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

（原载2011年7月8日《文汇报》）

6月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42期文汇讲堂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热烈辩论和对话，在场观众也提出尖锐问题。两位学者的严谨思维和表述博得阵阵掌声。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晰了解双方观点，经嘉宾同意，本期整理依据速记对对话顺序作了调整和整合。

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影响

福山：中国模式已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它具备诸多优势

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改革的实验室

福山：通常美国学者来中国都是作讲座，传授美国的成功经验；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已经开通，机场、桥梁等现代化基础建设也日新月异，而印度著名的塔塔公司想在某地建厂，谋划多年最终却因政治反对力量强大而流产。与英、美、法、意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制衡，金融危机时问责制难以良好运作，不仅没能阻止危机发生，连政治体系也险些因此瘫痪；同时，美国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一个从长远来看非常合理的决策，在实际运行中通常被迫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此外，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很教条，以致于民众至今还在赤字海洋中挣扎。今后几年能否改变上述现状，这也是对美国制度长效与否的考验。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已拥有了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摸索，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效改革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反观美国，虽然号称务实，却很少愿意进行新尝试。不过，长远来看，我还是更赞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所以，今天很愿意和张教授探讨。

张维为：谢谢您对中国现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也谢谢您开放的思维。您的话使我想起2月份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他刚刚访问了上海，他说他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是中国越来越学习美国模式。我说：您恐怕观察得不够仔细，如果观察得仔细一点，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等“硬件”，还是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软件”，上海都比纽约好。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

问责制在中美的不同效果

福山：中国的道义问责制需要弥补“向下落实”的缺失

张维为：中国当下对问责制的探索范围已经超越美国

福山：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秦朝就率先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统治，非常超前，比英国等欧洲国家早17个世纪。我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效的国家统治、问责制、法治。先着重谈谈问责制，我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问责制，与西方议会制产生的程序问责不同。中

国传统决定了政权非选举产生，但国家治理者接受了道义责任的使命教育，因此也只对朝廷负责，问责得不到“向下落实”。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导致人民往往无法制约管理者的晋升，容易滋生腐败。

张维为：20年西方生活的经历让我觉得，您所说的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奏效。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已无法解决美国在今天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改革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在政治范围内起制约作用，不能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制约与平衡，我称作“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所以中国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广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称，美国在过去10年中经济增长为零，就业创造率为零。中国任何地方大概都找不到这样的记录，这是中国经济问责制的结果，各级政府都有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官员达不到目标便很难晋升。我们现在讲座的地方是上海静安区。这个区的许多硬件、软件指标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而去年一场重大火灾事故后，二三十个官员和经济负责人受到了政治与法律上的处罚，这正是政治问责制和法律问责制。而比这场火灾严重不知多少倍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普通百姓财产平均缩水四分之一左右，但3

年过去了却无任何人承担政治、法律和经济责任。肇事的金融大鳄仍然可以依据合同拿千万甚至上亿的奖金，美国老百姓怎么愤怒也没有用。

中国在推动法治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们的传统中有“法”和“天”的概念。用政治学话语来说，“天”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良心。我们在99.9%的事情上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但我们要保留那块小小的空间。对一些涉及到“天”，涉及到社会整体利益和良心的重大事件，我们保留在法治范围内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否则就是法条主义。换言之，美国金融大鳄吞噬百姓钱财还可以照样拿巨额奖金的情况，在中国不会出现。

福山：当比较政治体制时，一定要区分政策和体制。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者以往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从华尔街开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度蔓延导致金融危机，事后无一人受到惩罚，等等。但是，任何金融市场都有可能犯政策错误，这和民主制度没有多大关系。1930年代，美国曾经历更大的金融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逐步建立监管体系，将美国变成福利国家。在群众极端愤怒下产生的问责制，也修正了政策上大的方向性错误。这次危机爆发，隐患早在几年前便很大，但决策者毕竟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民主体系内在机制中的自我修复功能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必须长远地看，不能因为短期表现就断言民主政权必然比威权政体更易犯错误。

如何解决“坏皇帝问题”

福山：美国总统才能有高低之分但都受到民主体制制衡

张维为：中国的“选拔”加“选举”可能胜过单靠“选举”

福山：之前谈到，中国问责制中的“向下落实”很难做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威权政体的制约性有所担忧，长远来看，它容易产生“坏皇帝问题”。

张维为：我们解决了“坏皇帝问题”，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制度的创新。第一，中国最高领导人并非世袭，而是靠政绩产生。第二，中国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至多两任。第三，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制，个人专断的可能性极小。第四，中国有强大的“选贤任能”传统。现在中国最高精英团队成员基本上需要两任省部级的履历，这种制度可能也有需要改进之处，但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样低能的领导人。美国是个超级大国，选错了领导人，对美国和世界可能都是灾难。

福山：坦率地讲，美国总统的确有才能高低之分，其制定的政策也可能会给

美国带来八年低谷期。中国目前的体制强调集体领导，限制领导人任期，确保不会发生卡扎菲、穆巴拉克这样的悲剧，而许多美国人也确实没有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制衡。但是，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制衡更多来自于一代人的悲惨记忆，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力实在令人记忆犹新。所以长远来讲，中国需要明确这种可持续制衡机制，而民主制度和法治恰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在新书中，我试图从历史文化角度追溯这种官僚体制里“亲其亲”的传承。中国历来重人伦、亲情，虽然是人类普遍本性，但在政治制度中却是不允许出现的。公元1世纪，西汉已经创立了非亲情关系的选拨机制，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就崩溃了，而晋朝出现的门阀制度进一步破环了这种优良的人才选拔制，世家望族垄断了统治阶层。

美国同样有这个问题，精英阶层的后代在接受精英教育后很自然地逐步进入社会高层。除了单纯依靠选贤举能外，怎样防止精英垄断国家政权？过去10年中，中国共产党有很多优秀做法，但在我看来，从整个制度本身而言，由于裙带关系和利泽亲友的传统，它仍然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我们要建立向下落实的问责制，防止裙带关系进入甚至颠覆政治制度，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坏皇帝问题”。我并非为美国辩护，我所居住的纽约便有很多犯罪，但至少在一个民主制度中，你有修正错误的机制和机会。

张维为：中国历史很长，但即使在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每个国家历史上都有些不光彩事件。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美国的奴隶制、

种族歧视等。福山教授认为美国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中国也是通过自己的体制纠正了问题。从探索政治制度的未来的角度看，我认为“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可能比仅靠“选举”要好。西方选举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或“好莱坞民主”，只要程序正确，无论谁都可以当选，这与中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的传统观点迥异。现在的世界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再来一个八年执政无方的领导人，美国恐怕也赔不起。

民主制度能否解决腐败

张维为：腐败增加是和现代化同步发生的，要靠体制建设来解决

福山：民主制不一定能解决腐败，但有利于舆论监督

张维为：关于腐败问题，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处理起来也不容易，但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比较来看，所有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经历过腐败增加阶段，它往往和现代化同步发生。您的导师亨廷顿就曾提到，现代化发展最快时也是腐败高速增长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监控体系的建设速度跟不上财富和资本的增长，但经历这个过程后，如有及时的体制建设，将能降低腐败。我提出过“第二代腐败”的概念，比如美国金融危机中的罪魁祸首之一是“监管套利”，即评级机构为你打高分而换得大量利益。但美国法律称其为“道德风险”。我认为，如果把它作为腐败来处理，效果会更好。你也可作横向比较。尽管中国人非常抱怨本国的腐败，但和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国家相比，如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巴西、俄罗斯、埃及等，他们的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我把中国称作“百国之和”，是由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而成，这样的国家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一定会解体。同样，看腐败也要分板块，中国发达板块的腐败较低，上海的腐败肯定低于意大利和希腊。

福山：讲到腐败，我并不认为民主制就一定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们看到很多民主国家也有很高的腐败率。但如果要遏制腐败，就必须提倡言论自由。

中国中层结构的现代化态度

福山：不同文化和国度的人群对现代化的认识会趋同

张维为：中国传统会使社会和政府实现良好的互动

张维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把中国社会分成上层、中层、底层3个结构，中国的中层结构正逐步形成。中层结构指的是和现行市场机制匹配的各种行业和从业人员。它的成型在结构上保证了中国体制不走极端，同时构成中国中产阶层的主力。

福山：我的导师亨廷顿著有《政治的秩序》一书，我在斯坦福大学也教授这本书。亨廷顿教授认为，革命并非由穷人发起，而是由中产阶级创造。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但这机会往往被政治或经济体系屏蔽，因此期望和能力之间会出现差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北非、西亚的社会动荡，在我看来就有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因此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能否提供符合中产阶级需求和期待的服务。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与非华人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否有差异？我曾和亨廷顿有过许多辩论，他在1990年代出版《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是——文化决定行为。虽然现代化带来很大变革，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他们不同的文明形态。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长的时间，影响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或者说，现代化最终能否导致人们在文化上趋同？

举例来说，以前沙特政府为了维护伊斯兰习俗，曾从南亚雇佣50万海外劳

力为女性开车，但现在沙特女性也要求和男性享有一样平等的权利。这充分说明，不同文化经过现代化洗礼，在应对某一问题时会有共同的解决方案。张教授强调中国的中产阶级有自己的传统特色，但据我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现代化的行为上还是类似的，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例。借助因特网，或四处旅行，文化、文明很难再垄断人们的行为，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

张维为：西方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中产阶级一旦成型，就会和政府形成对抗，特别是所谓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中国国内一些亲西方的人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我认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承不一样，西方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则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由此我推测，中国中产阶级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国稳定的。其次，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更可能是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拥有一种西方难以具备的凝聚力。我比较欣赏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任何制度的变更应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

解人类困境需要东方智慧

福山：西方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一个失败

张维为：质疑西方话语体系是为了更好解决人类共同困境

福山：我认为，美国和欧洲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的成就——无论是当代横向比较得出的还是历史纵向比较得出的认识，这确实是一个失败。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时，因全书六章中几乎三章都与中国有关，所以我也学习了很多中国历史，并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有它强大的影响力。而意识到历史的影响力，对于美国和中国都非常重要。很多国家从海外引进民主理念，然后把它融汇到自己的文明中，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例外，我很欣赏这一点。但挑战在于，我们在重新恢复历史文化的自豪感时，也要让这种自豪感和现代制度相融。单纯的历

史自豪感会走向民族沙文主义，或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特色相当浓厚，但什么是要保留的，什么又是要跟世界潮流共性相融的，必须分清楚。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和世界和平共处。

张维为：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底蕴的背后是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我们今天的知识比过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但我们的智慧没有超过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我有一个善意的建议，您讲的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国家、问责制和法治，上面还可以加一个“智慧”。我观察美国打了这么多仗，从战术上来讲，是赢的，但从战略上讲几乎都没有赢。背后还是一个智慧问题。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这样。

我非常欣赏福山教授敢于冲破传统西方政治学范围，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等综合起来写成了这本新书。尽管一些观点我不完全同意，但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和尊重。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创新是必须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可能走得比您更远一点，我们在质疑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但这种努力并不是为了简单地辩论东西方孰优孰劣，孰是孰非。我们的目的是寻求更大的智慧、更好的办法来应对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挑战，西方智慧确实不够用了，东方智慧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转型

福山：我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也存在隐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出口导向模式无法长期维系，而高储蓄会导致资本脱离市场力量运作，达不到较高的利用率。因此长期来看，必须重新思考这种经济模式。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会是一个问题。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外贸依赖性的数字可能被夸大了。外贸是用美元计算的，

其他的GDP是用人民币计算的，所以外贸显得占GDP比重很大，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大。支撑中国发展的内需巨大。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每年都将有1500万到2500万的人从农村转入城镇，这种转变所创造的内需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要从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提到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规律和周期。和美国四年一个周期不同，中国是二三百年一个周期，中国现在尚处于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中国人有一个“势”的概念，“势”一旦形成便很难阻挡，虽然不排除会出现逆流，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势，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唱衰中国的人都不懂这一点。

尊重个人价值与参与决策

福山：政府做出好的经济决策，提供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最终目的。即使某一个政治制度能向公民提供丰裕的物质财富，但公民不能参与最后的分配过程，不能获得足够尊严，仍会出现问题。中东、北非的威权政府遭到严重挑战甚至垮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民要求获得尊严，而这又是威权政体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但也不能说两种不同的模式必然一好一坏，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并急需解决。

张维为：尊重个人价值，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并没有太大差别，关键是中国有一种从整体出发的传统。在实现个人价值和权利方面，采取整体介入的方法似乎比个人介入的方法效果更好。

中国采用了“邓小平方法”，从整体入手，国家推动来解决贫困问题，使近4亿的中国个人脱了贫，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可以看彩电，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上网讨论各种问题并发表看法。而印度的“特蕾莎修女方法”，以个人介入为主推动扶贫事业：她感动了无数人，但印度整体的贫困状况没有多大的改

观。

至于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假如福山教授到中国做一些实际调研就会知道，中国目前以五年计划为周期的决策过程，每次都有成千上万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和咨询，这才是真正的决策民主，西方还没有这种民主决策机制。

中东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例如开罗，20年前与上海相差5年，今天差40年，一半年轻人没有就业。严格来说，中东地区大概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水平，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的“中东之春”可能明天就变成“中东之冬”，给西方带来更多的问题。

一篇震撼所有中国人的演讲

一篇震撼所有中国人的演讲一篇震撼所有中国人的演讲晓妍在台湾，有这么一所学校，学生年龄在15－18之间，每年三千多学生中，因违反校规校纪被校方开除的二、三百人。学校没有工人，没有保卫，没有大师傅，一切必要工种都由学生自己去做。学校实行学长制，三年级学生带一年级学生。全校集合只需3分钟。学生见到老师七米外要敬礼。学生没有一个考不上大学的。这就是台湾享誉30年以道德教育为本的忠信高级工商学校。在台湾各大报纸招聘广告上，经常出现"只招忠信毕业生”字样。以下是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在国内的讲演：同学们，你们说“天下兴亡”的下一句是什么？（台下声音：“匹夫有责”）──不，是“我的责任”。如果今年高考每个人都额外加10分，那不等于没加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于大家无责。“匹夫有责”要改成“我的责任”，我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大陆教育办得不好，是我高震东的责任，只因为这样，我才回祖国专门举办道德方面演讲。（掌声）“以天下兴亡为已任”是孟子思想。禹是人，舜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呢？ “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唯有这个思想，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每个学生如果人人都说：学校秩序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教育办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不强盛，我的责任…… 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国家？哪有不团结的团体？所以说，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我在台湾办学校就是这样，如果教室很脏，我问“怎么回事？”假如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报告老师，今天是32号同学值日，他没打扫卫生”。那样，这个学生是要挨揍的。在我的学校，学生会这样说：“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然后马上去打扫。灯泡坏了，哪个学生看见了，自己就会掏钱去买个安上，窗户玻璃坏了，学生自己马上买一块换上它──这才是教育，不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揽过来。也许有些人说这是吃亏，我告诉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这种教育要牢牢记在心里，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记住！学校更应该训练学生这种“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思想。校园不干净，就应该是大家的责任。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校园，你不破坏，我不破坏，它会脏吗？脏了之后，人人都去弄干净，它会脏吗？你只指望几个工人做这个工作，说：“这是他们的事。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扫地的。”──这是什么观念？你读书干什么？读书不是为国家服务吗？眼前的务你都不服，你还能为未来服务？当前的责任你都不负，未来的责任你能负吗？水龙头漏水，你不能堵住吗？有人会说：“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总务处的事。”这是错误的。一般人最坏的毛病是这样：打开水龙头后，发现没水，又去开第二个，第二个也没有，又去开第三个──这样的学生，在我学校是要被开除的！连举一反三都不懂，第一个没水，第二个会有吗？你就没想到水会来吗？人无远虑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人，都要想到后果，后果看得越远的人，越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只管眼前，不顾将来的人，不是一个好干部，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水管不关，来了水后让它哗哗哗满池子去流，仍不去关注：“反正是国家的水，不是我的自己的！”──浪费国家的，就是“汉奸”！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水？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资源？我每天洗脸都为国家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你算算，你们学校六千多学生，每个每天节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省水就是省电，就是节省国家资源。爱国可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爱国，一种是消极爱国。积极爱国是为国家创造财富，消极

张维为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观后感.doc

张维为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观后感张维为演讲中国人你要自信观后感第一篇早晨，看了视频《中国人，你要自信》，忍不住要说几句。我能接受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言语方式也能接受他的看法，但我想说的却是别的内容。首先是对题目的理解。“中国人，你要自信”这个题目能够被理解吗?我的看法是不能。“不能”不是指看不懂这句简单的汉语，而是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知识的传递。对这个问题，我经常会注意到，但估计从来都没说清楚过。看完这个视频，观众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有人说，美国、民主并非那么好。作为中国人，我要自信。问题是，仅仅如此我真的能变得自信起来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试一试，例如把这个视频看上10遍、100遍，甚至做到倒背如流，再去和洋人接触看看自己是否真的会变得自信起来。没有机会接触洋人的人，可以看看电影、新闻中的洋人，然后再对比一下自己心里看到洋人的心态的不同，看看自己是否变得自信起。我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自信，这件事情只能发生在他们真实地接触并了解了洋人之后，而不是看完某个视频或者听完某个演讲之后。间接知识是否真的可能，我深表怀疑。基于这个理由，我说，题目不能被理解。当然，对洋人的了解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或迟或早，或多或少。

面对洋人，在检查一下自己心里的感受，这样的事情我做过。不仅检查过自己的心里感受，还观察过他人的感受。我个人对西方的接触，应该是80年代开始的，除了西方制造的产品，还有西方人的著作、影视作品等。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周围人关于西方的评价。刚刚出过国的人向还没有出过国的人介绍起他们见到的花花世界时，手握洋货和没有洋货的人介绍自己的洋货时，心态或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从而导致信息传递的失真现象。这样的失真，也是要考虑在内的。后来，我还专门学习了英语，能够自己阅读一些西方的资料、书籍。但无论如何，这些了解都是通过媒体完成的。这里所谓的媒介是指信息传递的介质，存在于我和真实的西方世界的影视导演、书籍的作者、产品的制造者等等都是媒介。因为有了媒介，所以媒介可能导致的失真就需要考虑。更为重要的，媒介是一种了解的渠道，同时也是了解的一种阻碍。刚开始没有直接了解的机会的时候是一种渠道，之后就是直接接触、阻碍了解的阻碍。后来，有机会和洋人在一起工作，约4年时间。尽管也有一些生活上的接触，但依然不够深入。无论如何，有一个明显的心理感受是，看到洋人我心里依然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个异样感，可以理解为不自在不放松，也可以用张教授的话表达为不能“平视”，这样的感受当然不会出现在我见到某个亚洲人的时候。或许是我个人对于神情过于敏感，才产生这样的异样感。不过，根据我对他人的观察，这样的异样感绝非只出现在我一个人身上，应当很是普遍。洋人和国人是有明显差别的，不仅在外貌上，神情也是。看到新鲜的不一样的人就会有感受，这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一点都不稀奇。来到深圳2年多，我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更多的洋人，因为在管理层，应该说

关于西方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些比较

关于西方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模式的一些比较财科所2013会计博士孙明成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引发人们对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深层思考，反映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出现了不少醒目的标题，如："金融危机重创英美模式"、"美国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折"、"中国模式给世界带来启迪"；还有的从社会制度层面论述市场经济模式问题，如："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走上末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观察是正确的"，等等。在这些标题下，我认为只有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其本质才能有效得出结论。从根本上说金融危机仍然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也就是说，只要有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不定期的发生。只是在在新的形式下又有其新的表现而已。一、金融垄断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从而出现了银行、保险、金融市场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扩张等，从而保证资本的流动性。在当代资本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资本主义企业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积聚。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最后，信息技术深入到所有生产部门，其中包括服务部门，推动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连续化，IT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加速了金融垄断的形成。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潜在危害性。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金融经

济具有虚拟化、泡沫化的弊端。虚拟经济本身具有脆弱性。一但金融资本出现问题会很快席卷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各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提到的更多的词是次贷、金融衍生品等与金融、资本相关的词。充分凸显了金融资本在当前社会中的巨大的作用。同以往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在金融领域。金融垄断资本无所不在的事实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想看清资本主义就必须懂得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各国已经无所不在，并随全球化的扩展迅速向全世界蔓延。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本通过金融全球化打通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障碍，一方面控制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利用其资金优势在各个国家进行投机，赚取超额投机收益。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控制金融，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向全球的扩展表明，资本主义已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成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的经济王国，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日益置身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掌控之中。二、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是经济及金融危机的根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经济中虚拟经济比重过大，银行违背了从业的最基本法则，将资金贷给了许多没有能力还贷的人，投放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大量资金无法及时回流，造成了银行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从本质上看，金融危机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之比较研究

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之比较研究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制度的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比较这两种政治制度，有助于我们在比较研究鉴别的基础上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从而显示出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有着西方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对于我们更好的坚持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政党制度，多党合作制，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制度主要是指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制度性规定和运行方式,包括政党的地位、政党同政权的关系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等。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当今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一般采用多党制或两党制。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有根本区别。对中西政党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借鉴西方政党制度，对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认识这些区别对我们立足中国国情, 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重要意义。一、我国的多党合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差异（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政党制度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基础上,由一定时期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等因素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 它是一个国家国情的客观实际的产物。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 是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资产阶级政党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代表其他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政党只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陪衬和利用对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一些西方国家形成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的多党制。如法国、意大利, 一般采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联合其他政党组成联合内阁的形式共同执政; 英国和美国, 形成了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垄断政权的格局, 建立了所谓的两党制。究竟选择多党制还是两党制是由西方国家自身的社会条件而定的。多党制和两党制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体现,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充分保障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国在辛亥革命后, 曾试图实行西方式的多党竞选和议会内阁制,结果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1927年后建立的国民党一党制,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垮台而告失败。实践表明,西方式多党制和国民党的一党制均不符合中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1949年,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正式形成。我国民主党派主要产生于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曾试图走西方式道路,但在国民党残酷迫害民主人士的严峻形势面前,各民主党派经过反复的探索与思考,逐渐抛弃了中间路线,抛弃了对国民党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向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因此,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产物,是中国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是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1] ( P205) （二）、社会经济基础不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中国模式”

中特：结合中外评论探讨“中国模式”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题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呢？有以下几种观点可借鉴。第一种观点提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包括五点：一是独立自主，二是改革创新，三是实践本位，四是以人为本，五是和而不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当前热议的“中国模式”概念，主要是是一些国外学者、政要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立足点，以非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我们取得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探究和概括。认识、探究的客观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表达: “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西方有媒体指出: “当代中国一直是个令西方感到困惑的问题”。“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模式”可以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 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结合; 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总之，政治上的保守、专制与经济自由，是西方学者政要赋予“中国模式”的总体内涵。对比所谓的“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一贯主张首先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并保障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其自身国情的新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的教条，因而感到迷惑甚至疑心重重。应该指出，一些西方人士还保留着陈旧的偏见，用单一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并谎称这是一种“专制”。结合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特别是价值观上的差异，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

中国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区别

一、西方多党制的弊端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一党独大，多党协商。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在西方国家，合法政党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平等的参加选举（总统、议会、地方长官），比如美国现在的局面就是两大政党竞选（轮流）执政。坚持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搞西方多党制。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我们如果盲目照抄照搬，必然带来无穷后患。比如，有人认为，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民主，能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个说法是牵强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从美国来看，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有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持；民主党的背后，则主要有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持。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近年来，西方民众选举热情淡漠，投票率连年下降，就是因为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民主游戏”的实质。西方国家虽然实行多党制，但对可能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严格限制的。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产党管制法》，后又通过了《麦卡锡法》和《蒙特法》，对共产党的发展作出了严格限制的规定。比如，有人认为，实行了多党制就能保证政治和社会稳定。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其结果必然是人为地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政党频繁选举、政府频繁更迭，带来的是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受影响，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还比如，有人提出，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试想，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怎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呢？所以，竞选的优胜者为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集团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由此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真正奥秘是金钱政治，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读后感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读后感近来在老师的推荐下拜读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感觉读来震耳发聩。作者以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审视国人，给我们这些只知埋头苦读的学子推开了一扇新窗户，用一个新视角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人。作者走访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接触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再回过头冷眼观察自己的祖国、同胞，会有些什么感想，这让我很感兴趣。书中，在“重新认识中国”一节中，作者劈头第一句就引人入胜：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的传统更多的却是“三人行，我必为师”。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永远是抬头看人，对待他人，也是一副谦恭的态度。而西方人却是高高在上，胜气凌人，低头俯视他人，上天入地，唯我独尊，就算是到了今天，黑种人和黄种人仍然是他们歧视的对象。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距，也体现在这些文化认同上。例如，普通中国人为之奋斗一生的“房子”问题，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么看重。中国人最看重房子，认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才能算有一个“家”，而地球另一端的许多国家，对这却看得很淡。中国人本就多，再加上这样的观念影响，买房竞争激烈也是很正常的事了。但事实上，中国人的

住房自有率绝对比许多人羡慕的西方国家要高。中国人过着的生活远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短短几十年中，中国稳步发展，GDP 不断上升，事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指标已经赶超日本，仅位居美国之下。一个被欺凌百余年的大国，从贫穷走向强盛，其间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在许多国人看来，中国似乎还是不堪一击，有着种种的不如意，存在这样那样的阴暗面。所有总有一部分国人削尖脑袋，利用种种途径，想方设法跑去国外生活。其中既有资金雄厚的投资移民，也流失了一部分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可否认，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强，但在我看来，ZF也做得不够多，ZF应该想办法吸引人才，如创造宽松环境，提高福利待遇，将人才收为已用，而不是拱手送人。我认为中国人是重视感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物质更重要，但是，这种关系正在慢慢变浅，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冷漠，从以前赛家人的亲邻近睦，变成互不相见的陌生人。中国正一步步改变着自己原来的面貌。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持续了5000多年。以各国文明的悠久历史来说，中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然而，历史不等于现实。既往的历史再辉煌，但现阶段国家实力不够，也是无用。就算我们有再多的文明积淀，也无法得到其他人的尊敬。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强大的综合实力，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一、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其兴起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相对西方而言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简单地讲就是政治上形式民主化、经济上自由化,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而中国模式简单地讲则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市场化。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思想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既坚持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积极作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从时间上讲,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要远远早于中国模式。西方模式尤以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最为典型。西方模式发展至今,不仅经济发达、生活富裕,而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张渗透,西方模式也随之在全世界曼延开来。二战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急于摆脱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面貌,往往把西方模式当作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选甚至于惟一选择。而中国模式的出现,跟1978年以来中国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的封闭状态,实施全面的对外开放,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逐渐抛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使中国社会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飞跃性的提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现代化发展至今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使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区别于西方模式的又一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议论也普遍起来。中国模式在世界的影响正越来越大,正日益显示出其世界性的意义。二、中国模式的世界性意义第一,中国模式的出现预示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国家。历史上的中国在唐宋年间曾创造出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割地赔款。因此,中华文明在近代严重落伍了。面对西列强的侵略,国人在倍感屈辱的同时,又深深地感受到肩负着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重任。近代以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为此不懈努力奋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主权国家。但是中国还没有实现繁荣富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还没有根本实现。现在经过建国60年的发展,特别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近10%速度增长,国家经济实力从2000年开始几乎每年再上一个新台阶。据有关专家估算: 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世界正在不断地见证着中国发展模式所创造的伟大奇迹。中国正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之路。这一切都在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复兴! 第二,中国模式的出现,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道路还具有光辉的前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又是崇高的思想体系,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体现了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并以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己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的理论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随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及其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苏联模式曾看作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生模式,并被誉为西方模式下的第二条现代化发展之路。但到20世纪末,东欧的演变,苏联的解体就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于是,西方一些学者如弗朗西期·福山就认为: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预示着西方模式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未来世界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一种模式。未来人类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西方自由民主道路内的自我完善,由此人类历史彻底走向终结。诚然,东欧演变和苏联的解体,确实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正处于低潮。但西方这种“历史终

中国人走进真实古巴被震撼了!

中国人走进真实古巴：被震撼了！自从朝鲜回来后，我更想去看一看这个自称“反美前哨”的国家——古巴。可是上海各大旅行社组不成团，除了公务考察和个别商务出差，很少有人去古巴旅游，个人只身去更难。乘着今年五月巴西阿根庭墨西哥三国的南美之行，凭我四十二国旅行的良好纪录，顺利拿到了单身去古巴的旅游签证，委托中旅以昂贵的费用安排好古巴的地接，五天的旅行费超过美国十二天。我心存异疑：难道这个国家生活水准这么高？从墨西哥城飞哈瓦那只有三个半小时，从高空望古巴地形像条大鳄鱼。加勒比海水蓝的耀眼，透明的天空，上空流经的信风不断更新古巴空气，自然学家和地理学家一致公认：古巴的空气是世界最好的。墨航飞机下降哈瓦那瞬间，我发现周围绿地面积远大于城市建筑，再仔细瞧都是荒地。奇怪，古巴是个农业国，难道农民种地不感兴趣？政府无钱开发？经济像朝鲜一样静止了吗？一大怪：华裔古巴老太在墨西哥城飞往哈瓦那飞机上，身旁巧遇一个有亚裔血统的古巴老太太，想不到她会广东话，从她嘴里知道，她身上有华人血脉。可惜老太很谨慎，像中国文革年代人，你问她十个问题，只回答你二三个，她回避一切敏感政治问题。

通过生硬的广东话，我了解到她的身世与早期华侨的经历。她祖父在二十年代从广东乡下被当作华仔出卖苦力到美洲，老太告诉我：革命前古巴华侨最多时有十多万人，作为华裔她十七岁嫁给当地古巴人，生育五个子女，凭华人天生的勤劳艰苦奋斗，帮丈夫在哈瓦那开了一家不算小的商铺，日子过得比较富裕。古巴革命后华裔生活开始艰难，卡斯特罗实行共产主义公有体制，她家与所有古巴富人一样被没收了私有财富，古巴人开始大量外逃，华侨几乎逃光，目前只剩二百多老华侨。她家七口人，从六十年代开始想尽一切办法逃往美国，丈夫与小儿子在逃亡中葬身大海，大儿子二女儿逃亡成功，在美国已成家立业。古巴每年有三千个探亲访美名额，需要抽签争运气，她等了多年才幸运轮到，从第三国绕道去美国探亲，大儿子要她留美国养老享福，但她不放心在古巴的另二个子女与一堆孙儿，还是回来了。老太在飞机上的一些举动着实使我吃惊，她毫不犹豫向左右乘客要下了一切吃不掉的午餐，并请求我多要几个面包给她，我从不喝酒还帮她要了一小瓶红酒，包括一次性餐具，全部被她塞进随身包里。下机时我紧跟老太，想请她帮忙指点一下，但老太一改飞机上亲热态度，低着头一言不发快步离开我。进海关时，我按以往习惯凭残疾人优先走便捷外交信道，可遭到麻烦，海关人员对我产生怀疑：盘问了一大堆西班牙与英语问题，弄得我一头雾水回答不出。开始以为

有关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有关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欧美模式）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个人也只是有一个含混不清的理解，以为中国模式即是摆脱西方模式，吸收西方模式中有益于中国发展的精华，立足本国历史，根据中国国情，是一种中国特色发展方式的模式。这里的含混不清，会招来很多批评，这是可以肯定的。凡是有裨益于厘清中国模式含义的批评，毫无疑问是可以被接受，甚至是赞赏的。接下来讲讲个人理解中的西方模式。在目前的宣传中，或者说在大部分关注中西发展对比的人眼中，西方模式是以自由、民主为理念、强调市场经济、注重人权的发展模式。直观地看，西方模式中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民众众多迫切的诉求，以致于国人对西方或欧美的种种崇拜之论甚嚣尘上，希望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人追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的速度跑步进入自己眼中的完美国度，更有甚者，竟对西方模式进入盲目崇拜境地，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极其自卑地不断否定本国的发展，所谓“月是外国的圆”也自叹不如。首先，个人对西方模式无任何偏见，对西方社会的成就同样赞叹不已，认为西方社会至少在目前代表着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必须向西方社会吸取有益于中国发展的经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个人从来都不赞同中西能够和谐共处的论调，这一论调不过是中西之间互相客套的政治言语！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一真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了。从上古时期的西方文明起源地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反目成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到近代法普战争，现代两次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再到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冷战，活生生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利益争夺上只有胜者与败者之分，绝无共存的道理，理性、和谐共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有没有可能被纳入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中？肯定有！从整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被纳入西方社会体系能得到什么好处？恰恰相反，中国只可能得到不足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为什么不足，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对资源的要求极高，即使在没有被纳入西方社会之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处处受限。假设在被纳入美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之后，中美之间势必要发生极为激烈的资源争夺，中国想要在人家的地盘上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难度不亚于在外太空发现新生命体），而且这点资源还要处处受人要挟（这一点，个人认为二战后日美关系即是例证）。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创发展模式，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有，但面临极大的困难。单从中西关系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自然是极不情愿地看到一个势均力敌，而且是自成一家的强国矗立。1991年3月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有一次演讲中即警告：“如果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国家，那么它肯定将具有与美国不符的利益与态度。从此欧洲将由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向一个由新的互相斗争的大国集团组成的、更危险的世界局面过渡。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待在大范围上属于同一集团的德法就如此苛刻，妄想西方社会接纳一个久存戒心的不同种族的中国更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中国模式的开创，必定将遭受重重阻碍，西方社会会毫不迟疑地从外部和内部竭尽全力破坏中国的探索。所以，中西和谐相处的论调只是唬人之语，不过相互利用，当不得真。以上论调，只是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说说个人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内外有别，对外是如

中西方政党制度比较以显示出中国的优越性

为什么我国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实行西方的政党制度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离开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搬硬套某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或政党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政党制度注定是没有活力或没有前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实践，发展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凝聚力量的显著功能，能够为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评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好坏优劣，最终都要看其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坚强领导，保证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和总体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积极献计出力。这样的制度设计，实现了目标方向一致性和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统一、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的统一、富有

效率与充满活力的统一。这一制度，能够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六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考察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许多重大意见建议，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团结合作的鲜明特色，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资源整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国政治制度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依法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依法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l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在工作中享有充分的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各

中国人你要自信

中国人你要自信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在《中国人，你要自信》中讲到，“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如果我们看经济总量，我讲超越美国，我们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就是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超过美国，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这是另外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这样来计算的话，中国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就是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自己经常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我现在看的美联储它每年都出报告的，201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7.73万美元，中国为6.62万美元，这个水平与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三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47万人民币（7.73万美元）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差异不大。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多3岁，，而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82岁，美国纽约才79岁。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的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第二种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全。美国是钱主，不是民主，老百姓怎么改善。但是，我们国内一些还是不自信，西主还是在天天在骂我们，他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儿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中国人，你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作者：中华民族在近60年当中，取得了令全球注目的一个成绩，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关于中国模式，或者大家说的一种北京共识，这样一些议论，我们也在各大报纸或者是网络上也经常见，受到全球各界的关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海外用的比较多，而在国内用中国道路等用的比较多。在海外，我想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对普通人来说，他日常生活中突然发现中国的产品，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对于企业界来说，他突然发现他做生意的对手或者伙伴都是中国的企业，因为中国外贸现在世界第二位了。对于学界、对于政界来说，中国崛起这个方式，西方不太理解，也不太认可，也没有想到，所以有很大的好奇心，而在整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模式与传统西方模式有着一定的区别，现在中国模式的程度引起了全球各界的研究与讨论，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模式到底与西方模式有什么不同与共同点。中国模式有八大特征：第一、它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它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把它付诸于实践。第二、它有一个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特别是把老百姓最迫切的要求像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放在首位。第四、在稳定、改革和发展三方面的关系上，处理的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和发展。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大家知道，我们的制度实际上有不少的问题，它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模式就是以现在制度出发、从现在体制出发，利用这个体制来运作，同时不断改革自身的体制，而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全部推倒，结果他自己也失败了。而且从过去这个体制整个地服务于一种追求乌托邦转变成一个追求现代化，追求改善民生。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不是求一步到位，而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第七，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给它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里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它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另外我们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就是说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第八，我们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人家好的我们都学，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世界上意识形态框框最少的国家之一，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都学，但是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我为主，不是盲目地学。中国模式有文化的支撑，是文化的觉醒，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最激烈的是发展标准的竞争，中国历史所储藏的智慧，在新世纪的发展潮流中定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维为中国人你要自信观后感

张维为中国人你要自信观后感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篇1 不得不说我觉得张教授说的主要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但是论据太过明显的偏颇，建议他去接着深入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要搞清楚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矛盾，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例美国枪伤科的医生吃香，推导出中国治安好。这是没有实事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枪伤多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美国崇尚暴力和枪支没有管控的前提下导致的吗?我们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相信政府(因为1949年我们坚定的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可以保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本不需要自备武器。举例美国老百姓的个人净资产跟中国差不多。这是没有坚持矛盾的观点看问题。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国家，美国从南北战争以后本土没有受过战争侵害，中国1949年境内还没有完全停止战火，美国地广人稀，中国人多地(可耕种可居住)少。矛盾的普遍性要求敢于承认矛盾，直面矛盾，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我们国家确实存在部分偏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确实有很多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我们是敢于面对这个问题的，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这种数据分析我们是不屑的。举例说美国基础设施问题。这是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是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GDP增长速度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改革开放的春风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基础设施直接关系老百姓的平常生活，新兴的基础设施肯定要符合当今人们的生活需求，总不能建设成美国60年代的风格吧，这是中国的具体问题。美国的基础设施基本够用，把经济重心投入到金融和科技领域等其他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后我国也会逐步的把本周三下午，上完第一节课科学课后，我们拿着准备好的毛巾去观看消防演习。我内心涌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人讨论中国发展及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交流也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方面。笔者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选择，中国模式能够有效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与挑战，为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本文基于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政策思考，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减贫经验、民族关系模式、国际参与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模式对于世界发展及国际体系变迁的意义与影响。及时总结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对于中国正在建构的国家软实力及国际话语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国家普遍经历的体制转变，二是非洲及部分亚洲国家推行的民主化改造。这次广泛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冷战结束，伴随西方国家强力主导的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此番政治变革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激进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及部分东欧国家的社会矛盾激化、元气大伤，一些民族和宗教矛盾至今仍是俄罗斯面临的棘手政治问题。同期部分亚非国家也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甚至是［摘要］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显著增加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渐进改革、减贫经验和民族关系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模式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关键词］中国模式；世界发展；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6-0017-08 罗建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 No.6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年第 6 期* 本文为中央党校校级课题“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目标选择与政策完善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