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词文同卷杂抄现象解读
“云谣”别论
“云谣”别论高男男（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１７）［摘 要］１９００年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使沉睡千年的敦煌写卷曲子词重见天日，《云谣集》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敦煌曲子词集，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目前学术界关于“云谣”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云谣”作“玄谣”；二是认为“云谣”是“云谣”之省；三是认为作“云谣”。
笔者认为词集名作《云谣集》更为妥当。
［关键词］云谣；云谣；别论［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 ５８２３（２０２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６ 《云谣集杂曲子》是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０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子辞总集，为现存最早之唐词抄本集子，编者不详，载于斯一四四一、伯二八三八等敦煌写本，原本今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
《云谣集》的抄写仅见于斯一四四一卷和伯二八三八卷，又伯二八三八卷《又御制林钟商内家娇》一首原卷无题，据伯三二五一卷补。
观察《云谣集》的两个写本不难发现，除标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作“云”外，正文共六处“云”均作“云”。
正文六处分别是“凤归云”（词牌）、“朱含碎玉，云髻婆娑”（凤归云）、“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天仙子）、“莲脸柳眉休韵，青丝罢拢云”（破阵子）、“髻绾湘云淡淡妆”（浣溪沙）、“玉钗坠素绾乌云髻”（倾杯乐）。
究竟是“云谣”还是“云谣”，是笔误还是抄者刻意为之，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云谣”当作“玄谣”。
王国维初刻《观堂集林》（１９２１年乌程蒋氏刊行）中“云谣”作“玄谣”［１］２。
第二种，“云”从“云”省。
朱孝臧在《世界文库》第六册（１９３３）《云谣集杂曲子》校记中说：“原本‘云’作‘云’，董康校：‘云’，‘云’字之省，今从之［１］２０。
”任半塘《任半塘文集：敦煌歌辞总编》［２］对“云谣”之名作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云谣”取自《穆天子传》西王母为穆天子歌白云谣的典故，并用来借指虚美的歌辞。
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i]一代大师王国维在本世纪前期就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文物考古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古文献，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利用着出土文献。
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自然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本文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说起一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一批早已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了。
它不仅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的文学史的认识。
在这方面，敦煌文学的发现，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实。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写经、文书和文物共4万余件，敦煌文学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让那些慧眼识珠的学者们惊叹不已了。
因为那里面不但包括了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和其它文体的大量作品，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大都是早已失传、多少代已经无人知晓的文学珍品。
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
【内容提要】《文场秀句》一书存在着作品同名而撰者不同或未具撰者名字等多种记录，而且作品的内容亦有含混不清的问题。
本文依据多种文献资料，探讨并初步析清了它们的原貌及内容。
【关键词】孟献忠诗句集类书语对一《新唐书·艺文四》和《通志·艺文八》、《明史·经籍志》等皆著录“王起文场秀句一卷”。
《旧唐书》卷一六四所附《王起传》中有“为太子广五运图及文场秀句等献之”的记述。
《宋志·艺文六》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场秀句一卷”，但未标注撰者姓名。
敦煌文献p.2721号《唐抄本杂抄》中则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
另外，日本所存有注本《游仙窟》中亦有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
依上述著录文献与记载可知，《文场秀句》存在着著作同名而作者不同的情况。
同时，因为这些书皆为佚卷，书中所辑录的具体内容如何亦尚不甚明了。
本文拟就以上两个问题，结合所见日本及敦煌文献试作初步探讨。
二就笔者目前所知，日本所存引用《文场秀句》的文献，有注本《游仙窟》、《倭名类聚抄》、《注好选》、《仲文章》、《言泉集》等五部作品。
其中除前述有注本《游仙窟》外，皆未出具撰者姓名。
有注本《游仙窟》今所见者有三种: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无刊记本、庆安五年（1652）刊行本和元禄三年（1690）版《游仙窟钞》，三者的底本相同。
文中引自“孟献忠文场秀句”的释文在“绛树青琴，对之羞死”一句之下。
今录之如下:魏文帝与繁钦书曰:今之妙舞，莫过绛树。
孟献忠文场秀句曰:绛树者，古美妾也。
引司马相如上林赋曰:美夫青琴，宓妃之徒。
伏俨曰:青琴，古神女也。
前述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已有“文场秀孟宪子作”的记载，今又见此注文，可知世上确实存在着有别于王起同名作品的孟氏撰《文场秀句》。
“孟献忠”与“孟宪子”虽文字上不尽一致，或大略可认作同一作者。
孟献忠为唐代人，史书无传，有佛教灵验故事集《金刚般若集验记》传世，据此书《序文》所记，书成于唐开元六年（718）四月，序前署名为梓州司马。
2025届江苏省江门中学高三3月份模拟考试语文试题含解析
2025届江苏省江门中学高三3月份模拟考试语文试题请考生注意：1．请用2B铅笔将选择题答案涂填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请用0．5毫米及以上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主观题的答案写在答题纸相应的答题区内。
写在试题卷、草稿纸上均无效。
2．答题前，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按规定答题。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大量的各类历史文物遗存，启示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
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的各个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传译、抄写佛经以及开窟造像、举行法会等正统的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也体现在敦煌古代人民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所反映的几乎无时、无处不在的佛教文化印迹。
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也以它所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方法存在于古代敦煌。
另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畅行其道。
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睦相处。
敦煌文献中还有大量非汉语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如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
这些文献对于相关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其与汉文文献以及多种宗教的共处、交流本身，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和包容并蓄。
在这样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应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敦煌文学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属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正统文学作品；一类是以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缘起故事、俗赋、曲子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学作品。
卜天寿所抄五言诗作者及“侧书”问题述评
余 皆收 于此 。 ” ［ ４ ” 墙 “ 跎 。 此外 ， 陈先 生 在 其 《 钱 先 他 道侧 书 易 ， 我 道 侧 书难 。侧 书 还侧 读 ， 还 须侧 寿 ，
生对拙辑（ 全唐诗续拾 ） 札记 的启示》 一文中谈 到， 他 眼看。（ 《 他道侧书易》 ） 其 余 ４首 皆被 认 为 是 抄 录 民 间 流 传 的 旧诗 。从 的《 全唐诗补编》 １ ９ ９ ２年 ｌ ０月出版后 ， 钱锺书先生曾 天 寿 所 抄 的这 ６首 诗 ， 并 写 了 简 单 的札 记 时 间跨 度 上看 ， 自郭 沫 若 先 生 的 《卜 天寿（ 论语 ） 抄本 照 录 了 ｂ
如下：
郁》 的“ 今 照（ 朝） 是 我 日， 且 放 学 生 郎归 ” 大 致 相 同。
ｌ ９ ７ ２年 郭 沫若 先 生 在 《ｂ 天寿 （ 论语 ） 抄 本 后 的 这 是学 界首 次提 到敦 煌写 本 与 ｂ 天 寿诗 抄 的关 联 ， 只 诗 词杂 录》 ＿ ２ ～一文 中 ， 确信《 写 书 今 日了》 是 卜 天 寿 不 过稍 有遗 憾 的是 ， 在Ｐ ． ３ １ ８ ９ 《 闻道 侧 书 易》 题 记 下 自己做 的 ， 虽 然 写 了几 个 错 别 字 ， 但 正好 证 明诗 是 他 没有标 出其与 ｂ 天 寿所抄 《 他 道侧 书易 》 的类似 。 这 么一 位 １ ２岁 的孩 子 做 的。而 对 于 《 他 道侧 书 易》，
’ ’ ［ ］ 第 ５首 为 卜 天寿所作 ， 而在这之后 ， 再 提 到 这 两 首 诗 疑 。
时， 学界 更 多 的用 “ 抄有” “ 抄录” 或“ 抄写 ” 等 词 语 来
１ ９ ８ ７年 李 正 宇 先 生 的 《敦 煌 学 郎 题 记 辑 注》 ［ ６ Ｊ ２ ∞ 注意到 卜 天寿所抄 的《 写书今 日了》 末二句 代替 原来 的“ 写” 字， 有 些学 者甚 至 干脆地 否 定 卜天寿 明朝是 贾 （ 假） 日， 早 放学生 归 ” 与Ｐ ． ２ ６ ２ ２ （ （ 竹 林清 郁 是这 两首 诗 的作 者 。相 关 内容 大致 可 按 时 间 线 综 述 “
佛教文化与敦煌变文
佛教文化与敦煌变文张跃生提要佛典与变文之间关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学在体裁、题材、主题、情节模式、情思模式、叙事模式、叙事角度，以及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均受其沽溉。
关键词佛书之流裔两大母题三世情节无常情思本土化作者张跃生，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武汉珞瑜路1037号）魏晋以来，翻译佛经甚多，遂于中国文学影响亦深。
佛经的体裁，最特别的就是在散文的叙述之后，往往缀以韵文之偈颂；或者在散文叙述之前，亦往往先以韵文为引。
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白话文与韵文交错而行。
唐五代之变文即是。
①敦煌石窟藏书中，与文学相关的，有唐人的诗，唐末五代的词，最多的则是散韵交错、有说有唱的变文。
这些变文，多数取材于佛经，也有一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
本文着重析理与佛教有缘的变文，版本依据是杨家骆先生编的《敦煌变文》。
其《引言》认为，唐代寺院中盛行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佛经佛理的通俗化与文学化)。
变文云云，只是其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
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文溆等僧人，文溆更被誉为京国第一人。
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佛寺，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士民所喜爱。
犹如今天的流行影视。
据载，俗讲大师文溆登台时，“听者填咽寺舍”，“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上自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倾倒。
佛教也因此渗入民间与皇室，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并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变革。
唐代俗讲为宋代说话人开辟了道路，俗讲文学本身——敦煌变文，也是宋人话本的先声，是宋以后白话小说的雏形，影响深远。
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敦煌变文的价值不在宋人话本之下，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②杨家骆先生编的《敦煌变文》，先依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大类。
历史故事又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为三编；佛教故事则依释迦牟尼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也分为三编。
因佛经讲唱文乃逐句讲解佛经，缺乏小说之特征，故本文着重析理释迦牟尼的故事和其他佛家故事，这些变文最为接近宋人话本，是宋以后白话小说之滥觞。
2021年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试题及参考答案
2021年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试题及参考答案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现代文阅读I(9分)阅读下面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敦煌艳阳下①临近开学，突然看见一个吐蕃展，是国内第一个以吐蕃文化为专题的展览。
但是，只在敦煌展出。
怎么办？九月、十月，新学期的无数事情黑云压城一样就在眼前。
跟朋友提了一句，她立刻回：机票只剩六张了，下手吧！好吧！立刻买了机票。
②飞机的舷窗下，祁连山触目可及，雪白的山头与苍黑的山脊一路延伸，无穷无尽。
地面一片苍黄，都是戈壁。
当飞机降落在敦煌时，西北的艳阳扑面而来，真是艳阳啊！那种强烈，打得人一闭眼，感觉身心都暴露于这通亮的澄澈的热烈的阳光下。
那几天，觉得自己像是被充电了一样。
③敦煌，这两个字在口腔中发声的时候，就有一种煌煌阔大的气息。
许多年前，看见井上靖的小说《敦煌》，意识到东瀛对大唐对西域的那种迷恋，持续了上千年。
敦煌，本质上来说，已经是礼失求诸野，但这是文明的交汇点。
对于爱好历史的人而言，再多的书籍研究，都不及文明的现场感。
④不是第一次来，车过戈壁，远方的山崖上陆陆续续出现一排排石窟的小黑洞时，我还是屏息沉默了。
天蓝得仿佛蓝琉璃一样，洞窟山崖是砂砾岩的黄色。
莫高窟前的沙河一如既往，只有河底断断续续一点细流，还在枯水期。
在这样的风沙偏远之地，穷尽心力、智慧与财富，为佛兴建一千年的洞窟，真是人类近乎疯狂的行为。
但也正是这样的疯狂，使得姚蝉一样的微末生命建构出了伟大的文明遗迹。
⑤上次来敦煌，就听说要逐步实现数字化观看。
果然，这次数字观看已经是很重要的一环。
即使如此，还能够实地再看10个窟。
这种机缘真是来一次少一次的福分，应该敛容珍惜。
壁画最畏惧的是光照，所以洞窟常年处于自然黑暗中。
推开石窟的门，游客按照要求分列两边，会有自然光打在主座的菩萨脸上。
这个小细节让我有点出神。
千百年来，跟我们一样有幸造访的人们，光线缓缓照亮佛陀面容的那一刻，心中刹那升腾的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敬畏与惊叹。
俄藏敦煌Дx00293号《三藏圣教序》文书考
2015年6月阴山学刊Jun．2015第28卷第3期YI N SH A N AC AD EM IC JOURNAL V01．28No．3俄藏敦煌Ⅱ如0293号《三藏圣教序》文书考吴超(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摘要：饿藏敦煌则0293号《三藏圣教序》文书应当命名为《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
敦煌文书中约有6个编号为《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
这件文书的撰写时间大约在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
关键词：唐代；俄藏敦煌文献；《三藏圣教序》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3—0060一05目前学界对《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的论述尚有等距离虫蛀残洞。
尾有后配木轴。
首题：大唐中不多，在敦煌文书中有数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兴三藏圣教序御制。
按：本抄件为唐中宗于神龙元(亦被称为《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却题为《三藏年(705年)为义净所撰圣教序，原抄写于义净所译圣教序》，虽然有学者曾涉及到《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多部经文之前，又名《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全文序》，但大多一笔带过。
马德《国内散藏敦煌遗书调收入《全唐文》第17卷，更名《三藏圣教序》，可参查随笔》中载：“在这次调查的几家单位中，山东博证。
敦煌遗书所见还有s．462、北翔50、北玉92等物馆的收藏比较丰富一些，除了写经之外，还有几件写本，为10世纪时抄本。
LB．004为《大般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献，现选介如下：首先是两件唐代波罗蜜多经卷四百二十六》。
”[2](P59。
1’杨富学、王书的‘三藏圣教序’抄本，一是垂拱元年(685年)已经庆《唐代长安与敦煌佛教文化之关系》：“从长安传执掌唐朝大权的皇太后武则天为日照法师写的《大人敦煌的佛教文献尚有《大唐中兴三藏全教唐后三藏圣教序》(LB．003)，一是唐中宗李显在神序》(P．2780、P．2899、P．3127、s．343、s．462、北图翔龙元年(705年)复位不久为义净法师写的《大唐中50、j匕图玉92) 等，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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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词文同卷杂抄现象解读作者：韩洪波来源：《西部学刊》2015年第11期摘要：以《季布骂阵词文》为代表的敦煌词文写本的命名方式各不相同，且存在名实错位的现象。
这些词文与书仪、诗、蒙书、赋等不同文体杂抄在一起的现象表明，它们具有某一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功能，具有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的特征，这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词文；杂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诚如潘重规先生对敦煌文学研究的重要见解，变文是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文体的统称。
变文的种种异称，不过是讲说故事时用不同文体的“外衣”来表现的结果。
不过，词文这一“外衣”的内在属性如何，却是一个重要的难题。
比如词文的性质和指称范围以及同卷杂抄现象所蕴含的文化因素，都需要加以澄清。
这正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
一、词文性质和范围的推断词文是联系于唐代“唱词”艺术的说唱文学类别，并且联系于说唱艺人即“词人”的表演，不但指文本层面，而且指传播方式或说唱手段。
《季布骂阵词文》是现存惟一一种明确标识“词文”文体属性的写卷。
可以通过对《季布骂阵词文》的十个写卷及其他相关文献来考察词文的具体性质，进而对词文的指称范围加以限定。
与词文相联系的说唱伎艺是唱词，这可以从词文有关写卷中发现端倪。
P.3386尾题云“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上一行正文最末两句为“且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
P.3679首题“捉季布传文一卷”，第二行起首为正文，曰“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正文末尾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
S.1156/2尾题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正文结尾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唱下直[真]”。
S.2056v/1首题为“大汉三年楚将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占两行，第三行开始为正文。
S.5441/2首题为“捉季布传文一卷大汉三年楚将服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空一格即为正文，正文末尾两句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紧接着是尾题，为“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
从这些词文的前后题及正文的关系可以看出，词文是“词人”借助“唱词”的艺术手段进行表演的。
王小盾先生《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认为，词文是在唐代开元年间兴起的，以“词”的名义，采用俗曲曲调，在“歌场”表演；主要素材是《孝经》、《千字文》、《金刚经》等儒佛典籍。
这可以从敦煌写本中找到旁证，P.2721《开元皇帝赞金刚经》曰：“皆谈新歌是旧曲，听唱《金刚般若词》，开元皇帝亲自注，至心顶礼莫生疑。
”又有《新合孝经十八章》曰：“新歌旧曲遍城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
”前者是以《金刚经》为演唱内容，后者是以《孝经》为演唱内容，均为“典籍”，且以“皇帝感”的曲调在“歌场”演唱，并且说“听唱……词”云云，正是“唱词”，即词文。
《季布骂阵词文》五种写卷中有四种在正文中明确指出“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汉书》是传世典籍之一。
而且P.3386《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文后，紧接着即是《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每章五言八句，共十八章，正是“皇帝感”曲调的形制。
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卷三《杂曲·普通联章》载“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七言四句，共十八首，包括S.2721、P.3910、S.0289、S.5780等写卷，其论曰：“唐王李隆基周旋于三教之间，以愚其民；括《孝经》文义于歌舞淫伎之中，播之广场，如施醇酎，惟恐闻者不醉，其罪大矣！当于歌舞验之。
”[1]735又收录“皇帝感”“新合千文皇帝感辞”，七言四句，共九首，包括S.0289、S.5780、P.3910写卷。
而《唐声诗》录“皇帝感”两体，分别为五言八句和七言四句。
任半塘先生《教坊记笺订》“曲名·皇帝感”条下注云：“盛唐为七言四句声诗，内容集《孝经》，详《敦煌曲校录》。
中唐为五言八句声诗，见卢纶集中，题‘皇帝感词’。
”[2]87《全唐诗》卷二八“杂曲歌辞·皇帝感词”即卢纶之诗，曰“提剑云雷动，垂衣日月明。
禁花呈瑞色，国老见星精。
发棹鱼先跃，窥巢鸟不惊。
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
……”，五言八句，共四章，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形制相同。
由此，《季布骂阵词文》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杂抄在一起，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关系紧密：二者同是在“歌场”由“词人”用“皇帝感”曲调借助“唱词”艺术演唱“典籍”的“词文”。
伏俊琏先生《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一文认为：“（敦煌）写卷中不同体裁的作品杂乱地抄在一起，表明它们是在某些仪式中共同传诵使用的底本。
”[3]也就是说，虽然《季布骂阵词文》与《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之间有五言联章和七言长诗之分，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同的。
或者说，《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虽是十八章五言八句的“诗”，采用“咏”的方式，诗而声之；《季布骂阵词文》标明是“词文”，演唱方式是“唱”，词而唱之，其实二者属于同一范畴，均联系于“唱词”艺术，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质言之，如果以《季布骂阵词文》为参照物，则《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为诗体的词文；如果以《杨满川（山）咏孝经一十八章》为参照物，则《季布骂阵词文》为词文体的诗。
这样就解决了一些写卷被称为词文的原因，如P.3645前题为“季布诗咏”的写卷，同样的内容也抄在S.1156v/2上面，紧接着“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尾题的后面同一行开始抄写正文，最后的尾题是“季布一卷”。
通过分析这两种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词文文本，还可以看出词文在演唱时的程序，即都是先说一段简短的散文，然后过渡到韵文的韵唱。
如前所引，P.3679首题“捉季布传文一卷”，第二行起首为正文，曰“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拨马收军词文□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在其他卷子里为题名的“……季布骂阵……词文”等文字在这个写卷里却是正文，其中“词文”下面即是韵唱部分。
《季布诗咏》也是如此，开头先是一段简短的散文：“汉高皇帝诏得韩信于彭城，垓下作一阵，楚灭汉兴。
张良见韩信煞人交（较）多。
张良奏曰：‘臣且唱楚歌，散却楚军。
’”然是用“歌曰”引出一段韵文，七言八句，然后又用“词曰”引出一段韵文，二十二句，以七言为主。
由以上对词文的界定以及从文本中考察出的表演程序，又可以进一步判定《百鸟名》、《董永》、《下女夫词》等亦为词文。
P.3716v，首题“百鸟名君臣仪仗”，然后是正文，先有一段散说：“是时二月向尽，纔始三春。
百鸟林中而弄翼，鱼翫水而跃鳞，花照勺（灼），色辉鲜，花初发而笑日，叶含芳而起津。
山有大虫为长，鸟有凤凰为尊。
是时之（诸）鸟即至，雨集云奔，排备仪仗，一□（仿）人君。
”然后是一段韵唱，二十句，七言为主，杂六言与三言；接着又是一段散文：“熏胡鸟、鹄鹄师、鸿鸟子、□鹩儿、赤觜鸭、碧生（玉）鸡，鸳鸯作伴，对对双飞，奉符追唤，不敢延迟，从此是鸟即至，亦不相违。
”散文之后，又是一大段韵唱，却以“三三七七”句式为主。
S.3835亦是如此，不过，S5752仅存开头六行，无法睹其全貌，暂存疑。
S.2204，即《敦煌变文集》中拟名为《董永变文》的也就是词文。
一是因为它与《季布骂阵词文》一样也是借助七言韵文叙事，一韵到底，仅有一处“三三”句式，即“揲将来，便入箱”，夹杂在七言句式中。
七言中夹杂“三三”句式，在最为典型的《季布骂阵词文》中也存在，即“嫌日月，爱星辰”，P.2747、P.3697、S.2056、S.5441中均为如此。
《百鸟名》中的“三三七七”句式更多。
《下女夫词》，现存写本十七种，主要有P.2976 、P.3147b、 P.3266v、P.3350 、P.3893、P.3909、 S.3877v、 S.5515、 S.5949等。
同一内容有如此众多的写本，说明这在民间流传之广，其中P.3909，册子装，首尾完整，中间有多处缺页，其中《女家通婚书一本》的内容残缺，后为《论障车词法第八》，《论障车词法第八》的内容亦残缺，其后即为《下女夫词》。
从与杂抄在一起的内容来看，这是一种婚礼仪式相关的写本。
P.2976，正面内容依次为：《齖齿可文》、《下女夫词》、《咒愿新女婿》、《封丘作》、五言诗四首、《五更转》、杂写、《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酬李别驾》、《奉赠贺郎诗一首》、《温泉赋一首》等，其中却以文学作品为多。
之所以称《下女夫词》为词文，一是因为它是与特定的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张鸿勋先生认为它“实是结婚仪式上的喜歌”[4]；二是因为它的题名“词”即为体裁标志，而又非文人填词之词，实际上是民间唱词艺术之词。
但是，前文表格中被学者认定为词文的作品，在命名上却存在很大区别，有的称“词文”，有的称“传文”，还有的称“词”、“吟”、“诗咏”、“文”、“书”等，很不统一。
具体的文本形式虽然都以韵唱为主，但是又有很大差别。
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可以从敦煌写卷的杂抄现象来加以考察。
二、词文同卷杂抄现象概览以上论述，根据写卷的题名及相关系分析了词文的性质，但是，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与《季布骂阵词文》杂抄在同一写卷的现象非常普遍。
其中一些写卷纯属偶然的随意杂抄，是当时敦煌民众敬惜字纸的结果。
因为当时西北边陲，纸张尚未得到广泛流行，非常珍贵和紧张，有些纸张用过以后，还被保存下来，然后在背面或空白处继续抄写其他内容，与写卷上原来的内容毫不相干。
如S.1156正面抄写《进奏院状上》，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反面抄写《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和《季布诗咏》，题记曰：“天福肆年己亥（939）岁（下缺）四日记，沙弥庆度。
”二者抄写时间相距长达50多年，内容上互不关联，这就是利用旧纸重新抄写新内容的例子。
在“敦煌卷子中，除佛经卷子外，其他的汉文卷子，几乎都是正反面使用。
”[5]这是因偶然因素而杂抄在同一写卷的情况。
还有一些杂抄现象却是有意为之，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
为了全面地了解这一杂抄情况，我们把与《季布骂阵词文》有关的写卷罗列如下，就可以一目了然（据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又经核对原卷照片加以改正）：S.1156进奏院状上（首题）。
说明：此乃光启三年（887）沙洲进奏院上本使状。
S.1156va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一卷S.1156vb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首题）尾题：季布一卷。
题记：天福肆年己亥（939）岁（下缺）四日记，沙弥庆度S.2056杂小抄（首题）S.2056v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笑骂收军词文（原题）。
说明：迄于“唯言祸难在逡巡”。
S.5439季布歌一卷（尾题）。
按：小册子，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