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

浅谈治理理论

浅论“治理理论” 摘要：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是关于当前政府和政府改革的研究课题。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福利国家失败和市场机制失灵的语境中，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在西方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治理理论虽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治理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做出正确的抉择。关键词:治理理论;理论基础; 一．治理问题的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治理理论十分流行，以治理为研究课题的著作开始涌现，并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分析非洲的发展形势时，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再到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治理”一词在学术界传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治理理论在实践上也被运用到各国的政府和政治改革上，甚至有学者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因此作为舶来品的治理理论是否适应于中国，就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强烈的人文关怀而忽视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理智，否则就会导致对治理理论的滥用和对政治实践的误导，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仍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论证。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以求能把握治理理论的精髓，从而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做一个尝试性的判断。二.关于治理概念的综述在英语中，治理”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中的“操舵”一 “

中国疾病谱变化情况

中国疾病谱变化情况医药股的投资机会归根结底是由流行病学数据来指引的，因此密切跟踪人口疾病谱的变化是自下而上分析医药股的第一出发点。根据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概述一下中国大陆居民主要疾病的死亡率、发病率及其构成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根据对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其构成的统计来看，在中国大陆由恶性肿瘤导致的死亡占比越来越重，从1990年的22%增长到了2008年的27%；其次是心脏病，致死人数占死亡人数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6%上升到了2008年的近20%。脑血管病致死占比虽然由1990年的第二位降低到2008年的第三位，但致死人数占比仍高达19.62%。呼吸、消化、损伤和中毒等致死占比较大的疾病导致死亡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致死人数占比则由1990年的1.74%上升到2008年的3.34%，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就恶性肿瘤来看，总计每十万人死亡率由1973-1975年间的83.65上升到了2004-2005年间的134.8。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肺癌成为死亡率攀升最快的恶性肿瘤病种，每十万人中就有30多人死于该种疾病。肝癌、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死亡率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唯有食管癌死亡率呈下降状态。

再来关注各种慢性疾病的患病率情况。循环系统疾病成为患病率最高的病种，每千人就有85.5个患循环系统疾病的病人，其中高血压病人54.9个、心脏病患者17.6人、脑血管病患者9.7人。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患者患病率位居第二，达到每千人31个患者，其中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就占到每千人10.2个。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发病率位居第三，为每千人24.5人，其患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呼吸系统患者发病率排第四，为每千人14.7个，患病率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然而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已成为第一致死恶性肿瘤病种。内分泌、营养和代谢疾病的患者增长很快，每千人患病率由1993年的3.1上升到了2008年的12.9，其中患糖尿病的病人由每千人1.9飞速上升至10.7人。

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_共5页

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向纵深发展,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新兴大国的崛起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正在起引导作用。然而，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究竟面临着什么挑战？什么原因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运作？“中国方案”如何回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关切？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于理解或者促进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关键词：全球失衡治理合作共赢一、全球治理的背景与挑战虽然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受关注，但对什么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问题仍然缺乏统一的观点，全球经济治理尚没有一致的概念。重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治理涉及内容十分广泛，难以简单地进行定义。然而，综合世界经济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来看，全球经济治理大致包含三层要素，即全球经济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及如何治理。尽管世界各国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但大国巨大的体量及较强的实力注定了全球经济运行通常由大国主导。这套国际规则与制度并非总是最优的，它是某一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通过自身综合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博弈形成的，更多体现强国的意志。全球化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更快发展，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为世界带来巨大好处，那为何当前会出现去全球化的问题呢？观察当前反全球化的相关现象，全球失衡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全球化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但世界各国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并不相同。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金融危机以来为何发达大国更热衷于推动去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大国对中国等国商品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虽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显然与发达大国在全球化中收益下降有关。2016 年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酵突出了一体化过程中各国的权责分配矛盾问题，欧盟一体化虽然推动了欧盟经济的发展。虽然欧盟与全球化并不一致，但欧盟代表着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发展，客观上也揭示了开放合作的问题所在。二、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 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以遏制去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业界关心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中国希望自身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希望其他经济体能够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借此保障世界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共同受益，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国际社会对此充满较高的期待。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外部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国近年来正在加速探索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通过自贸园区战略探索国内高标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贸园区战略将着力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如何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二是通过自贸区战略深化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双向或者多边开放，推动区域经贸规则的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合作共赢治理体系的构建。三是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伴随着相关战略的稳步推进，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日益清晰，全球失衡的问题理论上有望从“中国方案”中逐步得到解决。

疾病谱变化

咱们身体越来越棒人均寿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6 0年来，通过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国家免疫规划和重大疾病防控、防治政策，严重威胁群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全国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率从1949 年的2 0 0 0 0 / 1 0万下降到2 0 0 8年的2 6 8.0 1 / 1 0万。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曾是旧中国传染病肆虐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1200万人饱受血吸虫病煎熬。“头大肩膀拢，肚子像水桶，骨瘦如柴棍，短命早进坟。”这是民间对晚期血吸虫病人的描述。目前，晚期血吸虫病发病已经基本绝迹。我国开展群众性普种牛痘疫苗运动，1962年彻底消灭了天花，此后，又成功消灭了丝虫病，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在总体上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等曾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疾病。结核病、艾滋病、乙型肝炎等防控工作取得重大成效，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由1 9 9 2年的4 0%上升到2 0 0 5年的9 4%, 乙肝病毒携带者由1.3亿人下降到7 0 0 0多万人。地方病严重流行趋势得到有效遏制，防治成果稳固发展。天花没了乙肝少了 “山高高,草茫茫。女人生崽,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以前,中国农村孕妇,甚至一些城市妇女,习惯请来“接生婆”在家中分娩,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因此民间有着“儿奔生,娘奔死”之说。分娩引起的大出血、产褥期感染,成为孕产妇死亡主要原因。如今,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到医院生孩子, 国家给予医疗保险和补贴,全国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住院分娩率均超过90%,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降低。生孩子不再“儿奔生,娘奔死” 国家的繁荣带动了医学技术的昌盛, 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许多一样的病症, 往往不再是细菌、病毒等感染所致。失明：过去失明是往往因为感染沙眼医原体所致, 如今更多的是因为寿命延长而致的老年性白内障和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所致。心脏病：过去,心脏病以链球菌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为主,如今,因为人们营养过剩, 引起高血脂导致的冠心病为主。肾脏疾病：如今,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肾脏疾病越来越多, 而因为感染链球菌引起的肾小球肾炎越来越少。慢阻肺：现在靠烧柴火做饭、取暖的人口少了,而营养改善了,因此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总发病率有所减少。但值得警惕的是, 因吸烟和工业现代化引起的环境污染带来的慢阻隔肺病人越来越多。一样的病症不一样的病因市场经济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按部就班, 中国人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压力：经营的运行风险、业绩的考核评比、职场的升迁,人们在如履薄冰的小心中透支着自己的精力, 考验着心理承受力；庞大的烟民数量、不停的商务应酬等,在无规律与不良的生活方式中, 紧张焦虑、头昏脑胀等过去不被关注的亚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通过运动、旅游、丰富的文娱活动等多种方式,放松身心,医学专家也不断加大健康教育力度,争取把70%的亚健康人群拉回到健康队伍中来。亚健康受到人们关注健康生活方式防御慢性病囊中不再羞涩的国人, 刚刚品尝生活富足的甘饴时, 却发现现代生活带来了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痛风及肿瘤等慢性病。目前，13亿中国人中，9 0 0 0多万人的体重超出健康标准，未来10年将有2亿人严重超重。中国糖尿病发病率京沪两地已经超过了10%, 而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数字还不足1%。中国目前仅城市的糖尿病人数就超过了 4 0 0 0万。上世纪8 0年代，中国高血压患病率为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_许耀桐

〔摘要〕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传统行政的管制状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新公共管理的管理状态这两个阶段之后，目前进入新世纪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要具有中国特色，即政府要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作用，治理的重点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当下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中国特色等原则和五条路径即树牢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制度建设、推进各项改革及夯实社会基础。〔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１７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０－０５许耀桐，刘祺（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当代的国家和社会，因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使得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大，亟需新的模式助力变革。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起着框架性解释和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地把治理作为实现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路径，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已进入通过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达到国家有效治理的新阶段。《决定》全文共２４次提到“治理”一词，这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已涉及到了治理体系及其结构层次、方式方法、组织人员等诸多方面。《决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崭新命题，需要我们认真探索、领会要义。我们要将治理理论、治理模式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与结构层次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利用机构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问题与事务的实践。”〔１〕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治理是基于法律规则和正义、平等的高效系统的公共管理框架，贯穿于管理和被管理的整个过程，它要求建立可持续的体系，赋权于人民，使其成为整个过程的支配者。” 〔２〕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３〕（Ｐ４）由这些解释可知，治理是面向社会问题与公共事务的一个行动过程，参与者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在内的多个主体，通过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进行协调及持续互动。按照治理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治理行动涉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法人治理、社区治理等多方面。“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收稿日期〕2013-11-10 〔作者简介〕许耀桐（1952-），男，福建福州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祺（1986-），男，河南郑州人，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 10··

治理理论的解读

治理理论一、治理的定义：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它既包括政府的治理也包括非政府的治理。二、治理的学理基础 1、本体论：研究与探讨存在问题的学说。治理、制度、现实的三个维度都是治理理论包括的内容。解释治理的走向以及走向的原因。 2、认识论：知识从何而来的理论或哲学。治理理论在此中维度上说应该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于实际，为实践服务。 3、方法论：知识获得基于的原则或者知识获得或运用的方法。它从方法论维度来说应该属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三、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提供公共的或集体物品是其理论之核心。理论假设：在无政府参与治理的形式下，公共物品可以通过权威之球的跨界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管理。核心问题：界定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及运作，体现治理的广泛性与其独有的性质跨界行为主体：非政府的主体进行参与，开展治理，其中，政府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地位仍然很重要。四、未来的发展趋向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化与数字化，使治理理论向前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整体主义理论。 1治理主体：政府；集经济人与道德人为一体，实现二者的有机契合。 2治理中的各种主体地位是平等。没有高低之分，只有职能不同，是合作或者是协作的关系 3、以历史、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是从经验出发，是经验方法主义论。治理理论: 渊源、精神及其适用性治理理论的根本精神就是围绕着契约观念和效率精神展开的，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权力与权威控制、引导与规范公民的行为，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 1、治理的操控机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私人机构，也可以是二者联合 2、合作凸显，模糊了公私的边界。 3、它是一个上下互动，上下交互的过程，强调管理对象对过程的参与。 3、治理方式与方法的多元化政府、市场、公民、企业、社会都是治理的主体，也可以是参与的主体。体现了效率与契约的理念 1、契约理念：协商与共同的治理。——自愿、一致同意、责任性 2、效率理念：管理与制度，也包含其中的回应性效率。治理对公民的参与度也提出来一定的要求：自由精神、平等观念、责任意识、积极参与意识、宽容精神、互利互惠的精神。如缺失这些必要的条件，则治理之实，很难取得成功。——臣民意识、零和博弈、平均主义都对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推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治理理论的谱系与转型中国治理的初义为控制与操纵。多元参与者进行协同决策时的特定结构和过程：它体现的是多层的参与机制与多种参与方法。中国视域下的治理问题再审视：国家仍是我们的治理的中心；内部包含管理、决策与执行三个维度；外部则包含了政府、经济、社会三个部门。

国家癌症中心：年全国最新癌症报告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负责全国肿瘤登记数据收集、质量控制、汇总、分析及发布工作。２０1８年２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由于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一般滞后3年，本次报告发布数据为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收集汇总全国肿瘤登记处２０1４年登记资料。报告主要发现 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0.4万例(男性２1１.4万例，女性１６9.0万万例）,平均每天超过１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肿瘤发病率为２78.07/１0万(男性为30１.67/1０万,女性为２５３.29/10万），中标率(中标率:人口标准化率按照２０00年中国标准人口结构）为190.６3/10万，世标率（世标率：人口标准化率按照Segi'ｓ世界标准人口结构）为18６.53／１0万。0－74岁累积发病率为２1.５８%。胂瘤死亡率为1６7.89/１0万,中标率为106.98/10万，世标率为１0６.09/１0万。0－７４岁累积死亡率为12.00％。恶性肿瘤发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调整人口结构后地区间发病率的差异缩小，但趋势并未改变。各地区中男性发病率均高于女性。按发病例数排位，肺癌位居全国发病首位，每年发病约７8.１万，其后依次为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乳腺癌。肺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男女性发病的第1位。

恶性肿瘤死亡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调整人口结构后,中部地区死亡率高于东、西部地区。各地区肿瘤年龄别死亡率趋势相似,主要恶性肿瘤死因大致相同，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在各地区均为主要恶性肿瘤死因。报告数据来源和质量控制截至201７年8月30日，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共收集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４49个登记处提交的2014年肿瘤登记资料，其中县级以上城市160个，县及县级市２８９个。根据质量控制标准纳入3３9个登记处,其中东部地区140个，中部地地区1１２个,西部地区8７个。覆盖人口共２８8243３47人(包括男性１46２0３891人，女性142039４56人），占全国2014年年未人口数的21．07%,其中东部地区１６40６2330人,中部地区81477272人,西部地区42７03745人。恶性肿瘤发病总体情况据估计,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数38０.4万例(男性２11．4万例,女性169.0万万例），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肿瘤发病率为2７8．07／10万(男性为３01.６7/10万,女性为253．29／1０万),中标率（中标率:人口标准化率按照２00０年中国标准人口结构）为１9０.63／10万,世标率（世标率：人口标准化率按照Seｇi's世界标准人口结构）为１8６.５３/１0万。０-74岁累积发病率为２１.58％。胂瘤死亡率为167.89/１0万,中标率为106.98/10万，世标率为１06.09/1０万。０-74岁累积死亡率为12.00%。

中国数字医疗行业分析报告

中国数字医疗行业分析报告目录一、数字医疗定义及分类 (2) 二、数字医疗行业发展背景（PEST） (2) 1、P（政治环境） (2) 2、E（经济环境） (3) 3、S（社会环境） (4) 4、T（技术环境） (5) 三、数字医疗行业市场现状及前景趋势分析 (5) 1、市场现状 (5) 2、市场前景 (6) 3、市场趋势 (7) 4、产品趋势 (9) 四、数字医疗行业竞争格局 (14) 1、中国数字医疗产业竞争现状分析 (14) 2、中国数字医疗产业市场格局分析 (15) 3、中国数字医疗行业主体企业 (16)

一、数字医疗定义及分类数字医疗行业是将先进的网络及数字技术应用于医疗工作，实现各种医疗信息的数字化采集、转换、存储、传输及后处理，以及各项业务流程数字化运作的医疗信息体系，是由数字化医疗设备、计算机网络平台和数字医疗软件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综合信息系统。数字医疗行业按用途分为以下六种细分行业：数字成像设备行业；医院信息系统（HIS）软件行业；电子病历（EMR）软件行业；放射科信息管理系统（RIS）软件行业；实验室临床信息系统（LIS）软件行业；声音捕捉行业。二、数字医疗行业发展背景（PEST） 1、P（政治环境） 1、政府积极推动医改，医疗投入巨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的出台规划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到2020 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 2、医改政策加快数字医疗信息化的进程：医改中提出：未来三年要加快落实五项制度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上述五项制度改革将着重于:药物指导价格的制定，规范药物生产流通，以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目标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网络化建设，建设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等措施；由此可以看出，此次医改将对医药行业整个产业链（医药产业-药品供应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整顿，必将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数字卫生建设涉及到医疗卫生服务的各个方面，因此，医改为加强数字卫生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周雪光【内容提要】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展，政策执行中的变通和共谋行为等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制度逻辑。【关键词】权威体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国家—地方关系一、现象与思路在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一些重大现象稳定存在或重复再现：宏观上，中央—地方关系在集权与放权的抉择中轮番交替，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整顿在不同领域中重复出现，林林总总的政治教育运动收效甚微但仍然绵延不断，法律制度、科层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从微观上来看，诸多基层问题——例如，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力，变通与共谋等——急药慢攻，反复治理，但仍痼疾难除、去而复来。这些问题各有其独特的场景，它们发生的形式、实际内容各异，节奏每每不一，若分门别类或许可以逐一论道其原因。但是，这些现象的重复再现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它们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稳定共享的制度逻辑？进而言之，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视角，一个大的思路，可以把这些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场景、不同形式的现象和问题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以期越树木而见森林，溯溪流而求渊源？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立论：上述种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均来源于中国政体内部的一个深刻矛盾，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权威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权威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权威体制的两个维系机制——科层制度和一统观念制度——受到了多重挑战：科层制度承担越来越多的治理功能，不堪重负；一统观念制度受到多元社会的碰撞挑战，难以为继。面对这些困难压力，一系列应对机制应运而生：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以及逐级代理制的动态平衡，政治教化的礼仪化以及运动型“纠偏”机制。具体说来，逐级代理制度导致中央与地方的松散关联，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变通和共谋缓解了这一矛盾；而教化活动的仪式化，虽然对重建一统观念制度无回天之力，但对于维系国家象征性权威，却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上而下的运动型治理机制成为中央政府不断规范基层灵活性的边界、强化中央与地方纽带的重要手段，使得这一体制在不断调整与波动中走下去。虽然这一系列机制缓和了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但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不兼容甚至冲突，衍生了其他始料未及的后果，因此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第一，国家建设在集权

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 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1.2支持派：其一,中国非政府组织缺乏理想的独立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业已存在国家体系之外的社会力量,那么就不必再纠缠于中国是否有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是否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换

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地方政府治理运动标志着人类公共生活新时代的来临，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探讨的理论热点问题，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我国也受到了治理运动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活动的影响，国内学者不仅致力于将国外治理理念的成果引进国内，同时也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有意识地对其本土化，在加深研究国外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属于自己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成就，形成了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共同发展的局面。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是我国学者在寻求解决政府危机和社会矛盾问题上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它打破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促进政府在管理方面由“统治、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而向“治理”新的管理模式转变，它以崭新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命题。从实践论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指引我国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来政府改革的方向，力争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以治理理论要求合作的价值追求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条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善治的政治局面。本文在回顾治理理论兴起的缘由基础上，对治理概念、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治理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以及治理运动在中国开展情况做一个综述性研究。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实践；地方治理；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研究综述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情况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治理”并不是新造的词汇，早在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就是用过这个概念，用以表明上帝授予国王对国家统治的权利，但是新世纪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并催生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运动传遍全世界，与此同时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各国学者都为这一新的制度范式做出了卓越贡献，加快了治理理论体系的健全化和多样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国政府改革都是力求实现治理和善治的政治运动，再此不得不承认尽管各国学者对治理有争议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公共管理研究新领域。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人类政治历史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都是伴随着特定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之所以治理时代会降临，是因为传统管理的过程中政治家和学者们都看到了市场和国家都有失效的可能，只有建立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合作的网络机制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危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为了提高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各国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成为各国的共识，标志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且在以19世纪工业生产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政府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特别是发展国家中社会矛盾更是尖锐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加上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给输出国和输入国带来不均等的利益问题和全球面临的普遍性安全、生态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

治理理论适用于中国研究的文献综述政法学院 173081 王卫齐关键 [摘要]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共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瓤改革的适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阿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备件。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一、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动因西方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是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达到了新的高峰，经济发展不稳定，福利国家的职能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建设投资乏力；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绩效、对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关注。由此，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公共部门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的新认识。迫使政府对原有的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在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角色互补。私营企业长期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它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不断革新，以便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赢得更多的顾客。私人企业这种管理机制、革新精神及其较好的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形成了示范效应，给其施加了改革的压力。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门逐渐意识到其权威的社会根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成为政治改革的趋向。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关注，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随之强化。人们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监督意识，迫使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也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治理。以

中国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或疾病谱变化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寄生虫病的流行情况或疾病谱有何变化？分析社会因素和现代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寄生虫病的流行趋势。寄生虫病流行状况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也是其公众福利及社会文明的一种重要指标。因受地理、气候、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寄生虫病在我国广泛流行，极大地危害民众健康及生命，影响社会的发展。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大力支持重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到了20世纪末，由于多方面原因，这条战线正面临多种寄生虫病继续流行而专业队伍明显萎缩的严峻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人民政府又将防治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及钩虫病写入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由于政府重视、基层群众参与以及专业人员的指导，40多年来，我国以薄弱的经济基础、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上述五大寄生虫病的研究与防治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血吸虫病经过40余年的防治活动，该病在418流行县(市)中已有310县(市)(74 )得以阻断传播或有效控制I1]。肆虐于大部分省(区、市)的疟疾，上世纪50年代前的年发病数达3 000余万例，危害人群生命，破坏农业生产；至90年代，主要流行区已控制在云南、海南两省，

报告的年发病数仅数万例。淋巴丝虫病流行于16省(区、市)，历史累计病人3 1OO万，其中慢性病人540万(含终身残废如象皮腿等)。至1994年，我国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阻断淋巴丝虫病的传播。“中国阻断淋巴丝虫病传播的策略和技术措施的研究”获2000年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黑热病(内脏利什曼病)致病性强、病死率高，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采取有效措施消灭传播媒介(白蛉)、根治病人，至60年代初即控制了该病在华东、华北以及华中多省的流行。与此同时，我国寄生虫学界紧密结合防治需要，在重大寄生虫病的流行因素、治疗药物、诊断技术、媒介及防制手段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上述寄生虫病的流行范围和受威胁人口数均超过任何一个流行该类疾病的国家，如此成绩又是在国家经济尚不发达，投入较少的条件下取得的，因而更显其可贵。即使我国在最重要的几种寄生虫病的防治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多种流行广泛的寄生虫病的防治尚未真正开展起来。为了查清全国情况，以制定我国新时期寄生虫病防治规划，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简称寄研所)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牵头进行了一次国内外没有先例的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以期查清情况，为寄生虫病防治更上一层楼提供依据。 2寄生虫病的流行现状尽管在主要寄生虫病的防治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在增进人民健康、保护生产力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在新世纪面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血吸虫病继续流行于7个省的108个县，主要在湖沼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借鉴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执政的宝贵经验基础上，经历了新中国70年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持续不懈努力，经历了反复探索，尝试了多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不但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而且带领人民为之奋斗了20多年，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不符合中国情况；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为新中国国家制度的构建和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国体，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政体，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确立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关乎全局的顶层设计，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此后人民政协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作出了更为完备的规定。 1956年，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后，党在不断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也曾走了一段弯路。这29年，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国家制度，总体上适合中国实际、适应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虽然还存在初创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但它开创性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这是很了不起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我们党鲜明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全球治理与方案

全球治理与方案标准化管理部编码-[99968T-6889628-J68568-1689N]

当下中国对治理理论的认同与实践

当下中国对治理理论的认同与实践来源：郑州大学学报作者：王晓征【内容提要】治理理论自提出以来，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被广泛运用于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参照。当前我国治理环境出现了价值观念多元、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力量兴起、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利益表达渠道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旺盛且多样等新的特点，对此的积极反应使我国的治理实践正经历着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互动过程，其特点是服务型政府理念确立、基层民主进一步扩大、保障公民参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的状态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词】治理/社会管理/公民参与 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是源于国家和市场均告失灵、西方国家推行行政改革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主张既不依政府一元，也不依市场一元，而依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共治，以有效保障公民和社会利益的实现。该理论自产生以来，即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等多个领域，在中国也逐步得到认同并被运用于实践。一、“治理”理论在当下中国的认同及其背景 “治理”作为一种理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中提出的，该报告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1992年，世界银行主题为“治理与发展”的年度报告中关于治理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治理理论的发端。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做出了解释。盖伊·彼得斯通过对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提出了治理的四种模式，并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它们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1](P32)。让·彼埃尔·戈丹认为：“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2](P281)詹姆斯·罗西瑙认为，治理的内涵比统治更广泛，治理的主体未必都是政府，各治理主体在能够达成共同一致目标的前提下有效地发挥作用[3](P36)。用治理理论解释和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灵。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西方公共管理强调公共服务由政府供给、削弱市场的作用，从而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者对这种全能政府进行批判，发起了重塑政府和再造政府运动，主张在公共管理中引进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但由于其忽略了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差异，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在实践中存在忽视公众需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不可克服的缺点，使得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模式均告失灵，人们试图寻找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