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说评析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说评析作者：王莹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20年第04期【摘要】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伟大意义毋庸置疑。

但关于它的历史影响，“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论，此论不太确切。

第一，在农业大国，革命主体不是农民，而是以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为主;第二，革命纲领的局限性，推翻帝制，驱除鞑虏这种片面的民族思想不利于民主共和观念在各族人民之中广泛传播;第三，三民主义宗旨没有得到实施，民国建立后中国农村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大的改变。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主共和;三民主义;人民群众中国的近代是一部屈辱的压迫史和反抗史，列强不断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1911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成功地以“共和制”取代了“帝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来侵略者的势力，其伟大的历史影响是值得肯定的。

但改政治制度易，改思想观念难，传统意识的堡壘远比军事堡垒难以攻克。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类话语讲得最多，[1]也似乎早已讲够，成为了定论。

但实际上什么是“民主共和观念”？怎么样算是“深入人心”？我们还是过于笼统和抽象，并未讲透彻。

客观上来说，广大群众能够感受到中华民国建立后自身生活产生的一些变化，但对“民主共和”还是很陌生的，革命党人黄兴就曾说到这一问题，“我国革命甚速，惟其速也，即有多数人不识共和本旨。

”[2]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也确实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民主思潮，“民主共和观念”在部分精英群体中可能是“深入人心”。

但纵观整体，对于众多草根民众来说，他们都不理解“民主共和”，又哪儿来的“深入人心”？“民主”和“共和”是两个概念，民主政治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跟寡头制相对立。

“共和”最早来源于《史记》，意思是“公共事务”，规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及高级事务由选举产生。

而中国近代的民主共和观念是由西方传入的，具体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不再是封建社会里严格的君臣、父子关系体系。

但又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也区别于古希腊雅典社会的泛滥式民主，它是对人和己权限的一种明确限定与法律规范。

即依靠法律来分权制衡，最典型的便是三权分立，尽力地去避免封建专制政体将权利集中于一人一处的严重弊病。

这种体制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政治思想史里也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里所讲的“深入人心”，必然是指深入大多数人心里，即被大多数民众所广泛知道和认同。

而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群体才应该是我们具体指的“大多数人”。

民国建立后，民主共和观念可以说是深入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中，但绝非深入了广大农民心中。

一、革命主体不是农民革命派早期的各种起义，其主体均为会党、新军和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并没有直接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

革命派没有认识到农民群众的力量，甚至对广大下层阶级有所恐惧。

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领导或由其他革命团体组织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以萍浏醴起义为例，义旗所指，响应广泛，遍布十多个县，与清军激战数月后惨败。

起义结果虽然是失败的，但它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王朝，震惊中外。

萍浏醴起义的组织形式是民间秘密结社——会党形式，起义的成员的大多数是会党成员，其性质是资产阶级同盟会和会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运动。

不同于旧式的农民革命，它联合了资产阶级，且领导阶级有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这是萍浏醴起义的一个极大特点。

但起义没有直接深入下层群众，至少其民主革命思想只是在同盟会成员及会党成员之间传播的，大部分工农只是以会党成员的身份机械式的参与了此次起义，其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由革命党人发起的各种起义的形式来看，历次起义都不可避免的与会党有关，这也凸显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它无法广泛和长期的把农民阶级团结在自己身边，只能依靠会党来联系农民和发动群众。

比如长沙起义、黄花岗起义，以及上文提到的萍浏醴起义，都不是由革命派直接的发动广大工农群众。

革命派最基本的民主思想，是先在同盟会之中传播，而后依靠会员联系会党来传播给下层群众。

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接受革命民主思想的恐怕只有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了，农民作为中国广泛的下层群众基础，只是为了生存，盲目的跟随会党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谈不上民主革命思想广泛的深入民心。

正如陈独秀在191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

”[3]革命派内部对于依靠会党来发动起义的组织形式也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主张完全依靠会党来发动群众，也有人认为会党鱼龙混杂，需要主要依靠新军来起义才会成功。

其中最显著的是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1911年夏季以来，全国范围内普遍的发动了革命的局势。

革命党人长期的宣传和扎实的工作，这都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

当时湖北新军是地方当局自行筹饷编练军队中较为认真的一支，它的军事力量为革命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08年所组织的湖北共进会，最初是把重点放在联络会党上的，但其主要领导人孙武指出会党群众不受约束，容易导致失败，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前来加盟的络绎不绝，湖北新军也迅速发展。

随着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武昌成为了多数革命党人心中发起起义的合适地点，各种起义条件时机也相对成熟。

最终，武昌起义爆发，击溃顽敌，建立了湖北军政府。

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全国各省陆续爆发革命。

陕西在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是北方各省中最早宣布独立的，标志着革命高潮在北方发动。

陕西发动独立的形式值得一提，是通过哥老会组织来实现的，重点还是在于联络会党。

哥老会“势力及于全陕，”[4]对革命的影响重大。

毋庸置疑，武昌首义的成功意义重大。

但纵观起义的全部经过及参与成员，会发现革命依旧是新军加会党的组织形式，广大群众没有直接参与。

而会党首领及成员成分复杂，多数成员是“不农、不工、游食无赖之徒，”[5]他们参加起义的原因能说是因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导致的吗？很明显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会党成员并不是全都有民主思想。

以哥老会为例，哥老会亦称“哥弟会”，属于民间秘密结社，主要是由下层群众自发组成，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从1810年成立到1911年，哥老会组织遍布全国，“会众难以数计，声威震动寰宇，”[6]其成员参加革命多是出于“反满”思想，并不是真的因为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感召。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是同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斗争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没有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的重大力量，无法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可能在农民群众中认真宣扬民主共和思想。

二、革命纲领的局限性革命派的思想纲领即三民主义，孙中山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的民族主义与太平天国里的坚决“反满”或者义和拳运动中坚决排外思想不同，他把革命活动和希望放在了下层会党身上，有种下层社会根基的特征，但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又并没有体现这种特征。

在辛亥革命前期，革命的重点是放在“排满”上的。

在当时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只注重打击满清政府这一方面，没有认识到主要社会矛盾，放松了反帝的要求。

读邹容的《革命军》，虽然也有宣传民主共和的话语，但通篇更多的是“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7]這样充斥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的激愤之语。

包括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大论战，他们之间的争论虽多，但中心焦点问题集中在了是否应该推翻满清政府的问题上，轻视反帝的任务。

当时反满代替一切，也掩盖了一切。

反满是有严重民族歧视情绪的言论观点，并不利于人民团结，不利于平等共和的论调。

由于这样的方向和口号，当时多数革命党人认为只要推翻满洲政府，民族革命便成功了，根本没有重视反帝的大任务。

很明显，辛亥革命前期这种片面的民族思想是不利于民主共和观念在各族人民之中广泛传播的。

民权主义本该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使中国的革命和思想有了明确的近代性质。

本应该开花结果，但残酷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已根深蒂固，民主主义被淹没在封建主义之中。

孙中山是重视民权主义的，认为“建立共和政体”是重要目标。

但当时参与革命的人，如陶成章、章太炎等光复派代表，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思想影响，认为革命只是重在光复旧的事物，重点也只在于驱除鞑虏，对于资产阶级所宣传的各种民主思想并不感兴趣。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与当时封建主义君主观念的大量存在是分不开的。

袁世凯身边的唐在礼说：“我们同僚中和多人知‘共和’，但是这个共和怎样共法，怎样建立新局面，新局面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8]可见当时民主共和思想只存在于少部分人心中，完整的民主主义没有实现。

再者，当时的地主阶级对于民主主义其实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其思想主张损害了封建社会里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广大农民阶级被长久的束缚在封建生产方式里，对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民主思想也无多大兴趣。

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只能依附于统治集团，也只有知识分子热衷于近代民主主义，广大农民群众并未深受其思想影响。

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便注定失败。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孙中山自己也认为，他的三民主义要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优越得多，正是因为其中有解决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列强侵略和封建压迫，民生主义是中国社会经济和下层人民的愿望。

孙中山斥责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诅咒资本家腐朽，提出了“贫富不均”问题，关怀工农大众的困苦生活。

孙中山说：“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金耳。

”[9]这里明显是存在矛盾的，即要求发展民族企业，又反对资本压迫与剥削，企图直接达到社会主义，这只能是空想。

它是与农民群众脱离的，孙中山的重点在于城市土地地位问题，而不是解决广大农民所重视的土地问题。

它提出的不是当前的问题，而是未来的问题，更多的是理想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

“民生主义”没有实现自己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基础，所以无法直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

其实质没有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自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其所宣传的民主主义思想更无法广泛为人熟知。

民国建立之后，颁布了《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权，但却没有具体的保证措施，其宣扬的三民主义带有强烈的“反满”思想，不利于社会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的民主共和，对于人民最重视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公平的解决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倡导的民主和共和最终也只是空谈。

三、民国建立后中国农村的思想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农民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再加上所接受的教育知识有限，城市与农村在经济上贫富差距大，其思想观念很难改变。

就连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在承袭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观念，而不是西方近代的个体主义，更不用提久居农村的农民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