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

中国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中国人的隐居理论与实践陈连山作为一种现象，隐居虽然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却是人类一种相当多见的行为。

当然，世界各地的人们之所以隐居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于隐居、特别是长期隐居者——隐士的态度和评价也各有差别。

因此，各国的隐士文化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根据中国古代历史中隐士文化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各种隐士的隐居实践两个方面来探讨在中国文化体系中隐士文化的成立与发展。

一、隐士的概念和一般意义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隐士现象的著作很多，对于隐士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隐士们的文化贡献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但是其中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中国隐士已经消亡。

我认为他们的隐士概念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了这样的结论。

隐士，在中国古代又称为隐者、隐逸、高士、作者、隐君子、隐夫、隐生、隐民、幽人、退士、逸士、逸（佚）民、逸人、遗士、遗人、处士、处人、岩穴之士、山谷之士、山林之士、山人、山民、隐介、居士、方外之士等等。

古人所说的隐士是指长期隐居，有条件为官，但拒绝为官的人。

现代中国学术界使用的隐士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隐士概念指古今中外所有长期隐居、不参与社会主流生活的人。

狭义的隐士概念则只包括中国君主时代隐居的士人，这是从中国古代的隐士概念沿袭下来的。

个别学者的隐士概念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在中国，流行使用狭义的隐士概念。

很多学者把隐士定义为隐居的士人1。

于是，隐居就被视为士人抗拒特定的历史文化（中国从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制度）对于士人的压迫而产生的一种行为。

按照这种狭义概念，隐士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结束而结束2。

这种观点由于其定义过于狭窄，把士人之外的所有隐居者都加以排除——当然外国的隐居者更无法进入其中，因此其结论必然限制在中国古代隐居的士人小圈子里。

这样，就不能全面认识隐居对于人类的普遍性，更不能准确理解隐居的性质和意义，也无法在国际间进行交流。

中国存在大量隐士，印度、韩国历史上也有不少隐士。

不仅东方社会如此，根据我的了解，西方社会，包括欧洲和现代美国也同样存在隐士。

英语中recluse一词就是指居住在森林小屋中的隐士。

他们虽然都不是中国的“士”，但是他们都不算隐士吗？1这个概念有望文生义的嫌疑。

如果可以这样定义隐士，那么面对“隐民”、“隐逸”、“山人”这样的称呼又该如何解释？像《论语》中提到的农人隐者荷蓧丈人该如何归类？2例如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1947）、高敏《隐士传》（1994）、冷成金《隐士与解脱》（1997）、所谓隐士已经消亡的结论不仅在理论上存在偏差，而且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从中国上古传说时代，一直就存在隐士，例如尧帝时代的许由、巢父，舜帝时代的善卷。

那时候并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

有文字以来，西周时代有伯夷、叔齐这样的遗民隐士。

而现代，直至今日，中国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隐士。

1989年下半年，美国人比尔·波特专程到人们普遍认为已经没有隐士的中国大陆寻访隐士。

根据西安香积寺方丈绪东和尚的估计，在终南山大约有250名以上的隐士3。

比尔·波特随后访问了其中一些从事宗教活动的隐士。

还有相当多的人士（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彻底消灭了隐士。

中国共产党确实消灭了不少，特别是消灭了隐士的社会文化地位。

但是，隐士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

比尔·波特的调查否定了中国现代已经没有隐士的说法。

从事实来看，隐居决不是古人的特有行为，而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

人类既然是所谓的“社会动物”，那么为什么总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远离社会而隐居呢？原因何在？我认为，造成隐居现象的原因在于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矛盾。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集体中生活。

而集体生活出于彼此协作和交流的需要，必然产生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和多数人自觉不自觉遵循的主流生活模式。

既然社会秩序和主流生活模式是根据集体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就不可能适应每一个社会成员——它本来就是为了限制那些违反或者试图违反主流生活模式的个人。

于是，社会集体的秩序和主流生活模式就构成对于某些个人的压迫。

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内在的个人与集体的矛盾。

当这对矛盾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的时候，而被压迫的个人也获得了独自生活的条件（社会对此有相当程度的宽容、个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他就必然选择脱离社会集体，甚至远离社会集体，走向隐居。

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隐居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中国学术界在隐士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隐居视为个人的一种解脱。

蒋星煜甚至认为隐居的两大原因之一是“个人主义或失败主义”4。

隐居是个人远离社会的一种行为，对于隐居者个人当然是一种解脱。

但是，隐居这种表面看来似乎是个人的行为，其中却含有明确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中国正史中第一部专门的隐士传——《后汉书·逸民列传》总结隐士的活动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其中“求志”、“全道”、“垢俗”、“疵物”都含有批判现实，追求完美人格的意义，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

《逸民列传》里的隐士都是著名的隐士，他们隐居的目的比较明确。

而普通隐士的隐居行为虽然在主观上没有明确的批判社会的目的，但是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逃避本身在客观效果上就构成一种批判。

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模式并不总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对之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从社会文化体制的角度看，也只有在不断的批判与反思的推动下，社会文化体制才能一步步发展完善。

《隋书·隐逸传》总结历代明君尊崇隐士的理由：“以其（隐士）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

足以3比尔·波特：《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明洁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这里的隐士不是指寺庙里的和尚、道士，而是指在山林之中独自修行的人，包括独自修行的和尚、道士。

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

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

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也。

”隐居看似无用，却因为隐居者承担了高贵的道德价值，所以包含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隐居虽然是个人解脱之道，但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行为。

所以，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应该尊重、至少也应该宽容这种行为。

隐居这种故意疏离社会的行为具有某种潜在的反社会特征。

一般情况下，隐士通过回避社会而反抗社会，间接地反抗社会。

但是，在某些时候，隐居的这种反社会性质还会相当突出，例如，改朝换代之后出现的遗民式隐居就具有典型的反社会性质。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事实上就是反对武王伐纣。

在特别专制的时代，站在社会主流立场的人也会把一般的隐居都视为直接的反社会。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反对隐居的声音。

从太公望、赵威后，到明太祖朱元璋都斥责隐士是“不为君用”5，现代中国第一部研究隐士的著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6批评隐士的人生是“悲观、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懒惰、滞钝、疏忽”，这些都说明了隐居活动的确具有某种潜在的反社会特征。

社会文化体制怎样对待隐居行为的潜在反社会特征，是宽容还是禁止，将直接反映出该体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周武王容忍了伯夷、叔齐的行为，而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说明当时主流社会是比较宽容的。

但是，当时分封的诸侯中也有推行暴政的。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太公望诛杀了齐国隐士狂矞、华士昆弟二人。

太公望的做法代表了一种极端的专制行为。

所以，葛洪《抱朴子·外篇·逸民》严厉批评太公望“以军法治平世，枉害贤人，酷误已甚矣。

”中国古代主流社会对于隐居行为一般都是宽容的，对于著名的隐士甚至于崇敬有加。

《梁书·处士传序》把隐士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评论其意义：古之隐者，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

此则轻生重道，稀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处污而不愧其色，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喑绝世，弃礼乐以反道，妨孝慈而不恤，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语默之致，有幽人贞吉矣。

从最高级的“轻生重道，稀世间出”，到“大隐隐于市朝”，再到“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这三种层次的隐士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5“不为君用”这个罪名即使成立，表面看来似乎还不到必须诛杀的地步。

但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不为君用”就意味着不是王臣，甚至是王的敌人。

这个“不为君用”的理由是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的反对隐士者最常用的理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体制逐渐走向民主化，社会气氛逐步宽松。

中国学术界对于隐士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隐士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我想，未来人们会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研究隐居问题，而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隐士，有关隐居问题的研究将会取得进一步发展。

二、中国隐士文化的起源由于史料缺乏，中国隐士文化起源于何时、何人，目前无法确知。

关于最早的隐士，古籍有一些说法。

《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世，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

”意思是自从有文字历史以来，一直存在隐士。

按照古史传说，汉字是黄帝臣子苍颉发明的。

这就意味着黄帝时代就出现了隐士。

但是，古人所说的最早的隐士一般指的是《庄子》里记载的尧帝时代的隐士许由、巢父，和舜帝时代的隐士善卷等人。

黄帝、尧、舜都属于古史传说时代，如果传说可信，那么中国隐居文化的起源是很早的。

很可惋惜，尧、舜时代的历史目前尚未得到考古学证明，更遑论黄帝时代！其实，中国隐居的观念起源很早。

《易经》卦爻辞有一些关于隐逸的内容，如《遯》之上九云：“肥遯，无不利。

”《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由于《易经》历史悠久，古代学者常以此推测隐士的起源。

可惜，其中没有具体的时代和隐士的名字。

根据确切的史料，商代已经出现隐士。

商纣王荒淫无道，箕子远遁，姜太公垂钓渭水，而当时孤竹国君的儿子伯夷、叔齐互相让君位而隐居就更加有名。

可是，商代末年似乎距离中国隐士的真正起源有点晚；而且还都是政治性的隐士。

商代这些隐士，包括传说时代的许由、巢父等人都只能作为政治性隐士文化的起源。

中国早期隐士中还有一种宗教性的隐居者，就是巫师，就是求仙的人。

按照传说，黄帝曾经向广成子、宁封子求道。

广成子、宁封子都是有升仙术的巫师，远离社会，应该算是最早的宗教性隐士。

比尔·波特推测，中国最早的隐士是上古时代的萨满7。

按照考古学家的观点，萨满教曾经是中国上古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萨满为了达到与神灵直接交流的目的，常常独自漫游在森林、原野，使用酒精、药物麻醉剂等等加强自己的幻觉。

脱离世俗社会，寻求超自然的神圣之道是萨满教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