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

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读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有感闫彩虹（江苏师范大学法律与公共事务学部江苏徐州 221116）摘要：肯尼思·华尔兹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是坚持“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捍卫者，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种种冲突对立的一面，但是随着新现实主义危机的出现，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两者逐渐有融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国际政治理论；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导言新现实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范式之一，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三次著名的学术论战的关键一方。

本文主要围绕1979年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撰写的《国际政治理论》（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也是学术论文写作中被引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一书中一个鲜明的观点——“当前比较流行的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展开论述的。

肯尼思·华尔兹撰写此书的目的除了批判已有的传统国际政治理论和当前比较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之外，更主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对这种新国际政治理论进行验证。

也如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评价的：“华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

”[1]他的这一新现实主义确实给建构主义当头一棒，大胆揭露了建构主义不符合国际政治理论的种种，并义正言辞的说：“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一种理论。

”无论从理论建构的科学性，还是论证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新现实主义要比当今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更加接近现实的理论。

在华尔兹看来，一种理论如果不能提供解释，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称得上理论。

“建构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这一过程中，很难指明到底对什么解释了，或者说它到底解释了什么，只是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观察世界的新的视域而已。

”[2]笔者本人也是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只是笔者认为单纯断定“A不是B”的命题有点过于片面，应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大趋势，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一观点。

尽管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但可以为新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而不是就此认为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互不相关，它们之间的耦合点才是我们急需关心的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针对“A不是B”的命题，首先应该陈述：什么是A，什么是B？其次才解释“A不是B”的原因。

因此，若要解决“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命题，清晰阐释“国际政治理论”和“建构主义”这两个概念才是关键所在。

1.国际政治理论若要研究何种理论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首先就要弄清楚、搞明白什么是理论，理论具有何种特性，这才是我们进行国际政治领域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所谓“理论”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to look at”（看、视为、观察、判断、思考），亚里士多德把“理论”看作“knowing”（知）。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关于“理论是什么”有很多种表述，本文主要参照华尔兹对“理论”概念的表述：第一种“理论”是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规律的集合或系列；第二种“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

[3]但华尔兹本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表述，他认为所谓的“理论”应该是抽象的，是被高度概括出来的，具有描述、解释、预测三大功能。

为了解释清楚“理论”与“规律”的本质区别，华尔兹用了很多形象的事例进行佐证，如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预计每五年或者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这是一种规律，但不能说成理论，因为下一个危机爆发的准确时间是无法预知的，其中的内在联系或原因分析更是规律解释不出来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规律是对事实的观察，理论则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

”因此，只有理论才能做到规律做不到的事情，理论永远是对规律的解释。

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的历史不长，在西方，国际政治学还不到80年；而在我们国内对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起步更晚，至今也就一二十年的时间。

因此，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往往存在着四种倾向，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4]目前国际政治领域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围要比国际政治理论的宽泛的多，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有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组织、外交政策、国际军事战略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而国际政治又是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因素。

按照查尔斯·麦克兰德在《理论与国际体系》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是世界上基本单位的跨国的各种相互关系，而国际政治侧重研究国家的行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

因此，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政治理论，是指行为体间围绕权利、权力和利益实施外向决策的活动，并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全球范围内战争与和平、人权与主权、强权与合作、剥削与发展、结盟与不结盟、动乱与秩序等现象关系而进行的理论阐述。

2.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原本是1913年沙俄艺术家和建筑学家新创的(coined)词汇。

十月革命后,它成为一种重要的新艺术潮流。

随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继将“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新的方法被广泛使用。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在1989年首先使用“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的，不是天然固有的。

”[5]因此，“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在国际政治理论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为建构主义的兴起恰到时机。

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第三次大论战”，建构主义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摆脱“超理论”哲学问题的束缚，从经验主义出发来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论；[6]第二，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尔兹认为两极格局最好，国际关系中的“极”越少越好，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新现实主义已无法解释清楚了。

建构主义承认现实主义理论坚持的物质力量的部分客观性，但同时也认为新现实主义忽视了社会和文化两大因素，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国际关系的变化，还尝试寻找国际现象背后的心理和文化的原因，观察现象和原因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构建行为体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从总体上看，建构主义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把信念、文化、角色、规范等作为基本因素来解释行为体的行为，代表的是一种认知取向。

二、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对立长期以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建构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一直被认为当今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中鼎立的三足，然而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的兴起，更是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层次的分析和解读。

肯尼思·华尔兹所构建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被认为史上目前为止最接近现实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范式中备受推崇的一种理论，因此，华尔兹本人认为目前比较流行的建构主义不能被称之为一种理论。

换句话说，当前的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

为何对立、怎么对立才是阐释这一命题的最好答案。

首先，按照华尔兹的观点来说，建构主义不能称为一种理论。

这里华尔兹主要分析了理论与规律两者的显著区别，规律不能等同于理论，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者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而理论解释这种联系为何会存在。

可见，规律只能描述各种现象，而理论不仅描述各种现象，而且还能解释以及预测它们，总之，理论解释规律。

在华尔兹看来，以往的理论多多少少会存在还原主义的问题。

所谓的“还原主义”是指为了解释某一集团的行为或者结果，从而对其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

[7]华尔兹在1959年撰写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认为发生战争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存在于个人的人性、国家的特性以及国家的外部环境如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然而，还原主义往往认为战争的起源在于个人与国家层面，通过行为者的属性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这一点是华尔兹不能认可的，他认为这种行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国家的理论而已，根本不能彻底解释清楚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各种国际政治现象。

建构主义恰恰从行为者的差异属性来解释这种行为，因此，这种建构主义解释既不充分也不牢靠，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

其次，新现实主义将“结构”引入其中，特别阐释了体系结构应该具有的三原则：排列原则、单元特性、能力分配（权力分配），预先假设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政治的格局是由第三个原则决定的。

而建构主义不这样认为，尽管他们也承认新现实主义的预先假设条件，但是建构主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共同观念”是不同的，应该将这些核心因素加进来考虑，否则，每个国家的属性归之于相似同类、整齐划一，反而体现不出每个国家的差异性。

但华尔兹说，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不会因为自己属性的改变而变化，反而是因为行为体的结构发生改变而变化，结构是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

因此，判别一种理论是否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首先应该处理的是国际政治系统中集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论随着个体如何发生变化（发展还是消亡），而它在系统中的行为却是始终如一的规律。

所以，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必须要抛弃从国家或者单元（个人）入手的幻想，建构主义也不例外。

最后，新现实主义较之古典的现实主义“新”在何处？“新”在结构。

新现实主义认为，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不再从国家内部的性质去寻找，而是从体系的结构层次上来分析，提出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分析模式。

[8]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行为主义取向，认为国际关系的结果是由个人-国家-决策所决定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单向度的，而新现实主义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倾向，认为国际关系的结果不仅受国家性质的影响，同样也受国家之间的结构的变化影响，华尔兹认为新现实主义是精确化的旧现实主义。

在华尔兹看来，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最高权力，国与国之间是平行的关系。

但是对于建构主义却不会这么轻言接受新现实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不能解释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变化。

新现实主义对建构主义的回击和批评也有很多，建构主义者认为通过改变行为体的观念和身份进而可以改变行为体的利益认知，通过观念和身份的良性再分配以及国际规范的社会化效应，就可以使国际权力斗争得以改善，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自由、理想主义偏见。

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概念和假说一定是客观、精确、确定、可操作、可测量的，认为建构主义将“话语”“规范”“观念”等作为行为体的核心概念和假说是非常不妥的，因为这些概念都是软性的，是无法估量和计算的，不像华尔兹用“极”来衡量每个行为体能力或者权力的大小，这么明确、这么可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