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与鲁迅文艺观的差异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２０期）

试析瞿秋白与鲁迅文艺观的差异蔡双全

［摘要］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瞿秋白和鲁迅在文艺思想上必然存在着诸多差异：瞿秋白主要是从革命与文艺外部关系出发来考察与认识文艺的，中心思想是“武器”论、阶级论、大众性，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强烈的功利色彩；而鲁迅则是从文艺固有的内部规律出发来考察与认识文艺的，强调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作用，侧重点在于文艺的思想性和内部规律性。【关键词】瞿秋白；鲁迅；“武器”论；启蒙功能［中图分类号】１２１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０８（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７６—１０

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瞿秋白与鲁迅曾有过一段较深的交往：瞿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并以相知者身份撰写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对其思想与成就作了一番较为中肯的评价，而鲁也曾视瞿为“知己”。据此，有学者就认为他们的心灵“相通相契”。①这种仅以交往亲密来认定二人思想相通的认识，似乎很易为表面现象所欺蒙，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他们之间思想的差异。其实，“总仿佛觉得”人与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而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②的鲁迅，早就意识到文学家和政治家常常处于“歧途”之中。在１９２７年所作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讲中，他曾感叹道：“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一致。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③“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９９④鲁迅的这种感叹，虽然是针对彼时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家而抒发的，但却蕴含了更深层的意思，那就是政治家和文学家由于社会角色的不同而必然导致二者思想迥然有别这一颇具哲理的思考之上。无数历史事实业已证明：不但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政治家为了维持现政权的“平安”与“统一”，势必时时提防“不安于现状”的、使社会“渐渐分离”的“社会扰乱的煽动者”文学家，而且即使是尚未掌握政权的革命家，为了整齐自己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夺权斗争时的步伐，严肃革命大军的纪律，也需要时时约束和批判哪怕是真心诚意地参与革命斗争的文学家的“错误倾向”或“越轨行为”。待夺得政权后，革命家则转化为社会“现状”与“统一”的维护者，视“政治”为压倒一切的、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君主，文学不过只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而已，需要时刻提防文学家与自己所信奉的政治信仰发生不和谐音；而文学家在本质上是反抗现实的，往往视文艺为自己全部生命的追求，是“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难以接受和容忍来自文艺之外的任何命令和清规戒律，因而有意无意之间易与政治家产生矛盾、冲突。这样，政治家与文学家似乎宿命地处于“歧途”之中。本文仅仅就瞿秋白与鲁迅在文艺观上的分歧做一番分析与探讨。

７６①王铁仙：＜心灵的相通相契——鲁迅与瞿秋白友谊之我见》，《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４Ｅ１。

②《集外集・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ｌ页。③＜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７卷。第１１３页。④《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７卷，第１１８页。

万方数据试析瞿秋白与鲁迅文艺观的差异作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瞿秋白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全盘改造旧世界的政治、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秩序为目标。他们在争取政治解放和经济平等的斗争中，在文艺方面，“同样要‘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准备着，团结着群众的力量，以便‘立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①从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他在考察与认识文艺问题时，首先突出强调的是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政治属性，把文艺当作一种“帮助革命”的“工具”和“武器”，是无产阶级“总的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队伍”。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就赞同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的观点：“我们马克斯主义者知道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我们知道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方式，这种意识形态反映某一阶级的实质，同时，这是替阶级服务去组织自己，组织附属阶级或者将要附属于它的别些阶级的一个工具，而且这又是瓦解敌人的一个工具。我们马克斯主义者，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初初一看，找不出丝毫的政治，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政治家。”②１９２３年６月，瞿秋白在中共党内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袖的地位”。由此出发，他更是从争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高度来认识文艺的政治作用。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它绝对没有能力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反帝国主义的及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文化革命的领导”就顺理成章落到了无产阶

级手里。“因为无产阶级是惟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只有它能够反对着资产阶级，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而继承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用自己的斗争，领导起几万万群众，来肃清这种龌龊到万分的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爹他进而强调指出，“五四”以来，“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的斗争，锻炼出了绝对新式的‘下等社会’里的英雄，这就是真正的群众的领导者……也只有他们自己的斗争，才能够完成这种文化革命。他们的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和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密切的联系着的。”这种“劳动民众的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一切战线上的战斗”，是“总的革命斗争之中的一个队伍。”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瞿秋白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一种“武器”与“留声机”。他断言：“艺术一方面反映生活，另方面也还是生活的一部分，艺术固然是经济政治现象的间接的结果，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然而同时，也还是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的一部实际行动，表现并且转变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这是列宁主义的艺术论。”⑤在批驳胡秋原等人的“文学决不应当堕落成政治的一种‘留声机一时，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０”⑥诚然，鲁迅也认为文艺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诗文完全超

①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６４页。②［苏］卢那察尔斯基ｔ《作家与政治家（原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缟）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５页。③‘“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缟）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２—２３页。④＜“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第２７—２８页。⑤‘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２页。⑥＜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３卷，第６７页。

万方数据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２０期）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①但是，与瞿秋白所说的“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②其实有所不同，鲁迅始终是从文艺本身固有的的规律出发来考察与认识文艺的，认为文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③他所关注的中心却是文艺的思想启蒙作用——把文艺作为一种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以惊醒“在高墙内昏睡了五千年”的“国民”，使他们从践踏和剥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各种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创造一个真正做人的时代。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中国欲建立“人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④五四时期，他仍然坚持要用文艺来“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⑤大革命时期，他曾以《革命时代的文学》为题发表演讲，在把文学分“大革命之前”、“大革命的时代”和“大革命成功后”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⑥显然，与瞿秋白文艺为革命服务的观点相比较，鲁迅并不看重甚至于并不承认文艺对于革命有着直接的、功利主义的作用，依然坚持“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其最终使命是对民族精神的改进与塑造。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思想上日益倾向于左翼文艺运动，鲁迅在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哀悼和纪念柔石等文章中，他大声疾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虽遭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但“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⑦因而，对于瞿秋白等人提出的文艺具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宣传的作用，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的：“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１：３。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⑧但是，细究起来，作为一位对中国历史与国情有着深刻洞察的思想家，他心中的“革命”，其实远较瞿秋白等革命家只着眼于现实革命斗争的内涵深邃得多、厚重得多。他强调：“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列宁），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⑨这就是说，鲁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将文艺服务于直接的革命斗争，但他却始终没有把文艺仅仅局限于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是赋予文艺的根本使命是对劳苦大众的“风俗”、“习惯”的解剖，即对“国民性”的揭示与改造。终其一生，鲁迅始终以文艺创作的形式来实现其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他的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⑩他的杂文，只是在于揭露“中国的大众的灵魂”。⑩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并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独领风骚于一

７８《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３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１６页。《Ａｐ０矾ｃｉｓｍ——非政治主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４１页。《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并冬芬先生》，《鲁迅全集》第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４页。《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７页。《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１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１页。‘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４２３页。《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８３页。《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并冬芬先生》，《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８４页。《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２４页。《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５１２页。＜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５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０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