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分析

2011年第26期0.引言作为国际贸易领域非关税壁垒措施之一的反倾销，长期以来一直是颇有争议的话题。WTO反倾销协定(Anti—DumpingAgreement)对各成员国反倾销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进一步作出规范，并要求对反倾销行政措施设置独立程序，进行独立审查。WTO《反倾销协定》做出了强制性规定：“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审负责的主管机构。”

随着WTO《反倾销协定》正式对中国生效，反倾销案件中的司法审查问题倍受关注。我国国务院于2001年11月26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2002年l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规定》)。该规定比较完善地提出了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该规定分别对司法审查的管辖、诉讼参加人、司法审查的标准等作了规定，[1]但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仍存在缺陷。本文拟对这几方面的完善提出自己看法，希望能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所帮助。

1.立法模式1.1立法模式现状我国涉及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法规目前分为三个层次，包括人大制定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即《反倾销条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反倾销规定》。

1.2缺陷及改善综观世界各国，绝大数国家、国际组织都是由国会行使反倾销立法权，并把它作为基本法来通过。如美国关于司法审查的条文是在《1979

贸易协定法》第十章作的专章规定，欧盟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也是规定在由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共同体条约》第173条、第175条之中。我国《反倾销条例》仅仅在第53条中有一个模糊的、原则的规定，很难发挥对他国应有的抗衡作用[2]，而《反倾销规定》仅仅是个司法解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够高，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其法律效力。[3]

笔者认为应该由国家立法机关创设一部《反倾销法》，从而提高反倾销法的立法层次及其法律效力，在现行《反倾销条例》、《反倾销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反倾销案件实践，借鉴美国、欧盟反倾销立法和实践经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反倾销法》，把司法审查作为《反倾销法》专门一章[4]，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司法审查的作用，使反倾销司法审查在我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从而确保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与权威性。

2.诉讼主体2.1现有规定按照诉讼地位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诉讼主体分为原告、被告和第三人。首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反倾销条例》第19条对利害关系方作出了规定，即“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该规定显然是与《WTO反倾销协定》第6条第11款的规定相对应的。《反倾销规定》第2条对原告资格问题作出了下列规定：“与反倾销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此以来，《反倾销条例》与《反倾销规定》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不同，这就给了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具有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关于被告资格。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反倾销规定》第3条规定：“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再次，关于第三人资格。《反倾销规定》

第4条反倾销行政案件第三人规定如下：“与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2.2缺陷及完善反倾销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最多的是原告资格的确定。

对《反倾销条例》和《反倾销规定》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出口国（地区）是否有原告资格规定不同。《反倾销条例》第19条显然把出口国（地区）政府作为利害关系人，属于原告范围。而《反倾销规定》在形式上规定有“利害关系人”，与欧美反倾销司法审查诉讼原告称谓上是一致的，但是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却对利害关系人作了大大的限制，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及其他法律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样的规定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模糊不清，仅从字面上明确规定的原告有：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5]如此以来，原告范围就不包括生产或制造被控倾销产品的所在国的政府部门。反倾销协定关于利害关系方的规定包含了“出口国（地区）政府”，并规定“这是利害关系方的最低范围”，如果按照我国加入的《议定书》，实践中应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允许出口国（地区）政府有原告的资格。但是，《反倾销规定》里面显然将其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旦涉及政府，便可能引起的不仅是国际经济方面的纠纷，还可能转化为国际政治纠纷，这样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定与团结。虽然如此规定排除出口国政府的原告资格似乎违背了我国所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但是在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程序机制刚刚启动和不完备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更为恰当，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机制也将不断完善，如此之时，赋予出口国政府原告资格为时不晚。

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分析李晓芬林鑫赵乐静（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北京100876）

【摘要】根据WT0《反倾销协协定》的原则和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尝试建立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笔者结合WTO《反倾销协定》及国外相关规定，对我国现有的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立法模式、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诉讼参加人、管辖法院、审查范围、审查标准进行分析，探究我国现有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思考与建议，以期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作引玉之功。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审查制度

作者简介：李晓芬（1990—），女，河南许昌人，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大三本科生。

◇高教论述◇892011年第26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倾销规定》中指出“其他具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是否包括公共利益有关的申请人呢因为在世贸组织反倾销守则中有“公共利益”的规定，该规定大大拓宽了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因为“公共利益”还涉及到上下游产业以及广大消费者[6]，《反倾销规定》包括不包括这些内容，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反倾销诉讼原告主体范围规定得过宽将有损司法效率，浪费司法资源，如果反倾销诉讼原告主体范围规定得过窄将不利于保护有关利害方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原告主体应该明确规定包括被控倾销产品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者以及相同或类似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部门。这就类似美国法中的同业协会，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国内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也可以借鉴美国关于同业协会规定的经验。3.管辖法院3.1现有规定关于我国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反倾销规定》的第五条。《反倾销规定》的第五条对第一审管辖法院作了如下规定，认为是：“(一)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二)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因为国务院主管部门均在北京，所以实际上也就是北京高院以及北京高院指定的中院来受理。选择国务院反倾销主管部门所在地的法院集中受理反倾销诉讼有利于及时、便捷地开展审判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迅速结案，同时有利于相关审判机关就近接受最高人民法院业务上的指导，提高办案水平，确保办案质量。3.2缺陷及完善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仍存不足之处，把所有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都交由这两级法院管辖，无疑大大加重了这两级法院的负担，难免会影响司法效率，不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的长期发展。学术界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主张采用欧盟模式，即由普通法院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有的学者主张采用美国模式，即由专门法院对此进行司法审查。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采取美国模式更为可取。因为反倾销是一个非常复杂、技术化的行政程序，在相关事实判断的背后需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政策意识来作为后盾，而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内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加之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交往会越来越密切，如果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经济交往比较频繁的地区专门设立国际经济贸易法院，这样的设置就能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大且数量日益繁多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所以，笔者认为采取美国模式设立专门法院更为合理。4.审查范围4.1现有规定在我国，按《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下列决定可以请求司法审查：第一，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反倾销终裁决定。按照现行国家部委设置，无论是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对倾销及倾销幅度作出的终裁决定，还是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其性质均属于行政终裁决定。第二，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第三，国务院主管部门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或者履行价格承诺的必要性作出的复审决定。4.2缺陷及完善本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反倾销行政行为，除《反倾销条例》第53条列举的几类行为外，还存在其他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要件的行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及成熟原则，本文对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作如下分析：4.2.1立案调查决定。该决定只是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的前提，不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益，故不具有可诉性。4.2.2不立案调查决定。行政主管机关若对反倾销调查申请决定不予立案，反倾销调查程序就无从启动，国内产业也就无法通过反倾销措施的采取保护其自身权益。国内申请人对该决定不服，应当有权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因此笔者认为不立案调查决定具有可诉性。4.2.3肯定性初裁决定。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损害以及二者之间因果关系成立的，行政主管机关将继续进行相应调查，在此阶段利害关系方的权利义务不能确定，故起诉的时机尚不成熟。4.2.4否定性初裁决定。否定性初裁决定会导致反倾销调查程序的终止，直接影响有关利害关系方的权益，故为成熟之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