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活着》的生命意识浅析

浅析余华《活着》的生命意识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死亡与苦难的悲情剧，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没有太过的悲悯情愫，却如泣如诉地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公子哥如何由浪荡子民到下层贫民的坎坷人生。

接踵而至的亲人的死亡无疑带给主人公福贵极大的失落，痛楚和遗恨，但主人公最后仍能安适地活着。

是什么让一个普通甚至平凡的的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大风大浪后仍能平淡地去面对？是怎样的生命意识让他如此平静地对待生死？又是什么激发着他对生的希望呢？通过作品，我们看到人与命运的不可抗争性，死亡重击的考验让生命更为丰厚，坚韧，亲情的救赎与感化，以及中国农民身上所特有的忍耐力，让福贵复杂多变的人生单纯到只是为“活着而活着”，或许人生的旅途有太多的不公，但福贵用自己独特的语言阐释了生命的真谛，不管尊贵或者卑贱，不管舒适或者痛苦，只要活着就是最大幸福。

关键词：余华；《活着》；人生观；生命意识八十年代中期，余华作为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崛起于文坛，1992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成为他创作成熟期的一部力作，也是其创作风格的一个分水岭。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搜集民歌的年轻人，听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主人公徐福贵曾是地主家的浪荡少爷，因好赌输光了家产，气死了固执的父亲，母亲重病，福贵进城请医，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两年后，他回家时母亲早已病死，医生为了救县长的女人，抽死了儿子有庆，女儿凤霞聋哑，好不容易风光出嫁，一年后却死于难产，妻子家珍亡故于困扰她多年的软骨病，女婿二喜死于搬运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外孙苦根又在吃豆子时撑死，直到后来，福贵只得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面对一次接一次的变故与死亡，作品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呐喊与彷徨，也没有太多的埋怨与控诉，只是用平淡的笔墨让人们在死亡的伴随下完成了一次生命意识的哲学追问。

所谓的生命意识是人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能的生存、死亡意识。

对生命个体而言，生命的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死亡，但由于“死亡本身的不可经验性，人类对死亡的全部知识，都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的现象感知上”①。

因此，死亡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现象的感知上，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自我恐怖性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生命意识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如何对待现实生命本身，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价值。

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徐福贵用“死也要活着”的生命理念来面对一个又一个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作品剥夺了生命的表象，以一种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展示出作者对生命意义的叩问。

主人公福贵面对种种不幸，仍然表现出坚韧和乐观的生命态度，使读者对于生命生出由衷的敬意，他并不是一个伟人，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气死了父亲，上学时辱骂私塾先生，不思进取，战场上不想当逃兵，不思报效国家社稷，他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高尚的情操，但他直面现实和人生的勇气使他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他只是凭着人的“本心”真实地活着，这一切让人禁不住想去探究福贵到底是凭借什么样的力量来抚平心灵上的创伤，并浑然安适地活着。

一、超越于生死之上的人生观如同在沼泽地中前行，你永远不知道下刻会经历怎样的风险，福贵的一生就是行走在沼泽地中，充满着无限的艰辛和挑战。

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的福贵曾在女人的胸脯上寻找快乐，在她们的肩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体味生命的刺激和冒险，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之后，他终于明白自己为所欲为的沉重代价。

当得知赌场的黑暗后，他没有怨天尤人，当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他也没有任何埋怨，当大革命中，龙二被枪毙时，他也只是侥幸自己的祖坟埋对了地方。

当然，福贵曾经也想光宗耀祖，想救亲朋好友于危难，想给亲人一个舒适安稳的家，但那只是一个梦，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福贵是一只漂泊在海上的船，命运的风吹动着决定他航向的帆，安排了他的旅程。

他无从抉择，只能以哭的方式笑，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福贵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地过了两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可谓九死一生，对于死亡，福贵见多了。

可真正的让福贵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是老全，可以说老全是福贵的启蒙老师，因为老全说“死也要活着”“只要想着自己不死，那就死不了”，可是死神还是带走了老全，在“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战场中让福贵看到没有人是能和命运抗争的。

接下来龙二的死给福贵上了关于生死的第二课，毙掉龙二后，福贵是这样想的：“我在战场上捡了条命回来，到了龙二这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祖坟埋对地方了，我对自己说：‘这下可要好好的活了’。

”福贵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那种报仇雪恨后的痛快，只是在潜意识里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生命，接下来如何走自己的路。

在经历了由富贵到贫穷，由少爷到贫民的转变后，他感受命运，承受苦难，开始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在目睹和耳闻众多死亡后，死亡对他来说不再多么悲壮，似乎人生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福贵一家八口中，死了七口。

这一长串的死亡，给福贵上了人生的第三课，对于亲人的死，刚开始或许有些伤痛，到家珍，他只是来了句“家珍死的很好”。

直到后来他的“眼睛里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欣慰。

”对于死亡福贵麻木了，也淡定了，当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他后，他没有太过的悲痛，只是遵从命运的安排，和那头老牛一样继续着生命的本质，人的生命的唯一要求就是活着，在这种人生的感受中，他只能接受，因为这就是命运。

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反抗都显得异常苍白，所以福贵学会了遵从，遵从命运的安排。

他明白生命的真谛只是为“活着而活着”。

不管是老全还是龙二，亦或是家人的死亡，让我们看到，活着甚至比死更要艰难，福贵能够直面神秘的死亡，是他对死的那种淡定。

“我的一双儿女都是在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在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对亲人的这一“生”，一“死”我们看到福贵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惧怕与恐怖，并能用如此平淡的语调面对永别，是对生的遵从和死的淡定的人生观驾驭了他的思维，也是他活下去的第一把钥匙。

一把感悟人生，开启生命之舟的钥匙。

人与命运的斗争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制定规则并在规则中生活，尽量减轻命运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涵养自己的性情，追逐尽可能好的命运。

福贵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使他对活着有了最纯粹最本质的理解，那就是淡定地对待死亡，他不可能改变命运，只能去接受命运的安排。

“家里人全是我葬送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就看如何面对了。

富贵的一生经历了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大跃进，文革与后来的改革。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捡条命已属不易，由富贵到贫穷，由年少到年老的磨砺，他淡定了。

他知道苦难是无时不在的，也是无法消除的。

你不可逾越那些悲伤和疼痛，要学会用坦然的心态对待生命。

面对死亡，生命就是一种进攻，不管是曾经的敌人，友人还是自己挚爱的亲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要接受这些进攻，才能让自己更好的活着，死亡不可能减弱，那么只有自己去学会适应，适应这种死亡后的淡定。

连余华自己也认为“福贵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其他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着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 当这种遵从成为一种习性，你便会懂得如何去面对生活，如何去接受命运的挑战，直到后来老人用如此平淡的语言为“我”叙述他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近乎荒谬的人生时，才让人认识到正是他对命运的遵从，对生的遵从，让他变得如此淡定，让他体会到为命运而“活着”，不管是龙二不能接受失败地活着，还是春生不能忍受折磨的活着，但在福贵只要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他的意识理念中“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

”似乎活着已经是一种程序，每个人都在完成这道程序所赋予的任务。

他—福贵活着，也必然要接受和经历这道程序，他的这道程序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乐天安命便是最好的遵从。

“疾风知劲草”，名为福贵，却无福无贵的一个下层贫民，在狂风暴雨中继续着生命的意义，他这颗小草，低微却不卑微，矮小却不渺小，瘦弱却不薄弱，他懂得随风摇曳，是他活着的最大筹码。

我们可以看到，福贵正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死亡的过程中历练了他那种超越于生死之上的人生观。

对于死亡的淡定就是一种对一切事物理解后的超然，他不可能因为你的伤痛而消失或不复存在，用最淡然的心态去面对生命，正是这种豁达的人生观造就了福贵后来“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的一种心灵的自我疗养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他最好的命运归宿，因为我们要“为活着而活着”。

二、苦难的减压阀：忍耐如果说在荒漠中行走需要足够的耐力，那么福贵的一生就是在荒漠中艰难的前行，每迈进一步，都需要足够的耐力与勇气。

“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没有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

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活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一个的死去，我还活着。

”虽然有点类似阿Q——以惊人的忍受力忍耐目前的生活状况，并且在精神的自慰中自我陶醉，但正是这种自足自乐的减压方式成为福贵活着的第二把钥匙。

那把给灵魂减压的钥匙。

这把钥匙让他经受苦难，却仍浑然安适地活着。

福贵式心里秉承着中华民族隐忍求生的精神命脉，不管是阿Q还是单四嫂子，或者闰土，他们这种乐天顺命，知足自乐的生存状态是中国农民几千年形成的精神与性格积淀，是几千年的苦难与贫困磨合出的对命运的消极对抗，面对苦难，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是抗争是战斗，而底层民众考虑的则是忍受，是“活着”。

在苦难面前，选择消解的轻，拒绝受难的重，这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底相连。

中国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

但这个“天”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非常空洞，并没有哪个神圣实在与之相对应，最终“天人合一”就合到“人”那里了。

“天”实际上是缺席的。

所以李泽厚说中国文化“缺乏足够的冲突，惨厉与崇高，一切都被消解在静观平宁的超越之中。

”他还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 。

在“乐感文化”的熏陶下，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福贵，不得不以消解和遗忘来战胜苦难，即忍耐。

他没有反抗的筹码，面对苦难，他们只有去容忍，去忍耐命运的折磨，以及它所带来的创伤，农民式的思想意识让他们安于现状地忍耐着。

《活着》也为我们讲述了中国人这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地，活着尽管艰难，福贵他们依然艰难地活着，当他赌输欠债时，父亲在将他痛斥一顿后毅然挺身而出，变卖家产为儿子还债；母亲病重，他带上家里仅有的两块银元进城寻医；为了聪明的儿子上学，他狠下心送走女儿；当面对间接害死其子的春生时，他选择了原谅；为了残疾的女儿能够出嫁，他到处求人。

他一次次埋葬了自己的亲人，面对这些沉痛的灾难，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地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的无边无尽的忍耐包容这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却始终坚信，即使生活是最为悲惨的，即使命运是最为残酷的，自己也是应该鼓足勇气和拼足力量熬过去，直到生命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