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之罗振玉

收藏家之罗振玉1940年5月，75岁的国学大师、著名收藏家罗振玉在病榻上闭上了双眼,带着一生的成就和遗憾与世长辞。

他的一生充满了变数，也充满了无奈与伤感，功过是非只待后人评说了。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六月二十八日，罗振玉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一个书香门第。

从曾祖开始，罗家三世为官，有的充当幕僚，有的官至县丞、知州。

罗家在淮南泾河、越河一带广置田产，家资颇丰。

罗振玉曾祖父去世时留下了万贯家产，家族内部为此争执不休。

在罗振玉祖父过逝后，他的祖母方氏放弃与家族争产，携子女离开上虞，定居淮安。

他的父亲罗村勋由于经营典当业失败，导致负债累累，不敢居家。

罗振玉出生时是祖母主持家政，她治家严肃，待人宽厚，合封建伦理及传统美德于一身，这对罗振玉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从小性格温驯，不贪玩耍，至晚年始终手不释卷，笔不停书。

虽然在罗振玉出生的时候家境开始中落，但是罗家藏书甚丰，而且古籍善本较多，这就为罗振玉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同时他从满腹经纶的考据学家外祖父范以煦那里也受益匪浅，范氏著《淮蠕小记》、《淮流一勺》以及《楚州石柱题名考》等手稿数十册，功底极深。

当然如果罗振玉不成器，即便家藏万卷也是废纸罢了。

相反的是，罗振玉自幼聪慧过人，酷爱读书，7岁的时候就能略通文义，8岁那年的端午节，罗振玉随家里大人第一次逛街市，乍见铁工锻铁，非常奇怪的问是什么东西，他父亲也是他日后的授业老师李岷江告诉了他。

他的叔父想考考他，就以“铁打铁”三字命对，他应声答道“柯伐柯”。

叔父怕他是凑巧答出，命再对三字，小罗振玉又回答说“人治人”，叔父听后大加赞赏。

由此可见，他在幼年的思想抱负非比一般了。

罗振玉虽然聪明，但体质太弱，他读私塾时老师总是把课程放慢，让他多自学，却使他从小就养成自学的习惯。

少年时期，罗振玉就表现出对金石文物的浓厚兴趣，他十五岁自学篆刻，次年游西湖时在摩挲诸山题刻，流留忘返，十八岁辗转购到古镜一枚。

16岁时，罗振玉出应童子试，以第7名考取秀才。

此后他曾两次参加绍兴乡试，均未能中举。

除了应试之外，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以陆游的集句“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作为座右铭，每日足不出户，一边利用家中藏书专心致学，勤于考据，一边搜集和校议甲骨文字、碑版铭刻以及各种文物典籍，写成大量的考释论证文章。

此时他对收藏的兴趣逐渐增强，鉴定的功夫也有很大的长进。

但是罗家家境艰难，从16岁起罗振玉便担起应付债主，奔走衣食的责任，无忧无虑的儿时岁月也就成为了遥远的记忆。

光绪十二年（1888），罗振玉长兄去世，可是当时他连棺材也买不起，罗振玉的妻子没办法，只有当了陪嫁品办丧事。

光绪十三年（1887）起，罗振玉教授私塾，为人童子师，这虽勉以维持生计，却无法清还债务。

家庭的重担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肩上，可这并没有使他放弃对学业的追求，虽白天操劳，但每晚必挑灯夜读，而且以此为乐。

光绪二十二年（1896），罗振玉来到上海，与蒋伯斧合资创办农学社，成立农报馆，出版《农学报》，翻译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他认为富国就要发展农业，希望这能给当政者切实可行的富国谋略。

此外，他也编辑出版了《农学丛书》，这对中国展开农学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罗振玉创办东文学社，在江、浙一带广为招生，聘请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任教，专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影响很大。

光绪二十六年，他又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

二十八年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

次年罗振玉入两广总办岑春煊幕参议学务。

在两广期间，罗振玉开始大规模的购书、藏书，当时广东藏书家孔广陶岳雪楼藏书散出, 孔广陶是广东南海人，以贩盐起家，家财甚巨而富于收藏，其藏书多宋元精刻。

孔广陶死后，儿孙不肖，将孔氏岳雪楼藏书大量出售，因为不懂行，所售藏书价格低廉，罗振玉花光了所有薪金，悉数收购，所得岳雪楼藏书精品极多。

光绪三十年，罗振玉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

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

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

在北京期间，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古籍遗书做了大量工作。

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惊现于世，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学者得知后纷纷赶往甘肃，利用当地人的愚昧无知，用欺骗的方式将这些珍贵的古代文书大量盗买外流，清廷却毫无觉察。

罗振玉与斯坦因、伯希和等学者多有交往，1909年，窃得大量敦煌文书的伯希和在回国时路过北京，专门约见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向他们出示自己所得卷轴目录和部分写本，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罗振玉见后视为瑰宝，当即拍照10余种。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罗振玉十分关注，经过多方调查，他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于是极力敦促学部，电令当地官员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全部解送京师。

但这些珍贵文物还是难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地方官员以保护石窟为名，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窟中长巷破坏截割。

经历了诸多波折，这批珍藏终于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

此后，罗振玉除了整理已得的这批文物外，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求购，并将所得文书、海外藏卷即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影印出版。

集为《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遗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对于保护敦煌古代文书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8年，从敦煌古代文书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斯坦因私自到到达甘肃敦煌及新疆罗布淖尔，盗掘汉晋简牍千余并悉数席卷而去，这些简牍后由法国学者沙畹作为之考释。

罗振玉闻讯后，向沙畹去函索取照片。

1914年沙畹以手校本寄给罗振玉。

罗振玉根据沙畹的《考释》一书，与王国维重新整理，刊印为《流沙坠简》，这成为我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始。

在当时时局动荡的情况下，正是罗振玉等学人的努力，方才在外国人的手中收集回了不少我国古代的珍贵史料，也使后世学者受益匪浅。

为了保护好我国的古代典籍，罗振玉一直是不遗余力，实在不行就自己出资收藏。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内阁准备焚毁大内档案。

大内档案是清朝内阁大库收藏和保存的各种关系到国家大事的原始资料。

为了慎重起见，1909 年(宣统元年) 清政府对“大内档案”进行了一次清理，但包括明末清初的一些诏令、奏章、朱谕、表章、科举殿试卷子等文件，竟被视作无用之物，负责整理的官员竟然上奏皇帝请予销毁。

当时在学部担任参事官的罗振玉很看重这批资料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历史的价值，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军机大臣兼实录馆总裁张之洞，终使这批史料幸免于火焚。

不久，这批大内档案被装在8000个麻袋中，转移到了国子监，塞满了大半个敬一亭，此后很少再有人过问。

辛亥革命以后，教育部于1912年7月决定在国子监旧址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曾任清政府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的胡玉缙为筹备处长。

有鉴于敬一亭内大内档案所面临的烂、霉、蛀、偷、烧等危险处境，胡玉缙忐忑不安，多次请示教育部处理办法。

1917 年底，偏于藏书和考古的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

他对敬一亭的大内档案倒是产生了相当的兴趣，于是下令社会教育司派人试阅，进行整理。

1922年，大概是历史博物馆对这些长期堆放馆内的清朝遗物失去了耐心，遂将其作价4000元，当作废物售与北京的同懋增纸店。

该店除将质地较好者留作包装纸用外, 其余的则运往河北定兴县的造纸作坊，充作造纸的原料。

在运出一半之后，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的金梁偶然获悉此事，告诉了罗振玉，罗振玉一听很是吃惊，忙同金梁一起前往同懋增纸店,许以三倍的价格即12000元购买，为此他奔走京律筹款，变卖私藏，还举了私债，在造纸厂换回了这批被视为“烂字纸”的大内档案，从而使得大批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而出卖历史档案的历史博物馆，则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笑话。

除了收藏保护古籍外，罗振玉也是较早收藏并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先后达3万余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

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探知其在安阳小屯村，认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并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之名相校，认定甲骨应属于殷室王朝遗物，从而把商代历史由传说推进到有文字可靠的阶段。

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

确定出土地后，罗振玉就派人去小屯村收集甲骨，在此期间，除了甲骨外，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对研究殷商历史有重要意义。

以后罗振玉陆续将所见所藏编为《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四书，书中共收甲骨5000余片，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最重要集录。

罗振玉自幼对金石铭文就很感兴趣，一生都致力于整理汇集金石铭刻和古器物资料，他收集的历代石刻及商周秦汉铜器拓片非常多。

在此基础上，他做了大量的整理出版工作，编著有《秦金石刻辞》、《殷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续编》等。

其中尤以《三代古金文存》影响最大。

该书收录商周铜器铭文拓本4831器，资料丰富，易于查检，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

罗振玉整理编集的石刻集录，亦不在少数，出版有《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西陲石刻录》、《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六朝墓志菁华》、《海外贞珉录》、《三韩冢墓遗文》及芒洛、东都、邺下、中州、襄阳、广陵、吴中、山左等冢墓遗文，收录了大量近代出土的墓志等石刻文字。

罗振玉还大量编集影印了各类器物图录，如《殷虚古器物图录》、《草堂吉金图》、《贞松堂吉金图》等。

此外，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

其中不少文物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因为罗振玉的集录方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

罗振玉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在“国势倾危，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不惜毁变家财，抢救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把大量佚散的文物古籍一一赎回，甚至同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把流失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等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遗物，摄影复制，考撰成文，叙其源流，辨其真伪，并将这些国粹发扬光大，对学术研究确有继往开来，去伪存真之功。

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极端保守，反对变革，与前进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早期他排斥康有为、粱启超变法维新。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以清室“遗臣”自居，同王国维等一起逃往日本，继续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彝器、简牍、敦煌文物等。

1919年春罗振玉回国，流寓天津，组织“东方学会”，提倡保存封建文化。

1922年十二月，退位的溥仪在北京大婚，罗振玉同国内诸遗臣入贺，被溥仪召见，命他“遇事上陈”，并赏赐“贞心古松”遍额，他感激殊遇，于是自号“贞松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