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与万年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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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诞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近代有什么震惊的考古发现呢?关于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之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对殷墟的发掘。

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

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之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

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沉寂了3000多年的商代帝都;;殷墟。

从1928年到1937年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其规模和成就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中止。

1950年起,新中国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并于1959年设立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站。

经过70多年的发掘,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殷墟的重大发现中,除甲骨文之外还有大量珍贵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等。

小屯东北地的殷墟中心还保存了宫殿宗庙的遗址。

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

着名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

该鼎于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挖出,因无法搬运,又恐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复埋入地下,直至1946年取出,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中国近代考古大发现之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

这座掩没在漫漫黄沙中长达1600余年的文化艺术宝库引起了巨大反响。

八十多年来,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科。

1900年5月21日,一个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监督雇工清理第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天炮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

房事养生 学

房事养生 学

房事养生学——养生第一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宋书功所谓养生,似乎是保养生命,以达到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的目的。

但这种解释是含糊的,笼统的,还不能作为「养生」一词的完整定义。

科学的养生观应当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去认识。

狭义的养生是生命个体的行为,亦即个人行为,是指个人的饮食起居、活动劳作、防病治病、药物滋补、房事调节等方面,以保证生命健康的质量,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这种个人行为的养生在养生学上称作后天养生。

一般人多认为养生是老年人的事,或者是中年以后感到体质衰弱才行养生之事。

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古今养生家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养生始于人之初,如古代的老子、嵇康,现代的谢觉哉、胡厥文、马寅初、冰心等,他们都是一生从小到老都注意养生的人。

广义的养生除后天养生外,还应该包括先天养生,即指父母辈的婚姻、房事、优生优育等,说得明白点,就是一个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个素质良好的生命体。

因此,从人类生命学的意义上来讲,先天养生就不祇是个人的行为,应该视作部落、民族、国家的整个社会的行为。

每个人的后天养生,都是下一代的先天养生,这样才能使子孙兴旺、社会发达、国家康强。

而在这诸多养生事宜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房事养生。

所以说房事养生学是养生第一学。

人的生活享受是什么?性生活在人的生活中占什么位置?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祇是说物质生活的享受和精神生活的享受,而古人对这个问题却很直截了当。

《孟子》曰:「食色,性也。

」《礼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意思是说,性生活是人的本能,它跟吃饭一样是人不可缺少的最大欲望。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了人类的两大生产,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殖。

有学者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要比生活资料的生产更重要,因为生殖才能使人类繁衍,而饮食是服务于生命、服务于生殖的。

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乱婚、群婚、纵欲甚至如现代式的「性解放」,也出现过性忌讳、性禁锢以及「灭人欲」等现象,这些都是对性的本质的扭曲。

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中国农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 写作本文的用意,是试图向国内外同行和一切关心中国农史研究的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农史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并从而为思考学科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资料。

但动手以后,才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虽然中国农史学科形成不到一百年,但已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恐怕穷毕生的精力也难以遍读。

对港台的有关资料,自知掌握不够全面,所以本文的介绍的范围限定在大陆的有关研究。

农业经济史是农业史与经济史交叉的学科,它牵涉的范围很广,文献量大,为了不致使文章篇幅过大,本文舍弃了这方面的内容。

即使是这样,也难免挂一漏万。

文章包括回顾和展望,回顾主要是已有成果的综述,间或有所评点;展望也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参以已意而已。

所有这些综述、评点和申论,都只是一偏之见。

疏漏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教正。

[1]一、中国农史学科的酝酿和形成(一)古代:农史研究的滥觞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的民族。

中国农业有上万年历史,对农业历史的记述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

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烈山氏”,就是农业起源和确立的时代的拟人化;《诗经·大雅·生民》也叙述了周族先祖弃从事农作(即所谓”后稷教稼”)的神话化了的历史。

中国古代对农业历史的记述和对农史事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在中国古代卷帙浩繁的农书中,从《齐民要术》开始,形成了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前代农书的征引的传统,大型的综合性农书,在论述某专题时,往往先罗列前代农书的资料,再介绍当代的新成果;有的农书,历史资料的汇集甚至成了它的主要内容。

如《农政全书》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就颇具规模,而《授时通考》简直是按一定体系编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历史资料汇编。

类书中也往往包含了农史资料汇编,最可观的是陈梦雷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

二、历代不少经学家曾经对古代经籍中记载的农史名物进行考释,如三国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郭璞的《尔雅注》,清程瑶田的《沟洫疆理小记》、《九谷考》和刘宝楠的《释谷》等。

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全文

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全文

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全文)《北碑南帖论》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

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

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

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

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

唐人修《晋书》,南、北《史》转,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善隶书为尊。

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成书家矣。

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

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

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

《晋书》具在,可以覆案。

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

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

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

隋、唐人碑画末出锋,犹存隶体者,指不胜屈。

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书,乃今所存褚迹,则隶体为多,间习南朝体书《圣教序》,即嫌飘逸,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

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

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

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布袋所携者,帖也。

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

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

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

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

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蓬莱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

《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

东晋民间墓砖,多出于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

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

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

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重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有所书碑碣不多。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

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诗学关系作者:彭玉平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01期关键词:王国维;罗振玉;诗学;词学;《咏史》;陆游摘要:王国维与罗振玉因诗歌结缘,自此两人开始近乎一生的相知相守。

罗振玉对王国维《咏史》组诗的赏识,奠定了王国维在罗振玉心中不可移易的地位。

罗振玉的诗学根源于《毛诗序》,而涵养于杜甫、陆游二家诗,其崇尚真诚、雅正、自然,反对雕琢、应酬的文学观与王国维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特别是对陆游诗歌的共同偏嗜,拉近了他们心性和诗学的距离。

虽然陆游在王国维的词学谱系中因为介乎被极度推崇和极度贬抑的两极之间,而未能彰显出特别的风采,但陆游的诗学实际上沉淀为王国维词学的一种底蕴。

罗振玉的诗学在这一考察维度中显示出其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4)01001506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结识了罗振玉,后入读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又结识了罗振常、刘大绅、沈紘、樊炳清等人。

此数人虽皆好诗词,但除罗振玉、刘大绅创作较多外,其余均属偶尔为之,难称专精,似也都无意往这方面安排更多的精力。

此数人都活跃在王国维填词创作的高峰时期和词学观念的形成时期,所以彼此的共读、诗词唱和、词学商讨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形成具有着重要意义。

罗振玉在王国维学术生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认同,但这种认同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经史、金石文字等研究方面。

他们莫逆于心,倾盖谈学,欢若平生。

至于在诗学思想上,罗振玉与王国维有过怎样的的交流,却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虽然这种诗学交往在王国维早年的词学形成过程中未必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彼此的影响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一、王国维的《咏史》绝句与罗振玉的惊为“伟器”罗振玉“认识”王国维的特异之处正是通过诗歌。

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戊戌夏,遂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

时予尚未知公,偶于其同舍生扇头读公《咏史》绝句,乃知为伟器,遂拔之俦类之中。

第一章 文献载体

第一章 文献载体

第一章文献的载体文献的载体,就是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

是指附载文献内容的人工固态物质材料,它具有传递和贮存文献信息的功能。

绳子、石板、树皮、骨头、竹、木泥板、帛、青铜、竹简、羊皮、布匹等纸张胶片、磁带、磁盘、光盘等《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云南傈僳族记事结绳借据:每一结代表向某人借苞谷一斗。

还债主一斗,则自己解开一结。

秘鲁印加人的结绳记事文献载体的类型按照记录方法可以将记录文献的载体大致分为如下几类: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张;感应型载体----胶片与磁带、磁盘、光盘一、刻铸型载体(一)甲骨(二)金石(一)甲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载体是商朝记载占卜吉凶卜辞的甲骨。

甲骨,龟甲兽骨的总称。

龟甲多用腹甲,少数也用背甲,兽骨多用牛胛骨,少数也用其它动物如鹿、猪等的骨,故合称甲骨。

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

法占卜方法1.发现甲骨最早的出土年代已难以查明,河南安阳县小屯村的农民在翻地时翻出来,当时被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见到甲骨,认定上面刻的是古代文字,才引起人们重视,所以一般将1899年当作甲骨文发现的时代。

因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商故都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

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献载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2.著录与研究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1902年,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清旧债,将其父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鹗。

此外,刘鹗又收得民间甲骨300片,其子亲往河南收得一千多片,前后共得五千多片。

刘从中精选1058片,于1903年拓印为《铁云藏龟》,这是“殷墟”甲骨文历史上第一部著录书。

1904年,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甲骨文字研究的开始。

此后罗振玉、王国维搜考研究,罗编印《殷书书契》(菁华、前、后、续编),王《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

中国十大考古介绍

中国十大考古介绍

中国十大考古介绍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及物质财富,中国在考古领域的重大发现一次次轰动了全国,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十大考古奇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国十大考古介绍一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1900年5月21日,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雇工清理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

王道士向裂缝处敲了几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

于是,一个内藏无数古经、绣画、文书、法器等无价之宝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藏经洞是莫高窟寺院僧侣在躲避战乱迁徙他乡时用来珍藏佛家宝物的。

这些僧人既没回来,新来的僧人也无从得知,于是这批稀世珍宝在石洞里一睡就是近900年。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王道士的无知和当地官员的腐败,这批宝物先后遭到俄、英、法、日等国的探险家的数次豪夺,损失极为惨重。

藏经洞的发现是重新唤起人们重视敦煌的一个契机。

敦煌石窟的重要还在于它保存着为数惊人的雕塑和壁画。

这些艺术珍品经过从北朝到元代千余年的雕琢,反映了宗教的文化内容和建筑、服饰、舞乐等社会史迹,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术和科学价值,而且,其艺术价值也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十大考古介绍二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

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

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商代帝都——殷墟。

抗战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中止。

1950年起,新中国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经过70多年的发掘,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

著名的后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

中国十大考古介绍三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1956年,发掘明万历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一座神秘辉煌的地下宫殿被打开。

考古学基础知识大全

考古学基础知识大全

考古学基础知识大全作者:檀凝蕊小小个绪言人类的祖先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是相当多的文明,却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等到若干年以后,才被重新发现、被唤醒。

而让这些文明重见天日的,就是考古学。

所以人们习惯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

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社会,即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

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连绵不绝、今仍尚存的文明是中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中国文明无疑应该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最大的一个体系单位”。

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苏秉琦先生也说,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

在一般人的眼里,似乎考古学就是挖掘和发现的代名词,其实,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是人类对自己童年历史的追寻。

有人说,考古学是一门从地底挖天书的学问,考古学不仅要将残留的古代遗存拼凑成天书,还要能够阅读和理解这天书的意思。

挖掘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古代人类留下的遗存,从调查、发掘、出土,到整理、分析、研究,到形成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是一个科学的过程。

第一讲导论一、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通过调查、发掘、分析和研究与过去人类行为和生活有关的物质遗存,来达到认识人类早期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与规律的目的的一门科学。

二、考古学的性质和与历史学的关系考古学与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因为历史学的性质属于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性质也属于人文科学。

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古代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

而历史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则主要是文献资料,由于考古学自身的特征,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主从关系。

历史学主要依赖于古代的文字记录,但这样的记录不但通常是不完整的、不精确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它会包含着记录者的主观偏见和取舍。

而考古学主要依靠古代的遗存,这些遗存是物质的,古代人并没有有意地决定哪些应当或者怎么留给当代的考古学家去发掘,因此,考古学家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由物质遗存所体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考古学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平衡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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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年),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于淮城内更楼东街小官吏家庭。青
少年时,勤奋好学,所读之书除经史外,有训诂、金石、天文、历法等。他读书善于思考、
勤于动笔,19岁写的笔记《存拙斋札疏》,得到著名学者俞樾的赞赏。中日甲午战争后,罗
振玉因科举落第,开始研究农学,学习日语,认为这是"兴邦之本"。光绪二十六年,应湖广
总督张之洞之聘,出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家务学堂监督。第二年,于刘鹗寓所看见甲骨墨本,
开始研究甲骨文,成为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之一。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因对革命持敌
视态度,携家移居日本,终日足不出户,从事甲骨、彝鼎、牍简、敦煌文物的研究、整理工
作。直到民国八年(1919年),他才回国,追随逊帝溥仪,被任命为清南书房行走。伪满州
国成立后,溥仪任命罗振玉为"监察院长"。民国二十六年3月辞职,继续居家读书、写作,
直至民国二十九年去世。罗振玉一生著述和校刊的书籍达300多种。
罗振玉一生最崇拜晚明的一个遗民,这就是万寿祺。罗氏早年在淮安时,就听说过万寿
祺的事迹,也寻访过万的故居。1895年以后,罗氏才渐渐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万寿祺的资料,
包括刚刚刊印的《徐州二遗民集》,数年后,又得到秦邮所刊足本的《隰西草堂集》。也就是
这个时候,罗氏萌生了为万作年谱的想法。但是仅仅凭借这两种资料,远远不够,一些地方
志的记载也很简单,连万的卒年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其他的很多细节了,于是这个努力中
断了。
直到1918年冬天,在日本呆了七年半之久的罗振玉,撰写《徐俟斋先生年谱》的时候,
收集到更多的资料,尤其是通过白耷山人及周栎园集,知道了万寿祺死在1653年。这让他很
高兴,于是以全集为基础,加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成年谱一卷,友朋赠答附录一卷,
全集补遗一卷。1918年2月,完成后寄到上海,3月刊印出版,此为年谱第一种。
同年3月,罗振玉返回中国,4月,他在上海又得到万寿祺赠徐君平高士的书册(内有
万寿祺的文字和很多友人的跋),又于邳州窦氏所藏写本残集补集中佚诗(这个写本1912年
邓实从邳州窦存我居士得到,刻入由上海国粹学报社印行,邓实、缪荃孙合编的《古学汇刊》。
从一九一二年六月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为止,每两月出一编,全年六编,共计十二编,刊为二
集。基本以清人著述为主。罗振玉看到的就是这个整理本),计得文三首,诗十六首,合为一
卷,附印于拾补之后。同时,罗氏又根据这三篇文章,为年谱补充未详者十余事,又印本多
伪误,一一补正,成一卷《年谱补》,附刊于后。同月中旬,宿迁黄以霖为罗抄得铜山孙运锦
所撰《万先生传》,足补鲁传之阙。为之狂喜,亟附刻于后。这样,就成了年谱第二种。
同年11月,罗氏寓居天津郊外,寒夜寂寥,爰取旧稿,一一补正。付京师手民再刊之。
鉴于秦邮旧刊先生集,流传日罕,罗氏将之寄上海重印,编入《明季三孝廉集》中。同时把
万寿祺的友朋的诗文单独抽出,不复附于年谱之后。刊印后,成年谱第三种。后收入《永丰
乡人稿》内的杂著中。
此处将罗振玉所编的三种《万年少年谱》中的题跋附于下,以飨读者:
罗振玉序。
予生长淮安,乃彭城万年少先生寄迹之地也。少读顾亭林处士赠先生诗什,每慨慕其为
人,尝访先生遁居之处,曰隰西、曰南村者,杳不可得。第于荒芜野潦间,想象遗址而已。
光绪乙未,先府君佐郡彭城,邮寄临川桂氏新刊《徐州二遗民集》,因得读先生逸文,而
苦多删节。后数年,始得秦邮所刊足本。稍稍悉先生之平生,欲编辑先生《年谱》,而《江南
通志》及《淮安》、《清河》两志所载先生传颇苟略。考先生卒年不可得,以是中辍。
去年冬,既撰《徐俟斋先生年谱》,偶翻阅白耷山人及周栎园集,始考知先生卒年在顺治
九年壬辰。往昔所疑,一朝冰释。为之狂喜,乃重加辑录,以偿夙志。事实多根据本集而益
以当时诸家记述,复于吴中章式之比部许见先生手写诗卷。太半不见集中。又予旧藏先生手
迹《沈孝子写经葬亲启》,鲁同甫孝廉一同所撰《白耷山人年谱》,亦集中所无,知全集所遗,
尚复不少。又搜辑诸家集中与先生投赠及追吊之作,为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全集补遗一卷。
于是先生事实略备矣。而不可知者,则阙之,行箧无《徐州府志》,假之友人,久不得答书。
不知能据志以补予之所遗否?爰先付手民,待之异日,再为增订。呜呼,先生一明季孝廉耳。
非有一民尺土之寄,而怀抱忠愤,起兵草泽,天命已移。身遭囚系,颠沛隐遁,垂死而志不
衰。千载以后,尚论之士,有余慕焉。即其余艺流传,亦足千古。每披览手迹,芳懿孤回,
如见其人。则自恨生晚,不及执鞭。予与先生遭遇先后同揆,而才谢古人。势殊往昔,八年
浮海,寸衷莫白,文章余事,亦复无成。以视先生抚躬增赧。此谱之作,非敢云尚友古人,
亦聊寄其景行之私云尔。岁在己未二月二十七日,后学上虞罗振玉书于海东之西代寓居。
罗振玉跋。
予既据万年少先生墨迹为《隰西草堂集拾遗》,己未夏首在沪上又得先生赠徐君平高士书
册,又于邳州窦氏所藏写本残集补集中佚诗,计得文三首,诗十六首,附印于拾补之后。闻
窦氏所藏写本二册虽佚其半,今尚藏某氏,异日当谋借观,或更可补今之未备,爰书以俟之。
振玉记。
年谱补正:去年冬,予既辑是谱,明年二月,邮寄上海印之。逾月而成,适得徐志并先
生手迹,得补前稿所未详者十余事,又印本多伪误,客窗无事,为补正一卷,附刊于后。己
未四月朔振玉记。
此谱既印成,宿迁黄伯两学使以霖为钞得铜山孙绣田广文运锦所撰《万先生传》,其文虽
芜杂而记先生卒年在壬辰,与予所考正合,又记先生归葬徐州凤凰山,足补鲁传之阙。当时
必有所据,为之狂喜,亟附刻于后。至先生以庚午举南京乡试,广文误作捷北闱,乃未谙明
制之故,并为之举正。四月十有七日振玉记。
此谱之成在戊午岁末,今年春寄沪江印之,海外少藏书,据《白耷山人集》及《赖古堂
集?印人传》考知先生卒于顺治九年壬辰,年五十。而卒之月日不可知也。鲁孝廉所撰传以
为卒葬隰西,又言,或云归葬徐州,孰是孰否不可知也。顺治己丑,先生返里过沛,主刘下
邳家,下邳之姓名与事实不可知也。蓄疑待决,意以为且俟之他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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