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关系的五种形态

官民关系的五种形态人类从产生的时候，逐步地由个体的人组成群体的人群，然后不断地扩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形成了原始的人类组织如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就形成了。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社会的形态也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与其同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是有组织性的。

所以就形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按俗称管理者被称之为“官”，而被管理者则被称之为“民”。

此二者各自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

在原始社会，二者之间的界限是不甚明显的，是相互交织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处于一种高度贫困的原始共产主义形态。

但到了奴隶社会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二者之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旦稳定下来，官民之间的关系是分明的清楚的，是世袭的，不容渗透的，同时也是严重对立的。

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世界各国的过渡期由几十年到几百年不等。

在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基本固定后，也存在官民关系，但这种官民关系已经处于相对变化之中。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一朝君子一朝臣”，封建王朝的更替，使官民的成份在变化。

“军功、科举、人才选拔以及其他方式”，也使官的成份在变化。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倡“天赋人权”人人都有机会进入到社会管理者的队伍里。

人们通过自己的本事，发展事业，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的上升，成为社会管理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官”。

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次否定，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是同时存在的，是通过革命而取得政权的。

是对从前阶级社会的一次革命，尽管还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但已经不是阶级社会了，按通行的说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不是亲自“当家作主”而是委托他们“信得过”的部分人“为他们当家作主，做他们的公仆”。

通俗地讲，还存在着“当官的部分”和“老百姓”尽管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每个人到底还是“老百姓”，但是“官民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以不同形态存在，这些形态事关社会的稳定，值得重视。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官民关系基本处于五种形态：水舟关系、水鱼关系、水乳关系、水油关系、水火关系。

水舟关系在古代中国，把芸芸众百姓比做水，把以帝王为首的各级统治者自比为舟，是开明帝王的一种思想，体现了一种早期朴素的民本主义。

中国早期的贤君如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是早期的民本主义者，他们是被当时的部落推举出来的领袖人物，他们了解各部落民众的力量。

到封建社会，经过多次王朝更替，新建政权的帝王看到了下层民众的力量，在新朝初建往往实行一些开明的政策，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时机。

如刘汉王朝初期实行“老庄”无为而治思想，使百姓得以从暴秦统治下得以稍稍的宽松，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的强盛。

这时的统治者已经觉察到了百姓的力量，也开始寻找调节官民关系的办法。

中国的帝王高官最早把百姓比喻成水的是周厉王时期的周公。

他曾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劝告厉王开放言路，但厉王不听，最后发展到“道路以目”的地步，国人将厉王赶下台。

把百姓与官府关系比喻成“水舟关系”的帝王是唐太宗李世民。

因为他曾亲自参加过推翻隋朝的起义，短命的隋朝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过度消耗民力，视民如草芥，逼民造反。

李世民曾多次与大臣在非正常场合下谈论隋的教训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稍有航海知识的人就知道，船要离开水就不能航行了。

可见，李世民对民的认识已经超过了前代的统治者，因为按此说法，离开了“民”也就没有“官”了。

就冲此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会出现“贞观之治”了。

做为一个封建帝王有这样的高见已经是很少的了，而真正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做就更少了。

所以黄炎培先生有句话，“中国只有官府对不起农民，而没有农民对不起官府”。

水鱼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水舟关系的更进一步的深化。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大多视民如草芥，很小真正重视民众的，把官民关系看成水舟关系的而且真正重视的也就是李世民等几个为数不多的开明君主以及历朝历代少有的如范仲淹等贤良之臣。

把官民关系真正看成鱼与水的关系的是在中国近代史的血雨腥风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在红色根据地，凭着这种鱼水关系，红色政权得以在白色政权的四面包围下生存并发展。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淮海战役是山东解放区人民用小车推向胜利的”如果没有亲临其境，陈毅将军是不会发出此种感慨的。

抗日战争时期，聂荣臻将军曾对前来慰问的乡亲们深情的讲，我们的队伍不是“聂家军”，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从此后“人民子弟兵”成为我们军队的代名词。

只要他们与人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存在。

只要有人民，就会有人民的子弟兵。

与之相对立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在国际上，他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他所管理的国民已经与他们离心离德了。

即使在全民救亡的抗日战争，尽管国民党也在抗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人民，对人民的疾苦他们是不关心的，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牺牲千万的人民。

花园口事件本意是阻止日本西进，但是，事先根本不通知下游民众，造成死百万，灾几千万的人祸，这笔账总不能全部算在日本侵略者身上吧。

长沙大火，固然是实行“焦土抗战”，但事先封锁消息，趁夜放火，政府军干得却是强盗的活，政府心里哪有半点民众？据称连当时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都差一点死难于此？有人做过粗略的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死于非战场上的平民超过千万人。

对此，当时的国民政府能推脱责任？而当时的敌后根据地却是另外一境象，“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人民政府爱人民”尽管生活艰苦，但充满生机。

无怪陈老先生从重庆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讲“我从南洋回祖国慰问我们的政府，在重庆他们天天请我吃大餐，但我看到重庆街头那些可怜的难民，我想哭，我们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到延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是中国的希望”就是这种鱼水关系，使人民革命武装发展壮大，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是这种鱼水关系，在战后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广大人民用自己的行动，投了共产党一票，这神圣的一票，就意味着新的政府的诞生只是时间问题。

内战开始后许多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找他们失败的原因，当他们到了解放区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见闻，他们不得不痛苦的接受现实，他们效命二十多年的党国，尽管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但是他们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早就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抛到九霄了。

据称，蒋氏到台后在防共的大前提下，做了深刻的反醒，特别是官民关系的反省列为第一重点，可见，在大陆的失败，使他们多少接受了部分教训。

以后台地区经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除了美的支持，原来大陆的财富外，良好的官民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特别是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政权失而复得，其领导人在中山先生灵前书下了“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想必他们的感受是深刻的。

水乳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最科学的官民关系，也是一种最完美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正如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大同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到那个时候社会管理者（官）与社会成员（民）的关系就是一种水**融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我们中国现代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时期，就是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时期及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

在抗日战争的边区，官民关系就是处于一种高度和谐的水乳关系。

当时真正的是“只见公仆不见官”。

村妇骂领袖故事就很能说明当时最高领导是如何处理官民关系的。

故事大意是这样的，当时有人给主席汇报了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原来是有一个村妇骂毛泽东怎么不遭雷轰，骂领袖还了得？下面人主张压住这股势头对村妇严加惩处，主席思索一番并没有动怒生气，他认为这是有原因的，于是自己到农妇家登门拜访，经一番和颜悦色循循善诱的谈家常，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下面的人不调查不由分说的将她家的粮食上交任务收了双份，连种子都收走了，因此招致村妇的骂声。

事后主席召集干部大小会议以此为据，反复强调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深入调查研究的意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教育了我党我军的干部，为密切联系群众起到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力物力和外部力量等方面均超过中共，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支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满足中国农民千年的祁盼，当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耕种时，他们对领导他们翻身的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的具体表现就是踊跃参加人民自己的队伍，他们要与民主政府一起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这时的人民与政府的利益是紧密一致的，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国民政府。

而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人民，他们思想的是安定，日本占领中国八年，终于胜利了，应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他们不愿意打仗，但是政府要“平乱”，要战争，要打仗就需要人，就需要钱，结果“兵是抓的”，“钱是收税征收的”，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结果战争进行两年多，国民党就显出失败的症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反对战争发展到了反对国民政府的执政。

国民政府尽管有大量的“美援”但比不上中共有无数的“民援”。

最终国民党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建设国家，恢复民生当成重要任务，各方爱国人士纷纷参加政府工作，形成了一片蒸蒸日上的良好局面，有志的爱国知识分子从海外回归，报效祖国，翻身的人民以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大军之中。

中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两个务必”，时时提醒广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也在时刻警醒干部切勿走向腐败的深渊。

这个时期，应该是官民关系融洽的时期，应该属于水与乳的关系。

在当时，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的威望如日中天，共产党的政策是一呼百应，建国初期的五年的事实，向世人证明，新中国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到。

已至于不仅仅是执政党这样想的，参政的民主党派也是这样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这样想的，中国的外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

新中国成了令世人瞩目和向往之地。

但是事情往往是会发生改变的。

这种水乳关系存在的时间，被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打破了。

历次运动的出发点，没有不是良好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让人感到陌生了。

那种在战争年代凝聚起来的水乳关系一去不复返了。

水与油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与水与乳关系相对应的一种关系。

实际上都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

实际上社会上的官民关系是处在二者之间的动态之中，某些时期和不同地区的表现程度也不相同，可能靠近水油关系近一些，也可能靠近水乳关系近一些。

如果按时间划分，从全国来讲，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水乳关系就开始向水油关系“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