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钱庄和票号动荡衰弱的原因初探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
探究山西票号的兴衰及启示作者：杨敏杰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04期【摘要】山西票号是清末山西人经营的主营货币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
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诞生到后来被现代银行业的取代，山西票号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它的消失又是非常迅速的。
文章以山西票号的兴衰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地理位置、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其兴起原因进行了研究，然后又探究了衰败的原因，最后整合了前文内容，希望以史为鉴，提出一些对当今金融机构的启示。
【关键词】山西票号兴衰启示一、引言商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的主题，而位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其近五百年的光辉历史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览近 20 年来的晋商研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将目光和方向主要集中在了对晋商的兴衰原因、经营管理之道、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研究方法及晋商文化的研究之上，虽然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缺少统一的整理和归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整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及启示。
二、山西票号兴起原因探究（一）地理及自然条件。
山西居天下之中，是沟通四方贸易的要冲，又与帝都长安、开封、北京相邻，王者之都，是高消费的城市。
山西地接边塞，为历代与塞外民族通商的桥梁。
因此，山西所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十分适合经商。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现银运输存在风险、成本高，出于資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票号应运而生。
著名票号日升昌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其规模较大并在多个重要城市设有分庄，不少在外的山西生意人想要捎钱回家，但由于镖局运送现银成本高、风险大且容易丢失，他们便依托“西裕成”进行异地付钱本地取款，雷履泰看到其中商机，最终“西裕成”转型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日升昌”。
（三）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
晋商在其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封建政权力量相结合，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得力于晋商的赞助。
《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读书报告 -回复
《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读书报告-回复题目: 《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读书报告引言：《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籍，它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钱庄和票号的兴衰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通过研究这些金融机构，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晚清时期的经济形势、社会结构及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
本文将以中括号内的内容为主题，逐步回答相关问题。
一、什么是晚清钱庄和票号？晚清钱庄和票号是当时中国社会中重要的金融机构。
钱庄是私人经营的金融机构，主要提供存款、贷款和汇兑等金融服务。
票号则是以票据交易为主的商业机构，通过发行委托、押兑、兑现等方式，促进货物流通和商业交易。
二、晚清钱庄和票号的起源及演变晚清钱庄和票号起源于明清时期，由于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权的加强，这些金融机构逐渐而成熟。
在晚清时期，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扩大，商业活动的频繁，钱庄和票号成为经济运转的重要工具。
嘉庆、道光年间，衍生出了许多大型的票号联营公司，如“四大钱庄（金山、越泰、道泰、益泰）”和“四大票号（广发、永利、申隆、裕福）”。
然而，晚清时期也面临着外侵和国内动乱等困扰，这对钱庄和票号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晚清钱庄和票号的经营模式和特点晚清钱庄和票号的经营模式包括存贷、汇兑、保管等。
它们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地方性经营：钱庄和票号主要在各地开设分支机构，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网络。
这些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互利共存。
2. 能力优势：晚清时期，钱庄和票号成为了华北、江南一带商业和金融的主角，其经营能力使其与内外商人达成商业合作的重要桥梁。
3. 对外联系：晚清钱庄和票号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它们与外国公司通过票据兑换等方式，创造了更多商机。
四、晚清钱庄和票号的兴衰原因晚清钱庄和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中国商业经济的繁荣，然而它们的衰落却与晚清时期的种种问题密不可分。
主要原因如下：1. 外国金融势力的竞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金融优势对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了直接冲击，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银行的原因
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原因浅谈［摘要］清末票号、钱庄盛极而衰，现代银行逐渐替代了它们，为什么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理由。
［关键词］钱庄票号现代银行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原因浅谈从南北朝起，我国内的从事信用放贷的钱庄和以汇兑为主业的票号，就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个朝代经济的波动，他们各领风骚：或此兴彼衰，跌宕起伏；或齐头并进，相互补充，都在我国经济的历史中书画了重要的一笔。
钱庄以信用贷款为主，而票号以货币汇兑为主。
票号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其中又主要以山西票号为主。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一、明末清初说；二、康熙朝说；三、乾嘉时期说；四、道光初年说等。
而票号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种：一、对商号钱庄存放款；二、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三、汇兑京银；四、汇兑海防经费；五、汇兑铁路经费；六、汇解协饷；七、汇兑河工经费；八、赈款等等。
钱庄的业务由早期主营货币兑换，有价票据买卖，倾熔银锭，金银买卖，兼营抵押贷款发展到主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收解汇划，汇兑存款，兼营货币兑换、抵押放款和金银买卖，初步具有了银行的雏形，在当时的经济地位较高。
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是首要业务；二：洋厘和银拆；三：经营存放汇、贴现、兑换及其他信用业务。
在光绪末年时期，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
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
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此后，从中法、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略到内战，我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齐来，战乱纷飞。
近代钱庄业的发展概况及其衰因初探
近代钱庄业的发展概况及其衰因初探【摘要】钱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也是中国传统银行的重要代表。
本文试从钱庄在近代的发展历程入手，重点对其衰落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了解钱庄是如何完成历史使命的。
【关键词】钱庄；近代；金融；衰落钱庄是因近代时期紊乱的货币制度而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
始于南宋，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至清末时已初步具有了银行的雏形。
钱庄能长时间生存和发展下来直至最后消亡殆尽，个中缘由应一探究竟。
一、近代钱庄业的发展概况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际贸易是常居于顺差地位的，中国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在来势汹汹的外国侵略者面前不堪一击，不过几年光景，中国的对外贸易就被迫转为逆差。
中国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钱庄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要求，进入了一个长达67年的迅速发展时期。
并逐渐成为中外通商的主要桥梁，与票号、外国银行三足鼎立。
期间，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钱庄业各主纷纷参与市场投机以及一些操纵活动，尤其以操纵“洋厘”和“银拆”行市行为突出。
这种人为制造的金融恐慌使得当时市面上银根紧缩，工商业者资金链断裂。
此外，钱庄业还屡次出现在1883年矿局股票投机、1897年“贴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等金融风潮中。
到1927年止，钱庄在数量上、规模上和资本数量上都有大幅度锐减。
在经历了多次金融风潮之后，钱庄业的发展也开始慢慢放缓。
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制，但国内产银不多，大多靠从国外进口。
这就使得中国货币的供应量受制于外国。
而清末“元两并存”的货币制度已大大影响到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1931年英、美、日等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开始大面积收购白银。
并在伦敦签订了白银协定，导致国际银价大幅上涨。
但中国国内银价市场对于涨跌并不敏感，所以导致国内外银价相差极为悬殊，致使中国的存银不断外流，存银量减少，银价渐高，物价下跌，工厂倒闭多，工商业萧条。
就钱庄和工商业的密切关系而言，多以信用放款为主的钱庄不免受创，于是许多工业放款和商业放款都无法收回；尤其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地产需要大减，地价大跌，抵押地产又无人取赎；与此同时，外商银行的兴起也给钱庄业带来了不少压力。
金融近代化中票号的兴衰与启示
★甲午战争后，票号与铁路建设有关， 清末的华资新式银行，例如中国通商 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的创办也和清 末爱国的保路运动和商办铁路公司的 活动有关，在这方面，票号的作用尤 其突出。
★票号的经营开始出现危机 ☆清末银行业的发展使得票号的竞争对手增 多。 ☆票号面临的竞争威胁主要集中在汇兑业务 上。 ☆票号的经营危机首先表现在其汇兑业务在 市场竞争的冲击下急剧滑坡。 ☆放款倒账才是票号生存的最大威胁。
清朝光绪年“江西银钱号”的银票
1895—1900年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发 行的中国清代纸币（ “北英洋票”）
★票号的组织及经营管理 ☆票号与账局一样实行无限责任的独资或合 伙的企业组织形式； ☆票号在东家与掌柜（总经理）之间实行两 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总经理对票号实 行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管理； ☆票号的资本分为正本（名义资本）和护本 （占正本40%的用于弥补资本亏蚀的附加资 本；
日升昌票号（前院）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日升昌票号（前院）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其银钱汇兑业务很兴隆，发 展前景看好，这对其他传统银行的产生起了较好 的示范效应。 ★很快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介休等县的绸布庄、 茶庄、颜料庄等商业组织纷纷改组为票号，形成 西帮票号，以后又形成南帮票号。可见，日升昌、 聚兴诚等许多票号与商业也有不解之缘。一方面， 票号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也是从商业资本演 化而来的；另一方面，票号是商业金融，主要为 贸易的发展提供汇兑金融服务。
◆票号的整体衰亡说明，银行必须要完善自身的经 营机制，实行审慎经营，控制倒账率才能控制风 险。 ◆传统银行的家族企业性质以及无限责任制度不利 于银行业的联合并购，不利于银行增强资力和竞 争力。 ◆汇兑等中间业务的竞争是大中型银行业务竞争的 焦点之一。 ◆票号的整体衰亡也表明，建立中央银行行使“最 后贷款人”职能具有必要性。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是如何一夜崩塌的？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是如何一夜崩塌的？1883年，光绪九年，此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已20年有余，30年洋务运动已三过其二，初具规模，朝中自矜之心渐起。
各地已修建军工厂船坞数座。
从德国订购的两艘铁甲战舰于这年1月和10月依次完工，李鸿章上奏拟命名“定远”和“镇远”，慈禧太后对此二名甚喜。
这一年，法国进一步侵入大清藩属国越南，朝中清流派个个主战，而李鸿章却力主和法，清流派便个个怒不可遏，汹汹讨之。
同样这一年，有一家银行业名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阜康钱庄遭挤兑而破产。
话说1861年，即清朝咸丰七年，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以前，全国金融事业，为两个集团所掌握，即北方的山西帮，南方的宁绍帮，所业虽同，其名则异，大致前者称为“票号”，后者称是“钱庄”。
全国最大的一家钱庄，规模凌驾票号之上，同时他的主人亦不属于宁绍帮，为当时金融业中的一个特例。
这家钱庄的字号叫“阜康”，它的主人是徽商巨头胡雪岩。
胡雪岩自小就在信和钱庄做学徒，他的命运后来跟一个叫做王有龄福州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传言在钱庄做伙计时，收回一笔呆帐并擅自做主，资助穷困潦倒的王有龄五百两作为其做官的本钱，当时胡雪岩的年薪为八两银子。
其时，清朝普遍实行捐官制度弥补因与太平天国作战造成的财政亏空，王有龄的父亲就替他捐了个盐大使的官，但是捐的官要正式上任还得打点各办事员，这五百两银子就是王有龄做官的本钱，也是胡雪岩的孤注一掷。
后来王有龄机缘巧合，走马上任浙江，自然对胡雪岩投桃报李。
阜康钱庄的名字出自《华阳国志》上的两句话：“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阜康即物产丰富，人民安康的意思。
阜康钱庄的最初本钱来自王有龄的海运局，号称二十万，实际至多二万。
后来阜康钱庄就慢慢代理了浙江省的公库。
有了政府的信用背书，阜康钱庄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随后胡雪岩又相继介入了蚕丝、典当，药铺等生意，而钱庄始终是他资金的来源。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因杭州城失守，自缢殉国。
胡雪岩失去了他在浙江最牢固的靠山。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
浅析山西票号走向衰亡的原因晋商在道光初年创立了山西票号，从盐业脱身，投入金融业中，并一度执金融界牛耳。
山西票号拥有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 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 多家。
在巅峰时期甚至充当清朝的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的角色，可谓盛极一时。
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是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盛极而衰的山西票号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走向没落。
票号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内部因素。
1 政治和战争原因1.1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外国侵略者几次战争给山西票号的打击是巨大的。
鸦片战争后，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以晋商垄断长达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需再与山西出口商帮买卖货物，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压力，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一败涂地。
1.2 中日甲午战争的摧残。
票号在代理国库的过程中，承担了甲午战争赔款的汇兑，以“中方代表”的身份直接将赔款汇至上海。
在甲午、庚子赔款中给予了清政府极大的支持。
仅重庆的十六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汇兑捐纳管制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
票号负担了战争赔款，导致银钱亏空，流转不利。
1.3 国内时局动荡。
（1）从咸丰年间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
军阀割据，土匪掠夺，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固有“南存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清政府和王公贵族们的储蓄，在南方贷出流动，但是南方革命不断，许多资金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实力顿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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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钱庄和票号动荡衰弱的原因初探［摘要］晚清钱庄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钱庄票号动荡衰弱原因钱庄, 又称钱铺、总庄和钱店等, 是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商业票据和买卖金生银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
清朝鸦片战争前, 钱庄业已经比较发达, 大都分布于长江流域, 尤以上海为盛。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票庄”，最初是经营地区间的汇兑，以后也兼营并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促进了商品流通，密切了与晚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其财政支柱。
但是在晚清时期, 钱庄和票号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在晚清钱庄和票号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使得钱庄票号经营动荡不定, 走向衰弱。
一、自身的弊端是钱庄票号经营动荡不定, 走向衰弱的内因1.钱庄首先, 在组织制度上, 钱庄采用封建的“八把头”制, 在监理下设置经理, 经理下设协理、理, 再下就是八把头: 清帐、跑街、钱行、汇划、洋房、银行、信房、堂室。
最底层为学徒、栈司。
经理负责具体营业, 取得股东信任后, 大权独揽, 父子继承, 视为常事, 凡是“八把头”中的重要位置, 都尽量安插亲信, 家庭色彩很浓。
而且经理往往利用职权行投机营业之事,如措施不当, 便要牵动根本, 上海每次金融风潮有不少钱庄倒闭与这有一定关系。
钱庄的学徒和栈司的待遇很差, 职工往往透支, 通常称为“宕帐制度”。
这种宕帐无论对钱庄还是对职工都不利, 因后来钱庄大小执事往往以宕帐为名, 借机挪用资金做投机生意, 失败后钱庄就受到牵累。
其次, 在经营方式上, 钱庄资本少, 营运资金多倚重外国银行的拆款, 轻视存款, 故存款对象、范围狭小, 存款增长非常缓慢。
轻视存款, 使其放款等业务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
而且钱庄缺乏长远规划, 钱庄盈利时, 大部分甚至全部盈利在决算后分配殆尽, 不提公积金, 缺少资金积累。
本身资本少,又没有呆帐准备, 钱庄就经受不住来自政治、军事甚至自然灾害的袭击, 很容易倒闭。
再次, 钱庄在帐务制度上也一直坚持陈规陋习。
钱行中,以“克存信义”代表定期存款帐册; 以“日增月胜”代表各往来商家全月的存欠总数与庄内开支、盈余等帐册。
这些制度不利于科学地进行业务核算, 难以促进职工发挥能动作用, 不利于钱庄稳步发展, 本质上隐含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
2.票号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 必然导致自闭, 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
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
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大量流失。
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等级森严。
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
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
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
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
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
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
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
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
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
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
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
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
二、战乱纷飞、财政困难是钱庄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 可谓内忧外患, 战乱纷飞。
因为经济决定金融, 所以晚清的钱庄的发展必然举步唯艰。
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 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钱庄业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 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钱庄业票号业。
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某些战争中对钱庄票号进行了疯狂抢劫。
例如, 1900 年( 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入侵, 沿途烧杀掳掠, 京津一带钱庄业票号亦不能幸免, 遭到侵略者的大肆抢劫, 继以焚烧, 银库、房屋和契约荡然无存, 北京的 300 余家钱庄几乎无一幸存, 其中最大的 4 家钱庄, 即所谓“四大恒”, 现银全被侵略者洗劫一空, 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
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 巨额的战争赔款和浩繁的洋务建设等。
钱庄业因此难以得到财政的支援, 相反在钱庄处于金融风潮之中时, 政府在支付战争赔款及其他的压力下, 往往迫使贷用官款的钱庄限期归还借款而使之倒闭; 各级政府甚至为了将存放在庄号的钱款数提回, 依仗政府的强势地位, 侵占商民存款, 查封钱庄。
清政府还有一些财政金融政策也恶化了钱庄业的生存环境。
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 增设厘卡, 提高厘金征收率。
这阻碍了商业流通, 加剧了“钱荒”, 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 进而恶化了钱庄的业务环境, 并危及到其放款的回收。
另外,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
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
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
三、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控制与侵袭严重削弱了钱庄的独立性1.钱庄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末中国金融市场进入以外国银行为重心, 钱庄和洋行为附庸的阶段。
钱庄经历了对外国银行由半依附至完全依附, 由半对抗到完全合流的过程, 外国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主宰。
钱庄丧失了其独立性而被捆绑在外商银行的战车上。
姚会元认为外商银行在汉口势力的扩大“使钱庄遭到越来越重的压迫和打击”,与票号和外国银行的交易越大越长期化, 钱庄在金融市场上的独立地位越是下降。
一旦外国在华银行对钱庄的拆款靳而不予, 市面金融立即紧张, 金融市场便呈现混乱。
这个事实的实质表明: 外国金融势力通过贸易金融清算, 逐渐地掌握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动权, 从而对市面拆息行情涨落拥有最后决定权, 它标志了钱庄独立性的削弱。
外国在华银行对于钱庄的控制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它表现在外国在华银行对钱庄拆款数额的激增上。
19 世纪 70 年代末, 当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转额“几及千万”两时, 上海外国银行对钱庄的拆款大约在 300 万两左右到 19 世纪末, 尽管上海市场货币流转额缺乏可靠的估计, 可是钱庄向外国银行的拆款数额已经常在七八百万两。
所以, 对于自有资本一般只在 10 万元以下的钱庄来说, 外商银行的短期信贷早已成为钱庄生死攸关的东西了, 否则, 它们就无法从事经营七八十万元的交易。
及至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 钱庄贷自外国银行的拆票额高达881.5 万两左右。
这充分说明上海的钱庄在 30 余年经营之后, 它的独立性更为减弱, 而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反而与时俱增。
简言之, 外商银行通过控制信贷数额、拆借利率以及发行其纸币等方式使钱庄深受其害。
2.票号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
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
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
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
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
”［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
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1 970.05万两，其中工商业款占77%；交汇2 074万两，工商业款占91%［6］183。
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原本是各票号经营的。
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来看，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打击不小，市场份额大为下降，至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华业务迅速发展，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
“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
”［6］184试以天津汇兑情况的变化为例：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 000万两。
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即占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6］184。
与此类似，许多通商口岸的汇兑业务被外国银行大量侵占。
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吸收各种存款，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及表现。
到清末，发行的钞票总额约4 000万元并进一步插手票号的存款业务。
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银行具有票号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银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资本比较大，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科学且主要做抵押贷款。
因此，票号的市场份额下降实属必然。
另外，随着近代交通事业逐渐发达，火车轮船已经通行，邮局、信局也承做汇兑业务或以减费兜揽汇兑，由此进一步减少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四、屡次爆发的金融风潮促使许多钱庄纷纷倒闭并殃及票号晚清屡次爆发金融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风潮、1897年股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4］571。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外国在华银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场中银根紧张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国钱庄庄票，不予贷款，反而强行收回钱庄、商号所欠款项，使钱庄纷纷倒闭，也牵累到票号经营。
所谓“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6］185。
以下举两例说明金融风潮对钱庄与票号的影响之大。
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4］573。
胡从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领域极有影响，他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和通裕等票号几乎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
他1881年囤积生丝，受外商抵制。
1883年上海丝价暴跌，胡亏损巨大，进而引发挤兑风潮，阜康总号及其各地分号同时闭歇。
外国在华银行拒绝贷款，钱庄受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