的工具了。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着重论述19世纪后半期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
不过钱庄和票号的活动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票号。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许多入一侵中国的条约特权。
但是，条约特权本身不能把外国制成品送到中国人民的手里。
外国侵略者必须通过买办人物之手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才能深入中国的内地市场。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人物就已经日益活跃起来，而中国原有的各种商品流通渠道也日益买办化。
在这一过程中，为商品流通服务的中国钱庄的职能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钱庄是商品货币经济的产物，具备着调拨资金的职能。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钱庄在商品流通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例如在上海，钱庄的庄票早就起着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商人在买卖豆、麦、花、布时，不仅可以用钱庄庄票支付货价，而且见当时钱庄庄票的可以“到期转换”，也可以“收划银钱”，可用途已经很广。
钱庄与票号
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票号则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的资金调拨服务。由于经营的封建保守，再加上新式银行的设立，票号不能随时代而变化，于是逐步衰落。
票号的没落，败于其与现代金融竞争。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两者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管理机制；更在于集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关系网范围多广，家庭式银行的集资主要还是围绕亲戚朋友而展开。资本的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而扎根于法律的根据的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明晰与划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使得股东在委任管理人员和分配利润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从而，开启了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集资的方便之门。这是国家可以给资本市场提供的最起码的帮助。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因此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除了发行股票外，还可以在国债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发行钞票的角色。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中国银行还以其资本开发各地的分行，争夺最后能与其竞争的票号的汇兑业务。由此观之，山西票号之成败，实为中国企业早期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4.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当铺钱庄票号
当铺钱庄票号：中国金融史上“三姊妹”2007-12-04我国从南北朝起，以分别从事抵押贷款、信用放贷、汇兑为主业的当铺、钱庄、票号，就开始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改朝换代引发的经济波动，他们各领风骚：或此兴彼衰，跌宕起伏；或齐头并进，相互补充；或昙花一现，杳无踪影。
三业兴衰无常，不断演进，描绘出了一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史。
三姊妹的主要特征是：当铺以抵押放贷为主，钱庄以信用贷款当家，票号以货币汇兑称王。
以生命力和数量讲：当铺居首，钱庄次之，票号为三。
按实有资本排：票号第一，钱庄第二，当铺第三。
从经营对象看：当铺面向穷苦大众，范围最广；钱庄联系小型商贸业，市场较大；票号紧贴官府、钱庄、巨富收益匪浅。
就机构设置说：票号有总号分号之分，广设分号，钱庄少见分号，当铺独立经营，各自为战。
拿资本构成看：三业均为股份制。
可见股份制历史悠久，是国粹而非洋货。
当铺最早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当时受前朝延续下来的官府赈贷（朝廷的救济贷款）、民间高利贷的利益驱动，政要、贵族、富商、庙寺僧尼拿起放贷收息这支利器，谋取钱财。
南齐的招提寺和梁朝的长沙寺两个庙宇首先开设“质库”专营抵押放贷。
以后，除隋朝未见记载外，历朝历代直至解放后的1952年，国家以公私合营整顿金融秩序前均有当铺。
各朝代对当铺的叫法不一。
南北朝与唐代叫“质库”；北宋名“解库”、“典库”，元代又称“解库”、“解铺”、“解典铺”等，清代称谓较为一致，多称当铺。
当铺主营抵押小额贷款，兼营货币兑换（古代金、银、铜、绢、帛、纸币市值不一，互换有价差），储蓄存款。
清朝有些当铺还兼营银票、钱票、会票发行及米谷典当，即由穷民拿物当粮，当期一年。
到期本还粮，息付钱。
历朝历代对当铺都有严格管理。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禁止当铺在灾荒时关闭，以免“细民急切阙用，无处质当”。
明朝万历年开始向当铺征税。
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规定每家当铺年交当税银5两。
清代雍正六年决定各省当铺由布政使司钤印颁贴，凭贴抽税。
我国古代金融机构异同分析
我国古代金融机构异同分析摘要：从古至今，经济都是人们生产发展首要关注的重点，任何生产活动的进行都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
经济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货币是经济的实体体现，是经济的见证。
金融机构是管理货币，保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服务机构，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并变化。
我国古代就存在金融机构，文章探讨我国古代金融机构寺院、店铺、柜坊、当铺、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的异同，从而得出古代的金融机构主要围绕存款、借贷放贷、汇兑进行的结论。
关键词：货币；经济；金融机构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使用货币较早的国家，早在商周时期就有货币的使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开始意识到管理货币的重要性，出台各种管理货币的政策，例如战国末年秦国颁布的《金布律》。
金融机构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古代的金融机构作为信用中介、从事贷款、汇兑等业务，为近代金融货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
本文借助古代金融机构的演变，来探析我国古代金融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我国古代的金融机构（一）寺院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借贷放贷的形式出现，不过，那个时候借的都是实物。
据《说文解字注》载“贷，施也。
为我施人曰贷也”，这里的借贷就是无偿给予，并没有经济学上欠付债务的含义[2]。
货币的使用使借贷放贷以货币的形式交付，并且这种活动越来越多，于是在社会上就有开始从事放款的人。
战国以前，发放款主要是由官府、地主等贵族，秦汉时期有专门从事放款的人，叫做“子钱家”。
到了南北朝时期，寺院成为信用机构，从事放款活动。
这是因为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院兴起，正如杜牧的《江南春》中所说“南唐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崇拜佛教，寺院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仅是从事宗教活动，还会从事金融活动，也就是放款业务。
但寺院主要就是一种信用中介，并不是专门的金融机构。
（二）店铺唐代开始金融机构以店铺的形式出现，唐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最为繁荣的朝代，长安的西市是我国最早金融市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
20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20世纪最初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深刻的矛盾和动荡。
处在动荡岁月里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面临多种导致金融不稳的因素，诸如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归还外债和偿付战争赔款等等。
它们常常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和混乱，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这十年中，中国市场由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在持续扩大的过程中。
从1900年到1910年，进出口总值从37000万关两上升到84300万关两，十年中增加1倍以上，贸易额增长的趋势与19世纪90年代一样，保持着很高的速度。
但贸易的特点突出地反映在入超赤字的急速上升上。
与前此十年相比较，19世纪90年代，贸易的入超额多数年份徘徊在四五千万关两之间；1899年是90年代入超数字最高的一年，赤字为6800万关两。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竟然有七个年份的入超赤字在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关两之间，1905年最高，达21900万关两。
这表明这十年中对外贸易是在外国进口商品潮涌而来的景象中扩大的。
参见海关进出口贸易货值统计报告，1900—1911年。
在这十年中，另一个导致中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因素，是外债的付本还息和战争赔款的偿付。
外债是国际金融资本在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
20世纪最初十年，外国势力为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而进行争夺的过程中，大多以贷款为诱饵，控制中国经济权益。
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对外借款总额达4630余万两，全部外债占财政支出3%到6%。
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尚能维持平衡。
中日战后，《马关条约》规定中国须偿付日本军事赔款20000万两。
清政府财政穷窘，只得举借外债偿付赔款。
在列强争夺贷款的情况下，清政府先后举借了“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等外债，合计达库平银35000余万两。
1900年，义和团农民运动失败，“辛丑和约”在赔款一项上规定为关平银45000万两。
清政府无力偿付，于是转变成为分39年摊还的长期外债，本息合计共达98200万余两。
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及启示
东方企业文化·文化视窗 2011年12月252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及启示成晓明 俞会福（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100081）摘 要：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钱庄、票号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发展，逐渐成为旧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核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考察钱庄与票号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在清末金融风潮中的表现，对我们当今商业银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分支机构制 身股 资本结构 风险控制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12—0252—02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鸦片贸易和外国资本的侵入，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迅速扩张。
清朝末年的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钱庄、票号，再加上外国银行所设分支机构，三者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形成了极具近代中国特色的金融中介格局。
一、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对比作为近代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发展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虽然最终二者都归于没落，但在其发展的顶峰，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体系，把它们的主要特征和现代西方金融中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对二者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得到对金融中介理论的更好的理解。
在以下的论述中，将以商业银行为主，与钱庄和票号进行对比。
（一）主要业务活动的对比钱庄的主要业务在早期为货币兑换、有价票据买卖、倾熔银锭和金银买卖，兼营抵押贷款；在清朝末年的鼎盛时期，其主要业务转变为信用放贷，同时经营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收解汇划，汇兑存款，兼营货币兑换、抵押放款和金银买卖。
票号的标志性业务为汇兑，同时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等业务。
票号、钱庄和近代银行
票号、钱庄和近代银行作者：陈忠海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01期很多人把票号和钱庄并称，认为它们的性质和特点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北方人开的，一个是南方人开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钱庄和票号还有着很多不同近代中国的落后不仅体现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在经济方面也十分衰弱。
基础薄弱、列强打压加之观念和体制的陈旧，让中国没能跟上近代工业化革命的步伐，成为积贫积弱的根源，这一点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票号：有些神秘的金融组织近代中国金融体系主要由票号和钱庄等传统金融组织、外国银行以及姗姗来迟的本土银行构成。
从发展过程看，票号的历史最为悠久。
票号又称汇票庄，经营者大多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经营“票”的。
在金融上，“票”一般指钞票、汇票，票号所经营的大体是后者。
汇票，是一种结算工具，具体说就是由出票人签发、要求付款人见票时或在一定期限内向收款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款项的票据，从名目上看似乎是现代金融的产物，但从操作流程看其实很古老。
明清时期的主要货币是银两，辅币有铜钱、银元，无论哪一种货币都有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不易携带，商人到外地进货，携带大量银子和铜钱，不仅沉重而且招摇，很不安全。
如能先把钱存在出发地，拿着一纸凭据到进货地就能把钱兑换出来，那不就既省事又安全吗？这种现实需求催生出票号，它就是专门经营这种汇兑业务的。
有人认为票号最早在明代就有了，有人认为产生于清代中期，但至迟于清代道光年间，票号已经出现了第一次繁荣。
随着贸易的发展，市场对汇兑业务的需求大量增加，票号也大量涌现。
据1907年的一次调查，当时全国有票号414家，平均每家资本20万两左右，堪称票号的全盛时期。
票号的设立一般采取“东伙制”。
“东”指东家，由一人独资或数人合伙；“伙”指经营者，从大掌柜到学徒不等。
东家对票号的经营承担责任，但一般不直接参与经营，日常经营委托给大掌柜及其以下的“经营层”。
大掌柜与东家类似于主仆，要么有亲缘关系，要么是师徒，双方以忠义诚信为纽带，绝不背信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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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与钱庄之比较
【摘要】钱庄与票号，都是中国早期的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有区别也有联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总结有关钱庄与票号的比较得出的异同点，属于中国金融理论研究，能够也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中国金融业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票号钱庄金融机构
提起钱庄与票号，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这是中国古代时期的金融机构，但问及到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大多数人并不能明晰这一组概念，这说明这两个概念的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其实，同属于中国早期金融领域的还有典当、印局等组织。
典当是一种以货物抵押取得高额利息的贷款业务，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印局是一种针对中下层阶级的高息贷款机构。
这些早期的金融机构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钱庄与票号。
我们先从钱庄与票号的起源谈起，钱庄兴起的时间要远早于票号。
在明朝甚至更早就出现了钱庄的早期组织。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币种复杂、币材多样的国家，通行的有铁钱、铜钱、银等，各地所铸的银钱成色重量不一致，名称也极为繁杂，生活与官方使用的并不相同，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便产生了大量的钱币的流通与兑换的需要，一些具有钱庄性质的兑换组织便产生了，早期这些组织并不称为钱庄，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才开始称为“钱庄”。
而票号产生于清末，是清末金融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清末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商人异地采购规模逐渐扩大，银钱
的调动也越来越频繁，当时，银钱的安全调动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因此汇兑业务便应运而生。
起初，汇兑业务常常是某些资力较强的商店的兼营业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应对庞大的汇兑要求，增多。
然而自乾隆皇帝以来，社会秩序逐渐不再安宁，原有的保镖运现方式，己无法保证资金的安全。
这就促使商人寻找其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凭借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中国的首家票号—日升昌记票号。
我们看到，票号与钱庄起源的背景不同，所针对的业务也不同。
其次，我们从地域上看，票号以黄河流域尤其以山西晋商的足迹为主，钱庄势力范围则以长江以南为中心。
江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明朝中期以后，那里的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地区的钱庄业即在此经济基础上率先发展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江浙地区成为当时银钱业的中心。
山西票号本就依托于晋商的发展而起，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与地理位置，山西票号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在清末实际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
再次，我们从二者的业务来看，上文已提及，早期的钱庄与票号的业务并不相同，也互不涉及，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票号和钱庄都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商业清算服务，经营存放款业务，二者都扩展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这一趋势实际上是金融业发展的规律。
接下来，我们从二者的实力与影响程度来看，钱庄与票号的兴衰是有一定的互补趋势，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
票号的经营范围逐渐南移，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票号成为当时中国金融的主要力量，而钱庄的实力却远不及票号，随着票号进入上海，钱庄与票号逐渐融合，但由于当时票号的特殊政府背景，钱庄只能在票号耀眼的光芒外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我们要重点论述的是二者的不同结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江浙一带的地理位置优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上海成为商业枢纽城市，钱庄依托城市迅速发展，逐渐业务也扩展到对公业务，势力逐渐壮大，与票号形成了直接竞争，到了20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钱庄的实力越发增强，当时有对钱庄票号与外国洋行的三者的描述：“与外国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业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鼎足而三，各有其特有的地位。
”但是尽管当时票号的业务仍保证票号的重要地位，但是实际上，票号的主营业务已经受到钱庄甚至外国银行的冲击，加上票号与清政府联系过密等原因都为票号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票号在钱庄的竞争、外国银行的冲击、新型中国本土银行的排挤下，历经了多次危机，倒闭的票号开始逐渐出现。
最终，当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始垮台，票号失去了其攀援的大树，在乱世中，一些票号惨遭匪徒抢劫银钱，而在其后民众更是纷纷挤兑，欠款也无力收回，逐渐整个行业颓势难以挽回，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钱庄同样也遭遇了这一系列变故，但是由于钱庄经营业务的特殊性，与其地点与列强的特殊关系，钱庄恢复能力强，再加上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发达，
钱庄又一次重振旗鼓，焕发了新的光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此时，钱庄逐渐成为了列强金融渗透的一个工具。
好景不长，由于钱庄自身的矛盾与问题，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的一个统一货币的政策，这个举措将钱庄谋利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扼杀掉了，从此中国的银行业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
1952年，仅存的28家钱庄被并入公私合营银行，从此钱庄也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钱庄与票号同属于中国早期的金融组织，最终历经沉浮，难敌坎坷，消失于世间，让人叹息。
我们从两者的比较中，不难得出要顺应历史，看到未来趋势才能得以长久的发展结论，这对我们今天金融业的发展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要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来调整经营业务，要积极吸收外国的经验与教训，以融入到本国国情中，讲求信誉，以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军.票号、钱庄兴衰的比较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06.
[2]魏满涛.钱庄的兴衰钩沉[j].兰台世界，2012（03）.
[3]杨彩霞.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j].沧桑，2012（06）.
（责任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