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辽东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论文

论“三曹”诗歌的艺术差异

摘要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文坛上涌现出大批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而“三曹”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各领风骚。他们总起来，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分开来，又各以其独特成就傲视文坛。把握了“三曹”，就把握了建安诗歌的核心，把握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把握了五言古诗“彬彬之盛”的一个时代。本文以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三曹”的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对个人人格、文学情趣、创作道路的影响揭示“三曹”诗歌在创作形式、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诗歌风格这些方面的差异，充分肯定他们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在通过诗歌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文学素养，还能拓展认识，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一定了解，初窥学术门径。

关键词：“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别；原因

建安时期的文学巨匠——“三曹”父子，作为这一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不容忽视。“三曹”诗歌的艺术风格在共同的“建安风骨”特色之上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各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差别进行深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建安文学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建安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三曹”作为建安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同时也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曹操的诗歌和散文有尚质崇实的特点，其后诗文的总体取向是渐趋工致华美。除了时代的群体的总体特征之外，也具有很强的个体的个性特征。在

形式上以五言为主，亦有四言、杂言等，而以五言成就最高，为五言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曹氏父子与建安风骨

（一）风云变幻的建安时代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汉灵帝末至魏明帝初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发生转折性巨变的年代。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兴起，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文人的重视，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呕心沥血致力于诗赋并且风格各异、卓然成家的文学之士，呈现一派才俊云集、欣欣向荣的气象，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章。

（二）蓬莱文章建安骨

建安诗歌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明显的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首先，不依经傍典而直达所怀，带有一种激昂和发扬的精神。刘勰曾评价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都能慷慨激昂地披露胸襟、明快磊落地施展才华；他们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抒写情志畅所欲言，力求充分表现自我，遣词状貌追求清晰明快。

其次，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作品脱胎于汉乐府和“古诗”，又展现出其独特之处，写实色彩非常浓厚。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的议论，他说：“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①再次，此时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的乐观精神，也有对命运无常、人生苦闷的慨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评价着实精辟。建安文人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有感于民生疾苦，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其作品多呈现出高扬理想、慷慨悲壮、忧时伤事、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但总的来看，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济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

上述种种便是“诗仙”李太白所谓的“蓬莱文章建安骨”②；也就是我们后人标举的“建安风骨”。

（三）曹氏父子领风骚

1．“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三曹”父子是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也是文坛的杰出代表。他们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对于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和一代风气之转变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父子三人对待文学之士的态度也明显有别于过去的统治者，曹操搜罗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安置在身边形成文学集团，并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曹丕、曹植兄弟也与文士相处极其欢洽，共同从事文学活动。所有这些，都对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活跃了创作气氛，提高了诗歌的写作技巧，扩大了乐府诗尤其是五言诗的影响。

2．分述“三曹”诗歌的总体特征

“三曹”父子都各有文名，共同领导建安文人开创文坛新气象，构成了建安诗歌一代繁荣的格局；然而三人体气各殊，成就互异，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曹操的四言诗对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加以发扬创新，风格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善于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乡愁，诗风清丽委婉、细腻柔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其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文才富艳，词藻华丽，且非常讲究艺术表现，开雕琢词藻之风气。

二、“三曹”诗歌艺术特色的差异

（一）创作形式

从艺术形式上看，诚如萧涤非先生言：“曹氏父子之产生，实为吾国文学史上一大伟迹，曹操四言之独超众类，曹丕七言之创为新体，既各擅长千古，五言之集大成，子建尤为百世之宗，以父子三人而擅诗坛之三绝,宁非异事？”③

曹操四言诗独超众类，现存诗歌21首，全为乐府诗。四言体从《诗经》以后已逐渐衰落，两汉文人的四言诗也鲜有成功的作品，曹操却写出很多四言名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都是复兴四言诗的佳作，使古老的四言诗得以重新焕发青春。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谓“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范文澜也曾这样评价曹操:“四言乐府，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④同时曹操诗歌大多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在《诗经·国风》

和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基础上推陈出新，用乐府旧题叙写汉末社会动乱，抒发人生理想，确实是一大进步。不仅如此，曹操还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根据诗歌的思想内容适当地调整形式，如《薤露行》、《蒿里行》本为古代丧歌，均系杂言，而曹操用五言来写，反映自己对人生短暂而事业无限的矛盾，抒发了他的雄伟大志。鲁迅先生说曹操是“改革文章的祖师”⑤，不仅指他的散文，同样包括他的诗歌创作。

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占55%，他对各种诗歌形式都曾做过大胆尝试，四、五、六、七、杂言无所不能，这与他从小广博知识、学习前人成果有很大关系。他的《燕歌行》二首，开中国诗歌七言诗先河，在这之前，七言形式在汉代民歌中虽已出现，但还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真正完整的七言诗是在曹丕笔下完成的，故萧子显谓“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萧涤非更是高度评价曹丕七言诗“为吾国诗学界开一新纪元”。⑥曹丕以前，仅孔融有3首六言诗，其余不见六言踪影，曹丕六言诗对后世，诸如王维、王安石、马致远等人的六言诗有深远影响。五言诗更为曹丕所大量运用，占现存诗歌的一半以上。杂言诗《大墙上蒿行》，洋洋洒洒数百字，句法参差，对后来的长篇歌行有很大影响。

曹植五言诗卓绝，多数是抒情诗，现存诗96首，乐府诗占53%。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但毕竟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经“三曹七子”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成为中国诗歌主要体式之一。因此，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并以其众多的数量、上乘的质量，奠定了五言诗在诗坛的牢固地位，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名都篇》都是五言诗。

总之，“三曹”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各有因革，各占胜场。从父子三人身上也不难看出，虽然其诗皆多乐府，但在各自诗歌中所占有的比重已逐渐减少，这就为就建安诗歌完全摆脱乐府的笼罩而独立化、文人化奠定了基础，开拓了道路。

（二）表现手法

从艺术表现上看, “三曹”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情景交融的特点, 同时也有差异。

曹操的诗继承东汉后期“讽时”、“言志”的诗歌主张及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具有粗犷疏放的描写手法，以叙述、描写的手法直抒心意, 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自然地融为一体，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政论性。如《观沧海》皆大处着笔，点到即止，“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看似写景, 实则述志；《龟虽寿》也一样，“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叙述中表现了作者老当益壮、乐观进取的精神和态度。另

外，曹操还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用比喻来再现事物、表达思想，既令形象鲜明，又不至一览无余，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如《观沧海》铺陈大海的辽阔深邃、博大，正是作者统一天下雄心壮志的形象体现，所以钟惺《诗归·卷七》谓“直写其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吞吐气象”；《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以“沧海”喻博大胸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先比兴后引出所咏之事，使人从联想和想象中获得艺术的美感。

而曹丕则更多受《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的影响，虽也有少量诗多铺叙陈述，与乃父同声相应，但绝大多数作品却“工于言情”，渐趋细腻，形神兼顾，特别擅长离愁别绪的抒写。他的诗寓情于景，同时注意用韵，音节和谐流畅。《燕歌行》开头“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浓墨重彩的勾勒出一幅萧瑟、凄凉的秋色图，以此衬托女主人公孤寂、悲凉的心情。同时，本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使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后连贯，音节和谐，同全诗抒发的掩抑徘徊、中肠催断的思想感情完全协调一致。故沈德潜的《古诗源·卷五》特标曹丕诗“能移人情”，并高度评价曹丕在汉魏诗歌由叙事向抒情转化过程中的独特贡献：“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曹植的诗歌很多都是通过塑造形象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矫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作者运用铺陈手法意在表现诗人自己“甘心赴国难”的远大抱负。曹植更主要的成就在于熔铸《诗》、《骚》的抒情精神，努力学习汉乐府民歌的多种表现手法，以情感的丰富、强烈，抒情手法的多样、精湛，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如《野田黄雀行》中连章法使全诗既气韵通贯完足，又节奏跌宕分明，“可以分一篇而七，可以合七篇而一”；《赠白马王彪》“郁纡将何念？亲爱在离居”、“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这种问答句式，内容通俗晓畅，音节铿锵，新颖独特。此外，曹植笔触精工，既穷形尽相，又神采飞扬，他将诗歌的形象性和描绘技巧，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可以这样说，中国诗歌形神兼备艺术境界的确立，当始于曹丕，成于曹植。范文澜曰“曹植诗文是众文士典范”⑦，对南朝文学起很大作用，故称植“大文豪”。

（三）语言特色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⑧，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曹操性格豪爽，诗歌语言简练质朴，刚健有力，故钟嵘称“曹公古直”。《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语言直白，非常接近口语，像是面对知音倾诉衷肠。《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恢宏，博大壮阔。同时，曹操能成功袭用《诗

经》原句，自然妥帖，如《短歌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出自《郑风·子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出自《小雅·鹿鸣》。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引用时能够与作品内容协调一致，天衣无缝，不显突兀，其驾御语言的能力可见一斑。

曹丕从小“好文学，以著作为务”，有诗人学者气质。他诗歌的语言风格正如沈德潜言：“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燕歌行》颇具丰神婉约、柔肠万转的女性文学之美。“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文字清新秀丽，委婉真挚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清朝王夫之评价这首诗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另一方面，曹丕虽主张“诗赋欲丽”，但他自己的诗大都明白如话，如《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语言顺畅明了，虽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称得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钟嵘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词采华茂”高度概括了曹植诗歌的语言特色。他的诗虽然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吸收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以创造和发展，语言上善用比喻，注意炼字和声色，讲究词藻华美，更好地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美女篇》中以美女自比，以衣着、容貌、内在的美喻自己的才能和抱负，以美女无所嫁喻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作者善用比喻，不仅多而且非常贴切，并字字千金，这与他高深的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

（四）诗歌风格

诗歌风格是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之下所呈现的整体风貌。诗人们将各自不同的思想追求、个性气质浸润于诗中，从而形成诗歌风格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风格各异的诗歌作品构成了异彩纷呈的诗歌世界。

在风格上，建安诗歌都带有一种激昂和发扬的精神，而这种激昂发扬的精神又有着三个不同层次的发展，这三个层次在曹氏父子身上表现得相当清楚。曹操的诗是古诗向建安诗风转变较早的一个层次，表现为激昂发扬而又十分古朴；曹丕的诗介于文质之间，一方面保持着古代的质朴，一方面开始有一些文采；曹植的诗就整个儿是文采华丽了。产生这些不同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因为诗歌本身是有生命的，这些不同的发展层次正好说明诗歌是处于不停顿的演进与生长之中。

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敖器之《诗评》谓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操笔下，题材通常是重大的，常与大是大非或生死攸关的军事、政治活动相联系，而建安诗人大量抒写的宴饮、赠别诗，曹操则绝少染指，男女情事、日常生活诗，更是与他

无缘；境界是奇伟险峻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有一种雄浑博大、震慑心灵的艺术力量；笔触是恢弘的:“驾虹蜺，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东君。”（《陌上桑》）真是挥洒自如,运笔如风；情感是悲壮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听之令人肝肠寸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又使人豪气干云。这一切构成了曹操诗慷慨悲壮、刚健雄放的总体风格，可谓开中国诗歌豪放阳刚风气之先河。

曹丕“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风格婉约阴柔、缠绵悱恻。虽有少数诗作，特别是写南征、东征的几首诗，有乃父“横槊赋诗”的雄风，但绝大多数则“笔姿轻俊”。由于曹丕诗多写男女情事、游子思乡，笔触也必然细腻委婉，情感抒发也大多凄凉哀怨，与曹操的悲壮刚劲迥然有别。同为《短歌行》，曹操思贤才而“慨当以慷”，曹丕思亲人而“泣涕涟涟”。读曹操诗，犹如高歌“大江东去”；读曹丕诗，则如低吟“晓风残月”。

曹植诗有慷慨悲壮，热血中肠，富有气势和力量的一面，故胡应麟谓其“气骨苍然”。这正与乃父相近，与乃兄迥别。然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植诗“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曹操诗更雄浑、更苍劲、更瘦硬，曹植诗则更英武、更丰润、更华丽；同时，曹操诗更古直、更质朴、更粗犷，曹植诗更含蓄、更文雅、更精致；曹操诗多真切直率，畅所欲言，曹植诗常言彼意此，隐晦曲折。曹植诗也有摧刚为柔的一面，带有伤感抑郁、凄婉哀怨的情调，特别是后期诗作。故钟惺谓其“和媚款曲，缠绵纸外”、“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这又与其兄相近，与其父迥别。然曹丕诗柔则柔也，曹植诗柔中有刚；曹丕诗“如西子捧心”，曹植诗更像“巾帼丈夫”；曹丕诗多眼底流意，眉目传情，曹植诗多胸中块垒，肝肠气骨；曹丕诗虽也偶有健笔，但不过是以柔为刚，曹植诗虽不乏柔情，却更多是摧刚为柔。

三、造成“三曹”诗歌艺术特色差异的原因

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代。那时，想象力被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后世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认识的事物。而在那样的时候，情感在胸怀堆积酝酿，凡是具喉舌的人都感到说话的需要，吐之而后快。⑨

代表建安文学最高成就的曹氏父子在诗歌领域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无疑与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有关，特殊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的不同；性格、个人经历的差异……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他们诗歌的艺术特色不尽相同。

（一）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汉末建安时期，能涌现如此多杰出的作家，创作如此多动人的诗篇，这完全是动乱社会的产物。人民渴望安定，社会需要整治，作家、诗人强烈要求建功立业，在诗篇中始终表现出一种建功立业的社会政治理想，于是“梗概多气”的诗歌风格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三曹父子都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对其创作特色影响颇深。

1．生活环境

曹操身处社会动乱的年代，他深感战乱所造成的灾难，立志消灭豪强势力，平息动乱，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于是“外定武功，内兴文字”，一方面亲自率领改编后的黄巾军征讨豪雄，另一方面大力搜罗文人提倡文学创作。在创作和作战中，都充满着一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倡导文学，常常“横槊赋诗”、“鞍马为文”。《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纪实诗或写社会动乱、或言百姓苦痛、或话征战之艰，不乏其场面壮阔、感情真挚、言语质直的特点。曹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写实精神，利用乐府旧题旧调来写时事以反映社会现实。他遗留下来的20余首乐府诗，在当时均能够配乐歌唱，确实称得起文武全才。而所有这些就形成了曹操诗歌质朴的艺术特色。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据《典论·自叙》，他生长于戎旅之间；曹植也自称生于战乱，长于军旅之中。确实不假，曹氏兄弟在青少年时期，都曾披甲从戎跟随父亲行军作战，有过一些军旅生活。可大部分时间却是生活在一种比较安定的环境之中。建安元年曹操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时候，曹丕、曹植尚年幼；曹操击溃黄巾军、讨伐董卓之后，汉末大动乱的高峰已经过去。因此，他们年少时成长在父亲的羽翼之下，过的完全是贵公子的生活。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经历汉末的社会动乱，行军打仗也只是偶尔为之。总之，在青少年时期，他们政治地位优越，生活安逸。兄弟二人穿梭于父亲搜罗的文人集团之中，终日流连宴饮，作诗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消遣，这样一来兄弟俩的诗歌就明显地不同于曹操。由于生活阅历较浅，他们作品中缺乏曹操诗歌的那种雄劲的特色，显得柔缓；对社会人生理解不够，诗中没有父亲那种深刻凝重的感情，少数抒情诗往往带有少年得意的轻浮与狂妄，因此也不像曹操诗那样，雄壮之余往往带有感慨人生艰难的悲凉情调。同时由于丕植兄弟生活优裕，整天和文人们宴饮，专门从事诗歌创作，语言很注重雕饰，表现出华丽的特色，手法上也显得比曹操诗变化多样，不像曹操，诗歌呈现出一种古朴的风貌。

2．人生经历

曹操多年来率军南征北战，声势浩大的战争场面开阔了诗人的胸襟和视野，使他在创作时得以更加广泛深入地摄取生活。诗歌中作者之所以能够把画面写得如此广阔，除去他长期军旅生活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政治地位的影响。曹操自收编黄巾军起，他就成为中原地区实力雄厚的一大霸主，打败袁绍之后，他实际上已是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如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就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听起来很狂妄，其实很坦诚。这样的话只有他配说，也只有他敢说。所以钟嵘说“曹公古直”，这种直率，这种霸气，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曹丕在为太子以前，他以公子哥儿的意气和文坛盟主的风度经常和邺下文人一起宴饮和唱，后来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他的日子常在对个人地位升降的担心和饮酒赋诗的快乐中度过，对时代命运、社会人生的苦难不可能像曹操一样观察透彻、感受深刻。曹操死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称帝的君王。在位期间曾颁布了息兵诏、薄税诏、轻刑诏等一系列法令，的确不失为一个有理想的皇帝。这一切使得他的诗歌虽不及父亲的慷慨刚健，也不似弟弟的文采飞扬，却别有一番宁静柔和的风流韵致。

曹植一生经历起伏很大，以曹丕称帝为界，前期过着贵公子生活，几乎被立为太子，志满意得，诗歌多以抒写自己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为题材。如《白马篇》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渴望卫国立功甚至不惜壮烈牺牲的爱国壮士形象，充满豪壮的乐观精神。这位“游侠儿”可以说是曹植的自我写照，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作者的心情和远大抱负。而后期由于受哥哥曹丕的压抑和迫害，多描写自己抱负不得施展报国无门愤激心情，尤以《赠白马王彪》为代表，“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强烈抒发了诗人悲愤、抑郁的心情。因而在诗歌风格上虽有慷慨的特色，但气韵不是那么雄浑壮阔，显示出迟缓又含蓄的特点。

（二）个人因素

1．性格差异

(1)曹操——矛盾的怪才

曹操，历史上曾被许多人简单地骂成“奸雄”，其实，他率领部队讨伐董卓，追击袁绍，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将动乱的中原平定下来，建立起曹魏政权，无愧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⑩。文学方面，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古体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军事统领的冷静镇定、诗人的感情奔

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在曹操身上奇妙的结合在了一起。正因如此，他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自然会打下非凡的政治生涯的烙印，完全不同于那些吟风弄月、咬文嚼字的文学家。

(2)曹丕——理性的诗人

曹丕作为一个理性的诗人，有自己的节制和反省，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他会有一个权衡、消化的过程，在内心有一个主宰，这也使得其风格略显固定单一。尽管如此，曹丕仍不失为一个以感取胜的诗人，第一流的诗人并不一定需要遭受什么重大的挫折或悲欢离合，而是平时一些很随便的小事都能够激活他敏锐的感觉，曹丕显然是具有这一难能可贵的品质的。我想这与他所处的复杂环境及细密的心思是分不开的。

(3)曹植——纯情的诗人

事实上曹植是一位纯情的诗人，他对外界的反映是直接的，是个十足的性情中人。从私开司马门和因醉酒不能受命领兵两件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至情至性或许会使他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却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在立太子一事上最终败给哥哥曹丕也是必然的。

2．个性追求

(1)曹操——豪情万丈与矛盾痛苦相交织

曹操始终以消灭豪强割据为己任，统一天下为抱负，他远远不满足于北方的统一，在经过十多年的征讨平定北方以后，眼看自己即将步入垂暮之年，江南和西北边远地区却还处在动乱之中，这时曹操便感到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发出人生短促的慨叹。他的名作《短歌行》就是诗人这种情怀的具体反映。作品一开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或感叹人生短促、或感慨人生无常，表现出一种悲凉的气氛。而诗的末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四句，诗人用山海自比、周公自况，表现自己对贤才的渴求，表达的情调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更显示出其在政治上“唯才是举”的豁达风度。其实但凡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丰功伟绩，总觉得想要做的事还没有完成，因此难免在衰老时衍生出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而曹操把这些全部都写到了作品中，自然而然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悲怆苍凉的音调，如此坦率，更为这位沙场老将平添一丝风采。

(2)曹丕——多思善谋的旧式君王

曹丕年少时，因与曹植争太子之位而常猜忌恐惧、郁郁寡欢，只是为取悦父亲而矫情自饰。被立为太子以后，他仍要一方面讨好父亲另一方面防范弟弟而玩弄权术，即使在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他主要考虑的还是如何保住帝位。他的一生沉浸在个人问题的设计之中，追求功利，机关算尽，对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关注却稍嫌不足。从总

体上看，他的诗比曹操诗反映的生活面要窄得多，气韵上也显得柔弱肤浅，尽管他的诗仍然有着建安文人的共同特点“梗概而多气”，但诗歌缺少曹操诗中的那种沉雄气韵和雄劲力度，多显得气弱力衰。

(3)曹植——当壮怀激烈遭遇报国无门

曹植一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自少年时起，一直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家国，也曾因父亲的赏识而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而随着曹丕掌握政权，他处处受制，心情抑郁不平，风格也就起了变化，经常激愤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牢骚。待曹叡即位后，仍然对他采取防范态度，使他感到自己已永无出头之日，内心更加绝望苦闷，满腹牢骚也转为间接的喻托。

结论

曹操诗主刚，犹如幽燕老将；曹丕诗主柔，充满女性文学之美；曹植诗歌柔中有刚，在华丽词藻中透露出铮铮骨气。尽管他们风格各异，但在诗歌发展史上都有其独特的贡献。而中国文论，大抵儒家主刚，道家主柔，因此儒道结合、刚柔相济则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标准。曹植正以这特有的艺术风格，博得了“正派的宗”的崇高地位，并被钟嵘评为上品。然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多侧面对诗人进行更加客观中肯的评价，充分肯定“三曹”父子各自不同的艺术价值。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诗歌的把握都有独到之处，都可以帮助我们对建安时代的诗歌风格形成一个整体性把握，区别它与以后历代诗歌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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