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张五常：《经济学应该怎么学》
张五常：《经济学应该怎么学》张五常：《经济学应该怎么学》各位同学：今天要跟你们谈的是怎样学好经济学，把自己当年的经验择其优而舍其劣，也就是我今天认为经济学应该怎样学才对。
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你跟着我建议的方法学，在大学考试，或到外地争取什么博士，凶多吉少。
我走的是实证经济学的路，着重于理论的实用性，不花巧，写出来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可以打进今天的国际学报。
昔日可以，今天或多或少有点困难，虽然某些学报编辑记得我这个人，可能给个面子。
当年在西方发表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记得，但在「格局」与思维上，与今天的是不同的了。
不容易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经济学很传统，从史密斯到李嘉图到米尔到马歇尔到鲁宾逊夫人到凯恩斯到费沙等，我都读得认真。
跟着是森穆逊、阿罗、史德拉、佛利民、艾智仁、赫舒拉发、普纳、高斯等较为近期的，也读得认真。
可以说，一九六五年之前的文献我读得多而透。
六五到六九年间，我转攻资料性的读物。
一九六九之后，自己不再进图书馆，要什么资料由助手替我找寻。
大约一九七二起，我谢绝替学报评审文章。
行内朋友找我研讨，懂得一定奉陪。
一九八二回港任职后，通讯没有今天那样方便，交谈是减少了。
喜欢魂游四方，不熟知我的人不容易跟我交谈。
像巴赛尔那种愿意跟着我魂游的行内君子不多。
我认为一个人在求学时要多读他家之作，但当自己进入了创作时期，要重视的还是自己怎样想。
我的经济学底子很传统，比今天的新秀传统得多了。
熟读传统，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
选择自己认为可取的发展下去，过程中修改了不少认为有不足之处的前贤之见，而好些认为一无是处的，淘汰了。
这样的发展不是很有意思吗？夸夸其谈的背后，知道自己沧海一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
一士谔谔地走自己的路，走了三十年，心领神会，对自己的进度是挺满意的。
但当我偶尔翻阅今天的经济学报，不容易见到自己熟知的传统。
术语好些还是以前的，但看不到传统的思维。
新秀们放弃了传统，我则认为史密斯的传统怎样也不要放弃。
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
张五常说「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谈谈张五常这个人。
举个例子。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
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
他举的例子，就是佃农与地主的合约。
在张五常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固定地租最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
因为佃农只要交够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种多少得多少，所以干劲最足。
如果是分成地租，种出来的60%归自己，40%归地主，佃农的干劲就没那么足。
他的道理很简单：地主和佃农都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能为产量做出多大贡献。
所以只要双方平等的谈判，最后形成的分成合约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地主的积极性和佃农的积极性。
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没动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统等等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没有这些东西，佃农的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下降。
地主有了分成，会加强对佃农的监督，让佃农之间互相竞争，把土地租给种地水平最高最积极的佃农，最后每个佃农的边际产量就会趋于一致。
这个道理跟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益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按照彼此的贡献合理分配。
工人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解雇；老板发的工资少了，工人就会辞职去工资多的地方。
所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
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
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比张五常高明。
马克思只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去搞什么假设。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断剥削佃农，佃农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生产不下去了。
改革30年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改革30年：面临的问题与出路赵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今年是公元2008年。
上溯30年，即公元1978年，则是中国至今仍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发端所在。
人类历来有个习惯，但凡遭逢某个周年，总要就某件大事记文勒碑，或颂之，或议之，或褒之，或贬之，意在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前行。
中国改革30年的伟大成绩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了，一些基本结论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等等。
但笔者深知，一味歌颂恐怕并非纪念的唯一目的，报喜不报忧亦非现代国家的特征。
我们最好的纪念不仅是评功摆好，更要总结经验教训。
以笔者的见识和水平，对30年的改革自然不敢妄评，只能将学界目前存在的三个重要分歧梳理如下，并作简要评析，以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一、根本问题是什么？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新旧问题。
其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
厉以宁教授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行业垄断；三是社会保障。
他说：“第一个不足之处就是说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因为农业的承包制还在承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推进。
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大的触动，所以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化速度比较慢，还有还产生一些权利不平等，像农民工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难分的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革，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当时种种原因，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因此推行得极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要关注民生问题，这个要下一步再改。
”①吴敬琏教授认为，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之外，“另外两个，一个我认为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那我们拿一个涉及到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土地地权这个问题，像我的提法就是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就是在我们江南地区有田底权、田面权，所谓田面权就是永久的使用权，这是我们经济学上说跟级差地租相联系的那个产权，这个问题还得解决，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一个我觉得不够满意吧；另外一个就是法制建设问题。
张五常：道德伦理治国成本远低于司法制度
张五常：道德伦理治国成本远低于司法制度不少读者期望我写这篇文章，应该写。
不易写，但应该写。
中国是个古国，其历史复杂无比，文化的演进没有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的闪闪生光，但纯而厚，是好于学问的人的一个好去处，我是着了迷的。
历史说，解放立国到今天是六十周年了。
北京要大事庆祝，显然因为六十年是一个甲子。
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能拼出六十个不同的组合，六十年是一个循环。
为何有这样组合的安排我可没有考究，但中国的传统是以六十为大寿。
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对，一个国家久不久应该发一下神经，你不能不承认中国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
去年的北京奥运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开电视看看吧。
建国六十年，刚好有三十、三十之分。
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后三十开放改革，很好很好。
后者，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结语中，有所感慨而挥笔直下：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
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是个生存在上述的整个甲子的人。
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岁，懂事的。
不断地跟进中国的发展，对历史有研究。
在美国读本科第二年时，我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前后后的长文，当时的经济历史教授Warren Scoville给予高评价。
今天我想，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国会有很好的后三十年吗?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动工三十年后的改革，中国今天会更有成就吗?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价的，这代价高，值得吗?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我只能说，从历史规划下来的局限看，中国能达到今天的成就，是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艰巨工程带来的奇迹。
这样的成就当然要付代价，很大的代价，至于这代价是否值得，见仁见智，是主观的判断了。
比较客观地问，如果中国选走另一条路，这大代价会否低一点?今天的人恐怕没有答案;将来的历史学者总要提出这个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张五常
206经济学方法论张 五 常 【编者按】 中国的经济理论文章或论著,严格说来大多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在中国实在是一门太年轻的学问。
我们仅有的那点底子,还是俄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们一直得不到经济学的真传。
对经济学的无知,使我们置身中国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实验室而孕育不出自己的经济学大师,甚至连一支象样的经济学家队伍也排列不齐。
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令人顿开茅塞,它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经济学方法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显然经济学既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高不可攀,也完全不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笔下的那么潦草、简单。
大师道来,非同一般,却又似乎可以亲近。
在此我们特别刊出张五常先生这篇演讲,相信它比刊发张先生的经济学专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更加实用。
内容提要 经济学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
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
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而不是预测。
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
经济学能够运用的基础理论不多,但是推测能力要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经济学不能和真实世界脱节。
经济学就是在套套逻辑与特殊理论之间寻找一般性结论。
关键词 科学人 推测 真实世界 简单张五常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1935年生于香港。
1945年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附小读书;1948年返回香港,先后就读香港湾仔官立书院、皇仁书院。
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
1959年到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学习。
1961年在该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研究生,1967年获博士学位。
1969-1982年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2-2000年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和院长。
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主席。
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博士论文,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 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英文,1982),《卖桔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的前途》(1987)等等。
制度的选择与改革张五常产权经济思想简介
【原文出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原刊地名】京【原刊期号】199502【原刊页号】006-014【分类号】F11【分类名】理论经济学【作者】高海燕【复印期号】199508【标题】制度的选择与改革——张五常产权经济思想简介【正文】８０年代以来，产权经济学得到原计划经济国家人们格外的重视。
其主要原因在于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根本问题——制度的选择与改革，正在这些国家发生，并成为这里的人们亲身体验和经历着的事情。
作为产权经济学重要代表人物的张五常，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界并不陌生。
然而，在中国，张五常的经济理论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私有化的主张，而他的产权理论的精华以及对产权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却鲜为人知。
尽管自８０年代以来，他已有５本有关中国经济的中文著作陆续出版，但由于这些著作全部在香港地区出版发行，内地读者能阅读到的机会不多。
同时由于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一些很深的理论问题往往是用极轻松且潇洒的语言加以描述，因此，完整的理论便不易被人们在似是行云流水的散文中捕捉并系统化。
笔者近年有幸师从张五常教授，因而不仅有机会集中研究教授的思想，而且感到向中国经济理论界介绍其产权理论似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产权理论及其发展概况产权经济学是研究产权及其结构和安排对资源配置及使用效率影响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也称为西方新制度学派。
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６０年代由科斯（R．H．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人提出，并在７０—８０年代得到丰富和发展。
产权经济学家强调，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产权问题。
产权的界定与分配对资源的配置及使用效率有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是通过交易费用的高低表现出来的。
交易费用是指人们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所付出的非生产性的成本（如取得信息的费用，谈判及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
科斯在其著名的《社会成本的耗费》一文中指出：任何企业形式、经济体制及制度的选择和安排都要付出一定的交易费用。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
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按：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研讨会”的与会者提交的文章。
因为此前张五常教授发布他的“财富仓库理论”时，简略地提及他已经解决了“财富增长理论”的问题，余下的就是“财富累积理论”的问题。
有读者朋友问及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姜建强老师的这篇文章作为文献综述性文章解释得比较详尽、系统、清晰，因此在此发布。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张五常的财富增长理论做一个总结，并概括出两个关于财富增长的张五常定律。
张五常第一定律是指，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张五常第二定律是，竞争准则的转变将导致财富增长的变化。
在第二部分，本文试图用这两个定律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
第三部分是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竞争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简单理论文献评述。
一、“看不见手”理论与张五常定律众所周知，“看不见手”理论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世人留下的一笔重要思想遗产。
这个理论是说，交换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倾向，而经由价格信号指引的交换可以促进分工，分工带来的效率则可以极大地提高一国的财富增长水平。
可以说，这个关于财富增长的“看不见手”理论是经济学的精髓，此后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从逻辑上完善和美化它，思想上并没有多少创见。
200多年后的今天，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个国富理论，基础是他的租值消散理念。
与前人不同，他的分析起点不是斯密的交易，也不是科斯的交易费用，而是竞争！要说他的这个理论，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资源稀缺，所以竞争无可避免；有竞争，就必然有决定胜负的准则。
重要的是，竞争准则的采用都是为了减低租值的耗散，而在无数可供采用的准则中，惟有市价准则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1]经济学上，租值是另一个角度看财富，而租值消散的最小其实也就是财富的最大化了。
因此概括起来就是，市价准则是财富增长最快的竞争准则。
本文将此称作张五常财富增长理论的第一定律。
张五常：宏观分析的失误(之四)
宏观分析的失误（之四）：失业要从公司看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
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
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
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
这定义上的困难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解释过了。
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
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
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
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搵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
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
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
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
可转作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但因为我在《制度的选择》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个人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
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
（四）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
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最近二十年才听到。
要不是未富先骄，两年多前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
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
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
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
经济学家张五常广州讲演录
张五常广州讲演录(上）４月１３日，应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和《２１世纪经济报道》邀请，张五常教授在“岭南财经论坛”发表了题为“产权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演讲。
本文由李俊慧女士录音整理，是张五常教授演讲内容的一部分。
整理稿分两期刊出。
本期刊载张教授关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看法，下期刊载张教授关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看法。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理解中国改革的钥匙１９７９年我来广州看我的姐姐。
那时候广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没有灯；市场上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笑声），我的姐姐在床底下养鸡（笑声）；到外面吃饭很难找到一家好的餐馆，有时候叫了菜也没有白米饭，因为那时候白米是要配给的。
那是２２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出世。
两个多月前的农历新年，我又来到广州，到佛山一家酒家吃饭。
那酒家有一条食街，你可以随意选购东西让他们煮，有汤水部，有海鲜部，有小炒部，有烧腊部……光是海鲜部里就有６种虾，任君选择，琳琅满目，多得不得了。
２２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产权对民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要听清楚，我说的是很简单的东西，这是经济学的基础。
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产权的。
不需要警察，没有市场，没有银行，没有货币，没有经纪，没有公司，没有律师，只有鲁宾逊一个人。
经济学的困难就在于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人后，两个人就成了社会。
社会的定义就是多了一个人———我喜欢从简单的角度看问题。
两个人都想要同样的物品，竞争就无可避免。
有竞争就要决定输赢。
决定输赢就要讲游戏规则。
你们打网球有游戏规则，田径也有游戏规则，弱肉强食也是游戏规则，走后门也是游戏规则（笑声）。
有了游戏规则后，就可以决定输赢。
比如田径的游戏规则是以谁快谁慢来决定输赢。
你一早起来就要开始竞争。
你去吃早餐，在这社会里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竞争赢来的。
现在的竞争很简单。
我是大教授，但我没有优先权；即使我的父亲是政协委员，我也没有优先权；我考试考第一也没有优先权；但我掏出一张钞票来，我就有优先权了（笑声）。
张五常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第一人
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第一人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
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引入制度分析方法研究我国经济张五常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自1980年代起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在中港两地引发回向。
张五常有一头标志性的花白卷发,蓬松着给人一种很愤怒的感觉。
他已经77岁,不过他说自己的思维能力还在高峰期。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
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
)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
张五常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可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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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太多，农民变市民是中国最核心的任务。通过工业化促进
城市化，是将农民变为市民的根本途径。这近乎是“普世道路”。
30年快速工业化并未减少农民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正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化的30年，虽然已经有2
亿多农民进城做了农民工，但他们中间90%的人却依然不是市民。30年快速工
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08年的9.4
亿。
30年不是很短的时间，每年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够快了。无论是日本
还是亚洲“四小龙”，不都是在数十年间将农民人数降到了总人口的10%以下吗?
为什么咱们不仅没有减少农民，还增加了农民呢?工业化、城市化难道不是中国
农民的出路?
30年前，中国是7亿农民给2亿多市民搞饭吃。30年后的今天，是9亿多
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7：1，现在
是3.33：1。而且现在这个比例是不可信的，因为2亿多农民工(工人)的工资收
入被统计到了农民收入之中。如果将农民工的工资从农民收入中剔除，农民收入
恐怕25年都没有太大增长。原因很简单，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
减少农民，改变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收入要增长，农民要过上好
日子，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出口导向的现代化弊端丛现
工业化是从英国开始的，制造业从英国逐步向欧洲、美国、俄国、日本、“四
小龙”转移，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将农民减少到10%以下，最终
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制造业由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转移，相对技术含量是递减的，边际效益也是
递减的。日本之后，也许再不会有人口大国可以通过承接先发国家转移的制造业
实现现代化了，甚至“四小龙”可能是最后的幸运者。因为“四小龙”之后，全球少
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
面。
在先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等后发国
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拉美、印度等国在工业化、
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巨型的城市贫民窟是必然的。中国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有
别于拉美和印度等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中国式的“现代
化病”，即：农村小农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员进城(农民工)打工收入来维持其“家
庭农业简单再生产”，以此避免“无产”;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小农家庭经营”维
持其安身立命之所，以此避免“无家”。没有农民工，家庭经营的农业制度将不可
持续，小农会破产;没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农民工会没有家，变为无家可归的“流
民”。
很显然，出口导向的现代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农民
市民化，但不能帮助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当越南、印度等后发国
家群起争夺中国全球制造的市场份额(或受所谓“金融海啸”影响)的时候，“农民工
返乡”就成为必然。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不减少农民，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前途;减少农民增加
农民工，会造成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农民工(工人)没有前途。这就
是“中国难题”。
如何解决中国难题呢，张五常的办法是废除《劳动合同法》，继续压低农民
工工资，维持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最
近也力挺张五常，强烈呼吁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如果在50年前，或如果
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张五常持有这样的观点，当然不会错。现在是全球低端制
造业严重过剩，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竞争优势已经部分丧失，越南等许多后发
国家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倍多，即便中国农民工
再辛劳，恐怕也难维持中国外向经济的竞争优势了。
张五常的局限在于，他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也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导向战略帮助
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实现了现代化，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日本的昨天，也许是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让农民工变得更辛劳，而是要
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出路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
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
剩和输出国家，但又是一个外资超国民待遇国家和外储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是
一个资源严重短缺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
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但也是世界上农产
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中国真是奇了怪了!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
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
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
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
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
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
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
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而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
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
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
美元储备，而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
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
1.3权益保障歧视
这主要表现在工资难领，社保难享，甚至同工不同酬。据浙江省的资料显示，
工资被拖欠或克扣的占9%，加班工资被克扣的占51.4%。在社会保险方面，养
老保险最高不足14.1%，医疗保险为10.8%，失业保险为4.5%。根据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其总数的28.7%，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其总数的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占
其总数10.1%，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其总数的12.9%。这些数字充分说明多
数进城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4劳动时间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平均每周不得超过44
小时的工时制度。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的需要，经过与工会和劳动者商量以后可以
延长工作时间。可是在现实中，农民工作的时间往往超过这个规定。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的数据表明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而根据浙
江省城市调查队的资料，城市外来劳动力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5个小时，83.8%
的外来劳动力工作时间都在44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