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及启示
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银行的原因
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原因浅谈［摘要］清末票号、钱庄盛极而衰，现代银行逐渐替代了它们，为什么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理由。
［关键词］钱庄票号现代银行钱庄、票号不能转变成现代金融的原因浅谈从南北朝起，我国内的从事信用放贷的钱庄和以汇兑为主业的票号，就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个朝代经济的波动，他们各领风骚：或此兴彼衰，跌宕起伏；或齐头并进，相互补充，都在我国经济的历史中书画了重要的一笔。
钱庄以信用贷款为主，而票号以货币汇兑为主。
票号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其中又主要以山西票号为主。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一、明末清初说；二、康熙朝说；三、乾嘉时期说；四、道光初年说等。
而票号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种：一、对商号钱庄存放款；二、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三、汇兑京银；四、汇兑海防经费；五、汇兑铁路经费；六、汇解协饷；七、汇兑河工经费；八、赈款等等。
钱庄的业务由早期主营货币兑换，有价票据买卖，倾熔银锭，金银买卖，兼营抵押贷款发展到主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收解汇划，汇兑存款，兼营货币兑换、抵押放款和金银买卖，初步具有了银行的雏形，在当时的经济地位较高。
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是首要业务；二：洋厘和银拆；三：经营存放汇、贴现、兑换及其他信用业务。
在光绪末年时期，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
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
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此后，从中法、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略到内战，我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齐来，战乱纷飞。
清朝票号的管理思想及对现代金融企业的启示-文档
清朝票号的管理思想及对现代金融企业的启示一、清朝票号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
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
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先前靠商人自己带运现金，或由镖局押韵现金的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商品流通量日益增加，流通区域日益扩大。
于是，某些信誉卓著锝商铺利用它们在一些城市设有分号的关系，逐渐地把不同地区间的汇兑，作为兼营的业务承担起来。
最初这种清算方法试行于重庆、汉口、天津、北京等地。
后来由于汇水收入十分丰厚，兼营汇兑的日升昌颜料铺就改为专业的日升昌汇兑票号。
不久，与雷履泰同县的五家绸布庄、绸缎庄，也先后从原来经营的商店改变为专营汇兑业的票号，人们称之为“平遥蔚字五联号”。
此后，票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逐渐发展起来。
鸦片战争前，票号的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它们各以资力大小不同，在若干城市设立分号，并且在互相调剂金融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以汇兑为主，以存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
票号的资本比一般钱庄雄厚，而且票号股东所拥有的资本往往超过票号资本的几倍或几十倍。
票号的业务活动对商品流通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迅速地为社会上所认识，票号博得了“汇通天下”的美称。
19世纪50年代时票号已发展到十多家，有些票号除了经营商业汇兑外已开始经营存放款，逐步发展为全面承担借贷和汇兑业务锝金融组织。
这个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票号业务的变化与发展起了进一步的影响，一是上海当时已逐渐成为全国贸易中心，其内外贸易额不端增长，对金融流通的需求不断增加。
二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由不准交商汇兑发展为允许利用票号的资金和汇兑网来解决饷银调度问题，并随着连年战争及筹办洋务和宫廷靡费，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也是票号进入鼎盛时期而又快速消亡的重要原因。
钱庄与票号
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票号则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的资金调拨服务。由于经营的封建保守，再加上新式银行的设立，票号不能随时代而变化，于是逐步衰落。
票号的没落，败于其与现代金融竞争。票号是家庭式企业，而现代化则是应法律的根据而诞生。两者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管理机制；更在于集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关系网范围多广，家庭式银行的集资主要还是围绕亲戚朋友而展开。资本的来源依赖个人的信用。而扎根于法律的根据的集资方式，赋予投资者法定的权利，明晰与划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使得股东在委任管理人员和分配利润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从而，开启了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集资的方便之门。这是国家可以给资本市场提供的最起码的帮助。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银行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而建设的，因此在财力上远远超过任何山西票号。银行除了发行股票外，还可以在国债的运作过程中扮演发行钞票的角色。在这方面，山西票号也没有竞争的条件。中国银行还以其资本开发各地的分行，争夺最后能与其竞争的票号的汇兑业务。由此观之，山西票号之成败，实为中国企业早期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
4.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票号与钱庄之比较[权威资料]
![票号与钱庄之比较[权威资料]](https://img.taocdn.com/s3/m/d0cafd5dc950ad02de80d4d8d15abe23482f03d2.png)
票号与钱庄之比较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摘要】钱庄与票号，都是中国早期的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有区别也有联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总结有关钱庄与票号的比较得出的异同点，属于中国金融理论研究，能够也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中国金融业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票号钱庄金融机构提起钱庄与票号，多数人的反应都是这是中国古代时期的金融机构，但问及到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大多数人并不能明晰这一组概念，这说明这两个概念的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其实，同属于中国早期金融领域的还有典当、印局等组织。
典当是一种以货物抵押取得高额利息的贷款业务，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印局是一种针对中下层阶级的高息贷款机构。
这些早期的金融机构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钱庄与票号。
我们先从钱庄与票号的起源谈起，钱庄兴起的时间要远早于票号。
在明朝甚至更早就出现了钱庄的早期组织。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币种复杂、币材多样的国家，通行的有铁钱、铜钱、银等，各地所铸的银钱成色重量不一致，名称也极为繁杂，生活与官方使用的并不相同，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便产生了大量的钱币的流通与兑换的需要，一些具有钱庄性质的兑换组织便产生了，早期这些组织并不称为钱庄，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才开始称为“钱庄”。
而票号产生于清末，是清末金融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清末时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商人异地采购规模逐渐扩大，银钱的调动也越来越频繁，当时，银钱的安全调动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因此汇兑业务便应运而生。
起初，汇兑业务常常是某些资力较强的商店的兼营业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应对庞大的汇兑要求，增多。
然而自乾隆皇帝以来，社会秩序逐渐不再安宁，原有的保镖运现方式，己无法保证资金的安全。
这就促使商人寻找其他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凭借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中国的首家票号―日升昌记票号。
我们看到，票号与钱庄起源的背景不同，所针对的业务也不同。
其次，我们从地域上看，票号以黄河流域尤其以山西晋商的足迹为主，钱庄势力范围则以长江以南为中心。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
晚清票号兴衰的启示作者：祁燕泰晚清时期，中国本土上出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票号。
他产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向辉煌，而且曾经统治中国金融市场长达半个多世纪。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又像一颗流星，绚烂的光芒只是一闪而过，在民国建立后迅速消失，灭绝得比恐龙还要彻底。
现在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票号的直系甚至旁系后代。
发生这种现象可能有诸多原因，在这里笔者只是想从票号的兴盛和衰亡过程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
票号出现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有钱庄和账局。
钱庄主要办理银钱兑换和发“钱票”。
账局主要是放高利贷，放贷时往往预先扣除百分之十的本金，利率在“月息三分”左右，类似现在小贷公司。
钱庄和账局都是地区性小型金融机构，一般只在本地做业务，不去异地发展。
票号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开始经营汇兑业务，异地可以存取款，机构遍布当时全国主要商业城市。
票号产生于实体经济的需求，随着晚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宗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远距离运输货物和收取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晚清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如果商号自己从异地收取现金（银两和铜钱）运回本地，不但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而且周期很长，使资金周转很慢，严重影响经营效率。
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分工的作用，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资金的异地运输工作，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票号也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初期的业务只有汇兑，也就是“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
利润来源于“汇水”也就是长途搬运手续费。
在经营中，票号逐渐发现，有一些长期合作的商号觉得每次汇款时再把银子存到票号太麻烦，就把一定金额的银子提前放到票号，要汇款时通知票号。
也有的商家急于向异地汇款，但是临时周转困难，让票号先开出汇票，承诺在汇票取款之前把钱交齐，并且给票号一定的利息。
票号发现这两种业务也非常有利可图，甚至可以用客户存在自己这的钱先垫付给赊账汇款的人，而自己没有支付什么成本就赚了钱，逐渐有意识的发展存、贷款业务，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金融机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钱庄出现在什么时候？跟我们现在银行有什么区别？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钱庄出现在什么时候？跟我们现
在银行有什么区别？
本文导读：
钱庄亦称为银号，钱号。
在明代便已经存在，明清中的文献和小说中就有相关记载，在清代时候初具规模，主要商业城市均开设钱庄据史料统计，自康熙初年到道光十年，北京开设的钱庄就有389家，在上海，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嘉庆二年以前，有钱庄124家。
“大宋钱庄”是我国最早的钱庄，还铸行了我国最早的钱庄钱，叫做“大宋钱庄当白”，但此钱的确切铸造时间难以考证，可能是一种试铸品而未正式使用，或在短期使用后即停用，故存世甚罕而未见于著录。
那么，钱庄这一称谓最早起于何时呢?
据有关著作称，官方文献最早出现“钱庄”一词是在清乾隆十年(1747年)，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但铺户奸良不一，应敕各州查明，该处钱庄若干，钱铺若干，造册”。
北宋初期使用铜、铁钱，宋仁宗天圣元年(1024年)，由官方发行纸质凭证，称为“交子”，后改称“钱引”，初具纸币的功能，由于流通的需要，银两、铜钱、铁钱和纸币需要进行互相兑换，于是出现了兑换汇划机构，但钱庄这一称谓未
见于著录。
此钱以实物证明北宋时已出现了钱庄的称谓，较现有文字记载至少提早了六百多年。
广州的钱庄·票号
广州的钱庄·票号在荔湾区珠玑路的一条小巷里，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清代银行会馆藏身其中。
银行会馆是广州银号共同设立的行业公会，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它的主要职能是共同订立行规，维护同行利益和限制不正当竞争。
如今，银行会馆已成为一所小学的一部分，古老的青石砖伴随着孩子们的笑声，走过了旧式钱庄、票号到现代银行的发展历程。
300岁的银行会馆藏身西关在一片横街窄巷中穿行了许久，终于在仅两米宽的珠玑路连珠巷找到了珠玑路小学。
伫立在学校门口，很难想象这个地方在300多年前竟是广州赫赫有名的银行会馆。
会馆坐北向南，正门额悬“会馆”字样，依稀可辨“同治”、“银行”等字迹。
不过那时的“银行”二字还只是“银号行”的简称，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出现，还有一百多年的距离。
会馆的正厅现在早已寻不见当年的原貌了，据说，“文革”中银行会馆受到很大程度破坏，此后一直作为小学校舍使用。
会馆保存比较完整的建筑主要有会馆前座、大殿、门前广场、青云巷及广场东、西两座分别名为“含弘”、“履中”的门楼等，共有约几百平方米。
进深20米，宽11米，高达6米的大厅显得非常宽阔，屋顶由八根大柱撑起，柱基则是莲花状的石刻，屋梁有金箔的木雕，麻石立柱、石脚青砖等都保存较好。
大厅封檐板刷上了朱红油漆，其上没有任何雕饰。
据说封檐板上曾经是刻着精美的木刻的，但在“文革”时，被人为封上了。
青云巷采用青砖铺成，保留了古风古韵。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银行会馆的史料记载非常少，记载最详细的只有如今珍藏在广州市博物馆的两方碑记——“癸酉重建银行会馆碑记”和“癸酉重建银行会馆形图碑记”。
前者碑高108厘米、宽81厘米。
据碑文所记载，银行会馆始建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清代广州金融业的行会组织。
碑记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银行会馆时刻置于该会馆内的。
这次重建时，出资修建的银号有64家，共花费白银1万多两，建筑规模扩大不少。
而在这次重建之前的200年间，已6次翻修、扩建会馆，其中乾隆三十四年（1769），该会馆也曾重修过，当时参加重修会馆的银号只有34家，前后相距94年，参加修建的银号增加近一倍，说明了广州银行业的兴盛。
票号的兴衰的启迪
票号的兴衰的启迪票号亦称票庄、汇兑庄。
当时其主要经营国内外汇兑和存款业务。
票号盛行于清朝的晚期，它的开创者是清朝中国十大商帮之一——晋商，他们跋山涉水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足迹遍布天下，在清朝初年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
前者主要活动于沿海及江河口岸，后者则远涉蒙古、莫斯科等地，成为了当时中国茶、丝、布、粮最大贸易者，建立了中国最早也是当时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由于当时晋商的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加上当时交通不发达，资金周转的时间较长，制约了生意的扩大，这就催生了一种远程资金调动方式——票号。
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
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
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
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
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东方企业文化·文化视窗 2011年12月252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比较及启示成晓明 俞会福（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100081）摘 要：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钱庄、票号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发展，逐渐成为旧中国金融中介机构的核心。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考察钱庄与票号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在清末金融风潮中的表现，对我们当今商业银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分支机构制 身股 资本结构 风险控制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1）12—0252—02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鸦片贸易和外国资本的侵入，使中国的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迅速扩张。
清朝末年的中国，金融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钱庄、票号，再加上外国银行所设分支机构，三者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形成了极具近代中国特色的金融中介格局。
一、钱庄、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对比作为近代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发展史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虽然最终二者都归于没落，但在其发展的顶峰，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体系，把它们的主要特征和现代西方金融中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到对二者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可以得到对金融中介理论的更好的理解。
在以下的论述中，将以商业银行为主，与钱庄和票号进行对比。
（一）主要业务活动的对比钱庄的主要业务在早期为货币兑换、有价票据买卖、倾熔银锭和金银买卖，兼营抵押贷款；在清朝末年的鼎盛时期，其主要业务转变为信用放贷，同时经营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收解汇划，汇兑存款，兼营货币兑换、抵押放款和金银买卖。
票号的标志性业务为汇兑，同时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等业务。
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一般包括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其他业务。
从负债业务上来看，钱庄、票号的吸收存款和同业拆借业务已经得到了广泛开展。
从资产业务上来看，二者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发放信贷的业务。
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发放信贷的利差逐渐被二者所认可，从而成为主营业务之一。
从表外业务上来看，钱庄的特色业务是钱币兑换，票号的特色业务是汇兑，同时又都有较为丰富的各类金融服务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票号兼营银票发行，大致等同于在中央银行产生以前的发行银行券。
在现代金融中介中，发钞权已经集中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不再承担此业务。
（二）资本结构的对比钱庄与票号，产生之初为独资经营，到了清朝末年的繁荣时期，多为合伙出资，体现了一部分的股份制特征。
钱庄的自有资金较少，普遍向票号和外资银行再融资。
票号由于其经营的保守，没有过多涉足清末的投机活动，业务也以官方为对象，因而没有过多的资本需求。
资本充足率较高，如前所述，在8%左右。
对于不同规模的银行，资本的构成有较大的差异。
规模较大的银行其资本构成中股票溢价和未分配利润有较大比重，其次是银行发行的长期债务和普通股的股票。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发行了大量次级票据和债券，成为银行长期资金的一个不断增长的来源。
规模较小的银行资本组成则更主要的来自于未分配利润，而较少从金融市场上获得。
（三）组织与管理方式的对比票号在内外组织管理中的几项创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身股票号的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
身股即票号的人力股。
总号的经理及有贡献的店员， 允许其人力入股，参与分红。
在票号之中的激励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样的雇佣被雇佣、剥削被剥削的关系，而颇具平等合作的意味。
（2）两权分离票号实行“两权分离”制，东家出资，而经理对投资人负责。
东家将资本交付大掌柜管理，而经营中的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干预。
（3）分支连锁制票号因为以汇兑为主要业务，所以外部组织模式选择了分支连锁制。
有实力的票号在全国重要城市都设有分号，或与其他票号相互联络，结成汇兑网络。
从产业组织结构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主要包括U 型结构，H 型结构，M 型结构以及矩阵结构等等。
现代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结构形式，也基本上包括在这些形式之中。
从机构设置上看，钱庄仍是单一保守的作坊形式，各自独立，很少有分支机构。
而票号则普遍采用分支机构制，这是值得肯定的。
从组织形式上看，票号的两权分离模式也是现代金融企业经理制的应用。
钱庄在其繁荣时期也有合资现象，票号则基本上延续了合伙制，这二者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股份制的初级阶段。
但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制最大的区别是这二者均为无限责任制。
（四）外部监管与内部风险控制的对比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直至1906年，随着清政府颁布第一部《银行法》，票号才有了法律上的控制。
而对于钱庄，清政府规定新设钱庄必须有五家互保。
清末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清政府的监管缺失，市场上的投机行为随处可见。
钱庄和票号没有明显的内部监督机制，只是受到无限责任的约束。
风险控制方面，钱庄几乎无此理念可言。
由于资本规模小，机构众多，经营者完全可以靠歇业逃匿来逃避债务，没有有效的内部约束力。
而对与票号来说，由于数量很少，每东方企业文化·文化视窗 2011年12月253一家的规模又相当大，因此经营者很注重信誉，不会发生逃避债务的情形。
相对而言票号实现了相当有效的风险控制。
现代商业银行的监管不断加强，内容也较丰富。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最新的“资本协议”中，将资本的充足性管制、机构的自律以及市场约束作为保持银行稳健经营的三大支柱。
基本上，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可以分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和非规范化监管制度安排两大部分。
风险控制方面，现代商业银行有着众多措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
大体上，金融风险的管理可以分为风险辨识、风险测度和风险处理三个部分。
从外部监管方面看，清末的金融市场还很不成熟，人治大于法治。
虽有一些政府出台的措施，但缺乏最基本的市场法律法规，票号钱庄还是在封建经济关系下以传统方式运行。
内部的风险控制方面，票号做得较好，但其风险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其过于保守的经营理念。
二、钱庄与票号发展历程的启示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钱庄和票号也不能例外。
从二者兴盛和衰落的演进历程之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在思考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目前逐步开放金融领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这些启示显示出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钱庄与票号兴盛的原因1、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
鸦片战争之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经济“畸型”发展，各行业中利润率差距极大，开办金融业也能够获得巨额利润。
钱庄与票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商业活动的繁盛。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为适应贸易迅速扩大的需要，作为服务于商业的金融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3、机构网络的完善。
钱庄遍布大小城镇，各方互为依托，业务往来繁多。
4、投机盛行。
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促进了买办阶层的形成和国内财富的不公平分配，而不健全的市场体系又导致了商人的投机之风盛行。
票号对此较为谨慎，钱庄则风险意识淡薄，大量投入资金，参与投机。
（二）钱庄与票号衰落的原因 1、社会历史因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钱庄、票号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到后期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狭小。
辛亥革命前后，各地票号遭到兵匪的抢劫，损失严重，从此走向衰亡。
2、经济体制的落后旧中国的经济体制无法为钱庄和票号提供完整的发展环境。
小农经济意识的局限，各地的经济政策缺乏效率，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和管理，给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成本。
3、投机盛行投机盛行既催生了钱庄和票号的繁荣，同时也是二者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
清末的几次金融风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金融机构，都显示出了盲目和过度的投机。
4、经济生活中普遍的信用意识淡薄信用放款使钱庄发展腾飞，又使钱庄放款难收，周转不灵，很多时候难以收回贷款。
再加上投机因素，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三）我国商业银行应注意的问题1、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减少投机行为政府应制订相关法律，控制和减少经济与金融活动中的投机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金融安全。
就政府来讲，应该制订相关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减少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和操纵因素，特别是要引导投资，减少投机，净化市场，营造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2、 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应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水平相一致贸易的扩大，客观上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来为其提供资金融和结算等方面的服务。
这种需求刺激了钱庄业务的大发展，但钱庄“内部组织既非完善，而资本又极薄弱，”只得依靠票号和外国银行的支持，来满足需要。
金融结构同经济发展不对称，形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易在薄弱环节钱庄上出现动荡。
所以，要避免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建制和结构调整必须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一致。
3、构筑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处理好投资态度的谨慎与金融创新的关系票号和钱庄在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不同结果，源于其不同的经营理念和对待风险的态度。
票号因其无限责任所具有的约束力，使其在资本金制度、业务创新、注重信誉、放款选择等方面十分谨慎，而钱庄因无限责任不具有多大约束力，过于承担风险的倾向，最终招致倒闭风潮。
对于目前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此条件下，加强资本金管理、存贷款来务管理、内部制度管理等，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然我们反对的是超过自己的能力而承担过大的风险，而不是什么风险都不承担。
适当承担风险应该是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否则，就会丧失发展机会。
4、适度集中，提高整个金融系统防御风险能力在1883年金融危机中，票号因其实行联号经营制，利用规模优势，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多数分散经营制的钱庄去未能幸免于难。
由此看来，适当对金融机构加以集中是有利于抗御金融风险的，但这种集中应注意两点:一是集中不应以损失效率的行政撮合方式进行，而应依靠市场力量;二是适度集中，为抗御风险的同时，要注意风险的化解和消化，而决不能以适度集中来掩盖，拖延和积累风险，否则，这些积累的风险将会以更大规模、更大的破坏力来影响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1] 王广谦，金融中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 李婧，近代中国银行与传统票号组织制度的差异及影响，金融管理与研究，2008.07[3] 尚代贵，晋商票号的人身股与股票期权的比较，河北法学，2009年10月[4] 郭一先，平遥票号：金融史上的绝唱，金融经济，2002.10[5] 杨天宏，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