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胡适,东西]刍议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社会的两难》读书报告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两难》读书报告梁漱溟好着长衫。
不免想起穿长衫的另外两个人了,一者是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另者是满面油汗著长衫的殷夫。
前者被旧礼荼毒颇深,后者则一心改革图变。
梁漱溟便似综合二人思想而成的矛盾体。
此矛盾亦为东西文化取舍之难。
梁漱溟曾几度自杀未果,于其心中亦大有矛盾之处。
我对矛盾的东西向来颇感兴趣,又以前读过他的一二册书,故选择读此书。
梁漱溟生于北京一没落贵族家庭,这样一种残存的气质下往往能产生格外敏感的后代,梁氏父子频频自杀大概是源于这种气质的遗产。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清末很有务实派的精神。
力推西方的技术教育。
故而梁漱溟的启蒙书不是四书,而是《地球韵言》,所受的是全盘西式的教育,直至成年未尝研习儒家经典。
这为其思想上的矛盾奠下了基础。
梁济后来的死,是十分的矛盾,他拥护共和体制却说是为清朝殉节,且算作是一个“没落贵族的怨恨与迷茫”罢。
梁济的死促成了梁漱溟由佛转儒的实现(此处不提梁与佛学(他本是以一位佛学家而出名))。
怀着一种对其父亲的悔恨与内疚(想来他身上本就暗怀着儒家的礼法),继承了其父生前几篇论文的轮廓,而专心成为一代儒家。
谈及梁漱溟,不得不提及其早年的一篇文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此书将梁漱溟抬到一个全国瞩目的位置上,引致了一场文化的论战。
梁漱溟维护着中国的儒学文化以之为高于西方文化的一种境界。
这样的旗帜一样的逆新文化运动而行的所谓封建残余却只有胡适“屈尊地做出了评论”,称之为唯心的文化守成者。
梁著以一种难以回避的感情结构默不作声地在中层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他们只好回避。
于是矛盾于自己的梁漱溟也让文化界的清醒者们也陷于矛盾。
几年前,初见到梁漱溟的思想倒觉得很合乎我脑中的封建残性。
(自然,我是一名团员,这样的残见旧知应当痛恨之,恶绝之的。
如此书96版的出版说明里所言:“当然,他们的著作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同我们存在着某些原则分歧,这需要读者加以认真审查和辨识的。
《中国文化本位建设》

《中国文化本位建设》----纪念《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发表70周年王达三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这个宣言也称“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
但是,正是这个短小的宣言,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下简称“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仅高峰论战期就持续一年有半,余声则延续至20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中西文化比较和鉴选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讨论。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宣言,在其发表70周年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无声,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与反思。
这不但令人遗憾,也令人值得玩味。
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并大声向疾呼:目前中国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诠“中国本位文化论”,并以之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甲部:背景与主张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在“中国文化出路”大论战之前,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围绕由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和“回归中国文化”的问题,而爆发了一场同样也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关于“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
在这场大论战中,由于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与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数以及论战能力上的相差悬殊,特别是由于后者善于把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不如意归咎于中国文化头上,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的弱势地位。
“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主要还是就东西文化进行是非优劣的比较,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论战则是直接承继这种比较之结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对胜出并占据了相当的话语霸权之后,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理论主张,而引发的一场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优劣比较,更是一场直接关涉到中国文化路向选择和中国文化建设战略实施的辩论。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政治法律著作,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所写的一系列政论体现出来的。
他对政治的影响离不开他创办或者为骨干成员的报刊杂志。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首先分析胡适在不同时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核心内容及其所体现的胡适的政治理念,其次纵观胡适一生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主要论点。
(一)“好政府主义”胡适在回国初期曾宣称他“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因为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入手,从思想文艺上为中国“造新因”。
他回国时期对国内思想界很失望。
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他说中国的出版界在他出国的七年简直没有两三本可以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没有,就连消遣的书也很难找到,中国人“时间不值钱”,中国的教育处处是弊病。
因此,他决定潜心研究学术,提高国民的判断力,增进国民的道德和知识水平。
但是我们切不可将它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理解为他对政治的冷漠。
其实他一直对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十分关注美国的政治并曾在康乃尔大学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他的理解也许是,先提高国民的素质,当然包括政治素质,到了国民素质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他们自然要参与政治也有能力参与政治活动了。
这种思想与他在美国所学习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很大的关系。
实用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是他后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辩论的理论基点。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充斥着各种思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都有其代言人,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论战。
这样的大环境使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无法像他所想的那样潜心学术研究。
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暴得大名”。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了一次交锋。
谈谈梁漱溟先生

谈谈梁漱溟先生——百年风流人物漫谈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以漱溟行世。
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就来谈谈梁漱溟先生吧,有关历史资料是从网上摘的,我主要说说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形而上方面的事。
从哲学角度看,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这也大概是大多数人该去思考的,人首先要明白自己,所谓修身,而当自己有所成就该去为国为天下谋,所谓治国平天下。
先生在这两个追问中,渡过了自己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梁漱溟的身影时刻烙印在这片华夏土地,在那无尽的哲学天空划过一道深深的刻痕,虽未真正改变什么,于他,此生悲喜成败也足矣,于我,亦可感慨一阵。
早期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很早就有他的人生思想,这与如今大多数在迷茫中随波逐流的大学生有着本质的差别,先生曾说他十四岁光景胸中便已有了一个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与事,凡事看他于人有无好处和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
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
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
在十四岁能有如此思想是很可贵的,人行走世间一生贵于能自知,能醒悟,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开始于他开始寻问我是谁和我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这时可以说是人的一次重生,回顾过往也能指摘得失利弊,而能如先生一般树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并能“无往不通”,确是着实可贵。
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而他也是由此步入了佛家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价值观的一个崩溃到再立的过程,从活跃于新闻界积极入世,到后来叹人生是苦而悲痛出世,何不叫人慨一句无常。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关注社会问题的梁漱溟自然而然的选择研读了维新和革命两派的有关文章。
20岁时,初入社会的梁漱溟作为《民国报》外勤记者,在北京新闻界相当活跃,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去,因而涉猎北京政坛见闻颇多,目睹过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宣誓就职大典,亲历过曹锟在袁世凯操纵下发动的“兵变”。
梁漱溟文化哲学评价——现代性与保守性兼备

义者 的认 识完 全一致 。吴 稚晖认 为梁漱溟 津津乐 道 孔颜乐趣 ,完全 是过时 的东西 。与这种认识 完全相
反 的是来 自于现 代新儒 家 的观点 ,冯 友兰认 为梁漱
2 梁 漱 溟 文化 哲 学 的现 代 性
传统 与现代 所指 称 的对 象完全不 同 ,所具 有的涵
头如 ‘ 学家 ’ 社会 改 革家 ’ ‘ 哲 、‘ 、 人权 斗 士 ’ ,都
不 能恰 如其分地 了解梁 先生 ” z 。- 面对 同样 的思想对 象 ,为什么会 出现如 此不 同
东 方文化 派 ,并 认为东 方文化 派是代 表农业 手工业
的封 建思想 ,瞿秋 白认为 东方文化 派是要 开倒车 , 陈 独 秀则 认 为 东 方文 化 派 比军 阀曹 锟 、吴 佩 孚 更 坏 。这 些议论 ,实质上是 把梁漱 溟排斥 在新 文化运 动之 外 ,把梁漱 溟思想看 成对抗 新文化运 动 的保 守
仍不 绝于耳 。因此 ,正确评 价梁漱溟 文化哲 学 的 ,
对于理解 现代新 儒学具 有重 要的启发 意义 。
陈独 秀 、胡 适等人 一样是 赞成并 积极参加 新文化运
动的 一员 ,梁漱 溟并不是 一个 守 旧的冬 烘 ,他 的思
1 对 梁漱 溟 文 化 哲 学 的不 同认 识
自从梁 漱溟集 中探讨 文化哲学 的著作 《 东西文
在 时代 的前 端 ,时时反 时代 。时代跟不 上梁先 生 , 而人 家却说 梁先生 跟不上 时代 。这真是 梁先生 本人
和现 代 中 国的一 大悲剧 ” ……为 梁先 生冠 上任何 。
学 ,是复 古 、守 旧的思潮 ,如邓 中夏就在 《中国现
在 的思想 界 》中把梁漱 溟归 人和新 文化运 动对立 的
第十一讲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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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 1902年入蒙养学堂。 1905年入江苏小学堂。 1906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学习国文、英 文及数理化各科,1911年毕业。同学中有 张申府、汤用彤等人。
• 1912年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外 勤记者。开始研读佛典。次年辞职回家,此后几 年继续在家研读佛典。 • 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蔡 元培因此文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 • 191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概论。 • 1920年秋在北大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次 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
•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 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因此,文化 的根源就是意欲。文化包括三方面:一是 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 术等。二是社会生活方面,如社会组织、 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三是 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 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器物。
•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由乡村建设研究部、 乡村服务训练部和乡村建设试验区三部分 构成。 •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表现在: • 1.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 2.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村学乡学, 担负着乡村建设的具体任务。 • 3.“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农业立国论 者。
• 阅读书目: •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 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924年辞去北大教席。秋,前往山东菏泽 任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主任。 • 1928年夏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 1930年任河南村治学院(在辉县)教务长。 •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 立,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划邹平为乡村 建设实验区。1933年任研究院院长。
• 1937年3月,《乡村建设理论》出版。8月 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 • 1940年在四川璧山创办勉仁中学。 •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常委。 并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 • 1946年5月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 • 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出版。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实质是什么?文化是“人们生活的方式”?还是“人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培养而获得的基本素质和教养”?“文化”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最早的“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
“文”通“纹”,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含义就是造化、教化的意思。
“文”与“化”合起来使用,最早可见于《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学者对文化有着怎样的界定?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人类生活的样法”。
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有价值的共业也。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西方的世界中的“文化”的变迁。
起初“文化”与种植庄稼、饲养动物等农业活动有关,主要指“耕耘”土地或“种植”植物的含义。
18世纪以后,文化逐渐引申为心智教养和个体能力的修炼和培养,再后来就延伸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培育。
18世纪末和19世纪,文化逐渐取得了它的现代意义,先是启蒙思想家对文化的内涵予以揭示,把文化理解为社会的文明、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等,直到1781年泰勒的《原始文化》出版,把文化定义为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
这样,文化就既包含科学、艺术、宗教、习俗等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也包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最后,我们比较中西文化的概念,就会发现他们都突出了文化的“人为”、“后天”的性质,也说明了文化是需要“培养”和“教化”的,也就是说不是自然而然而是有意为之并努力为之的。
其中,中西文化也有各自的特点,像如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把文化定义为人的精神领域,强调人区别与动物成为人的特殊性,强调文化对人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则是从物质生产出发,他们是一种笼统的文化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文化”的概念有了整体的把握。
梁漱溟之孙:“中国还需要一百个梁漱溟”

梁漱溟之孙:“中国还需要一百个梁漱溟”作者:暂无来源:《廉政瞭望》 2015年第1期近百年过去了,“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依旧不断被世人问及。
而志在用一生来构建答案,试图找寻中国文化出路的梁漱溟一度“被埋于泥土里”,不为后人所深知。
他的子孙认为,梁漱溟被放置于边缘了。
文本刊记者刘霄虽身负“新儒学代表人物”,“国学大师”,“乡建运动领袖”等名号,但因50 年代,与毛泽东的争执,让他深陷漩涡。
时至“中国乡村建设110 周年纪念活动”日前的举行,廉政瞭望记者参与梁漱溟纪念活动,并访问梁漱溟的后人和朋友,追忆这位儒道践行者逝去的某几个侧面。
被边缘的大师梁漱溟之孙梁钦宁,依然记得多年前和祖父相处的日子。
80 年代,西方迪斯科刚刚流入中国,梁钦宁喜欢在家跳迪斯科,他问梁漱溟:“爷爷,你喜欢吗?”90 多岁的梁漱溟回了一句:“你喜欢就好。
”梁钦宁吃盐重,和梁漱溟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使劲往碗里倒酱油和盐,爷爷也不说他。
一次,梁漱溟拿来一本科普书,折角后用红笔勾出题目,递给钦宁,题目是“吃盐多等于慢性自杀”。
在梁钦宁的印象里,祖父虽然博学多识,但却很少说教,儿孙们的人生大事,学业选择都是由着自我。
他的后辈发展也较为多元,有从商的,有心理学者,有建筑师,也有报社编辑。
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但其实并不迂腐,相反尊重多元和包容心态,一以贯之融汇在他的生活里。
在接触梁漱溟的后代,以及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时,他们都会表露一个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和同时期的主要人物相比,却被边缘了。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生活慢慢恢复平静。
有人说,梁漱溟在思想界被边缘,或因政治,或因思潮。
早在北大任教时,以陈独秀、胡适、吴稚晖为首的反传统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就对他“另眼相看”,他是北大教员里少有没有留过洋的人,人们认为他对西方的认识充满了局限,因提倡复兴儒学和传统文化,有人更称他为“封建余孽”。
胡适笑话梁漱溟,“一个连电影院都没去过的人,怎么讲东西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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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因东西文化交流、新旧文化交替而引起的文化论战可谓屡见不鲜,李泽厚先生曾专文谈到中国现代的三次学术论战。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或因未泛起太大的波澜而少为学界所道,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胡、梁二人间的东西文化之争乃是 1923 年中国学界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故大有辨析梳理之必要。
有鉴于此,本文拟透过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批评应答,探讨二人在东西文化上的歧见,以期能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一、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
关于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的起因,需从新文化运动讲起。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中国现代史许多基本问题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问题更不例外。
胡适( 18911962) 比梁漱溟( 18931988) 年长两岁,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二人均受邀进入该校任教。
因胡适与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致学途程、学术旨趣、思想焦点等迥然有别,故初到北京大学时二人并未交友。
1916 年 11 月,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一起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人性解放的号角。
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拥护和支持,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旋即席卷全国。
年仅 26 岁的胡适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二、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内容
梁漱溟研究之第一人、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将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袖吴稚晖、共产党人杨明斋视为梁漱溟著作最著名的三个批评者。
因吴稚晖、杨明斋之论不关本文主旨,故略去不谈,这里着力呈现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观学术批评的大体样貌,进而管窥二人在文化路向上的根本分歧。
1. 第一次交锋
因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胡适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述提出过批评,所以后者自然要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次回击是该书出版两年后的1923 年。
之所以沉默了两年,胡适曾戏用梁漱溟的原话来这样解释: 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你不必辩,辩也无益。
1923 年 4 月 1 日,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指出梁著的根本问题在于犯了拢统的毛病,并枚举两例以为说明。
一是梁漱溟在文化定位上拢统。
梁漱溟认为: 东方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呢? 东方化可否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
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
胡适认为梁漱溟的论断过于主观臆想,一种文化究竟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主观能断定的,而是要有深厚的客观依据的,还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所以说这种逻辑是很可惊异的。
2. 第二次交锋
胡适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论争并未就此黯然中歇。
1923 年10 月,梁漱溟在北京大学
发表演讲,对胡适此前的批判一条一条地予以驳正。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何以消停半年之久硝烟再起? 据梁漱溟自述,此次论战盖因胡适的《一年半的回顾》一文对其误解甚深,而且胡适的傲慢态度着实刺痛了他,故不得不予以反驳。
那究竟胡适说过什么话刺激了梁漱溟,致使后者作出用词严苛、程度激烈的驳斥? 若要解开这个谜团,尚需我们重回历史场景,看看胡适到底是如何挑起事端的。
三、对胡、梁东西文化论战的思考
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虽各有偏颇之处,然而并非意气浮乏之争,其中亦有诸多真知灼见。
从表面上看,胡、梁之间的东西文化之争是围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折射出当时中国的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
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固然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胡适少年时代即赴美留学,多年浸润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深感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弊,所以在回国途中便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致力于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旨的中国文艺复兴事业,希冀完成把旧中国从蒙昧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艰巨使命。
在这种思维框架下,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道擎起新文化的大旗,以西方的新思想、新伦理、新观念替换传统的旧思想、旧伦理、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