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文化内涵

渔父是一个懂得与世推移,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他看透了尘世的纷纷扰扰,但决不回避,而是恬然自安,将自我的情操寄托到无尽的大自然中,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人格的节操。渔父是作为屈原的对面存在的,其实是作品中的一个衬托，但是本人个人却十分推崇之。人生在世，有时是要学会适当的妥协，不可过于清高，否则只能是悲壮！

由庄屈开创的“渔父”意象，凭借其丰厚的思想内涵，引起了历代文人的广泛共鸣。战国以来，纯粹的道家虽已消失，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总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往往都有着浓厚的隐逸情结。而“渔父”意象，恰是最能触发其情思的文学“原型”之一。因此，“渔父”意象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传承不绝，屡有佳作出现。

举诗词为例，则从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到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再到韩愈的“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湘中》），历历可征；举散文为例，则有著名的《桃花源记》；影响所及，甚至渗透到绘画、音乐创作之中：许道宁、吴镇、戴进等都绘有《渔父图》，古琴曲中也有《渔樵问答》、《欹乃》、《渔歌》、《醉渔唱晚》等曲。

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很有深意，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自信，一种高洁的品格和追求自由的人生境界。他在另一名篇《渔翁》中吟道：欸（ai）乃一声

山水绿”，渔父撑着船远远的逝去了，既带着屈原的理想，也带着道家“和光同尘”的思想逝去，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词举重若轻，轻描淡写便绘就一幅超凡绝尘的胜景，渔人既在劳作，又在审美——观美景、品美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关系，这只有超然于世外的“烟波钓叟”才有这样的心境、这样的话语，故而流传至今一千多年，历代传唱，诗家骚人多仿其体式、意境或词句翻出新作。苏轼就曾以其成句入于《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黄庭坚亦尝以其词增为《浣溪沙》。

苏轼《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事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全词9 句，中有5 句基本采用张词，但能恰到好处地嵌进新词，宛如己出，显示出作者的高妙才艺。其《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里的“东坡印记”是较为明显的，给人感觉是坡老自戴箬笠、自披蓑衣，孤独地挺身于风雨之中，“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在词题下自注道：“玄真子《渔父》云云，此语妙绝，恨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令以《浣溪》歌之。”最有趣的是他贬谪黄州期间，与客夜饮归途，乘醉吟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词句，表达出对渔父那般自由隐逸生活的神往。不料，“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可算是误解诗歌意象而引出的

一段轶事。

黄庭坚的《浣溪沙》则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渔父形象：“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

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他的词巧用

地名作人称，形象生动。下阙着力写渔父的心态和行为。这里的渔父已不是张词里的超然飘然如仙翁的渔父，也不是苏词里的饱经风雨后或惶恐不安或随遇而安的渔父，而是感情丰富而细腻、深怀爱美之心而又失落自我的文人化了的渔父，“青箬笠前无限事”，小小箬笠下遮蔽着哪些事？有眼

前美女春光秋波之景事，有心底自家孤舟寡人之旧事。他为什么调转船头？好象是欲看还休、欲想还休、欲渔还休，“不如归去！”空船落魄而归。蕴含了耐人寻味的精彩情节和精彩词句，显示出黄庭坚造境用语之能事，与张词相较自是有一种迥然相异的情趣。

唐代诗人高适《渔父》诗云：“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向他不开口。”寥寥28 字，将老渔翁专心垂钓的情景描摹尽致。你看这位钓者，独选深潭，完全沉浸进去，手把竿，全神贯注，别人跟他说话而不得，真可谓“天地之大，吾心目中，唯浮浮标”，颇有几分禅趣。

杜牧亦有《赠渔父》诗云：“芦花深泽静垂纶，月夕烟朝几十春。自说孤舟寒水畔，不曾逢着独醒人。”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刻画了渔父在寂静的傍晚和晨雾迷蒙的早晨，在池塘深处安静地垂钓，度过了一生岁月。诗人在低沉的笔调中，描绘了一幅凄清美丽的画面，精炼的语言透出了含蓄的意境，有一种隐隐的失望与无奈。

南宋陆游《渔父》：“湘湖烟雨长菁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又《鹊桥仙》：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祝。……潮生理棹（zhao）,潮平

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朱敦儒则有一阙《好事近'渔父词》：摇首出红

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在诗人词客笔下，渔父的生活悠哉游哉，已无半点为生活而不得不然的辛苦，诗词中的渔父已是文人化了的渔父，寄寓了各自的理想与感慨。

清代王士祯的《题秋江独钓图》形式巧妙、寓意深刻：“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

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连用九个“一”字，写一位渔父，披蓑戴笠，乘一叶小舟，携一枝钓竿，且歌且饮，占尽一江秋色，好不潇洒。在诗人看来，这样的秋江独钓者，才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但该诗显然是精心锤炼所得，工于技巧，以至喧宾夺主，有沦为文字游戏之虞。

这些诗句词篇或委婉含蓄、清新质朴，或旷达洒脱、天然浑成，或精心锤炼、字字珠玑，足见“渔父”意象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而渔父意象本身，也在传承中不断地被发扬着、充实着、丰富着，历久而弥新。

三、“渔父”意象详解

细加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渔父”意象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是“渔”

垂钓之风，溯自上古。《诗经》中说，“箸箸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之子于狩，言张其弓。之子于钓，言纶其绳。”虽然那时垂钓大概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岂不尔思”似乎已隐含了某种朦胧的情趣，这大概就是渔父的雏形。

吕尚，即历史上有名的“钓鱼”的“姜太公”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道家类，班固注为“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史记》载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鱼钓奸周西伯”，《吕氏春秋'谨听》称“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

自庄屈作《渔父》篇之后，“渔父”已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在文人笔下，打渔已没有了谋生之苦，而是多了些闲情雅趣：“渔得鱼心满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元］胡绍开《沉醉东风》）；“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清］王士祯《真州绝句》）因为庄屈二人所创立的渔父意象在前，所以即使诗句中所描述的是真实的渔樵生活，作者也已在其中寄寓了对于隐士理想的向往。

其次是“父”

“父”又写作“甫”，为老年男子之称。老年人历经沧桑坎坷，明于得失，归心淡泊，自然非少年人锐意进取可比。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道，清代龚自珍诗曰：“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例逃禅”，可见“渔父”为一老年男子形象，在年龄和心态上与隐者亦相吻合。

第三是“水” 庄、屈同为楚人或靠近南方，二人同以“渔父”为题，可能与南方江河密布、湖泊众

多、气候温暖有关。而南方楚地又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道家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品行谦逊、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因此水又可以作为道的象征。《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几于道”亦即“近于道”；《庄子.天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天德之象”亦即“天道之象”。在道家看来，水既是万物之本，又直接象征着天道。因此，渔父意象体现了道家亲近自然、与世无争的理想，这也是历代文士多隐于渔的关键。

第四是“舟”

有渔父必有舟，而此舟又必是小舟，惟此方可远离尘嚣，与水、与自然作最紧密的接触。苏轼《赤壁赋》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舟如一叶，以况其小；古代曾有画家作《渔父图》，因船上有帆而受到讥评：只有小舟才能获得随波漂游、与世同波、“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境界。

第五是“钓”

钓意味着耐心、等待，意味着隐者的介于“兼济”与“独善”之间。

《说苑.政理》载孔子的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向阳昼请教治民之术，阳昼说：“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夫极纶错饵，迎而吸之者也，阳桥也，其为

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隐者垂钓，其用意均在“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此一境界无疑正是隐者所特别追求的。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钓者之意自然也不在鱼。

古代有两大独钓者，一是姜太公，姜太公年近古稀，仍垂钓于磻（b o）溪，他所用不是

弯钩而是直钩，后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流传于世，他钓的是周文王，是自己大展鸿图的机会；二是严子陵，号称“惟巢由乃可与并驾”的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幼时的同窗，私交颇好，然刘秀多次相请，他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所以李白称其“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他钓的是名，千秋万代的高士之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四、隐逸：“渔父”意象的思想内涵

庄屈二文中“渔父”这一特殊的中心人物形象以独特的视角映射出以儒道文化为背景的古代隐士风范。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卷五）《庄子》与《楚辞》中的渔父，都是避世埋名的隐士，而非靠捕鱼为生的打渔人。

先秦时期，隐士颇多。《论语》中记载与孔子有关者，就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他们畏世远遁，洁身自保，或躬耕田野，或避居山林，原不必仅限于以渔为业。不过，垂钓必邻水畔，不仅景色优美，情调亦复闲淡，确乎倍加令人神往。”特别是庄子以

道家“得意忘言”的独特笔法，将“渔父”与自然之道合为一体，从而赋予了“渔父”以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的文化内涵，更使“渔父”定格为隐逸的象征，开启了古代文学史上绵延不绝的“渔父”意象。

隐逸是中国文人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形态，一种处世方式。儒道释思想先后在中国建立，成为中国文人人生哲学的三大思想基础，但是，这三种思想产生之前，隐逸早已作为一种先贤的遗风而存在了。

中国最早的、最可信的隐士，是殷末的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的二子，因互让王位而逃隐。后来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二人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竞至饿死。他们的清高和气节，一直为后来历代文人所交赞、所楷模。

与夷、齐同时代的姜太公吕尚，曾钓隐于渭滨之磻溪，后遇合文王，建立奇勋，成就功名，又为后世渔隐者中一部分一部分希冀企用的士人所企羡。

春秋时的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功名既就，又想到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逸乐”，于是乘舟浮海，改名易姓，为后代“功成身退”的隐者所崇尚。

夷齐、吕尚、范蠡分别代表了隐逸中的三种类型：夷、齐是逃避权欲名利和保全节操的一类；吕尚是蜇隐而待沽的一类；范蠡是功成身退、全身远祸的一类。由此可见，先贤的隐逸遗风中已经有了多种情形。人类社会出现“官”与“民”以后，就会有出与处、仕与隐的现象

存在，而儒、道、释先后出现之后，更为隐逸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甚至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儒家为例，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可是却照样推崇隐逸，因儒家的仕进与尚隐并不矛盾。孔子推崇隐逸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嘉许象夷齐那样的贤者气节，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说贤者避世”（《论语'宪问》），就是主张贤者逃避恶浊无道的社会而隐居。他认为夷、齐就是这类贤者：“伯夷、叔齐何人也？古之贤人也。” （《论语'述而》）孔子推崇隐逸的另一种情形，是嘉许士不被则隐居以独善其身。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与'述而》）看“道”是否被推行，才干是否被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曾皙的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飘逸潇洒的情致曾引起孔子意味深长的赏叹，与“乘桴浮于海”的情致有多么惊人的相似！孔子对这些情形的推崇，给后代读书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大多数士子得不到任用，或得到任用的也不能充分施展才能，于是便有不少人遵奉孔子的教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过隐逸生活去了。如《后汉书》记挚恂，以儒术教授却隐于太白，不应征聘。又如孟浩然接受的也主要是儒家思想，在入试不第，又“欲渡无舟楫”的情形下真正隐居去了。

隐逸思想源远流长，从一种先贤遗风到有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一代代地沉淀下来，它的影响根深蒂固，无数士人在人生际遇、思想情趣上与之契合，走到了这个圈子之中；由于隐逸形式与山水的历史联系，不管隐者受何种思想支配，在动机、目的上无论是无欲的，守节的，修行的，避乱的，还是走“终南捷径”的，甚至附庸风雅的，等等，都把山水作为依托对象，与山水产生亲和的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是山水自然美的发现、认识、开发和艺术表

现的重要条件。

“渔父”，在古代语言里，超然世外，看破红尘，隐者之谓也。渔乐者，隐居智者之自得也，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智者之言，“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智者的胸怀。有如是之心，如是之言，如此胸怀，倘不算乐，什么还能算乐呢？

五、和谐：“渔父”意象的哲学意义

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明虽随着大江大河世代迁徙，国人却始终生活在大陆的怀抱，形成了特有的江河内陆文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人与江河湖泊的和谐共处上，因此，渔父无可避免地选择了江河湖泊，江河湖泊也选择了动乱也好、兴平也罢均能超然于世事之外的渔父。他们可打渔在西塞山下的湖水中，可吟唱于江河湖畔的柳荫下，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春月秋风”之美景相慰，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之] 乐不思归，更有“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2之] 逍遥自在心态。

古代哲人对自然山水有种挚爱之情及深刻认识，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3]老子以水喻柔弱中之至强。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山水自然的欣赏、感悟，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人如水般地与自然相和相谐、悠闲自在。

首先，从人物形象及其内涵来看，古典文学中的渔父意象多为抽象、模糊的“自在归隐者”形象。更多的是在广阔的自然背景中，在湖畔的绿荫下，在一叶扁舟的轻摇中，悠闲自在地垂钓、捕鱼。其背景比人物本身更具体、更形象，渔父本人反而显得模糊不清。自然的力量消解到恰恰好与人和谐相处，渔父的形象模糊到恰恰好成为其活动场景的点缀。

以儒道释思想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既是入世的哲学又是出世的哲学，它要求“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来被奉为国人处世的准则。也因此在深层意识中，历代文人都有一种归隐的意愿，都可能成为一位渔父。苏轼既在《周公庙》中哀叹：“如今那复梦周公？”又在《满庭芳》中咏唱：“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古典文学中的渔父形象有两种类型：一为不以归隐为最终目的的隐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因渭水垂钓而成就了周文王的八百年天下；二为完全意义上不为物欲功名所累的隐士，成为高士及《庄

子》一书中真人、至人、幽人的代称。《庄子' 渔父》中描述

了孔子对渔父的尊敬：“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渔父实为得道的圣人。孙浩然《离亭然》一词道：“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人事沉浮，世事变迁，渔父却如此平淡如水、逍遥自在，舍渔父其谁？

其次，从对待自然的态度来看，渔父呈现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行为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的道家精神。

《楚辞'渔父》中描述了屈原与渔父的两种人生态度。屈原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

中”的宁折不屈的儒家刚毅人格；渔父则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顺应时事而导引之的道家精神。渔父的出场往往伴随着风和日丽、水波不兴，顶多是斜风细雨。自然本身不但对渔父不构成威胁，反而是渔父永远的朋友。人也无所谓与之争斗，似在无所用心的自然生活方式中，洞悉了世事人生、自然万物。

最后，渔父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内陆江湖的生存环境与“与天地合其德”（《易传'文言》）、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相] 结合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古人看来，天与地，也即自然与人是相类相通、合而为一的。人是自然的一分子，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与人的思想、情感、身体息息相通、可融为一体的自然。

古典诗词往往以自然山水、田园景物入诗，以“渔樵”入诗，使得诗人、诗中人、诗中景

浑然一体：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5]暮野千嶂，处处闻渔唱” [6] ?…即是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形象体现；李泽厚谓宋元山水画：“人与自然那种愉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也可谓渔父与自然之基本音调。

以渔父代指隐士，这本身即表明隐士对人类早期打渔江湖之上、无争无斗生活方式的认同、对人类朴质本性的皈依。与此同时，渔父分明也是阅尽人间沧桑、洞察人间世事，对社会、人生、自我有透彻了悟的长者、智者形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7是] 对于社会的洞彻；“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

哉！”（《列子'天瑞》）是对于人生的了悟；“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王维《青溪》）则是对于自我的确认及最终定位。其不与世俗合污、傲岸伟石的品质更多的是通过渔人的生活方式显示出来的。孔子为得道的渔父所折服，想挽留渔父，渔父却划船远去，隐身于芦苇丛中；楚王派人请庄子出仕，庄子回道：“往矣！吾将曳尾于

涂中。”（《庄子'秋水》）为一个国家执掌大权，哪里比得上寄情山水、逍遥自然的人生呢！为历代文人所向往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更是渔父所特有的笑傲江湖、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及自我个性。而这，也正是渔父的自我价值所在。

渔父往往以淡泊的行径完成其超越的人生。尧让天下与许由，许由回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8世] 上尊荣有过于天下吗？许由不为心动。他只需要粗茶淡饭，平淡如水的生活使他快乐无比。古典文学中的接舆、伯夷、叔齐等莫不如是,他们“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既,不为世之清浊，也不为人之醒醉自累其心，何其淡泊洒脱的人生！------------------------------ 这便是渔父的人生：深山远水可超然处之，

虽“有荣观”亦可超然处之。

“渔父”意象把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崇尚自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渔父不再是一种职业，而垂钓也不再是一种休闲，它们已经共同演化为一种象征，一种寄托，以及国人的灵魂支柱，它倚儒道，法自然，重节义，使得国人悠悠然自得于天地之间，惯看秋月春风、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在淡然与坦然之间玩味人生的意趣，体验生命的大度，独享一份从容。