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作者：王卓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02期〔摘要〕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

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

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

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

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

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

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扶贫〔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98-0821世纪中国政府以“精准扶贫”为指向的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绝非易事，注定是一场与贫困的“鏖战”。

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贫困内涵、外延及其类型，是中国扶贫攻坚战略部署与调整之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贫困及其测量贫困像癌症一样，种类繁多、程度不同。

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说法很多。

中国古代的荀子讲“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之者穷”。

很显然，荀子是从唯物的角度并以财产货物的多少来划分贫富的。

贫、穷都表现为缺乏财产货物，但是在程度上荀子认为穷比贫要更加深刻。

从字面上解读，“穷”是屋檐下只有“力”，再无他物，也就是“家徒四壁”。

最极端的是居无定所、没有安身之地的那些人。

“贫”是指财产货物的分割，“贫”不仅是缺乏财产货物的积累，而且还将已有的财产货物不断分割、分散。

在西方，最早对贫困进行科学研究的是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20世纪初，他通过在英国约克郡对居民家计的实地调查和长期观察，发现一些家庭因为收入微薄，不足以换取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资料，一日三餐就是“早餐：面包加肉汤，午餐：肉汤加面包，晚餐：面包加肉汤”。

①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取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那么这个家庭就是贫困的。

这些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的项目。

这实际上是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来界定的贫困（primary poverty），称之为“绝对贫困”，也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用于制定贫困线的出发点。

在尔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贫困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入，归纳起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20世纪初期以朗特里为代表的科学家从生物学方法认识和界定绝对贫困；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汤森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质疑绝对贫困的存在性和可测量的同时，以社会学视角用收入不平等方法提出的相对贫困；三是进入六七十年代，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加多元，维度也有所增加，有以伦理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以公共政策视角认为贫困就是一种政策定义（比如确定贫困线就是公共政策的体现），以及认为贫困是一种亚文化现象等；四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对贫困更加关注，以印裔美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资源禀赋与交换映射对贫困内核（饥饿）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马蒂亚·森通过对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大饥荒的深入观察、分析和研究，以福利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哲学工具建构了“权利方法”权利方法：森认为无论何种贫困状态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饥饿与饥荒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的剥夺。

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的外在表现，更是由于权利的缺乏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

阿玛蒂亚·森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权利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将贫困的原因分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认为只有让人们享有更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拥有更多的机会，做出更多的选择，才能从本质上消除贫困。

来分析贫困，直指贫困的内核——饥饿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

他认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1〕，并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观点“饥荒是由粮食供给下降引起的”提出质疑。

除此之外，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的分析进行科学的结合，创立了“森指数”森指数：著名贫困问题研究专家、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于1973-1976年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测量贫困的方法。

这种方法是贫困发生率与贫困程度测量方法的综合，使贫困人口分布和收入分配都得到很好的体现。

森指数，在0-1之间变动，当每个人的收入都在贫困线以上时，森指数为0，因为q为0。

当所有人都没有收入时，或社会分配极度不平等时，y*为0，q=n，森指数为1。

其中，q：表示贫困人口数量，n：表示总人口，π：表示贫困线，y*：在收入分配完全均匀的简化情况下，表示贫困者的收入水平，G：表示贫困人口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PH：表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毋庸置疑，森指数从两个方面弥补了既有贫困测量指标的不足，一方面弥补了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PH，也叫人头法，就是贫困人口数除以人口总数。

该测量简单易操作。

PH=q/n，其中PH表示贫困发生率，q表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n表示总的人口数。

不能测量贫困程度的不足，另一方面弥补了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PI，是测量低于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距离贫困线的平均距离，PI=gΔ/π，PI为贫困深度指数，gΔ为平均缺口，π为贫困线。

不能测量贫困发生的不足，从而显著提升了贫困测量的科学性。

在此过程中，人类对贫困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贫困的分类也越来越细致。

二、贫困的类型如前所述，贫困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现象，晚近才被发现和科学认识。

贫困的类型也是在不同的分类体系里逐渐呈现出来。

第一种贫困类型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

这一类型在西方贫困问题研究中是主流。

在贫困作用于社群的分类体系里，最早被识别出来的贫困类型是绝对贫困，其次是相对贫困，再次是能力贫困以及权利贫困。

这几种贫困类型主要是从贫困作用于个人、家庭和社群角度进行的分类，贫困归因更多倾向于社会制度以及个人与家庭的资源禀赋差异。

〔2〕20世纪后期中国政府扶贫工作的目标是缓解绝对贫困，简称“温饱”目标。

进入21世纪，政府扶贫工作的目标描述为“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这个目标下的贫困实际上是游离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一个政策定义，在操作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贫困线（2010年不变价2011年中国政府提高了贫困标准，从2010年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274元提高到2300元（2010年不变价），提高了约80%。

此举为中国扶贫标准与国际接轨。

），并据此通过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在乡镇以上政府主要按前期匡算的指标层层分配，分到乡镇的贫困人口指标按比例分配到贫困村，分到贫困村的贫困人口指标再按比例分配到村民小组。

在村民小组内，大多数的情况是以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选举出可以“享受”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和相应的贫困人口个数。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多数地区将制作精美的贫困户牌子挂在当选贫困户的家门口公示于众，牌子上面有贫困户户主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以及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信息、认定的贫困原因、确定的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以及计划脱贫的时间等。

识别出全国70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这70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既有需要民政部门兜底所谓兜底就是从最低生活保障入手，全面建立社会安全支持体系，包括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保障体系等。

的绝对贫困人口，也有需要多种方式扶持的相对贫困人口，以相对贫困人口为主要构成。

第二种贫困类型是以地理空间加行政空间为对象的贫困地区，包括落后国家、落后地区，贫困地区、贫困县等。

在贫困作用于社群居住的地理空间的分类体系里，最初被识别出来的贫困类型是低收入国家或贫困地区。

世界银行运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将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世界银行1992年的划分标准：低收入国家，人均GNP在675美元及以下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在675美元以上、8356美元以下的国家。

其中，675-2695美元之间为中下收入国家；2695-8356美元之间为中上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人均GNP在8365美元及以上的国家。

：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美国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他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3〕中写到：“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

这样一种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

”他明确指出了落后国家或地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关性。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经典的贫困理论，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理论的核心是把贫困归因为地理环境不利。

在贫困发生率高的国家或区域，人们统称其为贫穷落后国家或贫困地区。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接近1/3，是贫困较为普遍发生的落后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开发基本遵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从划定18片贫困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扶贫工作。

到20世纪末，扶贫工作重心下移到县〔4〕，并实施了“一体两翼”一体两翼：“一体”是指以贫困村为整体综合推进扶贫工作，简称“整村推进”。

“两翼”是指：左翼为贫困户劳动力技能培训并转移就业，右翼为贫困村农村产业开发。

的扶贫战略。

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国仍然还有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第十条明确指出：国家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川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就是这14个区域。

这种集中连片的贫困现象说明了贫困在地理空间上广泛作用于分布其内的社群。

不难看出，世界银行划分的“低收入国家”或中国政府划定的“贫困地区”是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认定这些低收入国家或贫困地区总体上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落后，贫困的归因倾向于地理环境不利和宏观政策上的失利。

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的确具有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气候多变、灾害频繁，地形多种多样、开发利用艰难复杂，生物资源丰富、保护利用较差，矿产资源不少、开发利用问题较多等等。

为此，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帮扶责任和义务，并采取了区域综合开发的扶贫方式加社会政策的福利方式。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持续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