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三代文史学人(一)

20世纪中国三代文史学人(一) 作为新典范的“中国现代学术” 谈论20世纪三代文史学人的学术形态的变迁及其终结，是很难的。这不仅因为“代”的划分本身非常模糊，往往不得不进行抽象化描述，而且因为“终结”这个词很敏感，很伤人，尽管它的意思，众所周知，不是指有关学人的学术生命的结束，而是指对孕育于原来属于三代但即将结束的学术形态之中的新形态的一种呼吁，而这新形态不一定仅仅属于新人，也许本世纪第一代学人中就有人开始了这个进程，只不过没有处于主流和不太完善罢了。 本文将以90年代几套丛书作为阐述对象，也算是关于90年代回眸20世纪学术的一个再认识的尝试。三代学人划分在时间上的分配，大抵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出生的学者为第一代；20世纪初到40年代中出生的学人为第二代；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出生的学人为第三代。20世纪60年代中以后出生的学人属于21世纪第一代学人。大约是30年一代。第二、三代后来分化为大陆学人和海外学人。这里主要谈论大陆学人。 陈平原先生说：“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同样道理，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重提‘学术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因此，首先进入视野的，必然是与其息息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刘梦溪先生主编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慎之先生认为“这不但是关系到对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总体评价，而且也关系到下一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如何实现“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完整叙述”（陈平原语），或者说如何实现现代中国学术的完整转型，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必须意识到的问题和必须从事的工作。这两个工作可能还要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感觉、知识和思想系统中许多无意识知识前提是现成地来自这三代学人，如果我们不做细致的梳理工作，就无法比较清晰地自觉地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某些无意识生长点和可能束缚我们的无意识知识前提。 陈平原先生认为“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堪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尚未完成；中国现代学术，作为一种新典范，尚处于建立之中。本文将限制在“文史学人”这一范畴内泛泛地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是在与“中国现代学术”这一范畴纠缠在一起谈论。这种纠缠关系不仅能反映“文史学人”的形态变迁，而且能揭示20世纪中国学人和学术的特点和问题），希望人们能够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 首先来看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这套书立意编纂开始于1989年秋天，形成具体计划在1991年7月，在时间上特别符合陈平原先生所说的“20世纪末的中国学界”。它的鲜明特点不在于有“中国现代学术”的提法，而是“经典”一词的引入。“中国现代学术”可以仅仅在时间意义上使用，而“经典”一词就有了学术形态的典范意义，它引发了人们对作为一种形态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思考和争论。 李慎之先生认为：“从第一批列为‘经典作家’的名单看，基本上也没有社会科学家，除非把历史学算上（而在有的国家，历史学往往算在人文科学的范围内，即中国古代的所谓‘文史之学’，或现代之所谓‘文史哲’）。此外，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一概没有。” 无独有偶，陈平原在谈论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过程中，开列的代表人物名单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黄侃、吴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梁漱溟、欧阳竟无、马一浮、柳诒征、陈垣、熊十力、郑振铎、俞平伯、钱穆、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张君励等”，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大致一致，并且也和刘梦溪一样，注明“社会科学另当别论”。 笔者认为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李慎之先生将“文史之学”简单地以“中国古代”加以修饰，并且将它与现代之所谓“文史哲”相联系，是不太恰当的。笔者认为“文史”相连，主要是清代的事，而且“文史”中的“文”，主要是指“文章”，历史地看就是“文献”，而不是指“文学”。也就是说“文史”观认为将过去的一切文献，无论经史子集（用现在的语言描述，就是包括经济、法律、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等著作），皆看作“历史”，“学问”才有可能摆脱经学而成为“学术”；同时“文史”观又落于一个“经世”，强调自身的实用性，因此“文史”不能简单地归之为现代的“人文科学”。 而“文史哲”一说已经参与现代学科的划分，或者说用现代的学科划分去描述古代的学问方法，认为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真正意义上的“文史学人”是指章学诚那种意义上的学人，或者说是清代学者类的。在当代，参与了现代学科划分的“文史”概念和章学诚意义上的“文史”概念常常被混同在一起。 其二，中国现代学术内部不同部门的关系不太清晰。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成熟应当以什么为标志，这些学科的成熟将给与社会科学构成并置关系的人文学科带来怎样的冲击，或者说怎样把与“经学”相并置的“文史学术”冲击为与社会科学相并置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怎样摆脱“文史学术”的阴影，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学术作为一个系统，它至少要形成自己的某些系统性特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要形成各自独立同时相互给养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都有关现代学术形态。学术形态是价值论、方法论和文本（形式）论的统一。 李慎之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因此而有两个清晰的‘界标’，这就是继上面提到的梁启超与严复诸先贤之后的五四先贤为我们找出来的‘民主’与‘科学’。科学思想是我们中国学术自从轴心时代起就缺乏或者极不发达的，经清末的诸位先驱发现之后亟需补课的；民主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毕竟不是民主主义），然而它却是培养科学思想之所必需，因此两者缺一而不可。自从清末逐渐酝酿，到五四时期经陈独秀提出要拥护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与赛先生（赛因斯，即科学）的大声疾呼而成为不刊之论。从此以后，凡是朝这个大方向努力的，就是现代学术，与这个大方向相违背的，就不是现代学术。” 这自然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取代一种意识形态。当年运用是否代表先进阶级做划分标准，使得许多学者处于遮蔽之中。李慎之先生这个标准同样具有这种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慎之坚决认为马一浮不属于中国现代学术。而他列举陈寅恪和王国维，认为他们“以整个生命”在“民主与科学”上“为我们立下了榜样”，这也是不恰当的。笔者更愿意将陈寅恪的“自由”看作是士大夫的一种人格追求，与现代自由不是一回事。人们知道陈寅恪之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出自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而不知还出自《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认为其写作该书的目标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是说在这里，有“我民族”之限制词。至于王国维被列在“民主”之内，可能人们更加难以理解。这种任意性是我们不成熟的标志。 笔者尝试提供一套过程性标准，供人们思考。 1）学术独立及其空间成为现代社会诸理性势力之重要一元。王国维说：“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学术之成为必要，也在于其独立运思和独立价值。从20世纪初开始直到今天，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独立的学术空间。“文史学术”的经世性实际上不利于形成这种学术空间，因为它特别容易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 2）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构成一种相互给养和相互监督的系统关系。用科学理性限制人文张狂，用人文情怀怀柔科学刚性。要么是学科分立不发达，要么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结构特征之一。无论内在的分化和外在的分化，“文史学术”都是不太具备的。它的“通博”是建立在“经世”（价值）和“六经皆史”（方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学科分化和学科自我制限的基础上。 3）公共理性形成。当代西方是自由与民主构成主要张力，而中国是自由民主与全能威权构成主要张力。公共理性是民主自由的意识性前提，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互构成的现代学术体制得以持存的共通意识。“文史学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共同体意识（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部落社会的情绪”）之内感觉事物和思考问题。 4）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思想和学术，无论在体制上和意义上，在现代学术里成为可以理解的。所谓“可以理解”，也是所谓的“打通”，是指古代与现代具有某种演进关系。真正属于内在的东西是在演进之中。此即为陈寅恪所谓“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中国古学与新学没有打通，就不能说作为新范式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已经完成，而只能说是西学对古学的替代的完成，是西学范式东移的完成。“文史学术”不重视对学术形态及转型做自我反省的元理论考察，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 5）现代学术规范之建立。规范在90年代讨论得比较多，但是成效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参与讨论的人并不知晓学术规范的意义何在。学术规范仅仅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不包括思潮性文章。它主要用来保障学术研究在前后之中达成积累性前进。它不仅能限制一己之理性的张狂，而且能促进学术资源的快速而有效的利用，从而繁荣学术。在某种意义，学术规范是市场规则在学术中的反映。 而这些都可以说奠基于现代公民的形成。学者作为现代公民，具有现代公民的基本意识。这种基本意识渗透在学术研究中，就是上述各种规则。这些规则和特点也许比许多人所归纳的要抽象得多，而且更多的是学术秩序规则，但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将这三代学人的百年奋斗对照为新典范的形成过程，同时不会因为狭隘的价值取向、方法取向和文本取向，出现不必要的遮蔽。它们的形成才是作为一种新典范的“中国现代学术”已经确立的标志。 第一代学人“西潮”与传统之间的缝隙与张力 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元化主编的《近人学术述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所选学人大抵属于第一代。第一代学人活动空间主要是在前五十年。陈平原指出：“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刘梦溪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