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不多余——浅析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几位“多余人”形象【初稿】

多余人不多余——浅析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几位

“多余人”形象【初稿】

摘要：“多余人”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那一代的作家们眼观世事、心系社会，创作出这样一系列形象：他们中有孤独者魏连殳、怯懦者觉新、精神流浪汉方鸿渐，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一现象是在时代环境、知识分子自身、俄罗斯文学的多重影响下形成的。他们蕴含了丰富而深远的社会意义，更包含了深邃的美学意蕴。

关键词：“多余人”；现象；性格；成因；意义

一、“多余人”现象

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逐渐丰富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中“多余人”现象的发展和演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着时代的推进，“多余人”形象在逐渐变得鲜明和丰满，“多余”从事业一步步渗入到爱情、婚姻当中，进而表现在他们整个人生。这些“多余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家庭环境下，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不尽相同，表现在生活上的行为方式亦是各有各样：

（一）孤独者魏连殳

魏连殳生活在辛亥革命失败、五四大潮尚未崛起的无比黑暗的年代，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不能也不会给他这个在新思潮呼唤下觉醒的知识分子提供用武之地。魏连殳原本是旧传统旧势力的激情反叛者，但是社会把这个善良正直、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逼上了绝境，当他面对比新思潮更加庞大的旧势力的压迫时，不得不为了苟活去当封建军阀杜师长的顾问，时常与先前他憎恶的墨客奉承应和，他感到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失去了以往和旧势力斗争的独立人格，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成了“多余之人”，在封建势力高压下走上了绝路。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他承担痛苦、折磨和煎熬。他也曾经用他觉醒的灵魂向中国传统文化和黑暗丑恶的政治势力进行过抵抗，向麻木的中国人发出过启蒙的呼声，但最终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失去了勇气，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缺乏执着于信念的坚强意志，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只能采取消极顺应的形式：调整、缓和与旧势力的矛盾。这时他难免成为一个失败者，苟且生存。“他行动意志的软弱，扰乱了参与社会变革的步调……最终只能清醒地咀嚼降低人格尊严的痛苦”。[1]46

《在酒楼上》中,已是中年的吕纬甫徒生感叹道:“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2]27魏连殳亦如此，当他年轻时的理想与雄心遭遇残酷的社会打击时,剩下只是飘零的泡沫和破碎的灵魂。在社会中四处碰壁,找寻不到位置后,只有退回到一个小角落,暗自伤神独自感怀，终于在极端孤独中死去。然而，就连他死后也不得不躬行先前所憎恶的一切——旧时的葬仪、生辰八字、披麻戴孝、装腔作势的号哭，还有金光闪闪的军服。

魏连殳的失败是悲惨的，是在个人主义反抗道路上彻底的毁灭。他的失败说明单靠个人反抗旧社会是不会有什么出路同时更不会有何积极成果，甚至还会走

上相反的、与旧社会同流合污的道路。鲁迅先生在这个形象中，艺术地概括了辛亥革命后许多不满现实、要求改革，但又脱离人民，因此最后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命运。

（二）怯懦者觉新

巴金在他的代表作《家》中，成功地地塑造了个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高觉新应是其最见功力者。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不敢付诸行动的“多余人”，是当时社会悲剧的牺牲品。

觉新，生活在20年代初四川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之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以封建宗法礼教进行统治，和“五四”以后涌现的新的社会思潮，必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而觉新就不幸处在这种矛盾的中心。觉新应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拥有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本分、正直、善良，自小聪慧，平时成绩优异，毕业时名列前茅。他又是高府的长房长孙，生活优渥，相貌清秀。他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曾打算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深造，还想过要到德国深造留学，梦想自由恋爱。从这些可以看出，觉新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可他的这些理想和抱负在长辈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早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并且为他找了一个“合理”的妻子，要他一毕业就结婚。

在这样一个专制的大家庭中，觉新的性格、心理特征都显示出明确的“多余人”的特征。他热烈地爱着表妹梅，却只是深深地埋在心里，连他的兄弟觉民都在怀疑：“那么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出他一点表示呢？他连梅表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照你说来，岂不是心里越是爱，表面上便应该越是冷淡吗？”[3]169经过分析发现觉新清楚地知道爱情应当是神圣的，可是他当时的身份和处境不允许他追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瑞珏才是其合理合法的妻子，其他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违背常理、不合规矩。对于兄弟们的责难，觉新没有任何反抗，而选择了接受，他明白兄弟们的不满是源于何处，但他却没有勇气和能力反抗。另外，觉新还有一种不同于寻常的忍耐力，能无条件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有泪自咽，强颜欢笑，一个人默默忍受一切悲苦。“我承认自己是懦夫，我不敢面对生活，我没有勇气。”[4]239从觉新这话我们可以看出觉新的又一个性格：怯懦，他强烈反对长辈安排给他的工作和婚姻，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敢逃婚。他永远都停留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不能自拔，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意志。

觉新的内向、顺从、谦卑、懦弱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自我是片面的、扭曲的，他被封建礼教压缩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不能发挥个人的智慧，也无法追求自由等正当权利，他的存在的确是渺小而‘多余’的。

（三）精神流浪汉方鸿渐

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钱锺书笔下的方鸿渐留学归国，走进了他的生活“围城”中，他那没有结果的爱情、一无所有的事业以及身处难以自拔之家庭，让这个知识分子青年成为一个“笼内鸟”“城外人”。作为一个留学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方鸿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他有自己的追求，追求爱情自由，追求符合自己理想的事业。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和家庭都是一个被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笼罩的特定环境，决定了他必然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熏染，再加上身处战乱年代，缺乏安定的环境，使得他在追求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一种软弱与无能，必然以失败结尾。

“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

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5]3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方鸿渐便萌生自主恋爱的念头，但在父亲的痛骂下，顿时“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开始读叔本华的哲学，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在这里，方鸿渐的怯懦性格就暴露无遗了。在归国的游船上他周旋于苏文纨和鲍小姐两位女士之间油嘴滑舌，快活之极。他的幽默赢得了苏小姐的青睐，但他却独爱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可气的是在苏文纨的搅和下，唐小姐误会了他，当他失去这个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时，心瘦弱到了极点，如一个与人世隔绝的鬼魂，不知所措。但方鸿渐此时却不得挽回局面的勇气，只是呐呐的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6]198-200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把握幸福的关键时刻，他不是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和解释，却把本来幸福的爱情结束得那么轻率，这不能不说是他本性上的怯懦。他从不敢直面内心的痛苦无奈，只是一味回避。之后便被孙柔嘉给“设计”进入了婚姻的圈套中。然而在这段婚姻中，孙柔嘉与方鸿渐矛盾重重，使他更觉孤单无助，最终以离婚收场。在事业上，他本可以凭借真才实学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然而，在北平上大学时他学不了土木工程，从社会学系转至中文系，但他“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7]36，花三十美金买到美国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的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明讽暗刺，方鸿渐顿生自卑感。后来在挂名岳父的点金银行办事也不遂心，于是他接受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邀聘，然而刚到三闾就遭到迎头一击，校长以其学历为由只聘他为副教授，所教课程也只是文学法院一年级无人肯教的伦理课。对于校长的欺骗以及威胁，初涉社会的方鸿渐表现出一种迟钝与忍让，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收留的无处可去的孤儿，不但没有恨意，反而作感激涕零之状。学生对他所教课程不屑一顾、心存轻视，使他自卑感愈发强烈，心中充满愧疚却又没有勇气辞退。他自知懦弱，只得承认失败，不敢面对现实，被孙柔嘉连骂懦夫。经过思考，他将这一切归结于自己毫无生活经验，教的功课又非出自本愿，于是在这种自我慰藉中重拾自信、自尊。在终于忍受不了三闾大学的黑暗之后，他“毅然”辞去了工作，此后却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四处飘荡。

方鸿渐没有的恰恰是把理想化为现实的动力和能力，他只能在顺境中肆意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途。对他而言，除了退却就是逃亡，无望地徘徊、挣扎，决定他悲剧的一生。爱情婚姻的失败、事业一无所成，这些都注定了方鸿渐不可能如自己所愿生活，而只能成为一个无力把握自己运命、随意飘荡的“多余人”。

（四）典型性格

尽管这众多“多余人”生活的历史条件不同，个性气质和思想观点也不尽相同，但这些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连续的发展轨迹，并有其必然的规律，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多余”这一典型特征。

“新旧观念、社会转型的裂变过程正是‘零余者’生长的温床”，[8]164，“零余者”即我们所说的“多余人”。他们虽都生活在社会动荡时期，却都幸运地学习了西方启蒙思想，对腐朽的专制表示出不满，他们思维的超前和意识的独立使他们在旁人还处在混沌不清之中时率先觉醒，以叛逆姿态不断反抗、冲击旧思想、旧传统；遗憾的是，他们都只是简单的接受了一些皮毛，所受的大部分教育都是

无用的，时刻感受到自己与传统有着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于是在这新旧之间他们处境黑暗，遭到社会现实的排挤而不能清楚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举步维艰，行动困难。尽管这些“多余人”有着聪明的头脑，敏锐的思想，但他们的顽固保守与愤世嫉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没有改变的勇气，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归宿，只得长时间生活在苦闷和忧郁中，变得颓废、消极，“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9]158。再者爱情是虚无的，婚姻又没有以爱为基础。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形象特点，就是他们都感染了一种“时代病”：由于时代的必然性，他们的思想是新的，由于社会的继承性，他们在行动上是旧的。于是他们自然成了矛盾的集合体，无奈之中认为自己是是不幸、可怜之人，是“多余”的。

可以说，他们的一生是失败和痛苦的总和。他们都是聪明善良之辈，但又都成了与世无争、于世无补的现代“多余人”典型，他们都裹在自己所造的茧中不能解脱，看不到光明，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只能在走投无路之时，或以恶报恶来报复社会，或消极颓唐冷淡一切，以示抗争。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比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情况更加复杂，她除了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外，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在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尖锐的民族矛盾的双重夹击下，作为一个现代人，这些知识分子既没有延续古代英雄的抱负与力量，也不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的刚硬和毅力，在这样无休止的被动中，他们只能成为为别人轻视也不被自己重视的“多余人”。

二、“多余人”形象的成因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文学上出现这样一系列看似“多余”的形象？必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对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高压和列强抢夺下，有志之士们失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形成了“多余”的倾向，作家们有感于这样的状态，便在笔下呈现出这样一种形象。

（一）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在屠格涅夫、契诃夫、莱蒙托夫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笔下出现了如叶甫盖尼·奥涅金、别林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等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他们被赋予一个新鲜的名字——多余人。“多余人”一词出自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这个词描写的是一类人，他们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然不满现实，却缺乏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中国二三十年代“多余人”群像的出现，无疑受到俄国文学“多余人”的巨大影响。在现代二三十世纪的文坛上，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塑造了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亦如十九世纪的俄国，东西方文化冲撞日益加剧、社会动荡不安，生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中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零余者”的高手。他对俄罗斯大家屠格列夫的《零余者的日记》情有独钟,以致其小说中的形象,多有屠格列夫笔下这个零余者的懊恼悲戚、孤独内向的性情。郁达夫笔下的这些“零余者”在精神特质上可能最接近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茑萝行》的主人公留学归来,却生计没有着落,从事教书的工作自觉甚不如意,银行的职位又落空。只将其所受的屈辱转化为

无端的虐待和责骂,转嫁到“包办妻子”身上。他自己也知道“在社会上虽是懦弱的受难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生活的艰难与婚姻的不美满,让我们的主人公不禁自怨自艾是“一个生则于事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10]24-26哀叹世界上无自己的位置。《沉沦》的主人公身世凄凉,孤身前往日本留学,时时感叹“孤冷的可怜”,在性的苦闷与弱国子民的自卑心理驱迫下孤僻独处,得了忧郁症,又感叹生的苦闷，走上自尽的绝路。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都有一颗积极进取的心,只是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处处碰壁之后是灵魂被扭曲，生命被虚度。

屠格涅夫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是全方位的。他描写的“零余者”形象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郁达夫在接受了屠格涅夫影响后，对笔下的“零余者”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他或愤世嫉俗或颓废浪荡，却并不因之而淡化自我特性，他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因而他们就具备了不同于“多余人”的特点，成为在社会的大转变中既找不到位置，又缺乏价值取向的知识者。这种人对于旧世界是一个反叛者，与广大民众又存在距离，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中构成“多余人”不平衡的心态。

（二）本国环境的催生

时势造英雄，但不利的时代亦会毁灭人才。社会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压抑使原本志气高昂的青年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沉沦堕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专制黑暗统治摇摇欲坠，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在这个旧社会即将逝去，新社会尚未到来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对现实不满，但又不能参与社会改革的“无用的好人”，都可能成为“多余的人”。瞿秋白便以“多余人”自况，主要强调现实与浪漫的矛盾及社会对“我”的压制；曹聚仁则卷在政治漩涡中又自称“不爱行动,”所以“处处显示出罗亭的性格。”

马克思指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存在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生活在具体的群体里，一个人的健康发展只有在一个健康的群体里才能得以实现。而“多余人”们所处的群体却是与健康大相径庭，显得十分畸形。自辛亥革命的浪潮结束了清王朝统治之后,“五四”运动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但随着革命高潮的退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相勾结的专制统治便像一块镇在水中的基石，又浮现了出来, 继续维持着吃人的制度, 中国便重新沉落在麻木、停滞的黑暗里。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作家们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他们亲眼目睹青年知识分子们在这新旧交替中的矛盾与痛苦，内心深有体会，于是塑造了这样一批“多余人”。

郁达夫的《沉沦》集里,不少人物都呈现了“零余者”的性格,他们具有敏锐的思想,但“常规武器”仍然是烦燥、空叹、自虐和清泪, 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和人民走向厄运而手足无措。在鲁迅的小说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非常之多。严酷的现实,使得鲁迅对于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极为敏感而又深感痛苦，他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认真探索着知识分子苦闷仿徨的原因,以及他们的遭际、命运,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时代个性，色彩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旧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面前的生活情景。

鲁迅的《孤独者》这篇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换期里中国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及其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从另一角度看, 战斗的呐喊仍在继续, 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在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也在这社会大分裂、大变化、大矛盾的过程中急剧分化：有的高升了, 变成了反动派或反动派的狼犬；有的前进了,一如困顿孤独而不屈不挠的“过客”；有的退隐了,在失败后的“歧路”中陷入了“穷途”。魏连殳原是一个正直、善良、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他在贫困的境遇里遍尝人间酸辛, 饱鉴世态炎凉，也曾经历过辛亥革命风暴,接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这样一种生活经历,使他一度成为旧势力的坚决的叛逆者, 旧习俗的孤独的异路人，他常爱发议论, 且毫无顾忌, 凡事喜欢改变新花样，因为看透了旧制度所特有的产物—一虚伪、冷酷,故“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但他冰冷面容下仍未失火热、善良之心——愿给失意者和小孩子以温暖。凡此种种, 使他为社会所不容, 他不得不在嘲笑、咒骂、排挤中打发时光, 在冰冷凄苦的环境中忍受着被侮辱、欺凌的精神苦刑，在亲手制造的“独头茧”里咀嚼着不可排遣的孤独、寂寞，再以后,流言追逐他,失业打击他,数千年传统的灰色人生迫他走向绝境。随着理想的破灭,黑暗吞噬了那最后一线光明, 他开始改变了,投进军阀怀抱乞求“实际”,躬行起“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实际上,他是在“胜利”的喧笑中独饮悲哀痛苦的冷酒, 并因此很快地,他便背负着不可愈合的内心创伤死去。

巴金所写的《家》中的觉新所代表的是一个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软弱无能，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多余之人。成都高家公馆这个封建大家庭正在逐渐走向衰落，但封建社会的制度还是一样黑暗、腐朽、罪恶，摧残人的生命。觉新受新思想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旧家庭和旧礼教对人的毒害，但是封建伦理道德，大家庭长房长孙特殊地位的约束，家业兴盛的重托将他生命的棱角消磨殆尽。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子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他既有家族继承权的优先权，又有确保家庭健康发展的伦理责任。迫于这样的环境与特殊身份，觉新既是旧礼教受害者，又是它的维护者。只是在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瓦解的时候，他的精神发生裂变了，觉新在新思想和旧制度的双重冲击下，对自己的行为选择充满怀疑与矛盾，处在这样的位置，却只能如此为之，只是他不仅失去了爱的权利，也失去了自由的权利，只能郁郁终生。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抗日战争硝烟四起。但方鸿渐不属于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行列，他远离这场战争，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道德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这些是显得多么软弱无力。方鸿渐父亲、岳父母及妻子孙柔嘉对他的期望都成了他不可逃避的压力，其他人恶意的找茬更让方感到人世的冷漠和无情，三闾大学的校长因为他的假文凭降级使用他而后又把他辞退，同事也给他找麻烦，他的言行受到监视并被恶意曲解，这些都使得方陷入痛苦的深渊而无以自拔，最终成为时代的“多余人”。

无论是魏连殳、觉新还是方鸿渐，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有才有德，却无法施展出来，只能躲藏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独尝苦泪。作家们正是看到了这样一种状况，并为这样的情形担忧，内心也充满苦痛，又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只得将这种忧虑通过文字寄托出来。

三、“多余人”不多余

“多余人”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既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多余人”作为社会的一类人，并不是真的多余，他们的存在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社会意义

中国现代小说中”多余人“典型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最终毁灭，与俄国“多余人”一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他们全面而具体地展现了中国现代动荡时期的社会面貌，谴责了那个使青年们终生碌碌无为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表现了知识分子自身性格的懦弱，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变迁。他们的叛逆，则更多地具有探索人生真谛、追求真理的性质，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多余人”代表了全世界范围内由传统社会形态向到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却饱尝无限的痛苦；他们固守传统，却时刻感受到自己内心传统与时代变迁的摩擦带来的阵痛。然而在旧社会即将逝去，新社会又尚未到来之时，先觉者总是会在宣传先进思想，启发人民智慧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固守者也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呈现改革的艰难与复杂性。虽然他们最终由于外在的压力和自身的迟疑走向消极颓废，但在他们叛逆行为的背后所体现出的探索精神和生命价值无疑是具有超越时空和国界的普遍意义的。二十世纪的这一系列“多余人”对后世青年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使他们在面临社会变革和动荡时，能吸取“多余人”的历史教训，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经验，勇于面对现实，正确处理问题。

社会变革往往如浪淘沙，它成就了许多风流人物当然也淘出了不少失败者。可悲的是，这些人具备成为风流人物的机遇、才华和理想，却由于个人的思想、阶级局限等，跟不上历史潮流，看不到周围的光明世界，以灰色的眼光看待生活，消极对待，遗憾地与美好的未来失之交臂。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如果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合理的环境里，那么，不论对于谁，这都是一场不能避免的悲剧。因为在这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这个人必然走上不归之路，成为不被时代接纳的“多余”。

事实上，“多余人”现象是常常存在的，无论是从我们后世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找到一些觉新、方鸿渐的影子。在我们周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人，比如在我们当代有这样一些充满志向的的人，他们学富五车，有着高学历，充满抱负，却不能如愿将自己的才华施展出来，最终只能选择极端的手段结束生命，让人扼腕。

那么，“多余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们的思想力量和悲剧命运在宣传先进思想，启迪青年人方面业绩非凡，其存在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

（二）美学意蕴

“这一形象群体的巨大魅力，除了来自形象所蕴含的丰富而深远的社会意义外，还来自于形象所包含的深邃的美学意蕴。”[11]2

作为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系列，“多余人”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无可替代，如孔乙己的迂腐、魏连殳的孤独、觉新的软弱、庄之蝶的放纵、方鸿渐的漂泊……但他们又具有相似的共性。他们这些形象，之所以使人印象深

刻，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形成了一个典型系列，构成了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文学即人学，离开了人与人的感情，文学的审美性就无从谈起，“多余人”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与挣扎，希望与绝望都体现了人性的深刻与复杂，“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12]P256。通过“多余人”形象系列所作的审视和反思,是现代作家们对自我价值的觉醒和肯定,是对保守封闭的封建命运的反抗,也是对人道主义回归的深情呼唤。“多余人”自身的矛盾必然决定了这一类人物形象深切的悲剧性质，“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它带给读者一种绝望、痛彻心扉的美感，使我们对人性，对人的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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